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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晚清时代远不是一个民主的时代,但其专制功能的衰退,却为知识分子形成“文人论政”的“独立的精神”创造了社会条件。这种独立的精神,是知识分子在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基于本我的主体性自觉,感受着生命困境的社会性刺激而生成的一种思想自主言说的精神诉求。
记得胡适当年办《独立评论》在创刊“引言”中说:“我们叫这刊物做《独立评论》,因为我们都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这是独立的精神。”中国晚清报业之所以能撑起作为公众媒体的独立精神,其主要原因在于当时的报业是由一批有理想、持社会批判责任的独立知识分子创办。傅斯年曾有一句名言:“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人生观始终是以立功、立德和立言为其价值追求的。在现代传媒没有出现以前,知识分子立言一般以著书立说为主,但在晚清时代立言已开始转换成了知识分子创办新型的公众媒体——民间报刊。其实,晚清时代远不是一个民主的时代,但其专制功能的衰退,却为知识分子形成“文人论政”的“独立的精神”创造了社会条件。这种独立的精神,是知识分子在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基于本我的主体性自觉,感受着生命困境的社会性刺激而生成的一种思想自主言说的精神诉求。
在满清时代,尽管中国有世界上最早的报纸形式——邸报,但它不过是用于沟通官僚机构与官吏之间信息的“朝政官报”,这与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近现代报刊不可同日而语。近代中国报业的兴起,是伴随着19世纪初西方近现代思潮、新闻观流入而生成的。它最早起源于西方传教士和商人在华办报。当时,洋人虽各抱不同的办报目的,但却在客观上为中国提供了西方报刊的媒介模式,大大冲击了闭关自守的中国人的新闻意识,并由此拓荒出民间议论社会事务的“公共空间”,同时刺激了中国士人自主言说的精神觉醒。由此,一种可以有效传播各种信息的非官方载体——中国自己的民间报业诞生了。当时颇具代表性的民办报纸有《循环日报》、《时务报》、《新民丛报》等,这些报纸成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思想表达的自由论坛。
不少人认为,最早接触并致力于新闻学启蒙的中国人代表是梁启超,但事实上王韬才是首位将西方自由主义理论播入这片古老、封建土壤的新型知识分子和自由报人的首创者。王韬曾撰写专文,深入阐述自由主义办报的理念,大力弘扬政府要放宽言路,民间要争取自由办报,认为这才是实现民族进步的起点,用他的话说就是“报盛行而中国振兴矣”。同时,他抨击极权政治、宣传人权观念,首开了影响至今的“文人论政”的独立知识分子传统。所谓“文人论政”,指的是站在民间立场上,不依附任何党派,独立自主地运用自由的原则发表政见。由于王韬如此鲜明地倡导了独立而自由的公共知识分子精神,使得后来大批民间报人都秉承了这一精神传统。1874年,王韬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堪为中国报业史上首家影响最大的民间报纸。该报自创刊始便以独立的精神批判专制,呼唤自由,要求中国社会在思想和体制上实现根本性变革。
梁启超可谓是中国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史上的第二个领袖人物。梁启超在1901年至1903年旅居日本期间,撰写了大量的政论文章,介绍西方的哲学、政治、经济学说和争取自由与宪政的西方代表人物,同时发表了被称为“自由主义政纲”的重要政治哲学论文《新民说》。梁启超“新民说”的新观念,为进一步启蒙中国的新闻业提供了言论出版自由、“第四种族”、舆论监督等新内容,提出了通过运用现代媒体手段改造国民素质的系统方案。梁启超在该著名论文的结语有句名言“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代表了中国最早一代民间报人的心态,更进一步把现代报纸与国事联系了起来。正是这种知识分子的担当意识,挺起中国媒体的独立精神,也正是这种担当意识,开拓了“文人论政”的公共空间。
1912年初,梁启超在天津创办了《庸言》报。梁启超认为:“欲开会非有报馆不可,报馆之议论既浸渍于人心,则风气之成不远矣。”1914年,黄远生接替梁启超主持《庸言》报,在梁启超要求报刊“言论独立”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提出了实现法律保障“言论独立”的思想,这也是他“法治独立”、调和党争救时之策的延伸。他曾撰文指出:“法治国之不可无党,顾诚不欲以神圣高尚政党之名词,致为万恶之傀儡也,乃觉今日必有超然不党之人,主持清议,以附于忠告之列,其言无所偏倚,或有益于滔滔横流于万一。记者诚非其人,特有志焉而已。”
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就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立功、立德和立言群体来观察,创办报业成为了他们三者毕其一役的最完整的实现途径。这条实现知识分子使命的途径,使晚清后产生了一个近代社会的“知识分子报人集团”,这个集团虽然没有集中的纲领和政治上的诉求,但作为一个秉承独立精神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在中国社会的文明进步中所产生的影响和发挥的作用,甚至要超过政党和政治家。这个集团不仅有晚清的士子,也有留洋的学生,从康有为、严复、王韬、梁启超、汪康年,到胡适、邵飘萍、林白水、黄远生,途经成舍我、胡政之、王芸生、陈铭德,再到储安平、徐铸成等——可谓中国媒体独立精神代代相传,脉络不断。
记得胡适当年办《独立评论》在创刊“引言”中说:“我们叫这刊物做《独立评论》,因为我们都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这是独立的精神。”中国晚清报业之所以能撑起作为公众媒体的独立精神,其主要原因在于当时的报业是由一批有理想、持社会批判责任的独立知识分子创办。傅斯年曾有一句名言:“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人生观始终是以立功、立德和立言为其价值追求的。在现代传媒没有出现以前,知识分子立言一般以著书立说为主,但在晚清时代立言已开始转换成了知识分子创办新型的公众媒体——民间报刊。其实,晚清时代远不是一个民主的时代,但其专制功能的衰退,却为知识分子形成“文人论政”的“独立的精神”创造了社会条件。这种独立的精神,是知识分子在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基于本我的主体性自觉,感受着生命困境的社会性刺激而生成的一种思想自主言说的精神诉求。
在满清时代,尽管中国有世界上最早的报纸形式——邸报,但它不过是用于沟通官僚机构与官吏之间信息的“朝政官报”,这与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近现代报刊不可同日而语。近代中国报业的兴起,是伴随着19世纪初西方近现代思潮、新闻观流入而生成的。它最早起源于西方传教士和商人在华办报。当时,洋人虽各抱不同的办报目的,但却在客观上为中国提供了西方报刊的媒介模式,大大冲击了闭关自守的中国人的新闻意识,并由此拓荒出民间议论社会事务的“公共空间”,同时刺激了中国士人自主言说的精神觉醒。由此,一种可以有效传播各种信息的非官方载体——中国自己的民间报业诞生了。当时颇具代表性的民办报纸有《循环日报》、《时务报》、《新民丛报》等,这些报纸成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思想表达的自由论坛。
不少人认为,最早接触并致力于新闻学启蒙的中国人代表是梁启超,但事实上王韬才是首位将西方自由主义理论播入这片古老、封建土壤的新型知识分子和自由报人的首创者。王韬曾撰写专文,深入阐述自由主义办报的理念,大力弘扬政府要放宽言路,民间要争取自由办报,认为这才是实现民族进步的起点,用他的话说就是“报盛行而中国振兴矣”。同时,他抨击极权政治、宣传人权观念,首开了影响至今的“文人论政”的独立知识分子传统。所谓“文人论政”,指的是站在民间立场上,不依附任何党派,独立自主地运用自由的原则发表政见。由于王韬如此鲜明地倡导了独立而自由的公共知识分子精神,使得后来大批民间报人都秉承了这一精神传统。1874年,王韬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堪为中国报业史上首家影响最大的民间报纸。该报自创刊始便以独立的精神批判专制,呼唤自由,要求中国社会在思想和体制上实现根本性变革。
梁启超可谓是中国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史上的第二个领袖人物。梁启超在1901年至1903年旅居日本期间,撰写了大量的政论文章,介绍西方的哲学、政治、经济学说和争取自由与宪政的西方代表人物,同时发表了被称为“自由主义政纲”的重要政治哲学论文《新民说》。梁启超“新民说”的新观念,为进一步启蒙中国的新闻业提供了言论出版自由、“第四种族”、舆论监督等新内容,提出了通过运用现代媒体手段改造国民素质的系统方案。梁启超在该著名论文的结语有句名言“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代表了中国最早一代民间报人的心态,更进一步把现代报纸与国事联系了起来。正是这种知识分子的担当意识,挺起中国媒体的独立精神,也正是这种担当意识,开拓了“文人论政”的公共空间。
1912年初,梁启超在天津创办了《庸言》报。梁启超认为:“欲开会非有报馆不可,报馆之议论既浸渍于人心,则风气之成不远矣。”1914年,黄远生接替梁启超主持《庸言》报,在梁启超要求报刊“言论独立”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提出了实现法律保障“言论独立”的思想,这也是他“法治独立”、调和党争救时之策的延伸。他曾撰文指出:“法治国之不可无党,顾诚不欲以神圣高尚政党之名词,致为万恶之傀儡也,乃觉今日必有超然不党之人,主持清议,以附于忠告之列,其言无所偏倚,或有益于滔滔横流于万一。记者诚非其人,特有志焉而已。”
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就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立功、立德和立言群体来观察,创办报业成为了他们三者毕其一役的最完整的实现途径。这条实现知识分子使命的途径,使晚清后产生了一个近代社会的“知识分子报人集团”,这个集团虽然没有集中的纲领和政治上的诉求,但作为一个秉承独立精神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在中国社会的文明进步中所产生的影响和发挥的作用,甚至要超过政党和政治家。这个集团不仅有晚清的士子,也有留洋的学生,从康有为、严复、王韬、梁启超、汪康年,到胡适、邵飘萍、林白水、黄远生,途经成舍我、胡政之、王芸生、陈铭德,再到储安平、徐铸成等——可谓中国媒体独立精神代代相传,脉络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