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早就计划好定档全国影院复工第一天上映，但《第一次的离别》出品方“大象伙伴影业”和所有人一样，7月16日中午才得到影院复业的正式通知。从收到复工消息到最终做出决定真要于7月20日上映，只用了30分钟。
　　于是，在电影院关闭了179天之后，这部中国银幕上罕见的维吾尔语电影成为了首部疫情后定档的作品。
　　在影院复业之初上映，“通过这种方式表达我们对电影院电影的热爱，对电影院的支撑”，影片监制秦晓宇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在第一次与电影院经历这么长时间的离别后，“人们也需要被这样一部带着一点疼痛和困境，但又纯真美好抱有希望的影片温暖、治愈。”

一次面试促成的电影

　　就在院线陆续开始复工的这几天，《第一次的离别》的导演王丽娜正在她的故乡新疆为自己的第二部作品做调研。《第一次的离别》这部历时三年的处女作，其实脱胎于她硕士期间拍摄的一部纪录片，王丽娜说：“从某种意义上它不是一般意义上视听语言的规范之作，但它是源自于内心的真实表达。”
　　《第一次的离别》故事发生在新疆阿克苏地区的沙雅县，一个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县城。王丽娜的整个童年都在这里度过，她居住的库木托卡依村距离影片小主人公艾萨和凯丽姐弟居住的村子只有30分钟车程。
　　王丽娜的童年与艾萨、凯丽非常相似，躺在沙漠里看星空月夜，和小伙伴一起坐在红柳树上聊天，赶着马车经过的维吾尔族老人喊着他们：“调皮的孩子，快上来，让马儿载你一程吧。”村子通向镇上的路边长满了沙枣花和桑葚树，上学的路上孩子们摘着桑葚边走边吃，路过小伙子看到了总要帮忙摇下一些，对孩子说：“拿着桑葚去上学吧，吃了甜甜的桑葚，你今天一天都会很甜蜜。”
　　生长在四大文明汇聚地塔克拉玛干腹地的人们，久远的诗意似乎镌刻在基因里。但那时的王丽娜只想远走高飞去看外面的世界，这种美在她去了远方后才揪住她的心。
　　2010年王丽娜考上大学离开家乡，每一次回家，坐在出租车里看着道路两旁的白杨树以及像火柴盒一样的房子在晚霞中掠过，听着车上地道新疆音乐的鼓声，她都感觉到内心有什么东西被喚醒。“我在成年之后才开始了解新疆，无论是人们的语言还是静静流淌的塔里木河，诗意和美是它的内核。”王丽娜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2014年，在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制作专业读硕士的王丽娜开始为自己的毕业作品做准备，她首先想到的，就是将镜头对准自己生长的土地。经过近一年的田野考察，王丽娜将拍摄内容锁定在家乡三个孩子的身上，又用了一年和孩子们吃住在一起，进行不介入观察式跟拍。最后拍摄出来的纪录片素材翻译过来有60万字，像是献给故乡的一首长诗。
　　2016年4月，正在外地拍摄纪录片的“大象伙伴影业”创始人秦晓宇要为自己招一个导演助理，那年硕士毕业的王丽娜带着自己的毕业作品前去面试。
　　秦晓宇看到这些记录孩子们生长状态的纪录片和素材非常兴奋。“当我看到这些孩子影像的时候，我觉得一个电影有了灵魂。影片人物真正的魅力，就是你可以被他打动，可以信任他，觉得在看电影的这一段时间内认识这么一个人，是值得的。”
　　秦晓宇当即就决定立项，带着王丽娜和纪录片飞抵上海，和“大象伙伴影业”另一位创始人吴飞跃商量，希望一起支持王丽娜把这部纪录片拍成长片。商量的结果是，不但拍长片，而且拍成剧情片。
　　有了纪录片作基础，故事大纲很快就确定下来。王丽娜现在回想，自己等于以拍纪录片的方式建构了剧本，这显然是非常奢侈的经历。她认为电影中无法取代的珍贵之物，并不在日常生活之外，而是蕴藏在日常的细枝末节里。观察生活中的细节，看似朴实平淡的剧情也能成为电影。“作品一定不是在幻想之中，而是产生于你与这个世界连接的地方。” 王丽娜说。
　　在剧情片剧本的理念上秦晓宇和王丽娜达成了共识，一旦围绕某一个强烈核心的任务，出现强有力的结构线索，那么生活褶皱中的微妙变化就会被削减，就打破了片中最吸引人的孩子生活的本来面目。所以，新剧本对王丽娜已经拍摄的内容进行了重构和重述，形成了整体性的故事走向和脉络，但并没有剥离、超越孩子们的生活，最终呈现出散文诗的状态。
　　当年8月，王丽娜邀请自己的硕士导师李勇担任摄像，李勇带来了自己的录音师，他们飞快组建成一个六七个人的小团队，进疆开始了第一阶段的拍摄。

没有一位职业演员

　　《第一次的离别》以艾萨和凯丽两位小主人公的视角展开，片中的情节大都是他们真实生活中的故事。全片没有一位职业演员，所有人物都是村子里的村民，以真实身份展示着他们在生活中最自然的状态。
　　能让素人在摄影机面前自如，依靠的还是王丽娜拍摄纪录片时与村民的朝夕相处，一年多的时间，人们已经习惯镜头的存在。他们也与王丽娜建立了深厚的信任。“就像你在家里拍你的爸妈，他们绝对不会防备你，或者觉得不自然。” 王丽娜在电话中说，此时，片中的小凯丽就在她身边不远处熟睡。
　　这种天然的信任与放松给影片带来了很多惊喜，尤其是小演员。拍摄时，王丽娜避免让孩子知道她是导演，最大程度隐藏工作人员，尽可能营造一个真实可信的环境，把摄像机架好，省去所有开机关机环节。只告诉孩子们，在规定场景中完成一件事情，在完成这件事情的过程中，有几句话要说出来，剩下的就是让他们自由发挥。王丽娜常常在不同时间孩子们不同状态下，将相同的情节拍摄多遍，孩子们自由发挥的台词每次都不同，王丽娜选取他们最真实的样貌。
　　凯丽普通话考试不及格被老师训斥那场戏，老师知道剧情的安排，但小演员并不知道，当老师说出她的成绩批评她时，凯丽的反应和眼泪都是真实情绪的流露。在课堂上，艾萨的老师问他长大后想做什么，他说想成为医生，治好妈妈的病，挣更多的钱帮家里解决困难。老师问“还有呢？”他说，想给自己买一个玩具。老师的问题是王丽娜安排好的，但并没有安排艾萨如何回答。朴素的语言和心愿，就是他们生活本来的面目。

　　一共一年半时间，每个季节剧组都进疆拍摄一个多月，王丽娜把展现成长的四季拍全了。然而钱也不够花了，弹尽粮绝的时候，监制秦晓宇拿着粗剪的影片素材登门了三四十家投资公司，大家都有顾虑，一是新疆题材的片子能不能过审，二是这个拍纪录片的团队能不能把剧情片拍好。最后，秦晓宇个人投了80万。
　　好在片子顺利拿到龙标，几乎没做任何修改，且很快拿到了东京电影节和柏林电影节的入围邀请，并最终斩获东京电影节亚洲未来单元最佳影片奖和柏林国际电影节新生代儿童单元最佳影片奖。
　　《第一次的离别》以全维吾尔语上映，没有普通话配音版。王丽娜从来没想过配音这件事，她认为能够契合整体氛围和感受的就只有这片土地上的民族语言。“我一直相信好的电影一定是仁慈的，就像摇篮的嘎吱声和朴素的催眠曲，哪怕没有语言，感受也是真的。”

诗与真

　　用镜头凝视普普通通的孩子又带有简朴、诗意的电影美学，《第一次的离别》让人不免让人想起了伊朗的儿童电影，在海外放映时甚至有观众称它为中国版《小鞋子》。
　　在国产电影市场中，真人儿童电影已经缺席了很多年。上一部能给观众留下印象的，还是十几年前的《女生日记》以及上世纪90年代的《我的九月》，再追溯就是远在80年代的《霹雳贝贝》。而拍摄于60年代的《鸡毛信》《红孩子》《小兵张嘎》等一系列革命题材儿童片也算勉强可以算入其中。
　　中国儿童电影学会会长侯克明教授多次撰文阐释过，所谓儿童电影还存在两种不同，一种是“为了儿童”，“儿童叙述”，以儿童的姿态、视线去观察和经历一段故事;另一种则是“叙述儿童”，是以“儿童题材”完成成年人的讲述。真正的儿童片应是前者，但国产儿童片却往往是后者，所以常常居高临下带有说教意味。
　　在秦晓宇眼中，《第一次的离别》无疑属于珍贵的前者，因为王丽娜的拍摄不是只从自己的视角出发去观看彼岸，而是以平视的角度和孩子在一起，“发现他们，而不是告诉他们”。没有小大人式的表演，没有成年人写的台词，“自在、自然的孩子我们太久没有在银幕上见到了。” 秦晓宇说。
　　同时，作为一部维吾尔语少数民族电影，王丽娜原生态地展现了当下新疆的风土人情、家庭伦理以及普通百姓最平凡细微的生活纹理，在当下的国内市场上几乎没有同类产品。伊朗导演阿巴斯曾说：“每一部电影都应该讲某种故事，但最重要的是讲故事的方式应该是诗意的，提供多种解读方式。诗歌式电影比只讲故事的电影能留存得更长久。”王丽娜承认，阿巴斯的电影美学对她影响很深。也许是这个原因，让人感觉《第一次的离别》与伊朗电影有难以言传的相似之处。
　　在阿巴斯最知名的作品《樱桃的滋味》中，一个带着自杀念头出门的人，在吃了香甜的桑葚又给树下的孩子摇下一些桑葚后，打消了自杀的念头，带着桑葚回家了。被自然中美好事物治愈的感受瞬间让王丽娜产生了共鸣。“我相信一颗香甜的桑葚就足以让人忘掉忧愁，在我生长的小村庄就是这样的。” 王丽娜说，“在塔克拉玛干腹地，太阳都可以把你的忧伤晒干。哪怕整个生活快要陷入低谷，只要有歌声荡起，一切的一切就又恢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