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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水的经济数据早就不只是一个经济问题。在一些地方，“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考评机制是一个注定绕不开的话题。
在 1个月多前的辽宁省十二届人大八次会议上，省长陈求发首次公开确认，2011年到2014年，辽宁省所辖市、县财政普遍存在数据造假行为，且呈现持续时间长、涉及面广、手段多样等特点。
很快，国家统计局回应要坚决制止数据造假行为，财政部则表示要加强问责力度，舆论也在持续关注问责的下文。可谓一语激起千层浪。
“招术”
其实，十八大以来，全国统计系统都在严肃打击造假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曾进行相关批示，指出增长必须是实实在在和没有水分的增长。国家统计局长宁吉喆也多次强调，要把遏制数字腐败作为关系统计事业生死存亡的重大任务，坚决惩治“数字上的腐败”和“以数谋私”。
按理说，当前在经济数据统计程序中，已建立起一套较为严格的法规。那么，这些造假行为又是怎么暗度陈仓的呢？
俗话说，堵前门，开后门。这里面最为典型的是政企勾结。审计署2014年对东北某镇的审计发现，该镇2013年实际财政收入156万元，虚报为2690万元，虚增16.24倍。这就是“返点引税”的典型，虽未能带来实际财政收入，却能帮地方官员增添“政绩”，同时从中渔利。如果企业不配合，当地政府还“威胁”取消一些优惠政策。
造假常用的手段就是夸大数据。沿海一名民营企业家则表示，他在某县投资建了一个厂，县委书记逼他把2亿元的产值夸大为8个亿，后来税务、经信等部门还来查节能减排等任务是否完成，让企业难以应对。后来这名县委书记调走了，县长升任后又要求他们以3倍的产值来虚报。
在一些地方，数据能“突飞猛进”，靠的是“借尸还魂”。2015年，在全国第三次经济普查中，湖南衡山县39家企业5.8亿元的产值上报为44亿元，有些停产的、未投产的甚至连地址都找不到的企业，还在上报“产值”。其中，一些部门分解任务，伪造资料，“指导”企业上报虚假数据，则是造假的重要推手。
如果说这些“招术”太老，那辽宁一些县市的数据造假，可谓“更新更强”。
一些地方除了通常的对企业税收实施先征后返外，还通过虚构应税事项和纳税依据，来虚增耕地占用税、土地增值税等地方税收收入。如2012年，辽宁某县将原县委机关用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划拨给县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再由该公司对外转让，转让行为未实际发生，却对此“征收”土地增值税等5671万元。
再就是通过虚假拆迁或转让土地、使用财政资金缴纳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等虚增非税收入。如2012年，某县重复转让4家粮库土地，虚增国有资本经营收入6965万元。
此外，“注水数据”方法还有更隐蔽的，如用“无收入来源空转财政收入、有收入来源列收列支及借款缴税，截留侵占上级收入，以及违规提前征收税款”等。2013年，辽宁庄河市塔岭镇公布财政收入就比实际收入高2534万元，虚增16.24倍。
辽宁一名地级市政府研究室主任称：“不客气地说，在经济数据上，前一任挖了一个巨大的坑。”在陈求发的报告中，直接点名原省委书记王珉主持省委工作期间，经济发展思路一度背离党中央的决策部署，背离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导致经济数据弄虚作假。
“数字出官”？
“‘官出数字、数字出官’，导致经济数据含有水分。”这是陈求发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所分析的辽宁数据造假的主要原因。
显然，这早就不只是一个经济问题。在一些地方，“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考评机制是一个注定绕不开的话题。
据新华网之前的报道，东北多地官员坦承，在一些地方，官员要提拔重用，需要政绩，这就要光鲜亮丽的数据来支撑了。
“数据造假往往与一把手有很大关系，自然也会要求下属帮他实现。比如，地级市的书记因为数据漂亮提到省里，市长可能就成了书记。”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说。
有地方统计局工作人员则坦言，统计工作受到行政干预，最终演变为地方政府官员的一张“政绩单”。如本刊曾报道过，云南经济排名从2001年全国第19名下降至2011年的第24名，对于不好看的GDP数据，白恩培在任省委书记时期就曾有官员强行修改。
云南省政协原副主席杨维骏透露，有一年上半年，一名副省级领导坐镇省统计局，说全国同期GDP都是两位数，云南只有一位数太丢脸了。当时的统计局局长不同意，被派去出差。数据最终被强行改为12%。
在复旦大学公共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磊看来， GDP本身是一个导向型的指标，例如上头给了6.7%的指标，那地方就要揣摩，如果今年执行的结果低于6.7%就会很难看，显著高于6.7%又有作假的可能性，所以最后就把高和低加起来除以2，这是一种非常糟糕的情况。
西部某镇经发办主任李少明告诉记者，过去每年元月上旬临近年报时，镇党委书记就安排分管领导将负责统计的几个工作人员统筹起来，让他们了解其它镇的统计数据，“水涨船高”地随时调整数字，直至能保证镇综合位次达到全县前三名才收兵。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授张孝德在各地进行调研后发现，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巨大，各地区官员对GDP的增长速度尤为敏感。
“各地单纯追求对GDP的考核是造成统计水分甚至造假的重要原因。”湖南省统计部门一名处长分析说，别的县虚报，自己县如果实报，数字就会很难看，上级会责怪，干部群众会议论，还要失去评优、评先资格。
“数据有水分，不能把板子都打在统计部门身上。如果考核的东西都和GDP有关，就是在鼓励地方官员想方设法来追求数据。”西部某縣一名统计局长表示。
一个反例是，北方某新任县委书记看到该县GDP、工业增加值、农民人均收入等指标水分比较大，提出逐年“挤水”的建议，班子成员都很拥护。当年由统计部门压低了这几项上报数据。结果，考评结果名次后移，新闻媒体对此做了负面报道，上级领导议论纷纷。第二年，这名书记中止了“挤水”行动。 后遗症
2015年2月，中央第四巡视组、第十一巡视组、第八巡视组巡视东北发现，当地经济“注水”严重，一些县经济数据超过香港了。
大连市经信委副主任于德虎说，“2015年一季度大连经济增长-29.9%，在全国副省级城市经济增速排名中垫底。除去价格因素和市场需求各5%，剩下20%全是水分。”
挤干水分后，经济现状触目惊心，后遗症更是巨大的。2016年，辽宁成了全国唯一一个经济增速是负值的省份。陈求发则说，财政数据造假问题，不但影响中央对辽宁省经济形势的判断和决策，还影响到中央对辽宁省转移支付规模，降低了市县政府的可用财力和民生保障能力。
这个很好理解，如果一个地方的现状和数字是吻合的，既然已经发展这么快了，中央的转移支付也会相应削减，央地税收分成比例也会有相应调整。辽宁一个地级市市委书记就表示，财政收入虚增的税收数额，也要按比例向中央和省上缴。前几年财政收入虚增空转，百姓没有得到好处不说，相当于平均每人要多交稅收1000元。
这让一些老百姓很难理解，中央三令五申，一些地方也改革了官员考核方式，但为什么数据造假依然存在？
首当其冲的是观念问题。湖北丹江口市委原书记张二江在数据造假被曝光后，继任者张达华却在该市统计工作大会上说：“现在弄虚作假的各地都有，我们丹江口的问题，好比几个人横穿马路，有交警值班，其中有一个人被抓住了。”
“统计造假不像偷税漏税处罚那么严格，地方官员也往往感觉数字造一点假没什么。”叶青说，以前很多仍是象征性处罚，比较轻。
北京大学王锡锌教授表示，《统计法》37条对数据造假的责任规定很清楚，直接造假的官员要承担直接责任。另外一些领导，对数据造假失察也要承担失察责任。但现实中，能够真正打实板子的不多。
廉政瞭望记者统计，一段时期以来，单纯因为数字造假而不涉及其他问题的落马官员，几乎没有。2012年辽宁岫岩水灾，突如其来的洪水淹死了38人，而事后当地政府上报数字为死亡5人、失踪3人。最后到2016年，才被媒体披露。时任鞍山市委书记的谷春立，于2015年8月落马，但问题主要并非出在造假上。
统计造假不仅会贻误对经济困局对症下药的时机和策略，更有可能演化为破坏党风政风、损害政府公信力的腐败推手。去年5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在中央改革办《改革舆情信息》（53期）“统计数据造假出现新特点”上做出批示：强调依法依规统计，汲取历史教训，殷鉴不远，防范统计作假、弄虚作假。该批示内容被传达到了县委书记、县长一级。
5个月后，中央深改组第28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深化统计管理体制改革提高统计数据真实性的意见》，让这一形势开始有所变化。
中央第三巡视组去年对湖北省进行了巡视“回头看”后，湖北省就武汉市黄陂区、荆门市大柴湖开发区统计数据造假问题，对11名相关责任人给予相应处分。监察部也发出《关于五起统计违纪典型问题的通报》，对河北、山西、安徽5省的统计造假等违纪问题进行严肃问责。
就在今年2月8日，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带着监察部副部长王令浚等部委领导到国家统计局调研，围绕“数据真实”四个字，开了座谈会。主要内容就是“敲打”各地，要提高数据真实性，对数据造假一票否决。
用叶青的话来说，在“审计风暴”、“车改风暴”之后，“统计风暴”或许有望出现。
在 1个月多前的辽宁省十二届人大八次会议上，省长陈求发首次公开确认，2011年到2014年，辽宁省所辖市、县财政普遍存在数据造假行为，且呈现持续时间长、涉及面广、手段多样等特点。
很快，国家统计局回应要坚决制止数据造假行为，财政部则表示要加强问责力度，舆论也在持续关注问责的下文。可谓一语激起千层浪。
“招术”
其实，十八大以来，全国统计系统都在严肃打击造假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曾进行相关批示，指出增长必须是实实在在和没有水分的增长。国家统计局长宁吉喆也多次强调，要把遏制数字腐败作为关系统计事业生死存亡的重大任务，坚决惩治“数字上的腐败”和“以数谋私”。
按理说，当前在经济数据统计程序中，已建立起一套较为严格的法规。那么，这些造假行为又是怎么暗度陈仓的呢？
俗话说，堵前门，开后门。这里面最为典型的是政企勾结。审计署2014年对东北某镇的审计发现，该镇2013年实际财政收入156万元，虚报为2690万元，虚增16.24倍。这就是“返点引税”的典型，虽未能带来实际财政收入，却能帮地方官员增添“政绩”，同时从中渔利。如果企业不配合，当地政府还“威胁”取消一些优惠政策。
造假常用的手段就是夸大数据。沿海一名民营企业家则表示，他在某县投资建了一个厂，县委书记逼他把2亿元的产值夸大为8个亿，后来税务、经信等部门还来查节能减排等任务是否完成，让企业难以应对。后来这名县委书记调走了，县长升任后又要求他们以3倍的产值来虚报。
在一些地方，数据能“突飞猛进”，靠的是“借尸还魂”。2015年，在全国第三次经济普查中，湖南衡山县39家企业5.8亿元的产值上报为44亿元，有些停产的、未投产的甚至连地址都找不到的企业，还在上报“产值”。其中，一些部门分解任务，伪造资料，“指导”企业上报虚假数据，则是造假的重要推手。
如果说这些“招术”太老，那辽宁一些县市的数据造假，可谓“更新更强”。
一些地方除了通常的对企业税收实施先征后返外，还通过虚构应税事项和纳税依据，来虚增耕地占用税、土地增值税等地方税收收入。如2012年，辽宁某县将原县委机关用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划拨给县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再由该公司对外转让，转让行为未实际发生，却对此“征收”土地增值税等5671万元。
再就是通过虚假拆迁或转让土地、使用财政资金缴纳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等虚增非税收入。如2012年，某县重复转让4家粮库土地，虚增国有资本经营收入6965万元。
此外，“注水数据”方法还有更隐蔽的，如用“无收入来源空转财政收入、有收入来源列收列支及借款缴税，截留侵占上级收入，以及违规提前征收税款”等。2013年，辽宁庄河市塔岭镇公布财政收入就比实际收入高2534万元，虚增16.24倍。
辽宁一名地级市政府研究室主任称：“不客气地说，在经济数据上，前一任挖了一个巨大的坑。”在陈求发的报告中，直接点名原省委书记王珉主持省委工作期间，经济发展思路一度背离党中央的决策部署，背离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导致经济数据弄虚作假。
“数字出官”？
“‘官出数字、数字出官’，导致经济数据含有水分。”这是陈求发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所分析的辽宁数据造假的主要原因。
显然，这早就不只是一个经济问题。在一些地方，“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考评机制是一个注定绕不开的话题。
据新华网之前的报道，东北多地官员坦承，在一些地方，官员要提拔重用，需要政绩，这就要光鲜亮丽的数据来支撑了。
“数据造假往往与一把手有很大关系，自然也会要求下属帮他实现。比如，地级市的书记因为数据漂亮提到省里，市长可能就成了书记。”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说。
有地方统计局工作人员则坦言，统计工作受到行政干预，最终演变为地方政府官员的一张“政绩单”。如本刊曾报道过，云南经济排名从2001年全国第19名下降至2011年的第24名，对于不好看的GDP数据，白恩培在任省委书记时期就曾有官员强行修改。
云南省政协原副主席杨维骏透露，有一年上半年，一名副省级领导坐镇省统计局，说全国同期GDP都是两位数，云南只有一位数太丢脸了。当时的统计局局长不同意，被派去出差。数据最终被强行改为12%。
在复旦大学公共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磊看来， GDP本身是一个导向型的指标，例如上头给了6.7%的指标，那地方就要揣摩，如果今年执行的结果低于6.7%就会很难看，显著高于6.7%又有作假的可能性，所以最后就把高和低加起来除以2，这是一种非常糟糕的情况。
西部某镇经发办主任李少明告诉记者，过去每年元月上旬临近年报时，镇党委书记就安排分管领导将负责统计的几个工作人员统筹起来，让他们了解其它镇的统计数据，“水涨船高”地随时调整数字，直至能保证镇综合位次达到全县前三名才收兵。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授张孝德在各地进行调研后发现，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巨大，各地区官员对GDP的增长速度尤为敏感。
“各地单纯追求对GDP的考核是造成统计水分甚至造假的重要原因。”湖南省统计部门一名处长分析说，别的县虚报，自己县如果实报，数字就会很难看，上级会责怪，干部群众会议论，还要失去评优、评先资格。
“数据有水分，不能把板子都打在统计部门身上。如果考核的东西都和GDP有关，就是在鼓励地方官员想方设法来追求数据。”西部某縣一名统计局长表示。
一个反例是，北方某新任县委书记看到该县GDP、工业增加值、农民人均收入等指标水分比较大，提出逐年“挤水”的建议，班子成员都很拥护。当年由统计部门压低了这几项上报数据。结果，考评结果名次后移，新闻媒体对此做了负面报道，上级领导议论纷纷。第二年，这名书记中止了“挤水”行动。 后遗症
2015年2月，中央第四巡视组、第十一巡视组、第八巡视组巡视东北发现，当地经济“注水”严重，一些县经济数据超过香港了。
大连市经信委副主任于德虎说，“2015年一季度大连经济增长-29.9%，在全国副省级城市经济增速排名中垫底。除去价格因素和市场需求各5%，剩下20%全是水分。”
挤干水分后，经济现状触目惊心，后遗症更是巨大的。2016年，辽宁成了全国唯一一个经济增速是负值的省份。陈求发则说，财政数据造假问题，不但影响中央对辽宁省经济形势的判断和决策，还影响到中央对辽宁省转移支付规模，降低了市县政府的可用财力和民生保障能力。
这个很好理解，如果一个地方的现状和数字是吻合的，既然已经发展这么快了，中央的转移支付也会相应削减，央地税收分成比例也会有相应调整。辽宁一个地级市市委书记就表示，财政收入虚增的税收数额，也要按比例向中央和省上缴。前几年财政收入虚增空转，百姓没有得到好处不说，相当于平均每人要多交稅收1000元。
这让一些老百姓很难理解，中央三令五申，一些地方也改革了官员考核方式，但为什么数据造假依然存在？
首当其冲的是观念问题。湖北丹江口市委原书记张二江在数据造假被曝光后，继任者张达华却在该市统计工作大会上说：“现在弄虚作假的各地都有，我们丹江口的问题，好比几个人横穿马路，有交警值班，其中有一个人被抓住了。”
“统计造假不像偷税漏税处罚那么严格，地方官员也往往感觉数字造一点假没什么。”叶青说，以前很多仍是象征性处罚，比较轻。
北京大学王锡锌教授表示，《统计法》37条对数据造假的责任规定很清楚，直接造假的官员要承担直接责任。另外一些领导，对数据造假失察也要承担失察责任。但现实中，能够真正打实板子的不多。
廉政瞭望记者统计，一段时期以来，单纯因为数字造假而不涉及其他问题的落马官员，几乎没有。2012年辽宁岫岩水灾，突如其来的洪水淹死了38人，而事后当地政府上报数字为死亡5人、失踪3人。最后到2016年，才被媒体披露。时任鞍山市委书记的谷春立，于2015年8月落马，但问题主要并非出在造假上。
统计造假不仅会贻误对经济困局对症下药的时机和策略，更有可能演化为破坏党风政风、损害政府公信力的腐败推手。去年5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在中央改革办《改革舆情信息》（53期）“统计数据造假出现新特点”上做出批示：强调依法依规统计，汲取历史教训，殷鉴不远，防范统计作假、弄虚作假。该批示内容被传达到了县委书记、县长一级。
5个月后，中央深改组第28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深化统计管理体制改革提高统计数据真实性的意见》，让这一形势开始有所变化。
中央第三巡视组去年对湖北省进行了巡视“回头看”后，湖北省就武汉市黄陂区、荆门市大柴湖开发区统计数据造假问题，对11名相关责任人给予相应处分。监察部也发出《关于五起统计违纪典型问题的通报》，对河北、山西、安徽5省的统计造假等违纪问题进行严肃问责。
就在今年2月8日，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带着监察部副部长王令浚等部委领导到国家统计局调研，围绕“数据真实”四个字，开了座谈会。主要内容就是“敲打”各地，要提高数据真实性，对数据造假一票否决。
用叶青的话来说，在“审计风暴”、“车改风暴”之后，“统计风暴”或许有望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