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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道”可以表示水流经过的地方，这种用法在汉语中根深蒂固。而黄河中上游一段流域从明代成化以来却被书面文字写作“河套”。经笔者考查，“河套”是“河道”一词的方言转写，这与宋西北方音“全浊送气”的白读音层有密切的关系。
关键词：河套 全浊送气 宋西北方音 方言转写
中图分类号：H17 文献标识码：A
“河套”在地理上指黄河中上游两岸的平原、高原地区，一般指贺兰山以东、吕梁山以西、阴山以南之地，包括银川平原和鄂尔多斯高原、黄土高原的部分地区，今分属宁夏、内蒙、陕西。为什么在黄河中上游一带不用“道”而用“套”来表示河水经过的地方？经查证比对后，笔者发现，“河套”一词应当是“河道”一词的方言转写。理由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河套所处地理位置与宋西北方音“全浊送气”的语言地图相吻合
宋西北方音是指在黑水城遗址发现的西夏对音文献所反映的汉语方言音系。西夏是党项民族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本姓拓拔氏。贞观初年，归附了唐朝。党项首领拓拔思恭在抗击回鹘、吐蕃的战争中屡建奇功，赐姓为李，并允许从青海、甘肃一带内迁至夏州（今鄂尔多斯乌审旗境）。后来拓拔思恭弟李思谏被任命为夏绥节度使。传至李元昊时，占据了今宁夏、甘肃、陕西（北部地）、内蒙古西部的河套地区，于公元1038年称帝，建立西夏国，建都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市），1227年被蒙元军队所灭。西夏政权大致与宋（960-1279）同时，所以学术界把黑水城文献所反映的那一时期的汉语方音称为宋西北方音。
根据学界专家对西夏文献的研究，发现宋西北方音在声母方面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全浊送气”现象。这里以《番汉合时掌中珠》为例。《番汉合时掌中珠》为12世纪汉语西北方音最重要的资料，为公元1190年（乾庚戌二十一年）西夏人骨勒茂才著。内容是汉语及西夏语的对译及对音，由于时间和地域的确定性，又为一人所作，材料的同质性无可质疑。龚煌城在研究后发现，西夏字（音phu）不但用于注汉字的滂母字“铺”，也可以注汉字的母字“菩、蒲、薄、泊、葡、匐”，而且不分平上去入。西夏同音字（音phu）不但用汉字滂母字“普”来注音，而且也用汉字母字“部”来注音，因而得出结论：“由此可见12世纪末汉语的西北方音，滂母与母已完全不分。我们假设这是b＞ph的变化，而不是其反向”（2004：253）。其他全浊塞音、塞擦音亦然，“中古的浊塞音与浊塞擦音声母，不分声调，都变为送气的清塞音及清塞擦音”（2004：280）。“河道”的“道”是定母上声字，“套”是透母去声字，由于受汉语官话方言普遍存在的“浊上变去”和宋西北方音声母清化后“全浊送气”规律的共同制约，“道”与“套”在宋西北方音中属于同音字，“河道”读如“河套”则正是这一方言语音方面的特点。
二 从文献出现的晚近来看，“河套”是“河道”一词的俗字
汉语中以“道”来表示河流经过的地方，这种用法根深蒂固，由来已久。《左传·昭公十三年》：“晋侯会吴子于良，水道不可，吴子辞乃还。”孔颖达疏：“谓水路不通。”此后史不绝书。用“套”来表示河流经过的地方，在史书中很难发现。
“河道”一词出现较早。在二十四史中，从《隋书》中就已出现，《旧唐书》中有指黄河河道的用法。“套”作为与地理有关的概念，在《集韵》以前的工具书中没有任何记录。《集韵·号韵》：“地曲。”释义之下所举之例与河流没有关系。这个意义是如何来的？是不是与方言用字读音有关？如果“套”的“地曲”的意义是汉语官话共同认可的意义，不要说别的河流山川，光天下黄河就有“九曲十八弯”，为什么只有河套一带才有“套”的名称，而其他地方则没有这种用法？为什么“河套”一词在明以前文献中难以见到？这些问题是值得思考的。
“套”与河流经过的地方（而且专指黄河中的一段）联系起来的用法，笔者目前看到的最早资料是《明宪宗实录》，该文献卷十二记载：天顺八年（1464）延绥西路左参将都指挥同知房能在其呈文中使用了“河套”一词。陆容《菽园杂记》：“延安绥德之境有黄河一曲，俗名河套，其地约广七八百里。”陆容是明成化二年（1466）进士，该笔记明确指出，“河套”是“俗名”。按照笔者的理解，该俗名是延安、绥德之间老百姓中流传的方言。陕北的晋语区至今还有“全浊送气”的白读音层，可以想见，五百四十多年前，“河道”当然读成“河套”。成化十年（1473）余子俊筑起东起清水营（在今陕西府谷县境）西抵花马池（在今宁夏盐池县境）全长八百公里的长城，弃地于外，“河套”一名在书面上才漫漫流传开来。在二十四史中，《明史》才有了关于河套的记载。那些最早记载“河套”的文献多为地方官员的呈文、笔记或方志，其地名“河套”用字的权威性不能不让人生疑。
三 从西北地区残存的“全浊送气”的白读音层来判断，“河套”的本字应当是“河道”
在陕北沿河六县，邢向东等人的调查结果表明，在白读音中，古全浊声母不分平仄读送气音。陕北沿河六县正是西夏故地，说明这种读音由来已久。笔者近期深入宁夏南部山区（隆德及其周围地区），选取了260个常见的全浊声母仄声字，有117个字还保留有送气音的读法（这里包括“道”字），占总数的45%。宁夏南部山区是宋夏对峙的边地，说明这种读音与宋西北方音有某种内在的联系。
王洪君于1987年第1期《中国语文》上发表了《山西闻喜方言的白读层与宋西北方音》一文，文中指出中古的全浊声母，不管是平声还是仄声，在闻喜及晋南地区的白读层，一律念送气的清音。
侯精一、温端政《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1993）列汾河片24个方言点，有23个点的古全浊声母无论平仄，今逢塞音、塞擦音声母多读送气音（包括闻喜点），系统记录了中原官话汾河片的读音。这23个点是：运城、芮城、永济、新绛、绛县、襄汾、平陆、临猗、万荣、河津、乡宁、吉县、侯马、夏县、闻喜、垣曲、稷山、临汾、翼城、浮山、古县、洪洞、霍州。另外，方言上划入吕梁片、行政上归汾河片的隰县、大宁、永和、蒲县、汾西5个点读同中原官话汾河片。
关中方言古全浊声母今读的演变方向，以前一些学者作过零星的调查（如孙立新对户县方言的调查研究）。学者们经研究发现，关中方言残存的白读音与唐宋西北方音是一致的（李如龙、辛世彪，1999）。张维佳（2005）选取了123个常见的中古全浊声母仄声字在关中的33个点作了调查，这33个点是：渭南、大荔、华县、华阴、韩城、合阳、澄城、白水、宜川、洛川、黄陵、宝鸡、歧山、千阳、旬邑、淳化、麟游、富县、蒲城、铜川、丹凤、西安、三原、户县、泾阳、周至、临潼、耀县、咸阳、蓝田、礼泉、乾县，调查结果表明，中心地区与周边地区差别较大，西安及其附近地区的周至、户县、兴平、咸阳、乾县、礼泉、泾阳、三原、高陵、耀县、临潼、蓝田、商州等地读送气清音较少；离西安较远的宝鸡、歧山、千阳、麟游、淳化等地读送气清音较多；最多的是东府的渭南、华县、华阴、大荔、合阳、澄城、宜川、白水、铜川、洛川、黄陵、丹凤等地。从关中读送气音的地理分布看，中心地区读送气音的少，周边地区读送气音的多，呈现出涡状分布，这种状态完全是受普通话影响的结果。
张成材于1996年调查了与关中宝鸡相连的甘肃天水方言，发现古全浊声母今读与关中一致，不分平仄多读为送气清音。近年来陆续发现的资料表明，甘肃一些地区也存在这种读音现象。杨时逢、荆允敬（1971）和贺巍（1985）调查发现豫西的灵宝、陕县古全浊声母除平声读送气外，仄声中的去声和入声也读送气音。
至此，有关资料在豫西、山西汾河片、陕西关中、甘肃大部、宁夏南部的中原官话区和陕北的晋语区都相继发现报道了中古全浊声母不分平仄读送气音的现象，而且研究成果颇丰。
从现在西北方音古全浊声母无论平仄读送气音的残留现象来看，这个读音的分布范围远远超出了西夏故地的范围。令一些学者十分困惑的是，为什么处于西夏腹地河套一带的汉语方言反而没有发现古全浊声母仄声字读为次清的任何例证？因而断言西夏文献《文海》《音同》《番汉合时掌中珠》所代表的汉语字音是秦陇和关中一带的方音（张维佳，2005），否定了这种方音曾经在西夏国内的存在。其实问题并不是这么简单。
上文已经指出属于西夏故地的陕北沿河一带就存在古全浊声母不分平仄读送气音的白读音层。其中陕北的延川（张崇记音）“道”与“套”为同音字。
据此可以推断，在西北地区的早期方言中，“全浊送气”是一种普遍现象。至于在西夏腹地宁夏到内蒙的河套一带，这种语音现象的消失，与蒙古灭夏时实行的种族灭绝政策有关。据史料记载，蒙古军队进攻西夏国都时，遇到了西夏军民的誓死抵抗，抵抗最终失败，蒙古对西夏屠城，随着原居民的大量被杀和逃亡，该地形成了人口的“大换血”，其中对语言文化的破坏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西夏语从此灭亡；二是当地的汉语方言走向消亡。经过以后多次、特别是明代以后全国各地大量的移民，各地汉语方言重新融合整化，最后形成了沿河一带新的方言，例如兰银官话的形成。
但是，西夏故地的汉语方言却在地名中留下了蛛丝马迹。例证之一就是“河套”一词的传承。
四 从传统的称谓来看，“河套”的所指实为“河道”
“河套”在地理上就是“河道”。按照传统说法，河套一带又有“西套”（青铜峡至宁夏石嘴山之间的银川平原）、“东套”（内蒙古部分）之分。东套又有“前套”（包头、呼和浩特和喇嘛湾之间的土默川平原）、“后套”（巴彦高勒与西山咀之间的巴彦淖尔平原）之分，这些概念都明白地显示出，河套是指河水流经的带状结构，并不是有的文献所曲解的几字形所包围着的圈状结构，并以此来牵强附会“套”的意义。
语言史上不乏这样的事例，当一个地方的原居民由于某种原因不得不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原居民的语言虽然退出了该地区，但该地区在地名称谓中往往会留下原居民语言中的痕迹，当然这种称谓是被新的居民继承的结果。一个合理的情形是，流传在西夏故地并与唐宋西北方音一脉相承的河套地区的汉语方言被全新的方言（例如兰银官话）所覆盖，但“河道”一词的土语读音“河套”作为语音残留被河套地区的新的居民所接受和传承，并伴随着书面写成“河套”而巩固扩散开来，逐渐进入了文献。因为方言的关系，河套由概念上的泛指逐渐转向专指。其实，这种同音假借现象在近代汉语汉字运用中并不鲜见。
地名中的白读音是最“顽固”的，可以说它是对抗文读形式、坚持生存权利的最后“堡垒”。而宋以来的西北方音“全浊送气”现象则是造成“河道”转写成“河套”的历史原因。
参考文献：
[1] 张安生：《宁夏境内的兰银官话和中原官话》，《方言》，2008年第3期。
[2] 王洪君：《山西闻喜方言的白读层与宋西北方音》，《中国语文》，1987年第1期。
[3] 李如龙、辛世彪：《晋南、关中的“全浊送气”与唐宋西北方音》，《中国语文》，1999年第1期。
[4] 龚煌城：《汉藏语研究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5] 蒋绍愚：《近代汉语研究概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6] 邢向东：《陕北晋语语法比较研究》，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7] 丁帮新：《历史层次与方言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8] 徐通锵：《历史语言学》，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
[9] 乔全生：《晋方言语音史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版。
[10] 王临惠：《汾河流域语音演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11] 李范文：《宋代西北方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12] 罗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中央研究院史语所，1933年版。
[13] 张维佳：《演化与竞争：关中方言音韵结构的变迁》，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14] 侯精一、温端政：《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3年版。
作者简介：杨苏平，男，1965—，宁夏隆德人，博士，教授，研究方向：汉语方言学，工作单位：河北大学文学院。
关键词：河套 全浊送气 宋西北方音 方言转写
中图分类号：H17 文献标识码：A
“河套”在地理上指黄河中上游两岸的平原、高原地区，一般指贺兰山以东、吕梁山以西、阴山以南之地，包括银川平原和鄂尔多斯高原、黄土高原的部分地区，今分属宁夏、内蒙、陕西。为什么在黄河中上游一带不用“道”而用“套”来表示河水经过的地方？经查证比对后，笔者发现，“河套”一词应当是“河道”一词的方言转写。理由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河套所处地理位置与宋西北方音“全浊送气”的语言地图相吻合
宋西北方音是指在黑水城遗址发现的西夏对音文献所反映的汉语方言音系。西夏是党项民族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本姓拓拔氏。贞观初年，归附了唐朝。党项首领拓拔思恭在抗击回鹘、吐蕃的战争中屡建奇功，赐姓为李，并允许从青海、甘肃一带内迁至夏州（今鄂尔多斯乌审旗境）。后来拓拔思恭弟李思谏被任命为夏绥节度使。传至李元昊时，占据了今宁夏、甘肃、陕西（北部地）、内蒙古西部的河套地区，于公元1038年称帝，建立西夏国，建都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市），1227年被蒙元军队所灭。西夏政权大致与宋（960-1279）同时，所以学术界把黑水城文献所反映的那一时期的汉语方音称为宋西北方音。
根据学界专家对西夏文献的研究，发现宋西北方音在声母方面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全浊送气”现象。这里以《番汉合时掌中珠》为例。《番汉合时掌中珠》为12世纪汉语西北方音最重要的资料，为公元1190年（乾庚戌二十一年）西夏人骨勒茂才著。内容是汉语及西夏语的对译及对音，由于时间和地域的确定性，又为一人所作，材料的同质性无可质疑。龚煌城在研究后发现，西夏字（音phu）不但用于注汉字的滂母字“铺”，也可以注汉字的母字“菩、蒲、薄、泊、葡、匐”，而且不分平上去入。西夏同音字（音phu）不但用汉字滂母字“普”来注音，而且也用汉字母字“部”来注音，因而得出结论：“由此可见12世纪末汉语的西北方音，滂母与母已完全不分。我们假设这是b＞ph的变化，而不是其反向”（2004：253）。其他全浊塞音、塞擦音亦然，“中古的浊塞音与浊塞擦音声母，不分声调，都变为送气的清塞音及清塞擦音”（2004：280）。“河道”的“道”是定母上声字，“套”是透母去声字，由于受汉语官话方言普遍存在的“浊上变去”和宋西北方音声母清化后“全浊送气”规律的共同制约，“道”与“套”在宋西北方音中属于同音字，“河道”读如“河套”则正是这一方言语音方面的特点。
二 从文献出现的晚近来看，“河套”是“河道”一词的俗字
汉语中以“道”来表示河流经过的地方，这种用法根深蒂固，由来已久。《左传·昭公十三年》：“晋侯会吴子于良，水道不可，吴子辞乃还。”孔颖达疏：“谓水路不通。”此后史不绝书。用“套”来表示河流经过的地方，在史书中很难发现。
“河道”一词出现较早。在二十四史中，从《隋书》中就已出现，《旧唐书》中有指黄河河道的用法。“套”作为与地理有关的概念，在《集韵》以前的工具书中没有任何记录。《集韵·号韵》：“地曲。”释义之下所举之例与河流没有关系。这个意义是如何来的？是不是与方言用字读音有关？如果“套”的“地曲”的意义是汉语官话共同认可的意义，不要说别的河流山川，光天下黄河就有“九曲十八弯”，为什么只有河套一带才有“套”的名称，而其他地方则没有这种用法？为什么“河套”一词在明以前文献中难以见到？这些问题是值得思考的。
“套”与河流经过的地方（而且专指黄河中的一段）联系起来的用法，笔者目前看到的最早资料是《明宪宗实录》，该文献卷十二记载：天顺八年（1464）延绥西路左参将都指挥同知房能在其呈文中使用了“河套”一词。陆容《菽园杂记》：“延安绥德之境有黄河一曲，俗名河套，其地约广七八百里。”陆容是明成化二年（1466）进士，该笔记明确指出，“河套”是“俗名”。按照笔者的理解，该俗名是延安、绥德之间老百姓中流传的方言。陕北的晋语区至今还有“全浊送气”的白读音层，可以想见，五百四十多年前，“河道”当然读成“河套”。成化十年（1473）余子俊筑起东起清水营（在今陕西府谷县境）西抵花马池（在今宁夏盐池县境）全长八百公里的长城，弃地于外，“河套”一名在书面上才漫漫流传开来。在二十四史中，《明史》才有了关于河套的记载。那些最早记载“河套”的文献多为地方官员的呈文、笔记或方志，其地名“河套”用字的权威性不能不让人生疑。
三 从西北地区残存的“全浊送气”的白读音层来判断，“河套”的本字应当是“河道”
在陕北沿河六县，邢向东等人的调查结果表明，在白读音中，古全浊声母不分平仄读送气音。陕北沿河六县正是西夏故地，说明这种读音由来已久。笔者近期深入宁夏南部山区（隆德及其周围地区），选取了260个常见的全浊声母仄声字，有117个字还保留有送气音的读法（这里包括“道”字），占总数的45%。宁夏南部山区是宋夏对峙的边地，说明这种读音与宋西北方音有某种内在的联系。
王洪君于1987年第1期《中国语文》上发表了《山西闻喜方言的白读层与宋西北方音》一文，文中指出中古的全浊声母，不管是平声还是仄声，在闻喜及晋南地区的白读层，一律念送气的清音。
侯精一、温端政《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1993）列汾河片24个方言点，有23个点的古全浊声母无论平仄，今逢塞音、塞擦音声母多读送气音（包括闻喜点），系统记录了中原官话汾河片的读音。这23个点是：运城、芮城、永济、新绛、绛县、襄汾、平陆、临猗、万荣、河津、乡宁、吉县、侯马、夏县、闻喜、垣曲、稷山、临汾、翼城、浮山、古县、洪洞、霍州。另外，方言上划入吕梁片、行政上归汾河片的隰县、大宁、永和、蒲县、汾西5个点读同中原官话汾河片。
关中方言古全浊声母今读的演变方向，以前一些学者作过零星的调查（如孙立新对户县方言的调查研究）。学者们经研究发现，关中方言残存的白读音与唐宋西北方音是一致的（李如龙、辛世彪，1999）。张维佳（2005）选取了123个常见的中古全浊声母仄声字在关中的33个点作了调查，这33个点是：渭南、大荔、华县、华阴、韩城、合阳、澄城、白水、宜川、洛川、黄陵、宝鸡、歧山、千阳、旬邑、淳化、麟游、富县、蒲城、铜川、丹凤、西安、三原、户县、泾阳、周至、临潼、耀县、咸阳、蓝田、礼泉、乾县，调查结果表明，中心地区与周边地区差别较大，西安及其附近地区的周至、户县、兴平、咸阳、乾县、礼泉、泾阳、三原、高陵、耀县、临潼、蓝田、商州等地读送气清音较少；离西安较远的宝鸡、歧山、千阳、麟游、淳化等地读送气清音较多；最多的是东府的渭南、华县、华阴、大荔、合阳、澄城、宜川、白水、铜川、洛川、黄陵、丹凤等地。从关中读送气音的地理分布看，中心地区读送气音的少，周边地区读送气音的多，呈现出涡状分布，这种状态完全是受普通话影响的结果。
张成材于1996年调查了与关中宝鸡相连的甘肃天水方言，发现古全浊声母今读与关中一致，不分平仄多读为送气清音。近年来陆续发现的资料表明，甘肃一些地区也存在这种读音现象。杨时逢、荆允敬（1971）和贺巍（1985）调查发现豫西的灵宝、陕县古全浊声母除平声读送气外，仄声中的去声和入声也读送气音。
至此，有关资料在豫西、山西汾河片、陕西关中、甘肃大部、宁夏南部的中原官话区和陕北的晋语区都相继发现报道了中古全浊声母不分平仄读送气音的现象，而且研究成果颇丰。
从现在西北方音古全浊声母无论平仄读送气音的残留现象来看，这个读音的分布范围远远超出了西夏故地的范围。令一些学者十分困惑的是，为什么处于西夏腹地河套一带的汉语方言反而没有发现古全浊声母仄声字读为次清的任何例证？因而断言西夏文献《文海》《音同》《番汉合时掌中珠》所代表的汉语字音是秦陇和关中一带的方音（张维佳，2005），否定了这种方音曾经在西夏国内的存在。其实问题并不是这么简单。
上文已经指出属于西夏故地的陕北沿河一带就存在古全浊声母不分平仄读送气音的白读音层。其中陕北的延川（张崇记音）“道”与“套”为同音字。
据此可以推断，在西北地区的早期方言中，“全浊送气”是一种普遍现象。至于在西夏腹地宁夏到内蒙的河套一带，这种语音现象的消失，与蒙古灭夏时实行的种族灭绝政策有关。据史料记载，蒙古军队进攻西夏国都时，遇到了西夏军民的誓死抵抗，抵抗最终失败，蒙古对西夏屠城，随着原居民的大量被杀和逃亡，该地形成了人口的“大换血”，其中对语言文化的破坏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西夏语从此灭亡；二是当地的汉语方言走向消亡。经过以后多次、特别是明代以后全国各地大量的移民，各地汉语方言重新融合整化，最后形成了沿河一带新的方言，例如兰银官话的形成。
但是，西夏故地的汉语方言却在地名中留下了蛛丝马迹。例证之一就是“河套”一词的传承。
四 从传统的称谓来看，“河套”的所指实为“河道”
“河套”在地理上就是“河道”。按照传统说法，河套一带又有“西套”（青铜峡至宁夏石嘴山之间的银川平原）、“东套”（内蒙古部分）之分。东套又有“前套”（包头、呼和浩特和喇嘛湾之间的土默川平原）、“后套”（巴彦高勒与西山咀之间的巴彦淖尔平原）之分，这些概念都明白地显示出，河套是指河水流经的带状结构，并不是有的文献所曲解的几字形所包围着的圈状结构，并以此来牵强附会“套”的意义。
语言史上不乏这样的事例，当一个地方的原居民由于某种原因不得不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原居民的语言虽然退出了该地区，但该地区在地名称谓中往往会留下原居民语言中的痕迹，当然这种称谓是被新的居民继承的结果。一个合理的情形是，流传在西夏故地并与唐宋西北方音一脉相承的河套地区的汉语方言被全新的方言（例如兰银官话）所覆盖，但“河道”一词的土语读音“河套”作为语音残留被河套地区的新的居民所接受和传承，并伴随着书面写成“河套”而巩固扩散开来，逐渐进入了文献。因为方言的关系，河套由概念上的泛指逐渐转向专指。其实，这种同音假借现象在近代汉语汉字运用中并不鲜见。
地名中的白读音是最“顽固”的，可以说它是对抗文读形式、坚持生存权利的最后“堡垒”。而宋以来的西北方音“全浊送气”现象则是造成“河道”转写成“河套”的历史原因。
参考文献：
[1] 张安生：《宁夏境内的兰银官话和中原官话》，《方言》，2008年第3期。
[2] 王洪君：《山西闻喜方言的白读层与宋西北方音》，《中国语文》，1987年第1期。
[3] 李如龙、辛世彪：《晋南、关中的“全浊送气”与唐宋西北方音》，《中国语文》，1999年第1期。
[4] 龚煌城：《汉藏语研究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5] 蒋绍愚：《近代汉语研究概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6] 邢向东：《陕北晋语语法比较研究》，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7] 丁帮新：《历史层次与方言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8] 徐通锵：《历史语言学》，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
[9] 乔全生：《晋方言语音史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版。
[10] 王临惠：《汾河流域语音演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11] 李范文：《宋代西北方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12] 罗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中央研究院史语所，1933年版。
[13] 张维佳：《演化与竞争：关中方言音韵结构的变迁》，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14] 侯精一、温端政：《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3年版。
作者简介：杨苏平，男，1965—，宁夏隆德人，博士，教授，研究方向：汉语方言学，工作单位：河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