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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之际，王蒙被党和国家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评语中称：王蒙作为与共和国共同成长的文学创作者，见证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之路，其作品具有代表性和开拓性意义，被译成二十多种文字在各国出版。他发掘培养了一大批优秀青年作家，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繁荣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感谢时代赐给我的幸运！”在北京，刚过85岁生日的著名作家、原文化部部长王蒙，心中万般感慨。
【“故乡就是命运，就是天意”】
提起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王蒙认为首先应感谢幼年时在北平及故乡南皮县的所见所闻。
1934年10月15日，王蒙出生于北平。当时，王蒙的父亲王锦第在北大读书，与后来成为著名文学家的何其芳及李长之为同室舍友，王蒙的名字就是何其芳起的。据说，当时王锦第正热衷于研究哲学，何其芳则在阅读小仲马的《茶花女》，小说的男主人公叫“亚蒙”，也被翻译成“阿蒙”“阿芒”，何其芳便建议给孩子起名叫“王阿蒙”。但王父是河北人，不喜欢南方人小名中常带的“阿”字，于是，去“阿”存“蒙”，乃有现名。
王蒙幼年在北平度过仅有的一小段“黄金时代”，后因父亲离开北平去外地任教谋生，聚少离多，一直在日寇占领区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还一度被送回原籍河北南皮县躲避战乱。
南皮县东临渤海、北靠京津，属于沧州范围。“谁知燕赵悲歌士，多在鱼盐版筑中”，这片华北平原的黄土地上，自古民间武风颇盛，有“武术之乡”之誉，那里还是晚清名臣、洋务派领袖人物张之洞的故乡。王蒙当时虽然处于懵懂幼年，但至今仍记得家乡父老在那片平原的地下修建四通八达的地道——像影片《地道战》那样，自发组织起来配合游击队，奋起与日本人周旋作战。1945年，日本投降。王蒙回忆：“我那时候忽然明白了，中国是我的国家。我当时有一个想法，就是我要为中国死。”他还说：故乡就是命运，就是天意，就是先验的威严。”
北平光复后，这个年仅11岁的少年，跳级考入私立北平平民中学。关于这次跳级，王蒙回忆是受到丰子恺一幅漫画的启发：三四个孩子，腿绑在一起走路，走得快的孩子无法前行，走得慢的孩子也被拖得狼狈不堪。他认为他就是那个走得快的孩子。
刚上初一，他就如饥似渴地到处找书看。巴金的《灭亡》、曹禺的《日出》、茅盾的《腐蚀》和《子夜》、鲁迅的《祝福》和《故乡》，都囫囵吞枣般读过。在一次全市中学生演讲比赛中，王蒙因大胆谈论时政话题获奖。他没有想到，一天中午在学校操场，学校垒球队一位高二男同学脱口而出的一句话，将会对自己的一生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王蒙回忆：“他也是学校的一个明星。有一次他见着我问：小王蒙，最近看什么书呢？’我死活想不起来。忽然我来了这么一句，我说‘我看的书都是对社会进行批判的书’。我当时还不满12岁，他一下子两眼就放光了——他是地下党员。”
这位叫何平的中共地下党员，成了王蒙革命的领路人。1948年，王蒙还差5天便满14岁时，被组织破例吸收为党员。王蒙回忆：“我有一个特殊的感觉，我这一辈子小事犹豫、掂量，爱推敲，甚至会自相矛盾，但是恰恰大的事情，我是凭直觉，敢于作出决定的。”此后，王蒙正式以一名“少年布尔什维克”的身份参加革命活动。
1949年3月，在解放后的北京，王蒙回忆旧北平与新北京的观感，说道：“破落、空虚、肮脏、摇摇欲坠的北平变成了健康、自信、勤奋、日新月异的候任首都……共和国最初的日子，是高屋建瓴也是脚踏实地的日子。是心愿纷纷、成绩桩桩的日子，是几千年中华历史上没有见过，没有说过，甚至没有想到过的日行千里的日子……世上有几个十几岁的少年有这样的福气，有这样百世不遇的机缘，能在这个多感多梦的年华看到这样的天翻地覆……”
【向青春致敬】
新中国成立前夕，从学校党团员中选拔后备干部时，王蒙毅然选择了退学参加工作。1949年8月，王蒙参加中央团校第二期学习班，毕业后被分配到青年团北京第三区团工委，先后担任中学部和组织部负责人，后来第三区扩大为东四区，王蒙任区团委副书记。
1949年10月1日，王蒙以中央团校腰鼓队队员的身份参加了开国大典和群众游行。王蒙以不到15岁的年龄，组织青年人演讲、读书、合唱、联欢，他形容“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变了样”，“整个这几年就是在一个革命的高潮，也是一个青春的高潮。到了1952年和1953年，形势又有了发展，那时候进入了一个‘有计划的建设时期’。我忽然感觉这一段日子可能在我们的记忆中会慢慢地被淡忘，起码淡化。那么怎么办？把它写下来，而且非我写不可”。
1953年11月，王蒙买来几个16开的大笔记本，开始创作长篇小说处女作《青春万岁》。创作不能仅凭一腔热情，王蒙重新一遍又一遍地读鲁迅、丁玲、巴金、茅盾的小说，读苏联《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与《青年近卫军》等小说，读巴尔扎克、托尔斯泰与契诃夫等作家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他还用留声机反复听贝多芬的交响乐，听苏联的歌曲，听陕北的“信天游”……在以描写农民、战士、工人为主流的新中国初期文坛上，王蒙可以说从一开始便找准了自己的方向，写最熟悉的中学生题材。
历时一年，王蒙完成了《青春万岁》的初稿。小说以东直门中学为创作原型，讲述了北京女七中一群高三女学生的学习与生活，记录了新中国成立之初青年人的蓬勃朝气，郑波、杨蔷云、李春、呼玛丽等个性鲜明的女中学生形象让人过目难忘。初稿完成后，王蒙将稿件送给了时任北京电影制片厂编剧的潘之汀，潘读后大为赞赏，随后介绍给中国青年出版社文艺室负责人吴小武，中青社则请来了中国作家协会青年作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萧殷审稿。差不多一年之后，王蒙终于等到审稿意见——萧殷充分肯定了小说的艺术感觉，但也指出了小说存在的问题，即缺乏主线，希望王蒙能改进。
1956年初，中国作家协会为王蒙出具公函，请了半年的“創作假”。1956年4月，王蒙开始动笔修改，于9月定稿。在这次修改中，王蒙为小说加上了著名的序诗：“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们编织你们……”诗人邵燕祥则为之补充上了“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璎珞/编织你们”一句。 1956年9月30日，《北京日报》以“金色的日子”为题，选登了小说的最后一章;1956年底，中国作协党组书记、老作家刘白羽在《人民日报》上撰文预告文学新人的成绩，说张晓的《工地上的星光》与王蒙的《青春万岁》反映了文学新人的成果。不久，《文汇报》的人带着500元预付金找到王蒙，要求全文连载《青春万岁》。1957年1月11日到2月18日，《文汇报·笔会》副刊连载了小说近1/3的内容。
王蒙一夜成名。《青春万岁》被誉为是上世纪50年代反映当代生活的杰作之一。然而，这部小说处女作却没能够及时出版，而是和王蒙多事的前半生一样，经历了两度排版又两度搁浅、冻结长达26年的命运。直到“文革”结束后的1979年，随着王蒙从下放地新疆调回北京，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首印17万册。
《青春万岁》正式出版40年来，平均每3年就重印一次，从未中断，前后已经发行了上百万册，至今仍摆放在书店的“青春文学”一栏中，广受不同年龄层读者的欢迎。尤其是王蒙创作的序诗，40年来总是在大学、在舞台、在集会、在广播电视上被朗诵。
将小说改编为电影的工作，始于上世纪50年代。1956年，小说《青春万岁》刚刚写完，上海电影制片厂的编辑刘果生就来向王蒙组电影剧本稿，王蒙向他推荐了好友作家张弦，但由于小说出版的中断，改编事宜几度被搁浅。
1978年，《青春万岁》的电影改编再次上马，次年，小说《青春万岁》终于出版，电影剧本的改编也大致完成。1981年，由《青春万岁》改编的电影剧本《初春》，发表在当年第5期的《电影新作》上。同样成长于上世纪50年代，和王蒙有同样经历的上海电影制片厂导演黄蜀芹，在谢晋的推荐下读到了小说，对小说产生了强烈共鸣。黄蜀芹曾毕业于上海有名的第三女子中学，“对那健康的、亲密的、洋溢着青春活力的女中校园生活作一个朴素的历史回顾”，是她最初的拍摄动机。“我们这个摄制组的主要创作人员——摄影、美术、录音、副导演都是同龄人，对那个时代怀着共同的感情。我们定下了一个拍摄原则，不要技巧，只呈现真挚的感情，并要朴实、真诚地去表现它。”
1984年，《青春万岁》荣获苏联塔什干亚非拉国际电影节纪念奖，是在那个年代为数不多的走出了国门并受到关注的一部电影。
【书写边疆的“清明上河图”】
1956年，当《青春万岁》还在修改时，王蒙的另一部小说已经完稿，那就是后来引起风波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人民文学》1956年9月号发表时将标题改为《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1956年6月，《人民文学》收到了王蒙的投稿，编辑谭之仁和涂光群认为小说尖锐地提出了一些现实问题，发表后定会引起热烈关注，于是将原稿呈送副主编秦兆阳。7月17日，《人民文学》第二天要发的9月号最后一批稿子中，有位作者临时抽走了一篇，于是，秦兆阳决定由王蒙的小说补位，并连夜对稿件进行修改。（《一部小说与一个时代——〈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2016年版）
《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写的是一位青年教师被调到区委会后，在工作中怎样碰壁和遇到挫折的故事，它触及了当时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新矛盾和新问题，以敏锐的笔触刻划了一个区委组织部门的真实工作状态。小说发表后，杂志社工作人员骑着摩托车将476元稿酬送到王蒙家里，这样的数目在当时“够惊天动地了”。
王蒙回忆，《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其实与《青春万岁》诞生于共同的思想土壤。1955年，中共团中央发出号召，要全国青年和团员学习苏联作家尼古拉耶娃的中篇小说《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1956年4月，王蒙在利用创作假期修改《青春万岁》期间，抽空写出了这部小说。王蒙回忆：“在最最享受的状态中，我有余力再写点别的。我一直是这样，同时做两件事情，互相调剂、互相补充、互相变化，避免单打一，避免重复与疲劳，互相促进又互为修整。”事实上，这两篇小说不仅体现在写作时间的一致性上，更在于二者都诞生于同样的以青春为底蕴的写作思路。《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立足于以青春来对抗老化僵化的思路，小说中的林震与刘世吾，一个青春稚嫩、充满朝气，一个老成圆滑、热情衰退，作品延续的是对青春的礼赞。在王蒙眼中，“小说”与“青春”甚至成为了同义词：“什么都克服不了的小说却在克服着衰颓，克服着无动于衷与得过且过，克服着遗忘与淡漠，克服着乏味与创造力的缺失，一句话，小说想留住青春。”
随着赞美与批评声一齐投向作品，王蒙的人生道路也跟着起伏跌宕。他感叹道，想不到这部小说改变了他一生。很多年后，王蒙承认这篇小说给自己“带来了一些困扰”，却并没有留下什么悲观的记忆。他说：我并没有灰溜溜的记忆，相反，我觉得这也是共和国的命运和我息息相关。我分享了革命的胜利、共和国的建立所带给我的这种快乐、荣耀、机会和各种可能性，同时我也接受了共和国的发展当中带给我的考验，带给我的一些各种各样的课题。所以我老说，我这人这一辈子有一个光明的底色。”
1958年5月，王蒙被划为右派，已经打印出清样的《青春万岁》也受到牵连，无法出版。
1963年底，王蒙卖掉北京的家具，带着夫人孩子远赴新疆。他先在乌鲁木齐任杂志社编辑，后到伊犁巴彦岱红旗人民公社第二大队任副大队长。这位自幼生活工作在北京城的文学青年，面对迥异的环境，没有怨天尤人，努力地学习维吾尔语，与少数民族同胞同吃、同住、同劳动。对于不同的民族、语言、文化、习惯和生活方式，他非常有兴趣。
初到新疆，王蒙发现这里的状况比他预想的好。火车一到乌鲁木齐，听到当地的维吾尔族歌曲，就有完全不一样的感觉。乌鲁木齐的景色让王蒙印象深刻，他说：“盛世才时期的南门大银行还在，苏联援建的人民剧场也有气势，南门外的大清真寺也很独特。办公大楼的颜色都是橙红色的，市民的房屋都是土坯做的，屋顶是清一色的洋铁皮。現在回想起来，那完全是一幅凝固的油画，只是没有保存下来。”
1965年4月，王蒙来到巴彦岱镇，和家人住在当地维吾尔族老农家。老农夫妇给他们腾出了一间4平方米的小房子，刚搬进去三天，在门楣处的缝隙里，就有两只燕子飞来搭巢。纯朴善良的老乡们都说，老王”是一个好人，这里已经好几年没见到燕子，他一来，把燕子也带来了。就这样，王蒙在老农家一住就是6年，公社的人也渐渐把他当成这个家庭的一位成员。 王蒙学到了他过去完全没有的知识。他感受特别深的，是体会到维吾尔语“塔玛霞儿”一词的精髓，该词虽然可以翻译为漫游、散步、玩耍、休息等，其实表达了一种怡乐心情和生活态度，一种略带游戏的精神。维吾尔人常说：人生在世，除了死以外，其他全部都是塔玛霞儿。”他们哪怕穷得只有两个馕，只吃一个，另一个也要留着敲打出音乐节奏，边歌边舞。这种豁达的精神也感染着王蒙，他感慨——人生的每一天，本来就是伟大的呀。
王蒙把新疆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与当地民众结下了鱼水之谊。在远离纷争的土地上，他一边专心读书，一边酝酿并创作长篇小说《这边风景》，作品描写了新疆普通人的故事，展现了辽阔大地上多民族共同生活的日常图景。这部70万字的巨制，1974年动笔，1978年初稿完成，尘封多年后，于2013年修订出版，2015年获茅盾文学奖，被誉为一个特殊时代边疆的“清明上河图”。
1976年，王蒙试探性地写了一篇《诗·数理化》，赞许高考恢复，1977年底，这篇文章刊登在报纸副刊上。距离上一次在《新疆文学》上发表《春满吐鲁番》已经过去13年多，这意味着王蒙结束了长达17年的文学创作冻结期。
1979年6月12日，王蒙举家乘列车离开乌鲁木齐。离开新疆后的王蒙，从未在心灵上远离那片土地。对那段特殊时期的记忆，成为他文学创作的重要来源，“回想在新疆的16年，对我的一生极其重要。我初步摆脱了大城市学生娃的天真幼稚、敏感书生气，我受到了边疆巍巍天山、茫茫戈壁、锦绣绿洲、缤纷村舍的洗礼，我更开阔也更坚强了”。
【掀起文坛创作手法的新浪潮】
1978年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作协和文联在北京新侨饭店举行了大规模的座谈会，宣布为一大批曾被错误批判否定过的作品平反，其中就有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王蒙得到通知，受邀请去开会并作讲话。他发言低调，无非是说那篇作品并非敌对，不必那样上纲上线。别人讲了些什么他已完全忘记，只是知道“许多多灾多难的作品，一股脑儿一家伙就同时解禁了”。第二天早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的头条，就是为这批文艺作品平反的消息。王蒙远在乌鲁木齐的妻子崔瑞芳，听到广播后激动地给他写信，说是中央已向全世界宣布了对王蒙作品的平反。
王蒙感叹：“那时有那时的朝气、勇气、豪气、热气，主持这一工作的不过是文联与作协的筹备组，定了，就干，赶紧干，也就成了。”1979年1月，王蒙赴京参加人民文学出版社召集的“部分中长篇小说作者座谈会”，同时收到共青团北京市委给他下的“改正”通知，并恢复党籍。就在这一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将王蒙等17位作者曾在社会上有过较大影响的篇章，包括《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收录为《重放的鲜花》出版，迅速热销，一时洛阳纸贵。
王蒙特别感谢这“第二次解放”。1979年，王蒙成了北京市文联的专业作家，他当时就明确宣示：我愿尊重每一位师长，但是绝对不投靠;我愿团结每一位同行，但是绝对不拉拢。他下定决心：有所不为，有所不取，有所选择。绝对不与人搞口舌之争，“宁可转业卖糖葫芦，决不陷入文人相轻的下贱圈子中去”。
1979年10月30日，王蒙应邀参加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他近距离看到那些老文艺家都来了，有的坐着轮椅，有的拄着拐杖，有的需要被人搀扶，老作家萧三、楼适夷等到台上发言，眼含热泪说：“咱们又见面了……”一些中青年作家激动兴奋，有几个人发言极为活跃尖锐，全场轰动。邓小平代表中央到会致词祝贺，他强调：“我们的文艺，应当在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取得更丰硕的果实。”“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要通过有血有肉、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真实地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反映人们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的本质……”下面掌声雷动。
在这几年时间里，王蒙文思泉涌，进入了创作的“井喷”时期，先后发表了《最宝贵的》《说客盈门》《悠悠寸草心》《蝴蝶》《布礼》和散文评论集等作品。王蒙回忆：“你想想，20多年没有写了，忽然生活又经历了一個大变化。但是这个大变化怎么说呢？当时说这是我们的‘第二次解放’，这是‘又一次革命’。所以我要说我这运气也不错啊，能经历历史的这些大转折，而这些大的转折都给我带来了新的可能性，带来了鼓舞，也带来了机遇。”
特别引起文学界乃至整个社会关注的，是王蒙创作的《布礼》《夜的眼》《风筝飘带》《蝴蝶》《春之声》《海的梦》这一组六篇中短篇小说。不同于当时流行的伤痕小说，这组作品更多地关注人物的心灵，看他们的思想和命运如何随着时代的过山车波动、起伏。更值得惊喜的，是王蒙打破沿袭已久的中国小说传统叙述方式，打乱时空顺序，大胆借鉴了包括“意识流”在内的西方现代派小说手法，令人耳目一新，被誉为王蒙复出的“集束手榴弹”，成为轰动一时的名作。
王蒙这些创新，首先引起文学评论界的强烈关注。当时在评论界挑大梁的著名文学评论家阎纲，敏锐地注意到王蒙小说的意义。他早在1956年大学毕业进入《文艺报》做编辑后不久，就去北京西城区团委采访过王蒙，从此相交而相知。1980年，阎纲在评介王蒙这六篇意识流小说时，惊呼“小说出现了新写法”，他指出：艺术创造，务去陈言，贵在翻新;你越“怪”、越新，我越爱看。
在那个还未完全开放的时代，王蒙的小说，引发了社会上某些人的批判。著名作家夏衍、巴金、张光年、贺敬之等，立即挺身而出，或写文章，或发表看法，都不赞成对王蒙现代派小说如临大敌地批判。时任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对这位“最活跃、最有创造力的作家”既保护又忠告。他不仅肯定了王蒙的成就，还指出小说的缺陷是反思的深度和广度还不够，说：“在文学探索的路上不要走得太远。”
王蒙的一组试验性中短篇，不仅掀起文坛创作手法的新浪潮，还拓展了中国新时期文学的表现空间，丰富了中国文学的表现形式，有力推动了文学繁荣，促进了以文学启蒙为主导的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
【“共和国的命运、经验是写作源泉”】 1981年，王蒙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1982年夏，王蒙作为列席人员出席了党的十二大，并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在1983年春节期间，胡乔木接待王蒙畅谈，并亲自给中南海的车队打电话，要车去接王蒙爱人到家里小坐。王蒙知道，胡乔木以这种方式，大张旗鼓地表示对他创新的支持，以抵挡来自各方的明枪暗箭。
1984年底到1985年初，在作协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王蒙当选为中国作协常务副主席、党组副书记。1985年9月，他当选为中央委员。
这一时期，王蒙依然努力创作，并进行积极探索，对大时代下人的思想及灵魂的反思更深、更广。被誉为“审父杰作”的小说《活动变人形》很快完成，首发于《收获》1985年5期。“活动变人形”，本是曾留学日本的王蒙父亲，在上世纪40年代给他幼年的儿子购的一本日本玩具读物，读物中人的头、上身、下身三部分能独立翻动，通过神奇排列组合，可以形成无数个不同的人的图案。王蒙在描述一个大学教师近百年的命运遭际中，以“活动变人形”这一新颖的文化符码作为象征的视角，审视父辈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描摹近代以来中西文化的激烈冲撞和反复融合。这部小说，在2018年“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最有影响力小说”评选中名列前茅。
1986年6月，王蒙被中央任命为文化部部长。早前，在得知自己被确认为部长候选人时，始终认为自己是个作家的王蒙，曾找胡乔木、胡启立，并通过张光年给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乔石带话，请中央不要考虑他。最后，习仲勋找王蒙谈话，说你可以写作，不需要你抓得过分具体，担任部长也有利于你写作的条件。王蒙只好答应，不过允诺只干三年，三年中请中央物色更合适的人选。在任文化部长期间，他大胆开放营业性舞厅，以此为由头促进当时文化领域开放，使时装、模特表演、选美等“新生事物”迅速在国内“合法化”。
1988年，王蒙给中央写信，提出辞去文化部长职务。1989年9月初，王蒙从烟台养病归来，李鹏总理在人大常委会上提出，为了尊重本人早已提出的专心从事文学创作与文艺评论的意愿，免去王蒙的文化部长职务。1989年秋，王蒙在观看朝鲜艺术团演出时，遇到习仲勋，习仲勋说：“你是如愿以偿了！”
卸任文化部长后，王蒙又成为那个“最活跃、最有创造力的作家”。他认为：“我有幸参与、见证了整个历史的变化。这变化很快，而且不断地引起你新的关注、新的趣味，也受到新的考验，所以对我来说是天生的机遇。共和国的命运、共和国的经验，正是我的写作源泉。”进入耄耋之年后，在写小说之余，王蒙还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他研究《红楼梦》的评论专著《红楼启示录》及研究李商隐诗歌的论文，以鲜活的创见，获得了学术界的高度评价。近几年，王蒙研究梳理中国传统文化文学的源头，出版了《老子的帮助》《老子十八讲》等书。有评论家道：王蒙浑身是电，他触到哪一个领域，哪里就会放出火花来。
王蒙最自豪的是，自己还是一个一线“劳动力”。他现在每天早上五点起床，带着运动手环，在小区里散步。他规定自己每天要走满七千步，每个星期游两次泳。2019年，王蒙先后发表了《生死恋》《地中海幻想曲》等两部作品，如此高产，他说在自己年轻时也不多见。
我心化蝶七十载，不忘初心放风筝。作为一个与共和国同命运共患难之人，王蒙在文学上取得的辉煌成就，早已超越其个人之上，成为一代艺术家和国人价值的象征符码。
【王蒙答《同舟共进》记者问】
《同舟共进》：您在创作中如何处理“人民”和“艺术”二者的关系？
王蒙：对人民始终有父老及兄弟姐妹般的感情，是我创作的信念。人民的含义非常广泛，包括工农兵学商，也包括知识分子，包括各个民族，包括自己的国家，也包括人类的命运共同体。我在创作中，始终提醒自己要惦记着人民，写人民身上表现出的人道、人性以及人际关系等。关于艺术，前苏联曾有一个很好而“拔高”的说法：文学是语言艺术，对此我印象深刻。作家只有成为语言艺术的大师，写出大时代下人的悲欢离合，其作品才能传下去，真正达到崇高的顶峰。
《同舟共进》：您如何看待文化自信？
王蒙：近世以来，拥有五千年文明古国的华夏民族，遭遇了“走向世界的挫折”，深陷文化自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持续不懈地反省、革新与开放，是传统文化生命力所在。中华儿女从深深自卑中奋起，发起五四运动等，对传统文化激浊扬清，对外来文化去伪存真，中西融为一体，为我所用，终于实现了从趴着到站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今日的中华民族，站在实现全面伟大复兴的时代新起点上，要实现从富起来到强起来，更有理由重新审视我们的文化和坚定我们的文化自信。
《同舟共进》：您如何看待目前知识分子的使命？
王蒙：在今天这个大时代，关于知识分子的使命问题，我主张每个人做好自己的事。只有做好自己的事，才能使国家得到切实的发展，有了切实的发展，才有一切。没有切实的发展而只仓促引进观念，成不了事。正确的方法是实事求是，循序渐进，注重积累，注重建设。
《同舟共进》：您遵從哪些人生处世哲学？
王蒙：我有三枚“闲章”：“无为而治”“逍遥”和“不设防”。即人生要有所为有所不为，要冷眼看世界，要光明坦荡待人。
在“做人”方面，我给自己“杜撰”了如下的格言：
大道无术，要自然而然地合乎大道。而毫不在乎一些技术、权术的小打小闹，小得小失。
大德无名，真正德行，真正做了有分量的好事，是不应该也不可能出风头的。
大智无谋，学大智慧，做大智者，行止皆合度，而不必心劳日拙地搞各种的计策——弄不好就是诡计成癖。
大勇无功，大勇之功无处不在，无法突出自己，不可炫耀，不可张扬。
（本文已经王蒙先生本人审阅。）
“感谢时代赐给我的幸运！”在北京，刚过85岁生日的著名作家、原文化部部长王蒙，心中万般感慨。
【“故乡就是命运，就是天意”】
提起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王蒙认为首先应感谢幼年时在北平及故乡南皮县的所见所闻。
1934年10月15日，王蒙出生于北平。当时，王蒙的父亲王锦第在北大读书，与后来成为著名文学家的何其芳及李长之为同室舍友，王蒙的名字就是何其芳起的。据说，当时王锦第正热衷于研究哲学，何其芳则在阅读小仲马的《茶花女》，小说的男主人公叫“亚蒙”，也被翻译成“阿蒙”“阿芒”，何其芳便建议给孩子起名叫“王阿蒙”。但王父是河北人，不喜欢南方人小名中常带的“阿”字，于是，去“阿”存“蒙”，乃有现名。
王蒙幼年在北平度过仅有的一小段“黄金时代”，后因父亲离开北平去外地任教谋生，聚少离多，一直在日寇占领区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还一度被送回原籍河北南皮县躲避战乱。
南皮县东临渤海、北靠京津，属于沧州范围。“谁知燕赵悲歌士，多在鱼盐版筑中”，这片华北平原的黄土地上，自古民间武风颇盛，有“武术之乡”之誉，那里还是晚清名臣、洋务派领袖人物张之洞的故乡。王蒙当时虽然处于懵懂幼年，但至今仍记得家乡父老在那片平原的地下修建四通八达的地道——像影片《地道战》那样，自发组织起来配合游击队，奋起与日本人周旋作战。1945年，日本投降。王蒙回忆：“我那时候忽然明白了，中国是我的国家。我当时有一个想法，就是我要为中国死。”他还说：故乡就是命运，就是天意，就是先验的威严。”
北平光复后，这个年仅11岁的少年，跳级考入私立北平平民中学。关于这次跳级，王蒙回忆是受到丰子恺一幅漫画的启发：三四个孩子，腿绑在一起走路，走得快的孩子无法前行，走得慢的孩子也被拖得狼狈不堪。他认为他就是那个走得快的孩子。
刚上初一，他就如饥似渴地到处找书看。巴金的《灭亡》、曹禺的《日出》、茅盾的《腐蚀》和《子夜》、鲁迅的《祝福》和《故乡》，都囫囵吞枣般读过。在一次全市中学生演讲比赛中，王蒙因大胆谈论时政话题获奖。他没有想到，一天中午在学校操场，学校垒球队一位高二男同学脱口而出的一句话，将会对自己的一生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王蒙回忆：“他也是学校的一个明星。有一次他见着我问：小王蒙，最近看什么书呢？’我死活想不起来。忽然我来了这么一句，我说‘我看的书都是对社会进行批判的书’。我当时还不满12岁，他一下子两眼就放光了——他是地下党员。”
这位叫何平的中共地下党员，成了王蒙革命的领路人。1948年，王蒙还差5天便满14岁时，被组织破例吸收为党员。王蒙回忆：“我有一个特殊的感觉，我这一辈子小事犹豫、掂量，爱推敲，甚至会自相矛盾，但是恰恰大的事情，我是凭直觉，敢于作出决定的。”此后，王蒙正式以一名“少年布尔什维克”的身份参加革命活动。
1949年3月，在解放后的北京，王蒙回忆旧北平与新北京的观感，说道：“破落、空虚、肮脏、摇摇欲坠的北平变成了健康、自信、勤奋、日新月异的候任首都……共和国最初的日子，是高屋建瓴也是脚踏实地的日子。是心愿纷纷、成绩桩桩的日子，是几千年中华历史上没有见过，没有说过，甚至没有想到过的日行千里的日子……世上有几个十几岁的少年有这样的福气，有这样百世不遇的机缘，能在这个多感多梦的年华看到这样的天翻地覆……”
【向青春致敬】
新中国成立前夕，从学校党团员中选拔后备干部时，王蒙毅然选择了退学参加工作。1949年8月，王蒙参加中央团校第二期学习班，毕业后被分配到青年团北京第三区团工委，先后担任中学部和组织部负责人，后来第三区扩大为东四区，王蒙任区团委副书记。
1949年10月1日，王蒙以中央团校腰鼓队队员的身份参加了开国大典和群众游行。王蒙以不到15岁的年龄，组织青年人演讲、读书、合唱、联欢，他形容“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变了样”，“整个这几年就是在一个革命的高潮，也是一个青春的高潮。到了1952年和1953年，形势又有了发展，那时候进入了一个‘有计划的建设时期’。我忽然感觉这一段日子可能在我们的记忆中会慢慢地被淡忘，起码淡化。那么怎么办？把它写下来，而且非我写不可”。
1953年11月，王蒙买来几个16开的大笔记本，开始创作长篇小说处女作《青春万岁》。创作不能仅凭一腔热情，王蒙重新一遍又一遍地读鲁迅、丁玲、巴金、茅盾的小说，读苏联《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与《青年近卫军》等小说，读巴尔扎克、托尔斯泰与契诃夫等作家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他还用留声机反复听贝多芬的交响乐，听苏联的歌曲，听陕北的“信天游”……在以描写农民、战士、工人为主流的新中国初期文坛上，王蒙可以说从一开始便找准了自己的方向，写最熟悉的中学生题材。
历时一年，王蒙完成了《青春万岁》的初稿。小说以东直门中学为创作原型，讲述了北京女七中一群高三女学生的学习与生活，记录了新中国成立之初青年人的蓬勃朝气，郑波、杨蔷云、李春、呼玛丽等个性鲜明的女中学生形象让人过目难忘。初稿完成后，王蒙将稿件送给了时任北京电影制片厂编剧的潘之汀，潘读后大为赞赏，随后介绍给中国青年出版社文艺室负责人吴小武，中青社则请来了中国作家协会青年作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萧殷审稿。差不多一年之后，王蒙终于等到审稿意见——萧殷充分肯定了小说的艺术感觉，但也指出了小说存在的问题，即缺乏主线，希望王蒙能改进。
1956年初，中国作家协会为王蒙出具公函，请了半年的“創作假”。1956年4月，王蒙开始动笔修改，于9月定稿。在这次修改中，王蒙为小说加上了著名的序诗：“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们编织你们……”诗人邵燕祥则为之补充上了“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璎珞/编织你们”一句。 1956年9月30日，《北京日报》以“金色的日子”为题，选登了小说的最后一章;1956年底，中国作协党组书记、老作家刘白羽在《人民日报》上撰文预告文学新人的成绩，说张晓的《工地上的星光》与王蒙的《青春万岁》反映了文学新人的成果。不久，《文汇报》的人带着500元预付金找到王蒙，要求全文连载《青春万岁》。1957年1月11日到2月18日，《文汇报·笔会》副刊连载了小说近1/3的内容。
王蒙一夜成名。《青春万岁》被誉为是上世纪50年代反映当代生活的杰作之一。然而，这部小说处女作却没能够及时出版，而是和王蒙多事的前半生一样，经历了两度排版又两度搁浅、冻结长达26年的命运。直到“文革”结束后的1979年，随着王蒙从下放地新疆调回北京，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首印17万册。
《青春万岁》正式出版40年来，平均每3年就重印一次，从未中断，前后已经发行了上百万册，至今仍摆放在书店的“青春文学”一栏中，广受不同年龄层读者的欢迎。尤其是王蒙创作的序诗，40年来总是在大学、在舞台、在集会、在广播电视上被朗诵。
将小说改编为电影的工作，始于上世纪50年代。1956年，小说《青春万岁》刚刚写完，上海电影制片厂的编辑刘果生就来向王蒙组电影剧本稿，王蒙向他推荐了好友作家张弦，但由于小说出版的中断，改编事宜几度被搁浅。
1978年，《青春万岁》的电影改编再次上马，次年，小说《青春万岁》终于出版，电影剧本的改编也大致完成。1981年，由《青春万岁》改编的电影剧本《初春》，发表在当年第5期的《电影新作》上。同样成长于上世纪50年代，和王蒙有同样经历的上海电影制片厂导演黄蜀芹，在谢晋的推荐下读到了小说，对小说产生了强烈共鸣。黄蜀芹曾毕业于上海有名的第三女子中学，“对那健康的、亲密的、洋溢着青春活力的女中校园生活作一个朴素的历史回顾”，是她最初的拍摄动机。“我们这个摄制组的主要创作人员——摄影、美术、录音、副导演都是同龄人，对那个时代怀着共同的感情。我们定下了一个拍摄原则，不要技巧，只呈现真挚的感情，并要朴实、真诚地去表现它。”
1984年，《青春万岁》荣获苏联塔什干亚非拉国际电影节纪念奖，是在那个年代为数不多的走出了国门并受到关注的一部电影。
【书写边疆的“清明上河图”】
1956年，当《青春万岁》还在修改时，王蒙的另一部小说已经完稿，那就是后来引起风波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人民文学》1956年9月号发表时将标题改为《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1956年6月，《人民文学》收到了王蒙的投稿，编辑谭之仁和涂光群认为小说尖锐地提出了一些现实问题，发表后定会引起热烈关注，于是将原稿呈送副主编秦兆阳。7月17日，《人民文学》第二天要发的9月号最后一批稿子中，有位作者临时抽走了一篇，于是，秦兆阳决定由王蒙的小说补位，并连夜对稿件进行修改。（《一部小说与一个时代——〈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2016年版）
《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写的是一位青年教师被调到区委会后，在工作中怎样碰壁和遇到挫折的故事，它触及了当时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新矛盾和新问题，以敏锐的笔触刻划了一个区委组织部门的真实工作状态。小说发表后，杂志社工作人员骑着摩托车将476元稿酬送到王蒙家里，这样的数目在当时“够惊天动地了”。
王蒙回忆，《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其实与《青春万岁》诞生于共同的思想土壤。1955年，中共团中央发出号召，要全国青年和团员学习苏联作家尼古拉耶娃的中篇小说《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1956年4月，王蒙在利用创作假期修改《青春万岁》期间，抽空写出了这部小说。王蒙回忆：“在最最享受的状态中，我有余力再写点别的。我一直是这样，同时做两件事情，互相调剂、互相补充、互相变化，避免单打一，避免重复与疲劳，互相促进又互为修整。”事实上，这两篇小说不仅体现在写作时间的一致性上，更在于二者都诞生于同样的以青春为底蕴的写作思路。《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立足于以青春来对抗老化僵化的思路，小说中的林震与刘世吾，一个青春稚嫩、充满朝气，一个老成圆滑、热情衰退，作品延续的是对青春的礼赞。在王蒙眼中，“小说”与“青春”甚至成为了同义词：“什么都克服不了的小说却在克服着衰颓，克服着无动于衷与得过且过，克服着遗忘与淡漠，克服着乏味与创造力的缺失，一句话，小说想留住青春。”
随着赞美与批评声一齐投向作品，王蒙的人生道路也跟着起伏跌宕。他感叹道，想不到这部小说改变了他一生。很多年后，王蒙承认这篇小说给自己“带来了一些困扰”，却并没有留下什么悲观的记忆。他说：我并没有灰溜溜的记忆，相反，我觉得这也是共和国的命运和我息息相关。我分享了革命的胜利、共和国的建立所带给我的这种快乐、荣耀、机会和各种可能性，同时我也接受了共和国的发展当中带给我的考验，带给我的一些各种各样的课题。所以我老说，我这人这一辈子有一个光明的底色。”
1958年5月，王蒙被划为右派，已经打印出清样的《青春万岁》也受到牵连，无法出版。
1963年底，王蒙卖掉北京的家具，带着夫人孩子远赴新疆。他先在乌鲁木齐任杂志社编辑，后到伊犁巴彦岱红旗人民公社第二大队任副大队长。这位自幼生活工作在北京城的文学青年，面对迥异的环境，没有怨天尤人，努力地学习维吾尔语，与少数民族同胞同吃、同住、同劳动。对于不同的民族、语言、文化、习惯和生活方式，他非常有兴趣。
初到新疆，王蒙发现这里的状况比他预想的好。火车一到乌鲁木齐，听到当地的维吾尔族歌曲，就有完全不一样的感觉。乌鲁木齐的景色让王蒙印象深刻，他说：“盛世才时期的南门大银行还在，苏联援建的人民剧场也有气势，南门外的大清真寺也很独特。办公大楼的颜色都是橙红色的，市民的房屋都是土坯做的，屋顶是清一色的洋铁皮。現在回想起来，那完全是一幅凝固的油画，只是没有保存下来。”
1965年4月，王蒙来到巴彦岱镇，和家人住在当地维吾尔族老农家。老农夫妇给他们腾出了一间4平方米的小房子，刚搬进去三天，在门楣处的缝隙里，就有两只燕子飞来搭巢。纯朴善良的老乡们都说，老王”是一个好人，这里已经好几年没见到燕子，他一来，把燕子也带来了。就这样，王蒙在老农家一住就是6年，公社的人也渐渐把他当成这个家庭的一位成员。 王蒙学到了他过去完全没有的知识。他感受特别深的，是体会到维吾尔语“塔玛霞儿”一词的精髓，该词虽然可以翻译为漫游、散步、玩耍、休息等，其实表达了一种怡乐心情和生活态度，一种略带游戏的精神。维吾尔人常说：人生在世，除了死以外，其他全部都是塔玛霞儿。”他们哪怕穷得只有两个馕，只吃一个，另一个也要留着敲打出音乐节奏，边歌边舞。这种豁达的精神也感染着王蒙，他感慨——人生的每一天，本来就是伟大的呀。
王蒙把新疆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与当地民众结下了鱼水之谊。在远离纷争的土地上，他一边专心读书，一边酝酿并创作长篇小说《这边风景》，作品描写了新疆普通人的故事，展现了辽阔大地上多民族共同生活的日常图景。这部70万字的巨制，1974年动笔，1978年初稿完成，尘封多年后，于2013年修订出版，2015年获茅盾文学奖，被誉为一个特殊时代边疆的“清明上河图”。
1976年，王蒙试探性地写了一篇《诗·数理化》，赞许高考恢复，1977年底，这篇文章刊登在报纸副刊上。距离上一次在《新疆文学》上发表《春满吐鲁番》已经过去13年多，这意味着王蒙结束了长达17年的文学创作冻结期。
1979年6月12日，王蒙举家乘列车离开乌鲁木齐。离开新疆后的王蒙，从未在心灵上远离那片土地。对那段特殊时期的记忆，成为他文学创作的重要来源，“回想在新疆的16年，对我的一生极其重要。我初步摆脱了大城市学生娃的天真幼稚、敏感书生气，我受到了边疆巍巍天山、茫茫戈壁、锦绣绿洲、缤纷村舍的洗礼，我更开阔也更坚强了”。
【掀起文坛创作手法的新浪潮】
1978年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作协和文联在北京新侨饭店举行了大规模的座谈会，宣布为一大批曾被错误批判否定过的作品平反，其中就有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王蒙得到通知，受邀请去开会并作讲话。他发言低调，无非是说那篇作品并非敌对，不必那样上纲上线。别人讲了些什么他已完全忘记，只是知道“许多多灾多难的作品，一股脑儿一家伙就同时解禁了”。第二天早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的头条，就是为这批文艺作品平反的消息。王蒙远在乌鲁木齐的妻子崔瑞芳，听到广播后激动地给他写信，说是中央已向全世界宣布了对王蒙作品的平反。
王蒙感叹：“那时有那时的朝气、勇气、豪气、热气，主持这一工作的不过是文联与作协的筹备组，定了，就干，赶紧干，也就成了。”1979年1月，王蒙赴京参加人民文学出版社召集的“部分中长篇小说作者座谈会”，同时收到共青团北京市委给他下的“改正”通知，并恢复党籍。就在这一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将王蒙等17位作者曾在社会上有过较大影响的篇章，包括《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收录为《重放的鲜花》出版，迅速热销，一时洛阳纸贵。
王蒙特别感谢这“第二次解放”。1979年，王蒙成了北京市文联的专业作家，他当时就明确宣示：我愿尊重每一位师长，但是绝对不投靠;我愿团结每一位同行，但是绝对不拉拢。他下定决心：有所不为，有所不取，有所选择。绝对不与人搞口舌之争，“宁可转业卖糖葫芦，决不陷入文人相轻的下贱圈子中去”。
1979年10月30日，王蒙应邀参加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他近距离看到那些老文艺家都来了，有的坐着轮椅，有的拄着拐杖，有的需要被人搀扶，老作家萧三、楼适夷等到台上发言，眼含热泪说：“咱们又见面了……”一些中青年作家激动兴奋，有几个人发言极为活跃尖锐，全场轰动。邓小平代表中央到会致词祝贺，他强调：“我们的文艺，应当在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取得更丰硕的果实。”“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要通过有血有肉、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真实地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反映人们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的本质……”下面掌声雷动。
在这几年时间里，王蒙文思泉涌，进入了创作的“井喷”时期，先后发表了《最宝贵的》《说客盈门》《悠悠寸草心》《蝴蝶》《布礼》和散文评论集等作品。王蒙回忆：“你想想，20多年没有写了，忽然生活又经历了一個大变化。但是这个大变化怎么说呢？当时说这是我们的‘第二次解放’，这是‘又一次革命’。所以我要说我这运气也不错啊，能经历历史的这些大转折，而这些大的转折都给我带来了新的可能性，带来了鼓舞，也带来了机遇。”
特别引起文学界乃至整个社会关注的，是王蒙创作的《布礼》《夜的眼》《风筝飘带》《蝴蝶》《春之声》《海的梦》这一组六篇中短篇小说。不同于当时流行的伤痕小说，这组作品更多地关注人物的心灵，看他们的思想和命运如何随着时代的过山车波动、起伏。更值得惊喜的，是王蒙打破沿袭已久的中国小说传统叙述方式，打乱时空顺序，大胆借鉴了包括“意识流”在内的西方现代派小说手法，令人耳目一新，被誉为王蒙复出的“集束手榴弹”，成为轰动一时的名作。
王蒙这些创新，首先引起文学评论界的强烈关注。当时在评论界挑大梁的著名文学评论家阎纲，敏锐地注意到王蒙小说的意义。他早在1956年大学毕业进入《文艺报》做编辑后不久，就去北京西城区团委采访过王蒙，从此相交而相知。1980年，阎纲在评介王蒙这六篇意识流小说时，惊呼“小说出现了新写法”，他指出：艺术创造，务去陈言，贵在翻新;你越“怪”、越新，我越爱看。
在那个还未完全开放的时代，王蒙的小说，引发了社会上某些人的批判。著名作家夏衍、巴金、张光年、贺敬之等，立即挺身而出，或写文章，或发表看法，都不赞成对王蒙现代派小说如临大敌地批判。时任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对这位“最活跃、最有创造力的作家”既保护又忠告。他不仅肯定了王蒙的成就，还指出小说的缺陷是反思的深度和广度还不够，说：“在文学探索的路上不要走得太远。”
王蒙的一组试验性中短篇，不仅掀起文坛创作手法的新浪潮，还拓展了中国新时期文学的表现空间，丰富了中国文学的表现形式，有力推动了文学繁荣，促进了以文学启蒙为主导的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
【“共和国的命运、经验是写作源泉”】 1981年，王蒙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1982年夏，王蒙作为列席人员出席了党的十二大，并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在1983年春节期间，胡乔木接待王蒙畅谈，并亲自给中南海的车队打电话，要车去接王蒙爱人到家里小坐。王蒙知道，胡乔木以这种方式，大张旗鼓地表示对他创新的支持，以抵挡来自各方的明枪暗箭。
1984年底到1985年初，在作协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王蒙当选为中国作协常务副主席、党组副书记。1985年9月，他当选为中央委员。
这一时期，王蒙依然努力创作，并进行积极探索，对大时代下人的思想及灵魂的反思更深、更广。被誉为“审父杰作”的小说《活动变人形》很快完成，首发于《收获》1985年5期。“活动变人形”，本是曾留学日本的王蒙父亲，在上世纪40年代给他幼年的儿子购的一本日本玩具读物，读物中人的头、上身、下身三部分能独立翻动，通过神奇排列组合，可以形成无数个不同的人的图案。王蒙在描述一个大学教师近百年的命运遭际中，以“活动变人形”这一新颖的文化符码作为象征的视角，审视父辈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描摹近代以来中西文化的激烈冲撞和反复融合。这部小说，在2018年“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最有影响力小说”评选中名列前茅。
1986年6月，王蒙被中央任命为文化部部长。早前，在得知自己被确认为部长候选人时，始终认为自己是个作家的王蒙，曾找胡乔木、胡启立，并通过张光年给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乔石带话，请中央不要考虑他。最后，习仲勋找王蒙谈话，说你可以写作，不需要你抓得过分具体，担任部长也有利于你写作的条件。王蒙只好答应，不过允诺只干三年，三年中请中央物色更合适的人选。在任文化部长期间，他大胆开放营业性舞厅，以此为由头促进当时文化领域开放，使时装、模特表演、选美等“新生事物”迅速在国内“合法化”。
1988年，王蒙给中央写信，提出辞去文化部长职务。1989年9月初，王蒙从烟台养病归来，李鹏总理在人大常委会上提出，为了尊重本人早已提出的专心从事文学创作与文艺评论的意愿，免去王蒙的文化部长职务。1989年秋，王蒙在观看朝鲜艺术团演出时，遇到习仲勋，习仲勋说：“你是如愿以偿了！”
卸任文化部长后，王蒙又成为那个“最活跃、最有创造力的作家”。他认为：“我有幸参与、见证了整个历史的变化。这变化很快，而且不断地引起你新的关注、新的趣味，也受到新的考验，所以对我来说是天生的机遇。共和国的命运、共和国的经验，正是我的写作源泉。”进入耄耋之年后，在写小说之余，王蒙还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他研究《红楼梦》的评论专著《红楼启示录》及研究李商隐诗歌的论文，以鲜活的创见，获得了学术界的高度评价。近几年，王蒙研究梳理中国传统文化文学的源头，出版了《老子的帮助》《老子十八讲》等书。有评论家道：王蒙浑身是电，他触到哪一个领域，哪里就会放出火花来。
王蒙最自豪的是，自己还是一个一线“劳动力”。他现在每天早上五点起床，带着运动手环，在小区里散步。他规定自己每天要走满七千步，每个星期游两次泳。2019年，王蒙先后发表了《生死恋》《地中海幻想曲》等两部作品，如此高产，他说在自己年轻时也不多见。
我心化蝶七十载，不忘初心放风筝。作为一个与共和国同命运共患难之人，王蒙在文学上取得的辉煌成就，早已超越其个人之上，成为一代艺术家和国人价值的象征符码。
【王蒙答《同舟共进》记者问】
《同舟共进》：您在创作中如何处理“人民”和“艺术”二者的关系？
王蒙：对人民始终有父老及兄弟姐妹般的感情，是我创作的信念。人民的含义非常广泛，包括工农兵学商，也包括知识分子，包括各个民族，包括自己的国家，也包括人类的命运共同体。我在创作中，始终提醒自己要惦记着人民，写人民身上表现出的人道、人性以及人际关系等。关于艺术，前苏联曾有一个很好而“拔高”的说法：文学是语言艺术，对此我印象深刻。作家只有成为语言艺术的大师，写出大时代下人的悲欢离合，其作品才能传下去，真正达到崇高的顶峰。
《同舟共进》：您如何看待文化自信？
王蒙：近世以来，拥有五千年文明古国的华夏民族，遭遇了“走向世界的挫折”，深陷文化自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持续不懈地反省、革新与开放，是传统文化生命力所在。中华儿女从深深自卑中奋起，发起五四运动等，对传统文化激浊扬清，对外来文化去伪存真，中西融为一体，为我所用，终于实现了从趴着到站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今日的中华民族，站在实现全面伟大复兴的时代新起点上，要实现从富起来到强起来，更有理由重新审视我们的文化和坚定我们的文化自信。
《同舟共进》：您如何看待目前知识分子的使命？
王蒙：在今天这个大时代，关于知识分子的使命问题，我主张每个人做好自己的事。只有做好自己的事，才能使国家得到切实的发展，有了切实的发展，才有一切。没有切实的发展而只仓促引进观念，成不了事。正确的方法是实事求是，循序渐进，注重积累，注重建设。
《同舟共进》：您遵從哪些人生处世哲学？
王蒙：我有三枚“闲章”：“无为而治”“逍遥”和“不设防”。即人生要有所为有所不为，要冷眼看世界，要光明坦荡待人。
在“做人”方面，我给自己“杜撰”了如下的格言：
大道无术，要自然而然地合乎大道。而毫不在乎一些技术、权术的小打小闹，小得小失。
大德无名，真正德行，真正做了有分量的好事，是不应该也不可能出风头的。
大智无谋，学大智慧，做大智者，行止皆合度，而不必心劳日拙地搞各种的计策——弄不好就是诡计成癖。
大勇无功，大勇之功无处不在，无法突出自己，不可炫耀，不可张扬。
（本文已经王蒙先生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