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夏时的某个月，我在上海头一次碰见周恺。等到一年以后，才逐渐确认这次会面是存在的、可信的。2018年年底，北京已经进入冬寒，我在燠热的南方第二次碰到周恺。这两次都是参加文学活动。2017年那次已经记不太清那两天的情形，就记得自己喝了很多酒，连喝两天，第二晚酒量尤其惊人，从晚饭开始喝到凌晨两三点，辗转换了几个地方，好几种酒，白红啤红白，眼花缭乱，万紫千红。十来个人最后只剩我还在要酒，中途不断有人或是晕倒被搀扶回去、或是吐着告退，有人在换场的路上就突地消失了。那次之后我再也没能超越自己。2018年那次则是在潮州。我对那两天发生的场景倒是印象较深，其一是仍然喝多了，导致会议上一直在漂浮;其二是真正认识了周恺，并且找他借了很多烟。那时我已经决心戒烟，戒烟的方式就是自己不买，管人借。周恺深刻地认识到我的戒烟之决心，那几天一包烟总分差不多一半借我（我随身带火，只借烟不借火），因为这一点，我如跗骨之蛆一般与周恺形影不离，一旦发现他有掏烟盒的迹象，就立刻紧随其侧。我心想，周恺真是一个大方的人。
　　因为是在潮州，我对那次活动的吃食也记得颇深。潮汕牛肉、鱼生、海鲜，除了第一顿饭印象不佳外，顿顿都好吃。那次来了许多人，大部分人我都不认识，坐在桌前真是尴尬，直等到姗姗来迟的周恺，才像找到一根救命稻草般长吁一口气。此会儿才确认周恺我是见过的。这个疑虑是从上海那次之后有一次无意间看到周恺的两个短篇开始产生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分别是《侦探小说家的未来之书》和《不可饶恕的查沃狮》。点开小说一看开头，微微一惊，再往下滑，更无怀疑，这是一位非常值得注意的小说家，他的语感独一无二。
　　《侦探小说家的未来之书》的开头是这么写的：
　　吉林诗人孙文涛说：“九十年代，在北京的东北人敢杀人是出名的，有位黑龙江北部矿区老兄，三十五岁，从无前科……”
　　我大可以再引用多一些内容，但这篇文章囿于字数限制，无法针对周恺的文本进行全貌探讨，如有读者感兴趣，我将在另一篇文章中展开分析。《不可饶恕的查沃狮》这个短篇，我也在此试引开头：
　　一个多月前，我搬到了公墓和火葬场之间的桉树林，这是地板厂种下的，我刚来的时候，遇到了几位伐木工人……就在昨天，我还不确定现在是四月还是五月。
　　我敢说，任何一位对语言足够敏锐的人，读到周恺的短篇小说，都会立即意识到他的语感当中极为微妙的异质性。当我往下读的时候，心中天然涌起一股考究似的审慎，似想看看这样的语感究竟能保持多久，想发现在何处它将破功。可以想见，越往下看，我内心的惊讶越是漫长，最终放心，这样的语言并不是偶然的发生，而是小说家训练已久的稳定控制。
　　我有一个缺点，对于那些在某项技艺上拥有较好能力的人总有些天然的好感，但往往和他们交往不深。这也多少是由于醉心于某个技艺的人，很多时候并不是那种现实中让人亲近的朋友。他们的在场无关紧要。人退居到作品的后头，只需认识其作品足矣。如果没有先认识那个人的作品，我对人的记忆就总是非常模糊，甚至见过也会完全忘记。
　　因此，我是在读过了周恺的小说之后，才算重新认识了他。在去吃潮汕牛肉火锅之前，我照例跟在周恺后头借烟，就在那会儿，我提及了他的小说。当然了，周恺是个非常谦逊的人。这种谦逊使得他的存在又更模糊。即便我已经认识到他是个非常优秀——在我认识的年轻小说家里能排前三（另外两个还没想出来）——的小说家，除非为了借烟，我就总还是意识不到他的在场。还有一种时刻能让我陡然清醒，那就是在场的人谈论文学时，不论谁说起某个作家的某个小说，周恺总会立刻接茬——大部分都是我压根儿就不知道的作品！（这个例子可能不是很恰当，因为我或许是写小说的人里头读小说最少的那个，甚至很多字都不认识。但近来我在“的地得”上犯的错误已越来越少了。）但是，随着人们的熟络，话题逐渐转向文学之外的领域——比如文学八卦——的时候，周恺仍然会像一个文学百晓生一样飞来一笔，“他的××××我看过。”这时，昏昏欲睡的我就会立马竖起耳朵，倒带一般盘问一番，然后掏出手机记下。
　　那次活动的末尾是在一辆开往不同离航点的旅行大巴上，主办方请来的导游做起了小生意，兜售自家生产的紫菜。我对这类兜售一向有极强的免疫力。陆续好几个人买，周恺是最后一个，说买两包给妻子。末了说了声后会有期，便下车了。后来我买来他一年后出版的长篇小说《苔》，这小说与他的短篇非常不同，写的是清末民初四川地区的一个家族故事，是很古典的写法（不过我还没有读完），陆续地，我从中辨认出了自他的短篇到他的长篇再回归到他本人身上的一种质地。这质地是什么我也说不好，似乎是某种存在于古典与当代之间的罅隙，不好说是周恺发现的、还是他创造的，这种罅隙以极为柔软的方法抚平了时代加诸文本上的局限性，生发了一种崭新的腔调，以至于当他使用这样的腔调去叙述各种事件时，都令原本那个充满了陈腔滥调的场域焕发出了极其独特的气质。我认为，这就是小说应当具备的语言。
　　回到《侦探小说家的未来之书》，小说开头便写“吉林诗人孙文涛说”，至后面提及《中国作家》举办的采风活动……对我来说，这是令人讶异的取材（虽然这不是小说的主要材料）。缘何讶异呢？小说家（尤其是在他们写作生涯的一开头）笔下以自我经验为主体内容进行创作是十分常见的，这里的自我经验指的正是他们的小说家身份和现实中在此身份基础上展开的生活模式。然而，为了避免小说世界与作者世界的过分相似（换句话说，为了营造小说必须具备的虚构感），这样的小说往往会对作者主体进行一定的变形，比如或由小说家变成另一相似身份——诗人/编辑/画家，或从小说家这一身份界定上进行游离——不得志的预备役小说家/有文学追求的爱好者，或将该身份从叙事者身上转移至被叙事者那里——“我有一个朋友是小说家”。此种变形往往带有某种患得患失、举棋不定的心理，既想保持文本主体与作者主体经验的距离，又迷恋于“文学生活”的叙事。因此，周恺描述的文学现场反倒显得太“近”了（后来我又读了他的其他短篇，发现文学现场的叙事在多个小说中发生），筆会、作家群体、文学事件就像烫手山芋般被一个一个直接丢出来，一点不做掩饰，这本是一件有点自宫的做法……奇妙的是，周恺的语言再一次地展现了过人之处，如我之前所说，他用一种精妙但不露痕迹的控制令文本的所指蓦地屈居于能指之下，符号的声音调动着符号构成的环境，回到《侦探小说家的未来之书》这篇小说上，如果继续往下读，你会发现开头的“吉林诗人孙文涛”同那场笔会的引述意义更接近于一种文体的形式组合部分，而他用符号声音已经直接表明了这一点。这样，文学现场的叙事就摆脱了叙述文学现场常见的媚俗，具有了完全不同的样貌。这种样貌令人激动。
　　潮州笔会之后不久，我再一次在香港碰到周恺，当时他与妻子在香港暂居，我和广州诗人杜绿绿（这是对吉林诗人孙文涛的模仿）去香港看展，为了帮助同行的人卖掉多余的展票，我灵机一动……想起了周恺。周恺同意来一同看展（经过一番有关票面覆盖日程与价格的交易，由此再一次可见周恺是个不轻易有情绪变化的人，再比如写这篇稿子的时候他也先钻研了此前的模板认为是个足以应对的事情才应承下来），又一次（为什么还在）借烟的时候，他提及或许会去读人大的创意写作班。再次见到他（也就是上周）的时候，他已经在读该班研二了。一年未见，周恺的身份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我想说的是，他变得更加沉稳了。对此他表示，“对我来说这些（变化）并不是预先准备的，是事情突然发生了，那么就（坦然）接受它。生活一直都是这么推动着我（改变）的。”
　　（责任编辑：李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