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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有一部电影《芬妮的微笑》，讲述了一个奥地利少女与一个中国青年从相识、相爱并远渡重洋到中国生活了60年的传奇爱情故事，其实，在咱北京城的胡同杂院里，也有这么一对由荷兰贵族小姐杨米拉和中国才俊杨宝禄组成的跨国夫妻，携手走过50多年的风雨，至老恩爱如昔。
2008年年底，有缘和老夫妻促膝而谈，家常装扮、和蔼的笑容、流利的京片儿语言，相濡以沫的生活点滴渐渐呈现。当时感觉米拉的身体状态远不及年长她13岁的老伴，这种感觉让人不安，不愿深想，不久即传来米拉去世的消息，惊愕恍惚间，仿佛又看到了与我对视而笑的她，那唇角边盈满的笑意全是幸福。
提及老伴儿杨米拉离世的前后，88岁高龄的杨宝禄，那位上次聊天还笑言“早已老头老太，依旧青梅竹马”的风趣老人，目光里总有湿润在闪烁，他后悔啊!一不该让杨米拉去扫杂院，虽然近50年来除了她也没别人肯清扫杂院，但这已经是她第二次晕倒在外了，而看似不致命的左肩胛骨粉碎牲骨折，却引起了心血管方面的并发症，让她没能再醒过来。二不该听信亲戚的建议，送妻子到自己并不信任的医院就医，老伴走后，他变得特别贪觉，因为她每天干什么，什么时候偷偷抽烟、爱吃什么……总是萦绕在他的梦中，半晌，他又喃喃地自语道：“走吧，抽了69年烟，也抽得够够的了。”未了，“你的声音，你的歌声，永远留在我的心中……”老人哼起了他最爱的老歌。
伞下情缘
杨宝禄是宋代大家欧阳修的第35代后裔(父辈开始改为杨姓，伯父杨宗稷为古琴界琴学宗师)。诗书世家的熏陶，使他仪表堂堂、聪慧过人。从北京大学电机系毕业不久，就担任了北京市电机总厂副总工程师一职。但他的婚姻并不如意。结婚不到四年，漂亮的太太竟有了外遇，血气方刚的他选择了离婚。
“明天就像是盒子里的巧克力糖，什么滋味，充满想象。”
1956年9月，大雨将至，杨宝禄下班后准备乘公交车回家。这一等就到了夜色降临，大雨倾盆。被浇得没地儿躲没地儿藏的杨宝禄，一跺脚，钻进了站台一位等车的女士的伞下。打伞的正是年轻的米拉。
杨宝禄没想到对方竟是一位外国姑娘，他试探着用中国话表示感谢。更没想到这个外国姑娘却会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思想西化的他，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和姑娘聊了起来。这一聊就聊出了感觉。
第二天，杨宝禄登门拜访，让米拉既意外又欢喜。
米拉很快就把杨宝禄当作无话不谈的大哥哥。在交谈中杨宝禄了解到米拉不仅是语言天才，会英语、荷兰语、汉语、法语和德语，还能歌善舞。米拉还讲起了自己的身世，这让杨宝禄心酸不已。原来米拉全名叫维鲁玛·爱丽丝·凡·霍亨多普，出身于荷兰显赫的贵族家庭，著名画家凡·高跟她还是同族亲戚呢。不过米拉3岁时父母离异，母亲便带着二姐和她改嫁于一位印尼华裔名医。1953年，米拉母女随身为爱国华侨的继父来到了中国。在和继父生活的那段时间里，她们母女备受虐待，这给米拉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深深的伤痛。再过20多天，她和母亲、姐姐就要离开中国回荷兰去了。米拉也了解到杨宝禄刚经历了一场失败的婚姻。于是，两颗同样需要温暖的心走到了一起。
一场雨中邂逅，让北京小伙儿和荷兰姑娘，就像神话中的许仙和白娘子一样，一见钟情，开始了一辈子的相爱之旅。
接下来的20天里，两人在北京游玩、购物、拍照，依依不舍。杨宝禄一直将她们送到了天津码头，在那里他们铁定了心仪。
回到荷兰的米拉在海牙邮电局找到了工作，衣食无忧，身边不乏追求者，一度还有王室成员。但她心中无时不牵挂着在中国的杨宝禄。而杨宝禄也日夜思念着她。航空邮件横跨过碧波万顷的大洋，殷勤地传递着两人的相思，两人的邮件足足攒了一麻袋。
转眼快四年过去了。米拉终于对妈妈、姐姐说：“我要到中国去，我要嫁给杨宝禄。”这个决定遭到了米拉家人的强烈反对，一位在荷兰拥有显赫声名的贵族小姐居然要跑到遥远的中国，嫁给一个家境贫寒的中国穷书生?作为政治评论家、在荷兰拥有很高社会地位的大姐夫甚至断言：你若去中国，不出3个月，一定会回来!
谁知，这一走就是50年。
贵族小姐变北京媳妇
1960年1月1日，米拉再一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和杨宝禄携手步入了婚姻的殿堂。说起来，他们入住的杂院还曾是纪晓岚二姨太的宅子呢。只是现在已难以寻觅当年雕梁画栋、移步换景的韵致了。米拉在音译的中文名字前加上了夫姓“杨”，变成了“杨米拉”，杨宝禄戏称“杨米拉”就是“羊把大米拉回家”。从此，在老北京的胡同里又多了这么一个荷兰裔媳妇儿。
和许多生活在胡同里的北京媳妇一样，米拉既要做个孝顺的儿媳妇，照顾好婆婆；又要做个贤惠的好妻子，照顾好宝禄；还得做个好妈妈，照顾好亲生的两男一女和宝禄前妻所生的两个女儿。米拉经常被没完没了的家务活包围着：买菜、做饭、生炉子、打煤、储大白菜……日子长了，碎花衣裳家常裤，米拉俨然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北京媳妇儿。
正是在米拉的精心照顾下，早年饱经苦难的婆婆以87岁的高龄谢世，生前她最爱夸的就是儿媳妇：比亲生儿子好!“老太太心疼钱，有病痛也忍着挨着。我一观察，哟，不对，背起来就‘咣咣’往医院跑。”至今犹记杨米拉的经验之谈。
北京媳妇儿的生活虽然平淡，但杨米拉的特殊身份还是给这个家庭添上了别样的色彩。
那时，正是物资匮乏的年代，家家都得勒紧裤带、节衣缩食。而“国际友谊商店”等只供应外国人各种中外商品。亲朋四邻便想到了米拉的路子。她四处代为采买，忙得团团转，却乐在其中。她做的荷兰泡菜也是一绝，陪伴好些人度过了困难重重的岁月。不过，杨米拉至今耿耿于怀的是，那时一家老小全由杨宝禄一人养着，她负责管钱，还得记账，稍有差错，杨宝禄的脸就挂不住了，这让金钱方面大大咧咧的杨米拉委屈极了。
“文革”时期，老有胡同串子跃跃欲试地想要批斗杨家。这让杨宝禄惴惴不安。毕竟民国时期，杨宝禄父亲任过多年的县长，在杨宝禄5岁时病逝。从此家道中落，母子只能寄住在民国初年曾任国务总理的熊希龄创办的香山慈幼院中。而这里，他接受了许多美国的办学理念。杨宝禄吃西餐、品油画、酷爱机械发明等西化思想的老根儿就是打那儿种下的。现在又娶了洋媳妇儿，海外关系更说不清道不明了。米拉就像护自己爷们的所有北京媳妇一样，冲着那帮小破孩一通咒骂：“我父亲是总理邀请回来的爱国专家。你们胆敢动我们试试!我要杀了你们!见一次杀一次!”
有意思的是，1981年，正是改革开放之初，中国需要大量的外语人才，精通多国语言的米拉一下子就找到了用武之地。她先后被清华、北大、北工大、二外等著名高校聘为外教。教过多少学生连她自己也数不清，有的还考入了联合国当翻译。对了，学生中还有当年的胡同串子呢。他们涨红了脸请求杨老师原谅，米拉喜欢年轻人，却故意调皮：“那我得考虑考虑。”做了15年的外教，直到得了心脏病才离开讲台，杨米拉挣了不少钱，杨宝禄也不惦记着，两人实行起了AA制。
还有一次，米拉要回国看望自己的大姐，在荷兰驻华使馆办签证时，等了很长时间也没人搭理。一气之下，米拉挥笔写了自己的荷兰名字交了上去。不一会儿，大使和参赞都迎了出来，签证手续也顺利办好了。因为他们都敬重米拉家族在荷兰的地位和声望。
我好奇地问：“你们在文化观念和思考方式上有碰撞甚至冲突吗?你们就没起过急吵过架吗?”
杨宝禄乐了，悠悠地说：“想吵都吵不起来，何况我们都没想过吵架呀!我们都是开朗随和的人，从不打骂孩子，又努力往对方的文化靠。她比我还爱吃中餐呢。她为这个家付出太多，不容易啊!娶了她是我的福分，高兴还来不及呢。我对她也基本上是有求必应。吵什么呀?”
“他可聪明了，退休后还得了六项发明专利，又能舞文弄墨，我崇拜他。”一旁的杨米拉笑着补充道，“我小名菲菲，他现在还叫我小菲菲，我就叫他小－宝－禄。”回想起当日的场景，米拉的微笑在脑海中渐渐定格。这微笑，美极了!
编辑 任娟
2008年年底，有缘和老夫妻促膝而谈，家常装扮、和蔼的笑容、流利的京片儿语言，相濡以沫的生活点滴渐渐呈现。当时感觉米拉的身体状态远不及年长她13岁的老伴，这种感觉让人不安，不愿深想，不久即传来米拉去世的消息，惊愕恍惚间，仿佛又看到了与我对视而笑的她，那唇角边盈满的笑意全是幸福。
提及老伴儿杨米拉离世的前后，88岁高龄的杨宝禄，那位上次聊天还笑言“早已老头老太，依旧青梅竹马”的风趣老人，目光里总有湿润在闪烁，他后悔啊!一不该让杨米拉去扫杂院，虽然近50年来除了她也没别人肯清扫杂院，但这已经是她第二次晕倒在外了，而看似不致命的左肩胛骨粉碎牲骨折，却引起了心血管方面的并发症，让她没能再醒过来。二不该听信亲戚的建议，送妻子到自己并不信任的医院就医，老伴走后，他变得特别贪觉，因为她每天干什么，什么时候偷偷抽烟、爱吃什么……总是萦绕在他的梦中，半晌，他又喃喃地自语道：“走吧，抽了69年烟，也抽得够够的了。”未了，“你的声音，你的歌声，永远留在我的心中……”老人哼起了他最爱的老歌。
伞下情缘
杨宝禄是宋代大家欧阳修的第35代后裔(父辈开始改为杨姓，伯父杨宗稷为古琴界琴学宗师)。诗书世家的熏陶，使他仪表堂堂、聪慧过人。从北京大学电机系毕业不久，就担任了北京市电机总厂副总工程师一职。但他的婚姻并不如意。结婚不到四年，漂亮的太太竟有了外遇，血气方刚的他选择了离婚。
“明天就像是盒子里的巧克力糖，什么滋味，充满想象。”
1956年9月，大雨将至，杨宝禄下班后准备乘公交车回家。这一等就到了夜色降临，大雨倾盆。被浇得没地儿躲没地儿藏的杨宝禄，一跺脚，钻进了站台一位等车的女士的伞下。打伞的正是年轻的米拉。
杨宝禄没想到对方竟是一位外国姑娘，他试探着用中国话表示感谢。更没想到这个外国姑娘却会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思想西化的他，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和姑娘聊了起来。这一聊就聊出了感觉。
第二天，杨宝禄登门拜访，让米拉既意外又欢喜。
米拉很快就把杨宝禄当作无话不谈的大哥哥。在交谈中杨宝禄了解到米拉不仅是语言天才，会英语、荷兰语、汉语、法语和德语，还能歌善舞。米拉还讲起了自己的身世，这让杨宝禄心酸不已。原来米拉全名叫维鲁玛·爱丽丝·凡·霍亨多普，出身于荷兰显赫的贵族家庭，著名画家凡·高跟她还是同族亲戚呢。不过米拉3岁时父母离异，母亲便带着二姐和她改嫁于一位印尼华裔名医。1953年，米拉母女随身为爱国华侨的继父来到了中国。在和继父生活的那段时间里，她们母女备受虐待，这给米拉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深深的伤痛。再过20多天，她和母亲、姐姐就要离开中国回荷兰去了。米拉也了解到杨宝禄刚经历了一场失败的婚姻。于是，两颗同样需要温暖的心走到了一起。
一场雨中邂逅，让北京小伙儿和荷兰姑娘，就像神话中的许仙和白娘子一样，一见钟情，开始了一辈子的相爱之旅。
接下来的20天里，两人在北京游玩、购物、拍照，依依不舍。杨宝禄一直将她们送到了天津码头，在那里他们铁定了心仪。
回到荷兰的米拉在海牙邮电局找到了工作，衣食无忧，身边不乏追求者，一度还有王室成员。但她心中无时不牵挂着在中国的杨宝禄。而杨宝禄也日夜思念着她。航空邮件横跨过碧波万顷的大洋，殷勤地传递着两人的相思，两人的邮件足足攒了一麻袋。
转眼快四年过去了。米拉终于对妈妈、姐姐说：“我要到中国去，我要嫁给杨宝禄。”这个决定遭到了米拉家人的强烈反对，一位在荷兰拥有显赫声名的贵族小姐居然要跑到遥远的中国，嫁给一个家境贫寒的中国穷书生?作为政治评论家、在荷兰拥有很高社会地位的大姐夫甚至断言：你若去中国，不出3个月，一定会回来!
谁知，这一走就是50年。
贵族小姐变北京媳妇
1960年1月1日，米拉再一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和杨宝禄携手步入了婚姻的殿堂。说起来，他们入住的杂院还曾是纪晓岚二姨太的宅子呢。只是现在已难以寻觅当年雕梁画栋、移步换景的韵致了。米拉在音译的中文名字前加上了夫姓“杨”，变成了“杨米拉”，杨宝禄戏称“杨米拉”就是“羊把大米拉回家”。从此，在老北京的胡同里又多了这么一个荷兰裔媳妇儿。
和许多生活在胡同里的北京媳妇一样，米拉既要做个孝顺的儿媳妇，照顾好婆婆；又要做个贤惠的好妻子，照顾好宝禄；还得做个好妈妈，照顾好亲生的两男一女和宝禄前妻所生的两个女儿。米拉经常被没完没了的家务活包围着：买菜、做饭、生炉子、打煤、储大白菜……日子长了，碎花衣裳家常裤，米拉俨然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北京媳妇儿。
正是在米拉的精心照顾下，早年饱经苦难的婆婆以87岁的高龄谢世，生前她最爱夸的就是儿媳妇：比亲生儿子好!“老太太心疼钱，有病痛也忍着挨着。我一观察，哟，不对，背起来就‘咣咣’往医院跑。”至今犹记杨米拉的经验之谈。
北京媳妇儿的生活虽然平淡，但杨米拉的特殊身份还是给这个家庭添上了别样的色彩。
那时，正是物资匮乏的年代，家家都得勒紧裤带、节衣缩食。而“国际友谊商店”等只供应外国人各种中外商品。亲朋四邻便想到了米拉的路子。她四处代为采买，忙得团团转，却乐在其中。她做的荷兰泡菜也是一绝，陪伴好些人度过了困难重重的岁月。不过，杨米拉至今耿耿于怀的是，那时一家老小全由杨宝禄一人养着，她负责管钱，还得记账，稍有差错，杨宝禄的脸就挂不住了，这让金钱方面大大咧咧的杨米拉委屈极了。
“文革”时期，老有胡同串子跃跃欲试地想要批斗杨家。这让杨宝禄惴惴不安。毕竟民国时期，杨宝禄父亲任过多年的县长，在杨宝禄5岁时病逝。从此家道中落，母子只能寄住在民国初年曾任国务总理的熊希龄创办的香山慈幼院中。而这里，他接受了许多美国的办学理念。杨宝禄吃西餐、品油画、酷爱机械发明等西化思想的老根儿就是打那儿种下的。现在又娶了洋媳妇儿，海外关系更说不清道不明了。米拉就像护自己爷们的所有北京媳妇一样，冲着那帮小破孩一通咒骂：“我父亲是总理邀请回来的爱国专家。你们胆敢动我们试试!我要杀了你们!见一次杀一次!”
有意思的是，1981年，正是改革开放之初，中国需要大量的外语人才，精通多国语言的米拉一下子就找到了用武之地。她先后被清华、北大、北工大、二外等著名高校聘为外教。教过多少学生连她自己也数不清，有的还考入了联合国当翻译。对了，学生中还有当年的胡同串子呢。他们涨红了脸请求杨老师原谅，米拉喜欢年轻人，却故意调皮：“那我得考虑考虑。”做了15年的外教，直到得了心脏病才离开讲台，杨米拉挣了不少钱，杨宝禄也不惦记着，两人实行起了AA制。
还有一次，米拉要回国看望自己的大姐，在荷兰驻华使馆办签证时，等了很长时间也没人搭理。一气之下，米拉挥笔写了自己的荷兰名字交了上去。不一会儿，大使和参赞都迎了出来，签证手续也顺利办好了。因为他们都敬重米拉家族在荷兰的地位和声望。
我好奇地问：“你们在文化观念和思考方式上有碰撞甚至冲突吗?你们就没起过急吵过架吗?”
杨宝禄乐了，悠悠地说：“想吵都吵不起来，何况我们都没想过吵架呀!我们都是开朗随和的人，从不打骂孩子，又努力往对方的文化靠。她比我还爱吃中餐呢。她为这个家付出太多，不容易啊!娶了她是我的福分，高兴还来不及呢。我对她也基本上是有求必应。吵什么呀?”
“他可聪明了，退休后还得了六项发明专利，又能舞文弄墨，我崇拜他。”一旁的杨米拉笑着补充道，“我小名菲菲，他现在还叫我小菲菲，我就叫他小－宝－禄。”回想起当日的场景，米拉的微笑在脑海中渐渐定格。这微笑，美极了!
编辑 任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