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7月的第三个星期六晚上，店长阿J提前一个小时把门店关了，带着将近100位Lomo玩家坐上双层巴士。
　　他们，被称为Lomoer的玩家们，两小时的夜拍上海活动开始了。用胶片相机拍夜景是个技术活，不少人在胶卷冲出来后发现太模糊，更糟糕的情况是太黑了无法成像，当然也有人拍出了像是过分PS过的绚丽照片。总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正是Lomo相机的卖点之一。“正如人生一样，一卷的惊喜可能胜过五卷的失败，”一个叫Kid的玩家说，“和数码相机这种快节奏的东西不同，从选择胶卷，到拍照时花时间去思考曝光、光圈、距离、构图，再到满怀期待把胶卷洗出来，这是一个完整的过程，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感觉。”
　　这种感受曾经被20年前到俄罗斯旅行的两个维也纳学生马蒂阿斯·菲戈尔（Matthias Fiegl）和他的好友沃尔夫冈·施特兰青格（Wolfgang Stranzinger）体会到，然后，他们把已经废弃的相机变成自己的一个真正的生意—虽然当时看上去只是一个好玩的小主意。
　　Lomo的名字来自LC-A的生产商列宁格勒光学仪器厂（Leningrad Optical and Mechanical Enterprise）。但自2004年Lomography开始大力投入研发新产品后，像许多公司一样，为了节省成本，它开始把配件的生产基地选在了中国，大部分产品开发也搬到了香港。2006年，列宁格勒光学仪器厂设备严重老化，LC-A的生产被搬到了凤凰厂。这家工厂曾是海鸥和凤凰相机的生产商，LC-A的出现挽救了它被关闭的命运。
　　除了凤凰厂，Lomography在中国还有好几家专门为它服务的工厂，这些工厂不仅仅只完成生产，还要配合做研发试验。
　　近7年来，Lomography每年都会推出一款具有创新功能的相机，比如2007年从美国摄影师Allan Detrich那里获得了他收藏多年的Diana系列相机授权后，经过改造推出的Diana F+系列；2010年推出的Spinner 360，只需要按一下快门机身会自动旋转360度将全景拍摄下来；2012年，这家公司又推出使用35mm胶卷的摄影机LomoKino，同时还推出了LomoKino Maker手机应用和LomoKino Smart Phone Holder。只要把手机放在支架上，让镜头对准LomoKinoScope，点击开始录影，转动旋转，胶片就能转成电子版的影像。
　　这些产品的概念大多来自维也纳总部，但技术研发却由香港的5个工程师完成。他们开发出的产品会先交给维也纳审核，然后再做实验，一个产品的开发过程需要半年到9个月。由于大部分玻璃镜头的功能已经被塑料镜头所替代，因此这些相机中有90%都是中国制造，只有一些销量较小的专业镜头还依然在俄罗斯生产。
　　在这幢洋房之外，阿J每隔一两个月还会带着像Riddick这类的资深玩家到大学给摄影爱好者做讲座，或者一起举办摄影活动，免费提供相机使用，其中也有不少是学校的摄影社团和学生会主动找阿J的，包括同济大学和华东政法大学。每个季度，阿J还会策划一场比较大型的街拍活动。7月的这场上海夜拍是今年最大型的活动之一，因为这一天是上海门店成立三周年的纪念日。
　　活动是Lomography从创建以来惯用的推广策略。他们很少向媒体投放商业广告，而是始终以一个艺术机构的形象传播Lomo文化，正如不称自己是Lomo公司，而是Lomo国际协会，Lomography的专卖店被称作展览馆，与其他店铺合作在里面寄卖的店被称作大使馆。用Lomo相机拍的照片叫lomograph, 而不是photograph。
　　在2011年的戛纳电影节上，Lomography推出的摄像机LomoKino与在线影院MUBI联合推出了一款特别版，上面有2010年金棕榈获奖者Apichatpong Weerasethakul的签名。这位导演还亲自用LomoKino拍了一部名为“Ashes”的20分钟胶片短片。2012年11月，这家公司还将在香港举办LomoKino电影节，参展的一部分电影来自香港的一些独立制片人和导演，玩家也可以通过网站提交自己的作品，如果胜出也会获得在电影节上公映的机会。
　　大部分推广并不需要资金投入—特别是在Instagram等摄影类App流行的时候。
　　
　　
　　Lomography中国区总经理Howie Ho认为是那些盗用Lomo名字的图片应用为Lomo相机的推广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它们有的是自己研发出数码Lomo效果成像，以“Lomo”、“乐么”之类命名的拍照应用，有的是以Lomo滤镜效果作为后期处理的选择的PS应用。数字世界是个更大的市场，这一点Lomography很清楚，也是不可抗拒的。因此，为了让更多人尝试到Lomo的魅力，它们把授权给了Instagram—这个如今最流行的图片分享应用—名字使用权，但其他应用中的“LOMO”理论上都是侵权的。Howie并不太介意这些应用，“如果我们现在想做Lomo效果的数码相机，只需要1个月的时间就能开发出来。”Howie说。
　　而且许多人正是通过这些合法或不合法的应用才听说了Lomo。对于热衷于这一效果的Lomoer们来说，Lomo相机给他们带来的是不可预测的效果，而不是可预测的数码化。在App Store上最受欢迎的一款Lomo应用能模仿出来的效果只有十几个，而Lomography不同款相机和胶卷可呈现出的效果超过50个。
　　“也许有一天等我们足够强大了会告它们侵权，也许有一天胶卷相机走不下去了我们会转向做数码。不过丰富的数码世界多了一个Lomography也许并没那么有意思，在胶卷世界里，它才是唯一的。”Howie说。
　　但所谓胶卷世界里的Lomography从来就没有远离数码或者网络—它的会员年龄都在20岁至35岁之间。
　　Lomography的官方网站从1998年开始就推出了照片分享功能，比Flickr早6年。除了可以在网站上购买产品之外，还可以将照片分享到Facebook和Twitter上，写博客、与好友互动，就像一个社交网站一样。现在网站有60多万注册用户，平均每天有7000张照片上传到这里。
　　现在人们更愿意把Lomo解释成Let Our Life be Magic and Open的缩写。而且，它们像快时尚一样推出新设计的速度也让这些相机更加吸引人—相比当时的专业的军用相机，它已经变成了时装一样的产品。
　　Lomography每个月都会有新款设计和限量版推出。Diana F+系列目前已有超过20个款式，其中包括与一家巴黎的时尚店Colette推出的一款带有蓝点花纹的女性相机，由香港插画师Dorophy Tang设计的青花版，还有以熊猫黑白色为创意的香港特别版Hong Meow。2011年Diana F+被刚推出的La Sardina系列超越了。这款相机推出一年就有超过20款不同设计，有沙滩系列、韩风系列、金属系列、罐头系列和全白的DIY款。
　　限量版则通常是和某个品牌合作的市场推广战略的一部分，比如和H&M合作推出的SuperSamper，与英国品牌Paul Smith合作的鱼眼相机，等等。其中有些只在品牌店里才能买到。这些散发着时尚的设计要引发消费者的购买欲并不太难，即便是个对摄影没有兴趣的人也可能有冲动买一台放在家里当摆设，或是挂一台Fisheye Baby在包上。
　　去年Lomography卖出了50万部相机和200万卷胶卷，销售额达到4000万美元，过去五年每年的增长率都在30%。
　　不过这些吸引人的设计并不是Lomography可以如此“个性化”的原因—特别是在一切都可以数码化的时代。就像Kid对胶片拍照的兴趣本身并不是她爱上Lomography的原因一样。
　　这家店铺是Lomography在中国内地最大的一家。它在一幢6层楼的老洋房里，坐落在被贴上“小清新”标签的进贤路上。除了一楼卖相机和胶卷，三楼卖周边配件产品外，二楼是个四面被Lomo照片包围的观影厅，四楼是摄影展览室，五楼是咖啡厅和露天台，六楼是店长和两位市场部门员工的办公室。“我们不那么在乎进来的人是否买东西，只希望这里成为一个人们愿意来的地方。”Howie说。这幢房子让他在4年前来考察时一见倾 心。
　　每周四晚上，店铺五楼总会出现几个会员的身影。有时他们会一起看部老电影，人少的时候就单纯地互相分享照片，聊聊天。在周末则特别热闹，咖啡厅吧台开始营业，做饮料的兼职通常都来自玩家。店长阿J需要提前一个月安排好周末的活动，除了教怎么用相机和冲印照片的讲座之外，还有各种DIY活动。Kid几乎所有的活动都会参加，她还在这里做了几个月的兼职。也是在这个咖啡厅里，她结识了现在的男友Riddick。
　　Riddick是这个圈子里最专业的玩家之一，今年30岁，职业是电力工程师。他用大部分的业余时间来研究摄影。自从两年前开始用Lomo相机后，他常常被请到店里来给会员讲课。在去年Lomography发布沙丁鱼系列新相机时，他被邀请为相机做测评，然后将结果和经验分享在官网上。在这个店里，Riddick买过6台Lomo相机，还有无数卷胶卷。
　　成为一个可以分享生活的平台，这是Lomography最终变流行的真正原因。作为一个相机制造商，Lomography远远不能与大公司们相比，不过作为一个针对生活方式的生意，它做得相当不错。
　　Kid在这点上体会很深，她曾将自己的前男友带到这里，后来还是在五楼的露台上分手，再后来又找到了给自己带来新生活的Ridd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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