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动画还没有风格，我希望我能帮助中国的动画找到自己的风格。”
　　“没关系，我一会儿可以‘叮叮’。”见到记者的时候，Becky Bristow的中饭刚刚送来，她坚持先采访后吃饭。在她的词汇里，“叮叮”表示用微波炉加热。
　　记者没好意思直接问Becky的年龄，虽然穿着蓝条衬衣牛仔裤，头发夸张地向后飘着，但看上去Becky怎么也是过50的人了，可一张嘴却还是一派童真。
　　Becky的名片很卡通，公司的名字形态夸张，大大地占据了名片的1/2，自己的名字在右上角小小地立着，显得很乖巧。她在名片上的职位是“艺术总监”，而公司并不太出名。这些信息集合起来，很难跟先前得到的资料画上等号——曾经是奥斯卡动画片评委、电视动画《加菲猫》的导演、北京软件学院前系主任。不过也因为这样，Becky可以是这家3维动画公司里，惟一不太会用电脑的人——她是二维动画里一等一的高手。
　　1988年，Becky受朋友之邀，第一次到中国，在深圳做一个动画工作室，4个月之后要回国了却舍不得走：“我在深圳做一些培训的工作，4个月里，我爱上了中国。”之后的几年里，Becky每年都要到中国来3、4个星期，寻找工作机会。
　　那时的中国动画，正陷于最尴尬的时期，除了上影厂早年间拍的《大闹天宫》、《哪吒闹海》等经典动画片之外，几乎没有什么民族动画的代表作。1994年，好莱坞动画大片《狮子王》进入中国，不论对于观众还是对于专业人士来说，《狮子王》都让人大开眼界。动画片有了全新的概念，它不再只是《白雪公主》、《米老鼠和唐老鸭》，更不是《黑猫警长》和《葫芦兄弟》；为之震动的中国动画界在1999年推出了电影《宝莲灯》，但令人遗憾的是，除了配音演员堪称大牌之外，《宝莲灯》无论是在故事还是在技巧上，都只是一部泛泛之作。
　　此后6年直至今日，中国再也没有出品过“动画大片”。
　　“中国的动画没有自己的风格，”Becky说：“美国和日本动画都有自己的风格，我希望我能帮助中国的动画找到自己的风格。”这也是Becky在这几年间频繁往返中国的原因。
　　2001年，一个偶然的机会，Becky在一本美国动画杂志上看到北京软件学院在美国寻找动画专业系主任的消息，如此机缘巧合，Becky来到北京。她的到来也曾轰动一时：“北大的学生很好，超出了我的期望，他们如此好学，要比我在加州大学任教时的学生更努力。”刚到北大教书的Becky喜出望外，那样的教学，她称之为“享受”。
　　然而好景不长，2003年，Becky离开北大，“原因复杂，我不想说别人，”Becky不愿解释个中原委，不过一个学生的故事或可说明原因。刘大尘，Becky在北大的学生，曾经因为交不起学费，又不能办理助学金而差点失学。Becky不忍如此一个有才华的学生因为钱而无缘北大，“Becky把我的学费都免了。”刘大尘说，“我是惟一一个。”
　　这种心情下，虽然不再当教师了，Becky却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梦想，“再次来到中国，就是因为我的目标还没实现。”公司不出名，不觉得屈就吗？“当然不会，它很快就会出名的，可能会成为中国的PIXAR。”Becky野心勃勃。她心甘情愿地成了公司最忙的人——考量所有动画作品，用她的经验告诉她的员工，如何表达更准确的人体韵律，如何让动作看起来更协调。
　　“我不需要懂电脑，电脑只是工具，我30年工作经验比一个电脑软件有价值多了。” Becky说。
　　“3D还是个小BABY，还没有完全成熟起来，”Becky拿起办公桌上的一个娃娃，那是《超人总动员》中的一个角色，“Brad Bird（《超人总动员》的导演）完全不懂电脑，还不是导演了这么好的3D动画片？！”
　　“不过它们太贵了”，让Becky愿意留在中国的另一个原因是，欧美的动画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昂贵的产业，“在中国则不是这样，一切刚开始，我们有一流的艺术家，这是个非常有前途的市场。”
　　只身呆在北京的Becky至今没有成家，“我尝试过，但是没有成功。我是个疯狂的人，要找到承受我这么疯狂的人是不太容易。”Becky感叹在这个行业里女人比男人难，因为很少有男人愿意为妻子委屈自己，Becky 不知道谁会跟着自己从美国跑到北京，不过她觉得，“有朋友比有家人更重要”。
　　在北京的日子Becky非常忙碌，她想念自己的狗Minnie——跟米老鼠的女朋友同名。“我们已经画了它的形象，正在给它写故事”，Minnie将成为她执导的，下一个新短片的主角。
　　
　　对话
　　Q：现在还画吗？
　　A：很少了，嫉妒那些还能画的人。
　　Q：如果不做动画，会干什么？
　　A：不知道，我5岁的时候就知道自己要干动画这一行。
　　Q：什么时候退休？
　　A：退休？我才刚刚开始啊。
　　Q：你认为什么是幸福？
　　A：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开心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