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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代公益律师郭建梅
她是刘震云的妻子，“公益律师这条路不好走”，在丈夫的支持下，她已经走了20年。她是中国最早的公益律师。1995年，作为记者的郭建梅去采访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NGO论坛。为NGO而着迷的郭建梅在会后辞去公职，组建了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成为一名替别人维权打官司不要钱的公益律师。
“公益律师这条路不好走，我却走了12年。”这是2009年的一则电视广告的片段。事实上，郭建梅从1995年12月开始做公益律师，到现在算来是20年了。广告在审查时还遇到点小麻烦，因为画面上出现了农民工被绷带包扎的受伤指头，有关部门认为这样的画面给人的刺激过于强烈。现实是，在郭建梅办案的过程中，所见之情形不用说是三个指头受伤，“胳膊腿掉了的都有。”
播下光明的种子
1995年郭建梅与同伴，在北京北四环东路的一处公寓里，创建了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此前的办公地点已经换了好几个地方。这个新租下来的房间，加上原来租的房间，办公面积一共是300多平米。这里一年的租房费用10万元，相对于北京一些大的律师事务所一年上百万元的租金。这里并不算贵。
中心的办公室挂着一个“家”字。郭建梅是中心主任，月薪6000多块钱，这是中心最高的工资。其他律师的月薪是三五千块钱，行政人员更少，两千多。适逢节日时，会有二三百块钱的补贴，年底每人会有500块钱的过年费。中心每个律师每年至少要办15个案子。14年来，他们办了两千多个。“如果凭着我现在的资源，做商业律师的话，收入会比现在高很多很多。”郭建梅分析自己之所以倾心倾力于这样一项艰难的事业，童年的经历是她心里的种子。
1960年3月，郭建梅出生在河南滑县。双鱼座，A型血。她说，“这样的人会很执着。”她的奶奶43岁时在卖馍的时候，饿死在路上。“她又冷又饿，就是不敢吃馍啊。”奶奶的死，让她思考了中国男权文化下妇女所处的位置。两岁时，她被从河南农村送到北京跟姥姥姥爷生活。3个人住在三里河一间十多平米的工厂宿舍里。姥姥从农村来到城市，白天当保姆，晚上带她顺着路灯的光亮捡破烂。她记得姥姥的背影：迈着小脚，手里拿着捡来的垃圾，后背挺得笔直。姥爷是工人，下班后会给郭建梅带回些烂桃子，“味道很香”。时至今日，烂桃子的味道都能唤起她对童年生活的回忆。郭建梅想跟院子里其他的孩子玩，但因她是从河南农村来，土气，不会说普通话，别人都不带她。可她还是喜欢跟着去。一次，她跟在后边，别人把门一关，夹住了她的手，血顺着门框流了下来。“你看，我手上这个地方高一点，就是当年被夹过的。”
最令她心痛的一幕发生在一个元宵节。大家提着各色灯笼走街串巷。她的姥爷买了一个粉红色的画着菊花的灯笼，对她说，小梅啊，跟着他们去走走吧。她就提着灯笼跟在一群小孩的后面。有人发现她跟着，转身就把她的灯笼踢到地上烧着了。月亮底下，她的眼泪哗哗地流。“我当时觉得整个世界都毁灭了。”“这些受伤的经历，对孩子的成长也许不好，但这些确实影响了我的性格，特别要强，特别希望帮助弱势群体。我跟刘震云（郭建梅的丈夫）和我女儿在内，在街上遇到要饭的，都要给人搁上一块钱。”郭建梅跟刘震云出去的时候，看着农民工扛着大包从面前走过。刘震云会说，你看，这就是我兄弟。“当年我们如果没有从农村考上大学，也许就是另一条路。”
种子发了芽
1983年北大毕业后， 郭建梅进入司法部研究室工作。之后，她任职于全国妇联法律顾问处和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中国律师》杂志社。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中国开始步入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妇女权益的保护受到关注，《中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于1992年4月颁布。郭建梅曾参与了这部法律起草组的工作，并与人合著了《妇女权益保障法指南》。
1994年，中国法律援助制度开始建立，弱势群体开始获得法律援助。1995年，在《中国律师》杂志工作的郭建梅去采访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NGO论坛，那是她人生重要的转折点。她到怀柔雁栖湖畔采访，本来只安排了一天的时间，但她被陌生的NGO议题迷住了，她在那里待了十几天。在论坛上，有国外人士问中国有没有针对妇女的民间法律援助组织，当时的中国真没有。在大会上，她第一次听希拉里的演讲。主题是：Women's Rights are Human Rights（妇女的权利就是人权）。那次大会，她觉得周围的人都跟她一样，“像找到了亲人”。参加完大会3个月后，郭建梅便辞去了《中国律师》杂志社主编助理的工作，与北大老师一起，组建了中心，做起了针对女性的民间法律援助与研究工作。她成了中国第一代公益律师。中心最早获得的资金，是美国福特基金会捐助的3万美金。
郭建梅办的第一个案子并不顺利。一位来自江苏徐州的妇女，因为儿子被当地公安人员打死，前往北京上访，没有讨到结果，自己又被一辆旅游大巴撞成重伤，全身多处骨折，一只眼球被摘除。尽管交管局认定事故中她无过错，但肇事车所属的大型国企只赔偿了她3万元。这名妇女不服，向法院起诉，但很快败诉。她找到了郭建梅。当时，那位妇女破衣烂衫，浑身散发着臭味，摘掉眼球后的眼窝因无钱治疗而发炎，向外流着脓水。郭建梅带她到法院上诉时，有人捏着鼻子把她们赶出了办公室。法院的人还问郭建梅，你是找不来案子吧，给这样的人代理，她能给你多少钱？郭建梅写了8000多字的代理词，她觉得写得很好，自己都感动了，胜诉的把握非常大。但结果是：败诉。去领判决书的时候，法官态度非常恶劣。“我永远记着这个法官。他没有把判决书递到我手里，哗地就扔地上了，我都想上去抽他。”郭建梅为此事流下了眼泪。接下来，是更多的败诉，一个接一个，似乎看不到什么光亮。一年之后，中心的4名专职律师走了两个。
读大学时，郭建梅给人的印象是传统的贤妻良母：老实、善良、文静。她觉得自己现在性格变了，脸皮厚了，胆子大了。“为了这项工作，我把自己改变了，或者说，现实把我改变了。”郭建梅说。 NGO和律师
郭建梅来到办公室的时候，已经是上午11点钟。她早上6点钟就起床了，为的是为小区业主的维权，8点钟要到法院去申请立案。她所住小区的开发商原来承诺24小时供应热水并有接送住户的班车，现在全没有了。到法院时，法院不给立案，她跟法官吵了起来。业主们请了一个律师，在那里不说话。她气愤地对这个律师说，你这样的话，我们就没必要请你了。这个律师说，我以后还得跟法院打交道呢。
她对记者说，今天穿得太随便，不好拍照。“今天出门太匆忙了，头发乱七八糟，这衣服好多年了，跟飞行员似的，你看看，这双鞋，上面都有一个破洞了。”她的鞋子侧面靠鞋跟处果然开了一个口子。
头一天，她倒是穿得挺整齐。那天早上，正在北京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美国驻华大使馆接见了郭建梅。这是郭建梅第六次跟希拉里见面。希拉里当天一共接见了20位中国的民间人士，都是在NGO方面做得出色的女性。希拉里做过妇女儿童法律中心的主任，也曾是公益律师。2007年3月，希拉里在华盛顿肯尼迪中心向郭建梅颁发了“2007全球女性领导者奖”，当年全世界有8人获此荣誉。希拉里曾来过郭建梅的中心访问。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也来过。中心的墙上，挂着她们的照片和题词。在郭建梅看来，中国NGO的发展，经费倒不是最大的问题，而是NGO所处的社会环境。“如果现在申请成立一家商业律师事务所的话，会比较顺利。如果想申请成立公益律师事务所，希望很渺茫。我们的律师网络里就有一些很不错的律师，很愿意做公益案子，但社会的激励机制在哪里？保障在哪里？办案中的艰难，不被理解，不被支持，你希望推动某部法律的完善和进步，遇到的却是铜墙铁壁。”经过这些年的发展，NGO的理念逐渐走进中国人的视野，中国的NGO数量在增多，一些问题也开始呈现。“有些NGO就负责人一支笔签字，很不透明，容易出问题。”一个组织需要一个良好的制度。“在NGO里，如果制度不完善的话，腐败的现象就可能会出现。我们这有很好的制度，我们的每一笔经费都要经5个人审查。”郭建梅一直在呼吁对NGO治理整顿。她想写一本书，里面会对NGO的自律和公信力等诸多问题进行探讨。对中国来说，NGO的规模和影响力还很不够，公益律师的发展更不够。中国目前的律师有13万，对应于13亿人口，1万人才有一个律师。中国需要法律援助的，大部分都是弱势群体，都在下层。“一个普普通通的离婚案都需要上万块钱，普通的老百姓根本请不起律师。”
美国总统奥巴马、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和她的夫人切丽年轻时都做过公益律师，国外很多律师在做商业律师之前都做过公益律师，“在中国不是这样，一些人看来，谁做这些都是傻子，脑子进水了。”中国的现状是，律师挣钱越多越说明这个律师成功。有城市的律师协会选会长、副会长，律师事务所推荐的大都是年收入非常高的律师。社会对公益律师存在偏见，认为这些公益律师没能力，没有案源，挣不来钱，要靠游说靠化缘得到一些钱。“让更多的人受益，推动法制往前迈一步，这是公益律师成功的标准，和商业律师不一样。”
顶风上坡，一路前行
“刚进大学的时候，大家在春天里骑着自行车出去玩。唱着‘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还有‘澎湖湾’、邓丽君等等。那种感觉那么好，春天的风吹过来的时候，就觉得回到了那个年代，好像才进大学，怎么忽然一下就快50了？”在中心开的一次公益律师研讨会上，一个律师突发心肌梗塞，去世了，才36岁。这让郭建梅非常感慨。“有的人说，活着的时候拼啊挣啊的挺厉害，但到八宝山看几个葬礼就全明白了。在这个世上，什么是值得你追求的？我自己也没想明白。我觉得自己像一列火车呼地就冲出去了，还没顾得上想为什么。有的人趋名，有的人趋利，我这样的是趋理想、趋信仰的。我有时候想想，人一辈子都不可能成熟。那个律师在会上出事的时候，我正好特别累，身体感觉很不好，就去做了一整套检查。那段时间我一直在想，要怎么对待自己的生命？怎么样才不枉费一生？我不想做商业律师，不想做家庭妇女，我就想做现在的事，这样才快乐。”
郭建梅坐在中心的会议桌前说着话，已经是傍晚6点多了，还有工作人员没走。她说，你看，我们这些人轰都轰不走，每天都加班，这帮人就这样。那年，她参加了北大法律系同学毕业25周年聚会。在她同学中，有当了大官的，赚了大钱的，成了大教授的。有同学问，建梅啊，你怎么还在做这个呀？她现在不怕别人说了，爱怎么说怎么说。“我会一直这样干下去，除非走不动了。”走了十几年，她用一句话形容这个过程：我们拉着一辆沉重的车，顶着风，上了一个坡。
她是刘震云的妻子，“公益律师这条路不好走”，在丈夫的支持下，她已经走了20年。她是中国最早的公益律师。1995年，作为记者的郭建梅去采访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NGO论坛。为NGO而着迷的郭建梅在会后辞去公职，组建了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成为一名替别人维权打官司不要钱的公益律师。
“公益律师这条路不好走，我却走了12年。”这是2009年的一则电视广告的片段。事实上，郭建梅从1995年12月开始做公益律师，到现在算来是20年了。广告在审查时还遇到点小麻烦，因为画面上出现了农民工被绷带包扎的受伤指头，有关部门认为这样的画面给人的刺激过于强烈。现实是，在郭建梅办案的过程中，所见之情形不用说是三个指头受伤，“胳膊腿掉了的都有。”
播下光明的种子
1995年郭建梅与同伴，在北京北四环东路的一处公寓里，创建了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此前的办公地点已经换了好几个地方。这个新租下来的房间，加上原来租的房间，办公面积一共是300多平米。这里一年的租房费用10万元，相对于北京一些大的律师事务所一年上百万元的租金。这里并不算贵。
中心的办公室挂着一个“家”字。郭建梅是中心主任，月薪6000多块钱，这是中心最高的工资。其他律师的月薪是三五千块钱，行政人员更少，两千多。适逢节日时，会有二三百块钱的补贴，年底每人会有500块钱的过年费。中心每个律师每年至少要办15个案子。14年来，他们办了两千多个。“如果凭着我现在的资源，做商业律师的话，收入会比现在高很多很多。”郭建梅分析自己之所以倾心倾力于这样一项艰难的事业，童年的经历是她心里的种子。
1960年3月，郭建梅出生在河南滑县。双鱼座，A型血。她说，“这样的人会很执着。”她的奶奶43岁时在卖馍的时候，饿死在路上。“她又冷又饿，就是不敢吃馍啊。”奶奶的死，让她思考了中国男权文化下妇女所处的位置。两岁时，她被从河南农村送到北京跟姥姥姥爷生活。3个人住在三里河一间十多平米的工厂宿舍里。姥姥从农村来到城市，白天当保姆，晚上带她顺着路灯的光亮捡破烂。她记得姥姥的背影：迈着小脚，手里拿着捡来的垃圾，后背挺得笔直。姥爷是工人，下班后会给郭建梅带回些烂桃子，“味道很香”。时至今日，烂桃子的味道都能唤起她对童年生活的回忆。郭建梅想跟院子里其他的孩子玩，但因她是从河南农村来，土气，不会说普通话，别人都不带她。可她还是喜欢跟着去。一次，她跟在后边，别人把门一关，夹住了她的手，血顺着门框流了下来。“你看，我手上这个地方高一点，就是当年被夹过的。”
最令她心痛的一幕发生在一个元宵节。大家提着各色灯笼走街串巷。她的姥爷买了一个粉红色的画着菊花的灯笼，对她说，小梅啊，跟着他们去走走吧。她就提着灯笼跟在一群小孩的后面。有人发现她跟着，转身就把她的灯笼踢到地上烧着了。月亮底下，她的眼泪哗哗地流。“我当时觉得整个世界都毁灭了。”“这些受伤的经历，对孩子的成长也许不好，但这些确实影响了我的性格，特别要强，特别希望帮助弱势群体。我跟刘震云（郭建梅的丈夫）和我女儿在内，在街上遇到要饭的，都要给人搁上一块钱。”郭建梅跟刘震云出去的时候，看着农民工扛着大包从面前走过。刘震云会说，你看，这就是我兄弟。“当年我们如果没有从农村考上大学，也许就是另一条路。”
种子发了芽
1983年北大毕业后， 郭建梅进入司法部研究室工作。之后，她任职于全国妇联法律顾问处和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中国律师》杂志社。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中国开始步入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妇女权益的保护受到关注，《中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于1992年4月颁布。郭建梅曾参与了这部法律起草组的工作，并与人合著了《妇女权益保障法指南》。
1994年，中国法律援助制度开始建立，弱势群体开始获得法律援助。1995年，在《中国律师》杂志工作的郭建梅去采访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NGO论坛，那是她人生重要的转折点。她到怀柔雁栖湖畔采访，本来只安排了一天的时间，但她被陌生的NGO议题迷住了，她在那里待了十几天。在论坛上，有国外人士问中国有没有针对妇女的民间法律援助组织，当时的中国真没有。在大会上，她第一次听希拉里的演讲。主题是：Women's Rights are Human Rights（妇女的权利就是人权）。那次大会，她觉得周围的人都跟她一样，“像找到了亲人”。参加完大会3个月后，郭建梅便辞去了《中国律师》杂志社主编助理的工作，与北大老师一起，组建了中心，做起了针对女性的民间法律援助与研究工作。她成了中国第一代公益律师。中心最早获得的资金，是美国福特基金会捐助的3万美金。
郭建梅办的第一个案子并不顺利。一位来自江苏徐州的妇女，因为儿子被当地公安人员打死，前往北京上访，没有讨到结果，自己又被一辆旅游大巴撞成重伤，全身多处骨折，一只眼球被摘除。尽管交管局认定事故中她无过错，但肇事车所属的大型国企只赔偿了她3万元。这名妇女不服，向法院起诉，但很快败诉。她找到了郭建梅。当时，那位妇女破衣烂衫，浑身散发着臭味，摘掉眼球后的眼窝因无钱治疗而发炎，向外流着脓水。郭建梅带她到法院上诉时，有人捏着鼻子把她们赶出了办公室。法院的人还问郭建梅，你是找不来案子吧，给这样的人代理，她能给你多少钱？郭建梅写了8000多字的代理词，她觉得写得很好，自己都感动了，胜诉的把握非常大。但结果是：败诉。去领判决书的时候，法官态度非常恶劣。“我永远记着这个法官。他没有把判决书递到我手里，哗地就扔地上了，我都想上去抽他。”郭建梅为此事流下了眼泪。接下来，是更多的败诉，一个接一个，似乎看不到什么光亮。一年之后，中心的4名专职律师走了两个。
读大学时，郭建梅给人的印象是传统的贤妻良母：老实、善良、文静。她觉得自己现在性格变了，脸皮厚了，胆子大了。“为了这项工作，我把自己改变了，或者说，现实把我改变了。”郭建梅说。 NGO和律师
郭建梅来到办公室的时候，已经是上午11点钟。她早上6点钟就起床了，为的是为小区业主的维权，8点钟要到法院去申请立案。她所住小区的开发商原来承诺24小时供应热水并有接送住户的班车，现在全没有了。到法院时，法院不给立案，她跟法官吵了起来。业主们请了一个律师，在那里不说话。她气愤地对这个律师说，你这样的话，我们就没必要请你了。这个律师说，我以后还得跟法院打交道呢。
她对记者说，今天穿得太随便，不好拍照。“今天出门太匆忙了，头发乱七八糟，这衣服好多年了，跟飞行员似的，你看看，这双鞋，上面都有一个破洞了。”她的鞋子侧面靠鞋跟处果然开了一个口子。
头一天，她倒是穿得挺整齐。那天早上，正在北京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美国驻华大使馆接见了郭建梅。这是郭建梅第六次跟希拉里见面。希拉里当天一共接见了20位中国的民间人士，都是在NGO方面做得出色的女性。希拉里做过妇女儿童法律中心的主任，也曾是公益律师。2007年3月，希拉里在华盛顿肯尼迪中心向郭建梅颁发了“2007全球女性领导者奖”，当年全世界有8人获此荣誉。希拉里曾来过郭建梅的中心访问。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也来过。中心的墙上，挂着她们的照片和题词。在郭建梅看来，中国NGO的发展，经费倒不是最大的问题，而是NGO所处的社会环境。“如果现在申请成立一家商业律师事务所的话，会比较顺利。如果想申请成立公益律师事务所，希望很渺茫。我们的律师网络里就有一些很不错的律师，很愿意做公益案子，但社会的激励机制在哪里？保障在哪里？办案中的艰难，不被理解，不被支持，你希望推动某部法律的完善和进步，遇到的却是铜墙铁壁。”经过这些年的发展，NGO的理念逐渐走进中国人的视野，中国的NGO数量在增多，一些问题也开始呈现。“有些NGO就负责人一支笔签字，很不透明，容易出问题。”一个组织需要一个良好的制度。“在NGO里，如果制度不完善的话，腐败的现象就可能会出现。我们这有很好的制度，我们的每一笔经费都要经5个人审查。”郭建梅一直在呼吁对NGO治理整顿。她想写一本书，里面会对NGO的自律和公信力等诸多问题进行探讨。对中国来说，NGO的规模和影响力还很不够，公益律师的发展更不够。中国目前的律师有13万，对应于13亿人口，1万人才有一个律师。中国需要法律援助的，大部分都是弱势群体，都在下层。“一个普普通通的离婚案都需要上万块钱，普通的老百姓根本请不起律师。”
美国总统奥巴马、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和她的夫人切丽年轻时都做过公益律师，国外很多律师在做商业律师之前都做过公益律师，“在中国不是这样，一些人看来，谁做这些都是傻子，脑子进水了。”中国的现状是，律师挣钱越多越说明这个律师成功。有城市的律师协会选会长、副会长，律师事务所推荐的大都是年收入非常高的律师。社会对公益律师存在偏见，认为这些公益律师没能力，没有案源，挣不来钱，要靠游说靠化缘得到一些钱。“让更多的人受益，推动法制往前迈一步，这是公益律师成功的标准，和商业律师不一样。”
顶风上坡，一路前行
“刚进大学的时候，大家在春天里骑着自行车出去玩。唱着‘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还有‘澎湖湾’、邓丽君等等。那种感觉那么好，春天的风吹过来的时候，就觉得回到了那个年代，好像才进大学，怎么忽然一下就快50了？”在中心开的一次公益律师研讨会上，一个律师突发心肌梗塞，去世了，才36岁。这让郭建梅非常感慨。“有的人说，活着的时候拼啊挣啊的挺厉害，但到八宝山看几个葬礼就全明白了。在这个世上，什么是值得你追求的？我自己也没想明白。我觉得自己像一列火车呼地就冲出去了，还没顾得上想为什么。有的人趋名，有的人趋利，我这样的是趋理想、趋信仰的。我有时候想想，人一辈子都不可能成熟。那个律师在会上出事的时候，我正好特别累，身体感觉很不好，就去做了一整套检查。那段时间我一直在想，要怎么对待自己的生命？怎么样才不枉费一生？我不想做商业律师，不想做家庭妇女，我就想做现在的事，这样才快乐。”
郭建梅坐在中心的会议桌前说着话，已经是傍晚6点多了，还有工作人员没走。她说，你看，我们这些人轰都轰不走，每天都加班，这帮人就这样。那年，她参加了北大法律系同学毕业25周年聚会。在她同学中，有当了大官的，赚了大钱的，成了大教授的。有同学问，建梅啊，你怎么还在做这个呀？她现在不怕别人说了，爱怎么说怎么说。“我会一直这样干下去，除非走不动了。”走了十几年，她用一句话形容这个过程：我们拉着一辆沉重的车，顶着风，上了一个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