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三等奖的奖品———一个普通的笔记本，我已经保存了52年，视如珍宝。
　　1963年秋季，我考入内蒙古大学中文系汉语专业。入学不久，汉语专业团总支、写作教研室举办了一次全专业的国庆征文比赛。比赛评出一、二、三等奖各一名。一等奖、二等奖被大五（中国部分大学曾采取本科五年制学制）、大四的同学摘取，三等奖居然被作为新生的我获得。
　　颁奖大会上，从写作教研室主任手里接过奖品时，我非常激动。虽说只是一个普通的笔记本，对我来说，却是沉甸甸的，光闪闪的，比金子重，比阳光亮。
　　这份三等奖的奖品，伴着我成长，陪着我获智，跟随我度过了难忘的五年大学生活，直到走入社会。谁想一走入社会，我便陷入了人生的逆境。
　　毕业前夕，我在部队锻炼。锻炼结束，部队领导看我能在《战友报》上发表文章，决定留我入伍。当时大学毕业生一入伍，便是排级干部的待遇。部队政审严，我家三代是贫农，没问题。谁知就在这时，我的弟弟，当时集宁三中的革委会主任，被打成“内人党”，抓了起来。部队来外调的人员得知后，回去一汇报，我入伍的美好前景顿时化成了泡影。
　　我坐卧不安，六神无主，只有三等獎奖品———那本笔记本能给我一点信心。我认为自己是优秀的，阿Q般鼓励自己：小树只要根壮，总会长成大树的。去不了部队，到地方一样开创新局面，一样谱写美好的人生。
　　后来，我被分回集宁。在等待分配时，我拿着三等奖奖品———笔记本，找到当时集宁文教局局长，毛遂自荐说我有写作能力。局长当即让我暂时留在教育局报道组工作。
　　我不辞辛苦地了解当时媒体报道的主要内容，有针对性地下基层采访，捞了不少生活中的“活鱼”，在市广播站、盟报社以“集宁文教局报道组”的署名，发了不少新闻消息和人物通讯，引起市委、盟委宣传部门的重视。不久，听说有关领导打算调我到政府部门给领导做秘书工作。我心里暗喜，这可是个前途辉煌的岗位。
　　时值1971年，全国开展了声势浩大的“一打三反”政治运动。我大哥因对“四人帮”说了几句不满的话，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判处死刑，缓期执行。消息传来，犹如晴天霹雳，炸蒙了我，更炸断了我事业的路。我眼前一片黑暗，跌入了万丈深渊。
　　在煎熬的日子里，我不时翻开三等奖奖品———笔记本，它鼓起了我奋斗的勇气，开辟了我脚下的道路。为了避嫌，我跟文教局局长打了个招呼，成立了“集宁工农兵业余创作组”，以创作组的名义给《乌兰察布日报》副刊“大青山”，给《内蒙古日报》副刊“北国风光”，写起了文艺作品。
　　有时出色的工作是在逆境中做出的。我以“集宁工农兵业余创作组”和“石言志”等几个不同的署名，发表了不少应时的小说、散文、报告文学。仅在“北国风光”上，就陆续发表了《边疆新人》《驼铃迎朝阳》《草原歌声》《回北京的路上》等十多篇短篇小说。《边疆新人》还引起著名作家玛拉沁夫的关注，被选入上海出版社出版的《沃土新苗》、新疆出版社出版的《新鲜血液》两本书中，甘肃出版社还出了《边疆新人》的小人书。
　　时间见证了历史。“四人帮”倒台后，我弟弟、哥哥被彻底平反。
　　在风风雨雨十多年中，是三等奖奖品———笔记本，给了我自信，让我奋斗，让我自新，让我走出了那段人生的逆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