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有个家伙，是生产农用拖拉机的，顺便也卖些空调和暖气片，虽然造的是拖拉机，但这不能阻挡他那颗追求速度的心。本來他想开一家飞机公司，但意大利政府拒绝了，于是他买了4辆法拉利——没法在天上飞，就在地面飞吧。有一回，他的法拉利250（好有个性的型号）变速箱出了毛病，他向恩佐·法拉利投诉，法拉利之父轻蔑地说：“用不着一个造拖拉机的来教我怎么造跑车。”被羞辱的顾客一怒之下，在法拉利基地15公里外建了个汽车厂，出产的汽车还是沿用他那拖拉机的牌子，亦即他的名字。这个家伙叫兰博基尼。
　　从前，我呆在乡下的电厂，但穷山恶水阻挡不了我向往白嫩城里妹的心。后来应聘某国字号报纸驻广西记者站，站长轻蔑地望着我问“你懂经济吗”，我的专业跟经济沾边但大学时经常补考，所以我很无邪地摇头。他又问“你懂拉广告吗”，我会拉板车拉皮条但不晓得怎么拉广告，于是很无辜地摇头，然后他把我轰了出来。多年以后我在电视上看到该报的某省记者站被关停了，因为敲诈勒索，忽然就想起了那一年受到的羞辱，但我不恨那个站长，反倒想凑上他的老脸啵一口：“大叔，谢谢你没让我误入歧途。”
　　据说很多人的命运都是被一句话改变的。最典型的是毛泽东，1918年他在北大图书馆当管理员，有次馆长李大钊的助手张申府让他抄写书目，毛泽东抄错了，被张申府训斥了一通。北大的打工经历无疑影响了毛的人生观，以及对知识分子的态度，他在延安对斯诺说“我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多年后又说北大“水浅王八多”。某年冬天我在未名湖滑冰，仔细观察了一下，果然水浅，但却未发现甲鱼，看来领袖的话有时也只能信一半。
　　年轻的时候，常常听到某句话就五雷轰顶，譬如我小学时听算命瞎子说我考不上大学，伤心了好久，大学时听校方说我以后毕业时要发配去乡下，也颓了几年。后来晃荡江湖久了，皮厚心硬，再也不会五雷轰顶，至多是冷汗涔涔而已。譬如最近看到一句评论：“顺我者昌，逆我者嫖娼。”我心中一凛，翻出地图，在自己先前勾出的“此生必去十大城市”中，默默地把“东莞”画掉。
　　语言有时是刚硬有力的，有时却是绵软无力的。有人总结：在一屋子人里，最沉默寡言的那个，往往是最有权力、地位最高的。只做不说，是老江湖的风格。乾隆年间纪委准备双规卢见曾，卢的姻亲纪晓岚通风报信，让顺丰快递给卢送了一个信封，内有盐和茶叶，寓意盐案事发要被查封，也算卢见曾聪明，五雷轰顶之后立即转移财产。
　　普京经常放各种狠话，但我没觉得他是个狠角色，因为最狠的美国总统从来不需要说霸蛮话。我做梦都想当这样的大佬：整天一言不发，阴沉着脸，听下属汇报时同意就伸拇指，否决就伸中指，没事就摸出笔给自己加薪，偶尔说话亦惜字如金，比如对哀求加薪的下属说“滚”，对蜂腰肥臀的女秘书说“脱”。这才是默片里的，江湖大佬应有的人生格局。
　　（摘自《南都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