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激情”到“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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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社会心态变迁是总体社会变迁的重要方面,通过历时性分析能够更清楚地理解当前社会心态的特点。可以将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到90年代末以及90年代末以来,这三个时期社会心态的特点分别概括为政治激情、经济热情和多元调整。政治激情表现为革命精神与英雄主义;经济热情以渴望改善生活和积累财富为特征;多元调整则体现为众多心态并存,人们热衷于表达自我但缺少共识性认同。对于新时期的负面社会心态,需要区分“作为体制性后果的心态”和“作为网络化后果的心态”。制度建设与人心建设是化解负面社会心态问题的根本途径。
  关键词 社会心态 政治激情 经济热情 多元调整 社会建设
  [中图分类号]C9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7)12—0115—05
  从学术史的角度看,我们可以在社会学家的著作中发掘“社会心态”研究的理论资源。例如,涂尔干(Emile Durkheim)指出集体心态具有不同于个体心态的“自成一类”(sui generis)的特征;马克斯·韦伯划分的行动类型中就有情感行动(affectual ac-tion);托克维尔强调民情(mores)和心灵的习性(hab-its of the heart)对国家政制建构的基础性意义;在当代,情感社会学扩展了社会心态研究的传统视野,回应了社会变迁的复杂性与多元面向,等等。这是我们思考中国社会心态及其变迁的重要理论参照。
  一、社会心态研究的兴起与反思
  改革开放近40年来,中国在取得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的同时,也逐渐衍生了一些社会问题。在诸多社会问题中,除了人们所熟知的结构层面的教育、医疗、养老、住房、就业、环境等方面的问题之外,一些与以往相比更为“内隐”的社会心态问题也日益凸显出来,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并产生了大量研究成果,形成“转型心理学”“社会心态研究”“情感研究”等议题。宽泛而言,这些研究均可纳入社会心态研究领域,彰显了中国社会学对“人心”问题的学术关怀。
  所谓“社会心态”,一般指一段时间内弥散在整个社会或社会群体/类别中的宏观社会心境状态,是整个社会的情绪基调、社会共识和社会价值取向的总和。我们可以将近些年国内关于社会心态的研究分为三类:一是侧重从学理层面对社会心态概念进行学术史的梳理和界定,指出社会心态的“社会性”与“总体性”,并探讨相应的测量指标。二是将社会心态置于中国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中考察,将社会心态研究视为社会转型研究的题中之义,以更完整地把握社会转型的过程与实质。三是深入社會心态内部,从具体侧面考察社会心态问题及其产生根源和化解之道,代表性观点有:体制性迟钝催生怨恨式批评、怨恨情绪源于社会利益分配失衡、通过建立公民权制度化解怨恨、网络化条件下社会认同出现新的分化与整合问题等。
  在很大程度上,关于社会心态的研究都或多或少地体现了结构功能论的视角。根据帕森斯的观点,作为整体的社会结构,需要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各系统及其所承担的功能协调平衡,才能实现有序发展;如果社会结构不协调,那么受其影响的人格系统以及社会心态便会出现失调的情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随之而来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建设的不平衡问题也引起了社会研究者的重视。如陆学艺指出,中国发展出现一种不协调性,即社会结构滞后于经济结构,社会建设落后于经济建设。在很大程度上,社会建设滞后的状况是社会心态问题出现的结构性根源,加之社会监测与疏导机制不足,便出现了焦虑、不满甚至暴戾之气等人心问题。
  结构功能论视角的社会心态研究主要关注影响社会心态的条件,或对社会心态不同侧面进行解析和测量。但从宏观社会变迁的角度看,社会心态不仅仅是社会成员当前的某种心理状态,其本身就包含了对社会变迁、过往经验、当前际遇以及人际关系状况等方面的理解。过往的社会环境和生活经验会塑造当前的社会心态;以往社会环境的变化也会产生新的社会心态。这样一来,我们需要透过宏观的社会变迁,考察不同时期的社会心态及其总体特征。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心态研究是社会变迁研究的题中之意。
  从理论上看,历时性地把握社会心态及其变化的重要意义在于,宏观和总体视野下的社会变迁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可避免社会科学过于微观和碎片化的弊病,以审视时代的一般性和总体性问题,或者说,共同的时代问题。
  二、三个时期的社会心态及其特点
  中国社会学家常常把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变迁称为“社会转型”,而对社会转型的理解常常是基于改革开放前后的对比做出的,如“计划体制”与“市场体制”,“封闭社会”与“开放社会”,“乡村社会”与“城镇社会”等。但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不同时期,社会转型所呈现的特点和问题不尽相同,例如孙立平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表现出与改革开放早期不同的特征,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到“耐用消费品时代”对不同群体带来不同的影响,一些底层群体可能被甩出社会结构之外。因此,对一些社会问题的分析和讨论,需要结合不同时期的特点来进行。
  我们尝试将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变迁分为三个时期,每个时期的社会发展主题和所面临的问题不同,相应的社会心态也各有差别。我们可以用表1表达三个时期的时代主题及相应社会心态的特点。当然,三个时期分界点的选择带有权宜性,因为任何对社会变迁的时段划分总会与社会事实存在一定距离。
  第一个时期(1949-1977年),时代主题是政治建设,主要社会心态是政治激情、革命热情。社会心态的主要特征是人们的认知和情感高度政治化,缺少自发调节空间,换言之,政治权力高度形塑社会心态;人们崇尚革命家和英雄人物,政治家和军人是备受推崇的英雄,在“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的口号下,解放军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时代精神的象征;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平等主义意识形态的感召下,人们感受和想象身份上的一致与相似;即便表现为经济建设的“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实际上也是政治激情推动下带有“革命”色彩的经济行动。   第二个时期(1978-1997年),与上个时期界分的标志性时间和事件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个时期的时代主题是经济建设,口号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主要精神是经济热情。社会心态的主要特征是追求经济利益、崇尚物质财富。备受推崇的是“商业头脑”,拥有财富往往比拥有理想更能激起人们的认同。改革开放之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逐渐繁荣,一些政府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放弃了体制内的稳定工作,参与到经商活动之中,被称为“下海”,这可以看做是经济热情的重要体现。另一方面,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对经济热情消极后果的回应,即“有钱”之后的空虚落寞催生了对精神满足的需求,关于文化与信仰、道德与理想的讨论便因此而蔚然兴起。
  第三个时期(1998年至今),与上个时期界分的标志性时间和事件是1998年的城镇住房制度改革。选择这个时点的主要依据是,住房商品化改革以及大中城市房价逐渐攀升,对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带来了巨大影响。这个时期的时代主题是社会建设,在一定程度上社会建设是作为应对经济增长引发的问题或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的不协调问题而提出来的。这一时期的主要精神是社会心态处于调整期和过渡期,表现为政治激情不再,一些经济热情退化为物质利益追求(经济热情往往带有理想性,而物质利益追求则专注于物质本身);在多重压力汇集又缺少充分调节和释放的情况下,焦虑、不满、怀疑等负面社会心态逐渐滋生,在中低收入群体中尤为明显。进入21世纪之后,在互联网日益发达的条件下,人们热衷于在网络空间表达自我、评论时事,但缺少共识性认同。
  我们将第三个时期社会心态的特点概括为“多元调整”,一方面试图说明社会心态具有一定的“失范”或茫然无措的意味,另一方面则强调社会心态具有明显的阶层或群体差异的特点。就第二个方面而言,我们比较强调的是在贫富差距拉大、社会流动渠道不畅以及社会生活压力增加的情况下,中低收入群体的焦虑、不满甚至怨恨的心态。下文具体分析这种社会心态的根源。
  三、新时期负面社会心态的原因分析
  在第三个时期,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在物质生活较为丰裕之后渴望寻找意义,在多种生活压力(如高房价、看病难、子女教育费用高等)之下需要缓解焦虑、表达诉求。但同时,随着贫富差距拉大以及一些社会不公正现象的存在,不同阶层之间存在大量分歧,缺少共识性认同,互联网空间中的“众声喧哗”便折射了社会分歧的状况。2001年左右兴起的“国学热”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理想、信念、意义的渴求,而2004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也表明党和国家对社会问题和社会建设的高度重视。
  在一定程度上,焦虑、不满、“获得感”不足等社会心态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资源的重新积聚”有关。这个过程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如有学者指出,市场机制、收入差距拉大、贪污受贿对社会公正的破坏等,造成收入和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尽管城乡之间壁垒森严,但通过税收、储蓄以及其他途径,大量农村中的资源源源不断地流向城市社会;在税制改革的推动下,中央政府获得越来越多的财政收入,然后将这些收入集中投向大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证券市场的发展,企业间的重组和兼并,将越来越多的资金和技术、设备集中到数量越来越少的企业之中。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中国的资源配置格局发生重要变化,其后果之一是众多低收人群体获得资源的机会受限、向上流动艰难,并逐渐表现出对当下处境不满、对未来生活悲观的心态。
  20世纪90年代末影响深远的一项改革是住房制度改革。1998年7月,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宣布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改革,拟从同年下半年开始全面停止住房实物分配。截至同年年底,全国全面停止实物分房,持续多年的带有“福利”色彩的分房制度告别历史舞台。但是,随着住房货币化改革的推进,住房不平等呈拉大之势。住房分配货币化改革以及房价攀升,对于将“房”视为“家”的中国民众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而言,其产生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很多家庭需要举全家甚至几家之力购买一套房产,还可能背上沉重的债务,“房奴”一词便体现了高房价下民众的生活压力和负面内心体验。
  进入2000年之后,焦虑、不满等社会心态有增加的趋势。在人们的焦虑、不满等心态缺少沟通和对话渠道的情况下,便出现不同群体之间的分歧甚至矛盾。有些分歧和矛盾属于市场经济发展中的正常现象,但有时针对这些分歧和矛盾形成了一种过于强调稳定的治理模式。如孙立平指出,“维稳思维”往往将社会生活中的大事小情都与社会稳定问题联系起来,将“维稳”渗透于政府工作乃至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然而,在这种思路下形成的一些化解社会矛盾的措施,有时反而加剧了社会分歧和矛盾,甚至一些日常生活中与体制无关的矛盾也演变为对体制的怀疑和怨恨。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其参与门槛日益降低,人們的网络“发声”也越来越容易。在“线上空间”与“线下空间”交互影响的情况下,一些负面社会心态往往借助网络媒介而传染和蔓延,产生广泛的影响。因此,在分析当前的负面社会心态时,我们不可忽视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及其影响。
  四、网络化条件下社会心态的表达
  进入21世纪尤其是新世纪第二个10年之后,中国互联网的发展日益迅速。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数据,截至2016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7.31亿,相当于欧洲人口总量,互联网普及率为53.2%,超过全球平均水平3.1个百分点,超过亚洲平均水平7.6个百分点。中国手机网民规模6.95亿,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人群占比由2015年的90.1%提升至95.1%,增速连续3年超过10%。我国农村网民占比为27.4%,规模为2.01亿。互联网对人们工作、学习和日常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为民众表达不满与排遣压力提供了便捷渠道。
  不过,与互联网发展相关的负面社会心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既有的负面心态通过互联网表达和扩散开来;另一种是互联网参与本身也会制造新的负面心态。前者可称为“作为体制性后果的社会心态”,后者可称为“作为网络化后果的社会心态”。这种区分对认识当前的社会心态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1.作为体制性后果的社会心态
  互联网的参与门槛逐渐降低,网民可以通过发帖、评论等方式参与其中。近些年微博、微信等的兴起,使网络信息的传播更加迅捷,为民众表达社会不满提供了渠道,带有讽刺意味的“富二代”“官二代”“名二代”等词语便体现了这种不满。笔者将网络化条件下网民的“二代批判”称为“逆向标签化”现象,其中夹杂着焦虑与怨恨等负面社会心态。美国社会学家霍华德·贝克尔所言的标签理论,主要是指掌握话语权的群体将一些负面特征加在一些弱势者身上,而社会舆论对“富二代”“官二代”和“名二代”的批评则体现出近乎相反的逻辑,即弱势群体以一些负面特征定义某个强势群体的社会身份,其中往往夹杂着批评和鄙夷的言辞。“逆向标签化”的效果主要通过互联网信息的传播而表现出来,进而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
  “逆向标签化”的主要特点有二:一是“特殊个案普遍化”,即个别人的越轨行为被看作其所属群体的整体行为,如“胡斌飙车案”被称为“富二代飚车案”,一个具体的名字变成“富二代”这个集合名词。二是“具体事实想象化”,指局外人对具体事件和事实缺乏直接和确切的了解,往往凭借二手甚至多手信息“想象性”地对事件和当事人进行评价,显然,这存在信息加工甚至歪曲的可能。例如,“药家鑫事件”发生后,一些网友仅根据“药家鑫开车”这一信息便称其为“富二代”,并将其与纨绔子弟的形象关联在一起。
  显然,“富二代”“官二代”和“名二代”等都是带有修辞色彩的词语,网络舆论中关于个别所谓“二代”的违法犯罪行为的信息存在夸大之处。不过,值得思考的是,在网络舆论的“放大效应”背后,存在民众表达意见和宣泄情绪的心理,只是“表达”本身的重要性有时超过了对事实客观性的认定而已。就“富二代飙车案”而言,显然,大多数对肇事者表达愤怒情绪的人都不是直接利益相关者,他们的情绪宣泄其实反映了其“弱者心态”。在这种情况下,众多与事件并无直接利益关系的弱者形成了一种“想象的共同体”,进而使得网络集体情绪得以形成。就此案例而言,现实社会中的不公正尤其是公权力滥用问题,往往是集体性负面心态(如焦虑、不满、怨恨)的根源。
  2.作为网络化后果的社会心态
  互联网的重要影响是推动了社会生活的个体化。表面上看,“线上空间”信息连接的迅捷性和热闹的信息往来,使人与人的联结更加紧密,但实际上,个体之间的网络联结不意味社会性的积累,反而会导致个体与社会的疏离,使个体变得愈加孤独。这是因为,网络交往的增加往往压缩了日常生活中的面对面互动,尤其是组织性和情感性互动。人对互联网(如手机微信)的依赖,常常占据与家人和友人面对面互动的时间,即便一个人的网友众多,但常常处于只身一人在线的状态。正如图克尔所言:“我们上网是因为我们繁忙,但结果是花在技术上的时间更多,而花在彼此之间的时间更少。我们将连接作为保持亲近的方式,实际上我们在彼此躲避”。
  所谓“社会性”,主要是人对社会生活的深度参与,尤其是富有组织性和情感性的意义交流,通过这种互动过程,人际间的沟通、理解、妥协、合作等成为可能。而在网络活动中,在线互动依赖于互联网的技术逻辑,难以实现个体与社会的深度联结。在一些网络论坛或网络贴吧中,常常是多人同时参与一项活动或话题讨论,但在“线下空间”中,个体网民常常只身一人面对电子屏幕,在网络传输中体验“孤独的狂欢”。在这个意义上,一個人的QQ好友或微信好友再多,也不意味着其社会性的丰盈。
  此外,很多网络空间中的个体言说状态是:人人渴望表达诉说,却少有人愿意认真倾听。时常出现的情况是,满腔热情地发表一番言论,却发现应者寥寥或被骂个狗血淋头,实际上骂人者可能根本就没在意言说者所言为何意;在甲方看来幼稚和低俗的观点,在乙方那里可能倍受吹捧;很多事物已经无法激起人们的参与热情,因为即使参与可能也只是以一片争论告终,或者认真的思考只是遭到戏谑嘲讽;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当个人通过互联网将内心情感表达出来,经过苦苦等待却发现无人问津时,失落感、孤独感、焦虑感将由此而滋生。这样,个体对“在线”的依赖越多,可能变得越孤独苦闷。这就是互联网制造的社会心态,它可能无关乎“线下空间”的经验或问题,但往往与之交织在一起。
  五、结语
  当前的焦虑、不满、苦闷等负面社会心态有两个重要来源:一是源于体制和制度环境,尤其是制度不公、公共权力滥用、贫富差距拉大、社会沟通机制不畅等;二是源自“现代性的后果”——互联网的兴起及其对日常生活的深度渗透。在实际的生活中,这两个来源可能被混淆。毫无疑问,制度不公、公共权力滥用等问题是客观存在的,需要对其予以批评,但如果不加区分地只看到前者,便可能把一切问题都归结为体制因素,甚至归咎于政府,这往往导致对公共环境的消极和不信任态度,实际上并不利于积极社会心态的形成。
  相应地,化解负面社会心态、营造积极而有意义的生活,需要从两方面人手:一是大力推进社会建设,尤其是在信息获得、诉求表达、利益协商、矛盾调解等方面建立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一系列组织和制度,这种制度建设的过程,也是重塑社会心态的过程。二是以“文明”成果滋养高度专门化、技术化的个体,或可称之为“人心建设”。东西方文明都有关于何为“好”人、“好”的制度和“好”的生活的思考,不断地从中汲取思想的营养,在一定程度上能化解“单向度社会”中人之异化的生存状态。
  责任编辑:秦开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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