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有《史记》传世。他以“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奠定了在史学界泰斗的地位；而文学家的美誉则来自于《史记》那富有感染力的文学艺术特色，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人物传记写法的开创。他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真正的、有意识地将人作为历史开创者来描写的作家。
　　写距离自己几百年的历史，实地考察与游历毕竟有限，《史记》的内容史实多半还是来源于《左传》、《战国策》等历史著作，同时在人物刻画方面不仅对他们进行了学习与借鉴，而且有了更新、更丰满的写法。例如在《冯谖客孟尝》一文中，作者已经不经意地在使用发展的笔法来刻画人物形象了。冯谖从初侍孟尝不为人知，到成为其倚仗的重臣，其发展过程，让我们看到了不断变化的冯谖，这可以算是冯谖的小小传记了。然而这样的写法在《左传》等作品中毕竟少而又少，而且显得粗糙短促，但是尽管如此还是为司马迁的传记文学开辟了道路。我们说司马迁之所以一改以往而用传记的形式来写人物，有文学进步成熟的历史必然性，但更重要的则是由于司马迁的个人经历，他将生命融于作品，对自己命运不平的控诉也促使他去关注历史人物的命运，正是这种对人的重视也使他摒弃以史为纲的史书写法而采取以人为本的写法，于是纪传体应运而生。
　　司马迁想要了解古今人物的人生际遇与道路，探求掌握历史的变化规律，从而抒发个人见解，正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种创作动机促使他在《史记》的人物创作中倾注了更多的个人情感。梁启超曾有一段论述：“迁著书最大目的即在发表司马氏一家之言，与荀子著《荀子》、董生著《春秋繁露》性质正同，不过其一家言乃借史的形式以发表之耳。”这就与之前史作有了本质的区别了：《左传》、《战国策》更多的只是单纯的记录历史，在陈述历史事件的发展、变更中勾勒人物形象，人物描写过程中鲜少见到作者个人的情感外露，而篇末的“君子日”也只是从统治阶级正统道德标准角度出发的，是毫不浸渍个人情感的评述。中国传统史家一贯主张“秉笔直书”，《左传》《战国策》的作者们亦是如此，他们或者歌颂统治者，或者单纯记录，绝不会对笔下人物进行评价，也许这些作者更惧怕得罪统治阶级。例如《左传》中就经常以事件是否合乎礼度作为衡量标准，所以这些作品我们可以更为准确地称为史作。而《史记》则突破了这一点，它的“实录”与古人的“直书”是有一定差距的，司马迁敢于直面人生、敢于批判统治阶级、敢于为那些不容于统治阶级却极大地促进历史进步的英雄进行热情的赞颂。例如《货殖列传》、《游侠列传》等，司马迁把自己的评判标准带进了《史记》，他不仅仅在记录历史，还在为自己心中的英雄呼喊。仅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感受到，如果说《史记》是一个超群飘逸的仙人的话，那么《左传》《战国策》就是一个和他长的很像的凡人，形貌相同，却差了一点灵气，而这灵气正是司马迁所赋予的。
　　那么，这灵气究竟是什么呢?笔者认为就是个人的情感体验。司马迁更注重人物的命运，他在写一个人时，开篇到结尾以及中间所选取的事件都是相互关联的，构成具有代表性的整体。这似乎在告诉我们，太史公所关心的不是每个事件本身，而是一个人究竟是怎样得到他最终结局的，无论好坏，他所寻找的是一个原因，是一个人生哲理问题，这就不能不使我们联想到司马迁的一生坎坷，或许他这样刻画历史人物也是想为自己的一生坎坷找寻一些理由。他希望通过他的记述能够帮助更多的人看到真正生命的意义吧，不是围绕在统治阶级周围，不是唯唯诺诺的什么都不说，英雄不分出身，所以他才有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质问!而《左传》《战国策》在这方面是没有的，只是一因一果的客观简单叙述。当司马迁将一些人物命运最终归为天命时，我们看到其实他是不信天命的，他写《李将军列传》、《屈原贾生列传》，写李广生不逢时，写屈原、贾宜生之遗感，似乎从表面看是命运使之然，其实这些都是在从反面对统治者进行讽刺与批判、控诉他们的不公正，替这些历史人物控诉、也替自己控诉。因此，人们才说司马迁在《史记》中虽没提及自己一笔，但是我们却在这些他所刻画的每一个人身上看到他的影子，从正面亦或从反面。也正是对这些人物的精彩描写才增加了《史记》的悲剧精神与悲壮色彩。
　　人们说司马迁写《史记》的一大贡献是扩展了描写范围，为一些中下阶层的人著文立传，我认为这与司马迁的情感个性与实录精神是有很大关系的。班固在《汉书》中说：“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叙游侠则对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差贱贪，此其所蔽也。”这些对司马迁的批评是站在儒家正统思想上的，其实这些所谓的“蔽”处正是《史记》中的最进步处。司马迁创作《史记》所选择的人物并不是泛泛的，或者像《左传》那样为事而带出人物，或者像《战国策》那样只写善于纵横之术的谋士、说客。他是有所选择的，正如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所说：“凡《史记》次序说论，皆有所指，不徒为之。”司马迁之所以将项羽列为本纪，为李将军、为屈原、贾谊作传，都体现出他的人生观、哲学观，对于历来正统思想的质疑，对于后人认识历史的真实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同时他之所以为魏其武安、为屈原贾谊、为范睢蔡泽等人做合传，也不是毫无目的的，在太史公心目中，这些人或性格、或命运总有值得相提并论之处，将他们放在一起比较会更鲜明地体现人物个性，也由此可以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不同时的人物背后相似的社会动态，这些个性当然也渗透着太史公的个性。
　　说到人物个性，其实这在《左传》、《战国策》中已有所体现，例如《战国策》中写苏秦并不志在表现他的性格，尽管作者关心的是说客与诸侯国之间的利益与权术，但是却在无意中通过语言形象地表现了人物的性格。在无意中体现人物的性格，又在无意间组合出整个人物形象，使每一个人物无论是帝王还是将相都带上了自己最为鲜明的特点，成为实实在在的独立的、唯一的人。这些正是使司马迁受到启发而开始人物传记文学的先声，以至成为中国史传文学的典范。
　　从某种意义上说《史记》人物范围的扩大更多的是受到《战国策》的启发，因为时代大变革、礼乐制度倾颓的关系，《战国策》中记录的那些为利益与权势的驱使的谋臣说客形象已经打破了《左传》中仅以儒经六义为行为准则的模式，这些都为司马迁写刺客、写游侠、写货殖开辟了道路。
　　在创作技巧方面，《左传》善于描写大场面的战争，从战争中表现人物性格的特点，这也被《史记》所吸收并给予较大发展，如《项羽本纪》中西楚霸王的形象很大一部分是在巨鹿之战、垓下之围与乌江厮杀等大场面中刻画出来的。《左传》中经常在事件叙述过程中穿插一些小事以交代某些事件的起因，如《齐晋安之战》韩厥之父托梦、逢丑父被蛇咬等插曲的描写，这些被司马迁吸取后又有更大的发展。例如在《魏公子列传》中写范睢领秦兵围魏的危急时刻，突然笔锋一转而写魏无忌曾经的一些事迹，在这里已不像《左传》中只是交代事件起因，而是起到突出人物性格、换冲气氛的作用。还有《史记》中写李斯少年时看见老鼠时有趣而颇耐人寻味的感受，韩信胯下之辱等小事都增加了《史记》的文学色彩。《左传》与《战国策》虽也时有文笔，但由于不是一时一人之作，且为史家所作，故少而又少，也由于编年体与国别体的限制，而不能对人物进行展开描写，而《史记》的纪传体则打破限制，以一人为中心向纵横发展，包罗甚广。
　　在语言方面，我们说司马迁是用血泪浇灌《史记》，自然比处于痛苦之外的人写痛苦之中的事生动得多，而且《左传》、《战国策》属先秦散文，很多地方还保留古笔，例如《冯谖客孟尝》中冯谖三次击剑而唱，正是《诗经》中回环往复手法的运用，而《史记》的叙事手法则是传奇性的、故事性的，是后世小说的萌发的先兆。而《刺客列传》中大段摘抄《战国策》中荆轲一段的原文则体现出司马迁对古文的学习与肯定，是批判地继承。而且《史记》中对人物的刻画除记叙手法外还有许多大段的议论，例如《货殖列传》、《游侠列传》等合传在具体分述某一人之前都是先有一段总体的议论，鲜明地表露自己的态度，对老子、儒家等传统看法进行反驳，这在《左传》与《战国策》中是绝对没有的。
　　综上所述，这样的一部真实而精彩，具有无限超越精神、批判精神的文史巨著能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产生，使后人对忍辱负重的太史公充满了敬佩之情。尽管在《项羽本纪》中司马迁说他：“身死东城，尚不觉悟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这些批评只是脱身世外的作者一种理性的、纯客观的评论，我们说太史公并不是想要一个完美的帝王，他所塑造的和他想要塑造的是一个英雄，他还会告诉你，包括“李陵之祸”在内，对于自己的一生他丝毫不后悔，因此《项羽本纪》通篇所表现的项王顶天立地的英雄之气才是司马迁所要的重点，正如李清照所言：“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也正是这股英雄气支撑着他在遭受极大的身心痛苦之后仍能以自己的方式对不公的统治者进行抗争，故说《史记》“辞多寄托”，寄托的是太史公一生的不平之声，一身的浩然正气!于是才有浩浩《史记》千秋留名!成为令后人仰止的不朽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