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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逐东方艺术的收藏家中，不得不提查尔斯·朗·弗利尔，正是他一手建立了弗利尔美术馆，不同于一般收藏家仅是从欧美古董商手中直接购买东方艺术品，他曾四次亲自前往东亚拜访收藏家、古董商，收集藏品，探访龙门石窟等古迹。
在与亚洲远隔重洋的北美，有这么一座与亚洲艺术渊源颇深的美术馆，这要从弗利尔美术馆的诞生讲起。在世界范围内都算重量级的亚洲艺术、20世纪早期美国艺术馆藏，甚至建造美术馆和布展资金，都由一人捐赠，他就是底特律大亨查尔斯·朗·弗利尔。
查尔斯·朗·弗利尔出生于美国纽约州哈德逊河谷边的小镇金斯顿，家里很穷，六个孩子中他排老三。在他14岁时，母亲去世了。七年级之后，弗利尔离开学校，在一家水泥厂找到了工作。
19世纪70年代早期，弗利尔曾在一家综合商店担任职员，这时他被一位贵人注意到了。此人即是弗兰克·J·赫克勒（Frank J. Heckler，1846—1927年），时任纽约、金斯敦和锡拉丘兹铁路总监。Heckler非常欣赏弗利尔的会计和组织技能，于是在1874年雇用他作为他的付款人和会计师。19世纪70年代，来自底特律的一群投资者决定在印第安纳州洛根斯波特建立一条铁路，他们聘请赫克勒来管理这个项目，赫克勒便带来了年轻的弗利尔。
1879年，利用铁路业务带来的关系以及Christian H. Buhl、James Joy、Russell Alger、James McMillan和Allan Shelden的财务支持，Freer和Heckler搬到了底特律。在那里，他们于1885年创建了半岛汽车公司，这使得两人很快都富裕了起来，半岛成为底特律第二大汽车制造商。 1892年，半岛与密歇根汽车公司合并，掌控了底特律的大部分铁路车市场。当时，Michigan-Peninsular Car是密歇根州最大的制造商。七年后，弗利尔组建了一个包含13家公司的联合公司，于1899年创建了美国汽车和铸造厂。
在19世纪后期，弗利尔的健康状况明显下降。19世纪90年代的经济萧条与弗利尔在公司内部的地位压力相结合，给他带来了身心上的创伤。弗利尔被诊断出患有神经衰弱，这是美国上流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神经病症。當时神经衰弱的治疗包括长时间的休息以及鼓励男性在荒野中进行活动，弗利尔也不例外，他的治疗包括在加拿大荒野和卡茨基尔的郊游。除了把旅行作为治疗手段之外，作为一项辅助，弗利尔在19世纪80年代开始收集艺术品。1899年，弗利尔开始从工业界退休，把时间和精力都聚焦于收藏艺术品和旅行。
1919年，弗利尔因为中风而去世，当时他正住在纽约市第五大道和第55街的哥谭酒店。 他把他的大部分艺术收藏品，超过9500件，都留给了联邦政府，它们现在都安静地存放在史密森学会弗利尔艺术馆里。弗利尔没有妻子或孩子，他的遗产不仅仅是他的财富或艺术收藏，也是他作为艺术家和公众赞助人的慷慨，这位离开学校去水泥厂工作的男孩最终向美国贡献了这个国家的第一批美术珍藏。
弗利尔因其十九世纪晚期美国绘画和亚洲艺术的收藏而闻名，其中大部分都是在他于1899年退休后收藏所得。然而，早在十六年前即1883年，这位实业家就开始了自己对艺术品和印刷品的收藏，当时，弗利尔通过纽约经销商Frederick Keppel购买了一系列古代大师版画，趣味比较谨慎和保守，这也是当时发家的年轻人常见的消遣方式。
经由个人关系和专业关系，他的兴趣在随后几年里继续增长，这些关系从根本上塑造了这位收藏家的收藏原则和哲学，其中两位朋友因其对收藏家有重大影响而值得进一步解释。 第一个是画家詹姆斯·麦克尼尔·惠斯勒（James McNeill Whistler），他主要被认为是弗利尔亚洲系列的催化剂，而第二个是亚洲艺术学者欧内斯特·芬诺罗萨（Ernest Fenollosa），他帮助塑造了弗利尔的收藏观。
1887年，在律师和艺术收藏家霍华德·曼斯菲尔德位于纽约的单身汉公寓里，当弗利尔看到惠斯勒的版画时，他立刻被艺术家制作的作品所吸引。三年之后即1890年，在第一次去伦敦的时候，弗利尔在将自己介绍给了惠斯勒。不久，艺术家和实业家很快就成了好朋友，他们花了很长时间一起旅行。在此期间，弗利尔也开始收集并最终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惠斯勒作品收藏家。直到1903年惠斯勒去世时，两人仍然是亲密的朋友和知己。
弗利尔最初收藏的亚洲艺术品是当时比较流行的门类.如日本浮世绘版画和陶瓷。惠斯勒通常被认为是弗利尔收集日本版画和绘画的灵感来源，不过学者们还不清楚为什么弗利尔会开始专注于收集亚洲艺术。有记录显示，他的第一次购买是日本琳派绘画，发生在1887年，这早于他与画家建立的关系。然而也没有理由相信，无论是否在惠斯勒之前，弗利尔的品味都没有受到他朋友的影响。 但是，惠斯勒的影响可能还出现在弗利尔收集的其他美国艺术家身上。除惠斯勒之外，弗利尔还开发了大量艺术家如Dwight Tyron、Abbott Thayer、Thomas W. Dewing和Frederick Church。Tyron、Thayer、Dewing和Whistler都为Freer的底特律大厦做出了贡献，该大厦由美学运动建筑师Wilson Eyre于1890年设计。
早在19世纪90年代早期，弗利尔与西班牙移民的儿子欧内斯特·芬诺罗萨便已相识，但直到1901年，两人才建立了重要的联系。欧内斯特是中国和日本艺术方面的权威。从1880年到1890年，他一直都在日本生活和工作，主要是在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哲学和逻辑学。在日本任职期间，Fenollosa学习艺术史、批评和方法论并运用到日本的艺术和文化研究，用英语和日语发表了大量文章。1889年，波士顿美术博物馆邀请他担任最近开发的日本艺术部门的管理人员。1895年，Fenollosa与妻子离婚，致使他次年夏天即从波士顿美术博物馆辞职。 在将近十年时间里，两人紧密配合，Fenollosa提出建议，Freer则贪婪地购藏。 从1901年到1908年，弗利尔购买了大量日本和中国画作，这是他后来捐赠的主要部分。他们的合作伙伴关系是有利可图的，因为Fenollosa的建议，弗利尔在竞争日益激烈的艺术市场中占据优势，而作为回报，弗利尔组织了一系列的Fenollosa的演讲活动，帮助他在学术界获益匪浅。
收藏时，弗利尔的理念很明确。托马斯·劳顿和琳达·美林在他们的书《弗利尔：艺术的遗产》中，将弗利尔的信仰描述为一种“杰作既不需要解释也不需要文化背景来传达其信息的系统：其重要性在于其审美完整性，而不是在证据中可能偶然提供宗教、社会、政治或经济问题”。弗利尔也表现得与他那个时代的其他赞助人不同。除了购买作品外，弗利尔还与他所支持的艺术家建立了友谊，并将他的藏品借出去做展览，为他收藏库里的画家提供了最大量的专业曝光。
早在被推荐至史密森学会之前，弗利尔就一直在思考博物馆项目。1900年夏天，弗利尔穿越威尼斯、慕尼黑、纽伦堡、德累斯顿、柏林、汉堡和科隆。在这些城市，他参观了主要的民族博物馆，绘制了平面图并在期刊上写下了笔记。
1905年12月15日，弗利尔给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写了一封信，信中弗利尔概述了他最初的遗产提议。詹姆斯·麦克米兰，弗利尔的朋友，美国参议员，以及密歇根汽车公司的合伙人，支持将华盛顿特区塑造成一个美丽的首都的想法。他的影响力帮助指导了弗利尔对华盛顿的提议。之后的五个月，谈判仍在继续，只是受史密森学会主任塞缪尔·兰利（Samuel P. Langley）影响而短期内停滞不前。直到1906年5月，史密森学会的董事会代表美国政府接受了弗利尔的礼物。
弗利尔的礼物，不仅提供了他的收藏，还提供了建筑和初期捐赠，这种形式在美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从一开始，弗利尔的捐赠便是彻底的，不过，在去世之前，弗利尔将一直保留其最初向史密森学会承诺的2，250件物品，并且他的新收藏也将一直保留到去世之时。是的，弗利尔在他的余生中仍然继续热烈地收藏着。
1920年，在弗利尔去世后，有9，500件物品从底特律转移到了华盛顿特区，收藏品几乎翻了两番。其中包括惠斯勒的1，189件作品，这是这位藝术家在世界上最大的收藏集，3，400件中国作品，1，863件日本作品，1，697件埃及作品，513件来自印度和中东，451件来自韩国，200件19世纪美国大师作品，200个杂项。历史学家沃伦科恩得出结论，弗利尔和福开森（John Calvin Ferguson，1866年-1945年，美国学者，精心收集的部分中国文物也收藏在该馆）代表了东亚艺术收藏的“黄金时代”。弗利尔的金钱、品味和鉴赏力使公众可以看到和研究更多样化的艺术，进而影响了美国人转身离开那些华丽浮夸的传统西方艺术。
在1918年和1919年，弗利尔在他的遗嘱中加入些了新条款，进一步支持了他在1906年捐赠中建立的结构。第一项规定是，建立一个来自股票和现金股息的收入来源，以确保博物馆雇用一名技术高超的策展人。他还指定了两个额外的资金来装饰和维护博物馆场地，特别是室内和室外观赏花园。一旦满足，弗利尔又制定了进一步的规定。弗利尔强制要求其遗产的剩余收入继续支持亚洲和中东研究奖学金，并从亚洲、埃及和中东获得新作品。在收藏中，Freer拟定了详细的规定，所有新的收购必须得到美术国家委员会和收藏家的亲密朋友和知己小组的批准。
在他最严格的限制中，弗利尔表示，博物馆可能不接受非永久收藏品的艺术品赠品。博物馆也被禁止展出不属于永久收藏品的艺术品。最后，一旦进入永久收藏品，任何一件艺术品都不被允许借出。
1916年，在华盛顿现在被称为弗利尔美术馆的建筑开始了。这座建筑花费了一百万美元，所有这些都是由弗利尔支付的。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延迟完工，直到1923年才开放。弗利尔美术馆（The Freer Gallery of Art），和赛克勒博物馆（The Arthur M. Sackler Gallery），合称为“美国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弗利尔美术馆是美国公立美术馆中专门收藏亚洲艺术的，是美国最重要的中国艺术品集中地之一。
弗利尔离世后的近百年里，中国书画部的专家们如高居翰、傅申等人又陆续为美术馆增添了不少重量级藏品。弗利尔美术馆不仅拥有全美最多、最精彩的中国绘画藏品，青铜器、玉器、佛教造像收藏也相当精彩。只可惜，这些国宝级的文物再也无缘回家，如今的我们只能在华盛顿一睹它们的风采了。
弗利尔有一句经典的豪言壮语：“元代以后的画不用拿给我看”。一方面可见他的收藏趣味，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其藏品之精、年代之久远，连明清时期的绘画都入不了他的法眼。
弗利尔早在1894年至1895年就已经第一次出访亚洲，到日本旅游，当时正值中日甲午战争。他一开始是对日本的古物发生兴趣，以后溯源而到中国。
他前前后后收入了大量宋元绘画珍品，其中包括：东晋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南宋摹本），
《溪山秋霁图 》北宋郭熙（传），《溪山独钓图》北宋范宽（传），《二羊图》元赵孟頫，《夏山隐居图》元王蒙，南宋《淳化阁帖》等。除绘画外，他还收藏有商代铜器、北齐佛雕、汉唐文物、宋明瓷器等，兹举数例如下：1901年，西安宝庆寺25尊唐代石雕佛像被日本人早崎幸吉买走，有四件作品流入美国，其中包括弗利尔于1909年购置的作品。1910-1917年，大阪古董商山中定次郎也成功地转卖给弗利尔数十尊石雕。1912年，小恭亲王溥伟为了帮助末代皇帝溥仪进行复辟活动筹集军饷，决定将恭王府收藏全部出售，山中定次郎以山中商会名义花34万大洋买下了恭王府除书画以外的青铜器、陶瓷器、玉器、翡翠等全部收藏，次年将其中两批分别在纽约与伦敦拍卖，弗利尔也购买了许多。弗利尔1894年开始收集中国青铜器，直至1919年去世，一共收藏了58件青铜器。 不同于一般收藏家仅是从欧美古董商手中直接购买中国艺术品，他还曾在1907、1908、1909和1910-1911年间四次亲自前往中国拜访收藏家、古董商，收集藏品。这段时间正值清朝末年，社会动荡，危险重重。这段经历大大丰富了弗利尔的收藏，他在北京寻找唐、宋及元代早期绘画时曾经说过：“在中国期间，如果我拿到了上述朝代绘画大师的 6 幅代表作，我就会认为自己极其幸运了。但是事实上，我在北京拥有的东西，已 10 倍于那个数字”。
1910年秋天，弗利尔先生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来到中国，这次在中国停留的时间最长。和上次一样，他在北京、上海与古董商们打交道，了解私人收藏，寻找市场上最精美的艺术品。在各种社交应酬和艺术收藏活动之外，弗利尔还在制定旅行计划，打算访问中国内地的古都和文化中心。他最初计划访问的地点有开封、洛阳、西安和杭州。一路上，他在开封、郑州和洛阳短暂停留，但此行主要的目的是考察龙门，这在当时外国人看来还是十分偏远的地区。他花了近两周的时间观摩研习龙门石窟丰富的北魏和唐代佛教造像，对古迹的考察让弗利尔对破坏和抢掠文物的情况更为担忧。在最后一次中国之旅中，他拍下的照片、写下的文字，说明他对中国艺术的热爱可能还有精神和个人方面的因素。
2009年初，弗利尔与赛克勒艺术博物馆的档案部主任霍大为先生发现了一些照片和日记，记录了弗利尔先生1910年中国之行的情况。霍大为说：“除了这些照片之外，弗利尔给他生意上的合作伙伴弗兰克·荷克尔写了好几封信，描述这次旅行。幸运的是，它们被保存了下来，成为记录弗利尔个人对中国印象的独特资料。更重要的是，我们还发现了一本长达63页的弗利尔日记手稿，记录了他在开封、巩县和洛阳的旅行以及在龙门的考察。”
在此之前，虽然有学者看过这些材料，但还没有人能够全面地对它们进行分析研究。因为照片和文件信息量庞大，在没有进行系统科学的整理和鉴别的情况下，这些资料只不过是一些零散的个人笔记和对事件的观察记录。霍大为担任弗利尔与赛克勒美术馆档案部主任长达15年，有着极其丰富的专业知识，他开始着手对这些日记手稿进行梳理和研究。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弗利尔日记手稿中的文字零散，圈改、手绘图片繁多，难于辨识，在项目初期整个团队的任务就是对文字进行辨识和誊写，并把照片和文字进行仔细对照，使日记的阅读更加连贯顺畅，同时为每一张照片的日期和地名进行考证。1910年至今过去一个多世纪，中国历经战乱，社会发生巨变，很多建筑与文物都不复存在，比对过程繁复琐碎，整个项目持续5年之久。时至2015年整理工作全部完成，并结集出版。日记中详尽记录了弗利尔从1910年10月19日到11月13日近一个月的中国旅程，其中的重点是对龙门石窟的考察。
霍大为说：“弗利尔之所以下定决心前往在当时外国人看来十分偏远的地区，我们有过一些推测，1909年著名法国汉学家爱德华·沙畹（1865～1918）出版了龙门石窟建筑和佛教造像的照片，极有气势。弗利尔的朋友——巴黎古董商马塞尔·宾（1875～1920）同年也去过龙门地区，但路遇土匪，被洗劫一空，在借来一匹马后才勉强回来。或许这些故事和经历对弗利尔有所启发，激发了他对探险和艺术鉴赏的浓厚兴趣。”
弗利尔的龙门之行从1910年10月29日开始，到11月12日结束。在此期间，他不辞辛劳，通过书写日记或通过周裕泰拍摄的照片来记录龙门之行。弗利尔在日记中称他为Utai。裕泰在北京外交使团区附近的哈德门路开有一家摄影馆。除了照片之外，弗利尔还有一个团队来为浮雕做拓片。弗利尔博物馆保存有66件极为完好的拓片，是对照片的补充。裕泰和弗利尔坚持拍摄，直到底片全部用完。20世纪初期的相机、玻璃底片和显影设备十分笨重，而且易碎，在这样的条件下，弗利尔龙门之行中照片拍摄的数量已经是相当可观了。
在裕泰拍摄的照片中，可以清晰完整地看到龙门西山北部宾阳洞中著名的《帝后礼佛图》在没有被盗前的景象。这是北魏宣武帝为父母孝文帝和文昭皇太后祈求冥福而修建的，它是龍门石窟中继古阳洞后开凿的第二大窟。宾阳中洞的前壁均是浅浮雕题材，遍雕佛经故事和皇室礼佛行列，用以宣扬佛法，赞颂佛家的累世善行和炫耀帝后的威仪。壁面自上而下分为四层，中间被窟门分隔成南北两段，层与层间雕以横栏为界。《帝后礼佛图》位于第三层。1930至1935年间《帝后礼佛图》被盗，后被卖至美国。弗利尔在日记中描述：“在第五尊观音与正对主像的洞门之间有两面内壁，其底层各有五位人物，排成一列，为真人一半大小，上方还有两组相呼应的图，画面更宽些，极为精美。二图中都有身着长袍，手持莲花长梗和伞盖、羽葆等的人物行列……我想不出任何作品可以与之相媲美……”日记详细描述了他所见的艺术品和建筑，还有他和中国人打交道的经历，文笔亲切，有时还很幽默。旅行中享受的自由、了解新事物和结交新朋友的机会显然让弗利尔感到很惬意。
在离开龙门的前夜，弗利尔在日记中写下了他对龙门的印象：“我可以十分确定的是下次来中国的时候，一定要参观五台山附近的云冈石窟，那座宏伟佛教石窟的修建年代比龙门稍早。”可惜的是，弗利尔没能实现考察这些遗址的愿望。回到北京之后，弗利尔在1910年12月匆匆游历了沈阳。可惜的是，除了一张有他批注的地图，没有留下更详细的记录。1911年1月，弗利尔前往上海，之后又到了杭州。不久后弗利尔离开了中国。
弗利尔本来就常常犯病，加上近10个月紧张而艰苦的旅行，回到美国底特律之后就病倒了。这场大病持续了很长时间，他始终都没能完全康复。在生命中最后的8年里，弗利尔很低调地扩充和完善了将要捐给史密森博物学院的收藏，这一大批精美的收藏是对他美学思考的总结。霍大为说：“我们或许可以在弗利尔最后10年收藏的各类中国艺术品中找到龙门经历对他的影响——他的藏品具有纯粹、不带矫饰的艺术气息，这是他数周独自沉浸在石窟中体会到的。在与友人的交谈中，弗利尔常常回忆起充满冒险经历的龙门之旅，有时会有些夸张，偶尔也会对他的经历稍加渲染。”
1912年，弗利尔创建了美国考古学院中国分校。学院以北京为总部，为有发展前途的中国和美国的年轻学者们提供中国考古相关的设施和培训。学院的宗旨是与中国机构合作，来研究有考古与文化价值的物品，并由中国和国外的博物馆对它们进行保护。但好景不长，学院停办，并没有很大的成效。部分原因是当时的中国政局发生了恶化，加上一些其他的外国考古活动不过是打着幌子大规模盗窃文物，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抵触和仇视。但弗利尔的这个项目使日后成立的弗利尔艺术博物馆成为了一所定位独特的机构，它不是去掠夺中国的艺术遗产，而是致力于对它们的研究、保护和推广。
弗利尔与中国、中国艺术和中国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弗利尔给弗兰克·J·赫克勒的信中写到：“和更多的中国人打交道，让我对他们更加尊重，更有信心。有朝一日，他们会恢复数世纪以前的地位，在众多方面引领世界。”
在与亚洲远隔重洋的北美，有这么一座与亚洲艺术渊源颇深的美术馆，这要从弗利尔美术馆的诞生讲起。在世界范围内都算重量级的亚洲艺术、20世纪早期美国艺术馆藏，甚至建造美术馆和布展资金，都由一人捐赠，他就是底特律大亨查尔斯·朗·弗利尔。
“穷孩子”的伟大贡献
查尔斯·朗·弗利尔出生于美国纽约州哈德逊河谷边的小镇金斯顿，家里很穷，六个孩子中他排老三。在他14岁时，母亲去世了。七年级之后，弗利尔离开学校，在一家水泥厂找到了工作。
19世纪70年代早期，弗利尔曾在一家综合商店担任职员，这时他被一位贵人注意到了。此人即是弗兰克·J·赫克勒（Frank J. Heckler，1846—1927年），时任纽约、金斯敦和锡拉丘兹铁路总监。Heckler非常欣赏弗利尔的会计和组织技能，于是在1874年雇用他作为他的付款人和会计师。19世纪70年代，来自底特律的一群投资者决定在印第安纳州洛根斯波特建立一条铁路，他们聘请赫克勒来管理这个项目，赫克勒便带来了年轻的弗利尔。
1879年，利用铁路业务带来的关系以及Christian H. Buhl、James Joy、Russell Alger、James McMillan和Allan Shelden的财务支持，Freer和Heckler搬到了底特律。在那里，他们于1885年创建了半岛汽车公司，这使得两人很快都富裕了起来，半岛成为底特律第二大汽车制造商。 1892年，半岛与密歇根汽车公司合并，掌控了底特律的大部分铁路车市场。当时，Michigan-Peninsular Car是密歇根州最大的制造商。七年后，弗利尔组建了一个包含13家公司的联合公司，于1899年创建了美国汽车和铸造厂。
在19世纪后期，弗利尔的健康状况明显下降。19世纪90年代的经济萧条与弗利尔在公司内部的地位压力相结合，给他带来了身心上的创伤。弗利尔被诊断出患有神经衰弱，这是美国上流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神经病症。當时神经衰弱的治疗包括长时间的休息以及鼓励男性在荒野中进行活动，弗利尔也不例外，他的治疗包括在加拿大荒野和卡茨基尔的郊游。除了把旅行作为治疗手段之外，作为一项辅助，弗利尔在19世纪80年代开始收集艺术品。1899年，弗利尔开始从工业界退休，把时间和精力都聚焦于收藏艺术品和旅行。
1919年，弗利尔因为中风而去世，当时他正住在纽约市第五大道和第55街的哥谭酒店。 他把他的大部分艺术收藏品，超过9500件，都留给了联邦政府，它们现在都安静地存放在史密森学会弗利尔艺术馆里。弗利尔没有妻子或孩子，他的遗产不仅仅是他的财富或艺术收藏，也是他作为艺术家和公众赞助人的慷慨，这位离开学校去水泥厂工作的男孩最终向美国贡献了这个国家的第一批美术珍藏。
好收藏，靠朋友
弗利尔因其十九世纪晚期美国绘画和亚洲艺术的收藏而闻名，其中大部分都是在他于1899年退休后收藏所得。然而，早在十六年前即1883年，这位实业家就开始了自己对艺术品和印刷品的收藏，当时，弗利尔通过纽约经销商Frederick Keppel购买了一系列古代大师版画，趣味比较谨慎和保守，这也是当时发家的年轻人常见的消遣方式。
经由个人关系和专业关系，他的兴趣在随后几年里继续增长，这些关系从根本上塑造了这位收藏家的收藏原则和哲学，其中两位朋友因其对收藏家有重大影响而值得进一步解释。 第一个是画家詹姆斯·麦克尼尔·惠斯勒（James McNeill Whistler），他主要被认为是弗利尔亚洲系列的催化剂，而第二个是亚洲艺术学者欧内斯特·芬诺罗萨（Ernest Fenollosa），他帮助塑造了弗利尔的收藏观。
1887年，在律师和艺术收藏家霍华德·曼斯菲尔德位于纽约的单身汉公寓里，当弗利尔看到惠斯勒的版画时，他立刻被艺术家制作的作品所吸引。三年之后即1890年，在第一次去伦敦的时候，弗利尔在将自己介绍给了惠斯勒。不久，艺术家和实业家很快就成了好朋友，他们花了很长时间一起旅行。在此期间，弗利尔也开始收集并最终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惠斯勒作品收藏家。直到1903年惠斯勒去世时，两人仍然是亲密的朋友和知己。
弗利尔最初收藏的亚洲艺术品是当时比较流行的门类.如日本浮世绘版画和陶瓷。惠斯勒通常被认为是弗利尔收集日本版画和绘画的灵感来源，不过学者们还不清楚为什么弗利尔会开始专注于收集亚洲艺术。有记录显示，他的第一次购买是日本琳派绘画，发生在1887年，这早于他与画家建立的关系。然而也没有理由相信，无论是否在惠斯勒之前，弗利尔的品味都没有受到他朋友的影响。 但是，惠斯勒的影响可能还出现在弗利尔收集的其他美国艺术家身上。除惠斯勒之外，弗利尔还开发了大量艺术家如Dwight Tyron、Abbott Thayer、Thomas W. Dewing和Frederick Church。Tyron、Thayer、Dewing和Whistler都为Freer的底特律大厦做出了贡献，该大厦由美学运动建筑师Wilson Eyre于1890年设计。
早在19世纪90年代早期，弗利尔与西班牙移民的儿子欧内斯特·芬诺罗萨便已相识，但直到1901年，两人才建立了重要的联系。欧内斯特是中国和日本艺术方面的权威。从1880年到1890年，他一直都在日本生活和工作，主要是在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哲学和逻辑学。在日本任职期间，Fenollosa学习艺术史、批评和方法论并运用到日本的艺术和文化研究，用英语和日语发表了大量文章。1889年，波士顿美术博物馆邀请他担任最近开发的日本艺术部门的管理人员。1895年，Fenollosa与妻子离婚，致使他次年夏天即从波士顿美术博物馆辞职。 在将近十年时间里，两人紧密配合，Fenollosa提出建议，Freer则贪婪地购藏。 从1901年到1908年，弗利尔购买了大量日本和中国画作，这是他后来捐赠的主要部分。他们的合作伙伴关系是有利可图的，因为Fenollosa的建议，弗利尔在竞争日益激烈的艺术市场中占据优势，而作为回报，弗利尔组织了一系列的Fenollosa的演讲活动，帮助他在学术界获益匪浅。
收藏时，弗利尔的理念很明确。托马斯·劳顿和琳达·美林在他们的书《弗利尔：艺术的遗产》中，将弗利尔的信仰描述为一种“杰作既不需要解释也不需要文化背景来传达其信息的系统：其重要性在于其审美完整性，而不是在证据中可能偶然提供宗教、社会、政治或经济问题”。弗利尔也表现得与他那个时代的其他赞助人不同。除了购买作品外，弗利尔还与他所支持的艺术家建立了友谊，并将他的藏品借出去做展览，为他收藏库里的画家提供了最大量的专业曝光。
捐款捐物还捐美术馆
早在被推荐至史密森学会之前，弗利尔就一直在思考博物馆项目。1900年夏天，弗利尔穿越威尼斯、慕尼黑、纽伦堡、德累斯顿、柏林、汉堡和科隆。在这些城市，他参观了主要的民族博物馆，绘制了平面图并在期刊上写下了笔记。
1905年12月15日，弗利尔给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写了一封信，信中弗利尔概述了他最初的遗产提议。詹姆斯·麦克米兰，弗利尔的朋友，美国参议员，以及密歇根汽车公司的合伙人，支持将华盛顿特区塑造成一个美丽的首都的想法。他的影响力帮助指导了弗利尔对华盛顿的提议。之后的五个月，谈判仍在继续，只是受史密森学会主任塞缪尔·兰利（Samuel P. Langley）影响而短期内停滞不前。直到1906年5月，史密森学会的董事会代表美国政府接受了弗利尔的礼物。
弗利尔的礼物，不仅提供了他的收藏，还提供了建筑和初期捐赠，这种形式在美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从一开始，弗利尔的捐赠便是彻底的，不过，在去世之前，弗利尔将一直保留其最初向史密森学会承诺的2，250件物品，并且他的新收藏也将一直保留到去世之时。是的，弗利尔在他的余生中仍然继续热烈地收藏着。
1920年，在弗利尔去世后，有9，500件物品从底特律转移到了华盛顿特区，收藏品几乎翻了两番。其中包括惠斯勒的1，189件作品，这是这位藝术家在世界上最大的收藏集，3，400件中国作品，1，863件日本作品，1，697件埃及作品，513件来自印度和中东，451件来自韩国，200件19世纪美国大师作品，200个杂项。历史学家沃伦科恩得出结论，弗利尔和福开森（John Calvin Ferguson，1866年-1945年，美国学者，精心收集的部分中国文物也收藏在该馆）代表了东亚艺术收藏的“黄金时代”。弗利尔的金钱、品味和鉴赏力使公众可以看到和研究更多样化的艺术，进而影响了美国人转身离开那些华丽浮夸的传统西方艺术。
在1918年和1919年，弗利尔在他的遗嘱中加入些了新条款，进一步支持了他在1906年捐赠中建立的结构。第一项规定是，建立一个来自股票和现金股息的收入来源，以确保博物馆雇用一名技术高超的策展人。他还指定了两个额外的资金来装饰和维护博物馆场地，特别是室内和室外观赏花园。一旦满足，弗利尔又制定了进一步的规定。弗利尔强制要求其遗产的剩余收入继续支持亚洲和中东研究奖学金，并从亚洲、埃及和中东获得新作品。在收藏中，Freer拟定了详细的规定，所有新的收购必须得到美术国家委员会和收藏家的亲密朋友和知己小组的批准。
在他最严格的限制中，弗利尔表示，博物馆可能不接受非永久收藏品的艺术品赠品。博物馆也被禁止展出不属于永久收藏品的艺术品。最后，一旦进入永久收藏品，任何一件艺术品都不被允许借出。
1916年，在华盛顿现在被称为弗利尔美术馆的建筑开始了。这座建筑花费了一百万美元，所有这些都是由弗利尔支付的。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延迟完工，直到1923年才开放。弗利尔美术馆（The Freer Gallery of Art），和赛克勒博物馆（The Arthur M. Sackler Gallery），合称为“美国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弗利尔美术馆是美国公立美术馆中专门收藏亚洲艺术的，是美国最重要的中国艺术品集中地之一。
弗利尔离世后的近百年里，中国书画部的专家们如高居翰、傅申等人又陆续为美术馆增添了不少重量级藏品。弗利尔美术馆不仅拥有全美最多、最精彩的中国绘画藏品，青铜器、玉器、佛教造像收藏也相当精彩。只可惜，这些国宝级的文物再也无缘回家，如今的我们只能在华盛顿一睹它们的风采了。
弗利尔的中国缘
弗利尔有一句经典的豪言壮语：“元代以后的画不用拿给我看”。一方面可见他的收藏趣味，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其藏品之精、年代之久远，连明清时期的绘画都入不了他的法眼。
弗利尔早在1894年至1895年就已经第一次出访亚洲，到日本旅游，当时正值中日甲午战争。他一开始是对日本的古物发生兴趣，以后溯源而到中国。
他前前后后收入了大量宋元绘画珍品，其中包括：东晋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南宋摹本），
《溪山秋霁图 》北宋郭熙（传），《溪山独钓图》北宋范宽（传），《二羊图》元赵孟頫，《夏山隐居图》元王蒙，南宋《淳化阁帖》等。除绘画外，他还收藏有商代铜器、北齐佛雕、汉唐文物、宋明瓷器等，兹举数例如下：1901年，西安宝庆寺25尊唐代石雕佛像被日本人早崎幸吉买走，有四件作品流入美国，其中包括弗利尔于1909年购置的作品。1910-1917年，大阪古董商山中定次郎也成功地转卖给弗利尔数十尊石雕。1912年，小恭亲王溥伟为了帮助末代皇帝溥仪进行复辟活动筹集军饷，决定将恭王府收藏全部出售，山中定次郎以山中商会名义花34万大洋买下了恭王府除书画以外的青铜器、陶瓷器、玉器、翡翠等全部收藏，次年将其中两批分别在纽约与伦敦拍卖，弗利尔也购买了许多。弗利尔1894年开始收集中国青铜器，直至1919年去世，一共收藏了58件青铜器。 不同于一般收藏家仅是从欧美古董商手中直接购买中国艺术品，他还曾在1907、1908、1909和1910-1911年间四次亲自前往中国拜访收藏家、古董商，收集藏品。这段时间正值清朝末年，社会动荡，危险重重。这段经历大大丰富了弗利尔的收藏，他在北京寻找唐、宋及元代早期绘画时曾经说过：“在中国期间，如果我拿到了上述朝代绘画大师的 6 幅代表作，我就会认为自己极其幸运了。但是事实上，我在北京拥有的东西，已 10 倍于那个数字”。
1910年秋天，弗利尔先生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来到中国，这次在中国停留的时间最长。和上次一样，他在北京、上海与古董商们打交道，了解私人收藏，寻找市场上最精美的艺术品。在各种社交应酬和艺术收藏活动之外，弗利尔还在制定旅行计划，打算访问中国内地的古都和文化中心。他最初计划访问的地点有开封、洛阳、西安和杭州。一路上，他在开封、郑州和洛阳短暂停留，但此行主要的目的是考察龙门，这在当时外国人看来还是十分偏远的地区。他花了近两周的时间观摩研习龙门石窟丰富的北魏和唐代佛教造像，对古迹的考察让弗利尔对破坏和抢掠文物的情况更为担忧。在最后一次中国之旅中，他拍下的照片、写下的文字，说明他对中国艺术的热爱可能还有精神和个人方面的因素。
2009年初，弗利尔与赛克勒艺术博物馆的档案部主任霍大为先生发现了一些照片和日记，记录了弗利尔先生1910年中国之行的情况。霍大为说：“除了这些照片之外，弗利尔给他生意上的合作伙伴弗兰克·荷克尔写了好几封信，描述这次旅行。幸运的是，它们被保存了下来，成为记录弗利尔个人对中国印象的独特资料。更重要的是，我们还发现了一本长达63页的弗利尔日记手稿，记录了他在开封、巩县和洛阳的旅行以及在龙门的考察。”
在此之前，虽然有学者看过这些材料，但还没有人能够全面地对它们进行分析研究。因为照片和文件信息量庞大，在没有进行系统科学的整理和鉴别的情况下，这些资料只不过是一些零散的个人笔记和对事件的观察记录。霍大为担任弗利尔与赛克勒美术馆档案部主任长达15年，有着极其丰富的专业知识，他开始着手对这些日记手稿进行梳理和研究。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弗利尔日记手稿中的文字零散，圈改、手绘图片繁多，难于辨识，在项目初期整个团队的任务就是对文字进行辨识和誊写，并把照片和文字进行仔细对照，使日记的阅读更加连贯顺畅，同时为每一张照片的日期和地名进行考证。1910年至今过去一个多世纪，中国历经战乱，社会发生巨变，很多建筑与文物都不复存在，比对过程繁复琐碎，整个项目持续5年之久。时至2015年整理工作全部完成，并结集出版。日记中详尽记录了弗利尔从1910年10月19日到11月13日近一个月的中国旅程，其中的重点是对龙门石窟的考察。
霍大为说：“弗利尔之所以下定决心前往在当时外国人看来十分偏远的地区，我们有过一些推测，1909年著名法国汉学家爱德华·沙畹（1865～1918）出版了龙门石窟建筑和佛教造像的照片，极有气势。弗利尔的朋友——巴黎古董商马塞尔·宾（1875～1920）同年也去过龙门地区，但路遇土匪，被洗劫一空，在借来一匹马后才勉强回来。或许这些故事和经历对弗利尔有所启发，激发了他对探险和艺术鉴赏的浓厚兴趣。”
弗利尔的龙门之行从1910年10月29日开始，到11月12日结束。在此期间，他不辞辛劳，通过书写日记或通过周裕泰拍摄的照片来记录龙门之行。弗利尔在日记中称他为Utai。裕泰在北京外交使团区附近的哈德门路开有一家摄影馆。除了照片之外，弗利尔还有一个团队来为浮雕做拓片。弗利尔博物馆保存有66件极为完好的拓片，是对照片的补充。裕泰和弗利尔坚持拍摄，直到底片全部用完。20世纪初期的相机、玻璃底片和显影设备十分笨重，而且易碎，在这样的条件下，弗利尔龙门之行中照片拍摄的数量已经是相当可观了。
在裕泰拍摄的照片中，可以清晰完整地看到龙门西山北部宾阳洞中著名的《帝后礼佛图》在没有被盗前的景象。这是北魏宣武帝为父母孝文帝和文昭皇太后祈求冥福而修建的，它是龍门石窟中继古阳洞后开凿的第二大窟。宾阳中洞的前壁均是浅浮雕题材，遍雕佛经故事和皇室礼佛行列，用以宣扬佛法，赞颂佛家的累世善行和炫耀帝后的威仪。壁面自上而下分为四层，中间被窟门分隔成南北两段，层与层间雕以横栏为界。《帝后礼佛图》位于第三层。1930至1935年间《帝后礼佛图》被盗，后被卖至美国。弗利尔在日记中描述：“在第五尊观音与正对主像的洞门之间有两面内壁，其底层各有五位人物，排成一列，为真人一半大小，上方还有两组相呼应的图，画面更宽些，极为精美。二图中都有身着长袍，手持莲花长梗和伞盖、羽葆等的人物行列……我想不出任何作品可以与之相媲美……”日记详细描述了他所见的艺术品和建筑，还有他和中国人打交道的经历，文笔亲切，有时还很幽默。旅行中享受的自由、了解新事物和结交新朋友的机会显然让弗利尔感到很惬意。
在离开龙门的前夜，弗利尔在日记中写下了他对龙门的印象：“我可以十分确定的是下次来中国的时候，一定要参观五台山附近的云冈石窟，那座宏伟佛教石窟的修建年代比龙门稍早。”可惜的是，弗利尔没能实现考察这些遗址的愿望。回到北京之后，弗利尔在1910年12月匆匆游历了沈阳。可惜的是，除了一张有他批注的地图，没有留下更详细的记录。1911年1月，弗利尔前往上海，之后又到了杭州。不久后弗利尔离开了中国。
弗利尔本来就常常犯病，加上近10个月紧张而艰苦的旅行，回到美国底特律之后就病倒了。这场大病持续了很长时间，他始终都没能完全康复。在生命中最后的8年里，弗利尔很低调地扩充和完善了将要捐给史密森博物学院的收藏，这一大批精美的收藏是对他美学思考的总结。霍大为说：“我们或许可以在弗利尔最后10年收藏的各类中国艺术品中找到龙门经历对他的影响——他的藏品具有纯粹、不带矫饰的艺术气息，这是他数周独自沉浸在石窟中体会到的。在与友人的交谈中，弗利尔常常回忆起充满冒险经历的龙门之旅，有时会有些夸张，偶尔也会对他的经历稍加渲染。”
1912年，弗利尔创建了美国考古学院中国分校。学院以北京为总部，为有发展前途的中国和美国的年轻学者们提供中国考古相关的设施和培训。学院的宗旨是与中国机构合作，来研究有考古与文化价值的物品，并由中国和国外的博物馆对它们进行保护。但好景不长，学院停办，并没有很大的成效。部分原因是当时的中国政局发生了恶化，加上一些其他的外国考古活动不过是打着幌子大规模盗窃文物，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抵触和仇视。但弗利尔的这个项目使日后成立的弗利尔艺术博物馆成为了一所定位独特的机构，它不是去掠夺中国的艺术遗产，而是致力于对它们的研究、保护和推广。
弗利尔与中国、中国艺术和中国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弗利尔给弗兰克·J·赫克勒的信中写到：“和更多的中国人打交道，让我对他们更加尊重，更有信心。有朝一日，他们会恢复数世纪以前的地位，在众多方面引领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