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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一个时代课题，近代以来几代学者都在不断尝试探索转化和创新的不同路径，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李承贵教授从认知范式的角度对此进行总结，认为存在着五种类型的认知中国传统哲学的范式，即唯物认知范式、科学认知范式、逻辑认知范式、人文认知范式和自我认知范式。若细加分梳，五大范式恰好为我们展示了四种不同的继承方法：批判继承的唯物认知范式、有限继承的科学认知范式和逻辑认知范式、相契中继承的人文范式以及返回自我的自我认知范式。四种继承方法各有利弊和所要面对的难题，提醒我们以平等和对话的态度来进一步推进“两创”工作。
[关键词]中国传统哲学;认知范式;继承方法
[中图分类号]B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479（2021）04-0090-05
近代中国之变局迅猛而剧烈，百年间从日用器什到社会制度皆发生巨大变更。近代之变局萌发于中西思想之碰撞，终成于社会制度之更迭。现代中国之社会已绝无封建宗法之遗绪，社会制度终成而难返。反观最先启变革之端的思想文化，虽经激烈冲击与洗刷，其传统却未敢轻易言断，其一线血脉、一线生机生生不已。在社会之巨变中，思想文化的断裂与传承无疑是值得考察的主题。李承贵教授的新著《生生的传统——20世纪中国传统哲学认知范式研究》（下称《生生的传统》）对这一主题展开了详尽的探讨，创造性地提出了“五大认知范式”。而无论是唯物认知范式还是科学认知范式，无论是逻辑认知范式还是人文认知范式，抑或自我认知范式，都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的方式于断裂之中接续了传统。若细加分梳，五大范式恰好为我们展示了四种不同的继承方法：批判继承的唯物认知范式、有限继承的科学认知范式和逻辑认知范式、相契继承的人文范式以及本真继承的自我认知范式。
一、批判的继承：唯物认知范式
所谓“唯物的认知范式”，《生生的传统》认为“就是指主体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成果及方法作为认知、理解和评价中国传统哲学的根据和坐标”，它包括物质决定意识、唯物辩证法、实践认识论和唯物史观等内容。[1]（p44）因其改造现实世界的理论诉求，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革命性和批判性。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引进和信奉马克思主义，也正欲借其改变当时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现状。当这种理论以“范式”的形式用来系统梳理中国传统思想时，首先便是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或者因其“反动”，或者因其“落后”。《生生的传统》提供了很多具体的事例。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30）是较早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代表著作之一，本书最后结论却是对儒家思想的尖锐批判，认为“儒家理論的系统，全体就是这样一个骗局。它是封建制度的极完整的支配理论，我们中国人受它的支配两千年，把中国的国民性差不多完全养成了一个折衷改良的机会主义的国民性。”[1]（pp20-21）《生生的传统》认为用唯物主义方法对中国传统思想展开批判，当以蔡尚思为“杰出代表”，在一部直接表明立场的《中国传统思想总批判》（1949）中，蔡先生对中国传统思想的方方面面进行了猛烈的批判。
唯物认知范式的批判倾向同其“观点在先”的解释方式相关。所谓“观点在先”的解释，“就是指在以唯物认知范式认知、理解和评价中国传统哲学的实践中，对尚未进行分析、研究的哲学概念或命题，事先给予唯物认知范式的定性，再根据这种定性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概念或命题进行理解、解释或评判。”[1]（p174）在唯物认知范式的具体解释实践中，人们非常熟悉的做法是对传统思想进行“脸谱式”的归类。《生生的传统》以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和萧萐父等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为例，两部哲学史“对每位哲学家哲学思想的介绍，都是‘唯物论或唯心论、辩证法或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认识论或唯心主义认识论、唯心主义历史观或唯物主义历史观’千篇一律的‘四大块’模式”，因而给人“根据已有的哲学观点解释、介绍哲学家思想。但这种解释往往是有悖哲学家思想的实际情形的。”[1]（p175）
唯物认知范式在解释时产生的“背离”只是对我们而言成为问题，对于马克思主义者却并不成为问题。他们理论的动机与诉求并非“同情之理解”，而是“现实之批判”，这种批判以对现实的改造为目的，以对既定理论的信仰为基础。马克思主义最终彻底改造了中国传统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面貌，但在其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却并未形成彻底“改造”，而是一种“批判的继承”，文化这种柔性之物虽然遭到割裂，但依然保留一线生机。《生生的传统》深刻地指出了这种“批判的继承”的两个方面：从消极方面说，“在以唯物认知范式认知、理解中国传统哲学的实践中，被发现的诸种不足或局限都被揭示出来并给予了否定，对落后的哲学观念进行了补充，对错误的哲学观念进行了抛弃，从而使唯物认知范式中的相关原理与中国传统哲学融合，以实现中国传统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化。”[1]（p173）从积极方面说，唯物认知范式“唯物地”提升了中国传统哲学的品质，扩大了问题视域，充实了思想内容，丰富了致思方法。
二、有限的继承：科学和逻辑认知范式
泰西对近代中国影响最大者莫甚于“科学”，无论是借实证和怀疑等科学方法来重新梳理传统的思想史料，还是挖掘中国传统概念、命题中的“科学”内涵，都对我们重新认知和继承传统文化产生重大影响，无疑可视为一种大的认知范式。逻辑认知范式有自身的特定范围和内容，面向中国传统思想时，有其关注的特定概念和命题，从这点上来说可以在科学认知范式之外另辟一支。但就人们视逻辑为科学、民主的根基，欲引进科学和民主，必先引入逻辑而言，逻辑认知范式和科学认知范式在继承中国传统思想的方式和性质上高度一致。它们映照出中国传统思想不合科学和逻辑的地方，也找到了同科学和逻辑相合之处，在正反面的交织中，采取了“有限的继承法”。
用科学认知范式来审视中国传统哲学，首先凸显的恰恰是其非科学的特质，包括“以人为本”的文化基调、“天人不分”的天人关系、“满足日用”的价值取向、“万物相涵”的宇宙观、“心为始终”的致思方式、“绝智弃圣”的知识态度以及“玄谈臆想”的议论风格，这些都同西方科学的精神、方法和价值取向大相径庭。所以，《生生的传统》总结说“依科学认知范式，中国哲学欠缺科学所要求的实验、实证，非但欠缺这些‘科学元素’，而且被玄谈、空疏、臆造等‘非科学’元素所挤占，因此说，科学认知范式这面魔镜，使中国哲学中的‘妖’现了原形，只有驱逐这些‘妖’，中国哲学才能回到人间。这应该是中国哲学者以科学认知范式认知、理解和评价中国传统哲学的初衷之一。”[1]（p242）当然，这面魔镜除了能照出负面的形象，同样也能帮助我们从传统中发现正面的因素，发现“不仅不与科学相悖，反而完全可以成为迎接西方科学思想的土壤”[1]（p243），也就是说发现中国哲学当中蕴含的科学精神。比如说科学所强调的实验的方式、实证的方法、怀疑的精神等都可以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发现。 如《生生的传统》所言，科学认知范式的目标是发掘中国传统哲学的科学思想资源，揭示中国传统哲学科学向度的特点，进而分析中国未能产生科学的原因。总体而言，中国哲学的研究内容和方法同科学有接轨之处，但更有其自身的特质，在李教授看來，中国哲学的特质必然会对科学方法的使用产生限制。所以在使用科学认知范式时，后来的学者多持一种“有限”的继承法，保持一种理性的态度，警惕科学和逻辑方式的使用对中国哲学的“伤害”。《生生的传统》总结了中国学者对于科学范式的几种限制，谨慎中国哲学的数量化、心理化、知识化和生物化。《生生的传统》说：“中国学者虽然高看科学方法，虽然应用科学方法于中国传统哲学研究，但他们也普遍认识到科学方法对于中国哲学而言并非‘门当户对’的，并不是完全契合的，因而他们呼吁不能滥用科学方法，而应照顾中国哲学的特殊性。”[1]（p260）
我们称这样的方式为“有限的继承”，它是在承认中国哲学自身特质，警惕使用科学和逻辑的认识范式可能带来的伤害的基础上展开的。与唯物主义“观念在先”的使用方式不同，科学和逻辑的认知范式虽然也映照出中国传统哲学特定方面的不足，但最终并未因此对中国传统哲学展开全面的批判。相反，它最终承认中国哲学的特质，并且将自身的使用限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而科学和逻辑认识范式的使用，最大的贡献在于全面发掘和整理了中国传统哲学概念、命题以及观念中内含的科学和逻辑的知识、原理与方法。它告诉我们中国传统思想并非是落后的、欠发达的思想形态，而是一种与科学不同路径的认知方式，其中既含有与西方科学一致的精神、价值与研究方法，同时也具有自身的特点。科学和逻辑的认知范式的使用，可以更清晰地呈现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科学因素，表明我们具有迎接科学的原初土壤。同时，它又将对中国哲学科学和逻辑的解读限定在一定范围之内，让我们能够正视自己确实没有的东西，从而关注自己所有的东西。
三、相契的继承：人文认知范式
比较而言，李教授对人文主义的关注最为持久，从2000年左右即开始对人文主义方法、精神和形态进行梳理。在《生生的传统》中，李教授对人文认知范式进行了更为详尽的分析和梳理，并认为这种认知范式与中国传统哲学最为契合。《生生的传统》认为“20世纪以降，认知、理解和评价中国传统哲学的学术实践从未停息，其中也涌现了各式各样的认知、理解和评价中国传统哲学的方法，如唯物认知范式、科学认知范式、逻辑认知范式等。它们虽然都可以在认知、理解和评价中国传统哲学的实践中发挥独特的作用，但最合适的方法恐怕还是人文认知范式。为什么呢？由性质看，中国传统哲学与人文认知范式相契。”[1]（pp397-398242）
这种相契性首先表现为“在‘以人为主体’上，中国的人文主义和西方的人文主义具有相同性”[1]（p398）。其次，从方法论层面来看，人文认知方法强调将世界和人物视为有机的整体，反对机械地、物质地、静止地研究世界、人事和文献，从这点上来说，中国传统文化同人文认知范式在性质上同样高度相契。再次，从解释实践来看，“人文认知范式对于中国传统哲学概念、命题和观念的解释，基本上都是相应而可以接受的。”[1]（p399）《生生的传统》举了很多具体的例子，诸如“道”“自然”“良知”等核心概念，虽然也可以用唯物主义和科学的范式去解释，但是却不如从生命体验、精神境界这样的人文范式妥帖。
因为这种相契性，李教授曾将人文儒学视为儒学最本己的形态，但在《生生的传统》中，李教授对人文认知范式进行了反思。首先是在人文认知范式的应用中，存在“意向性理解”的问题，即“理解者以人文的认知范式为摹本，到中国传统哲学中寻找具有类似内容的概念或命题，当寻找的愿望落空时，便将其所希望的人文主义思想内容来补充这一缺憾。”[1]（p401）比如说以“絜矩”和“克己复礼”为“平等”、由“仁爱”和“道通为一”生发“自由”、将“自然”视为对个体生命的尊重和保护等等。对于这些解释实践，《生生的传统》认为“由于这种意向性理解主要源自现实需要和解释者的哲学想象或哲学理想，因而它并不都是被理解概念或命题本身所本有的，尽管理解者的逻辑使其意向者诸如平等、自由、权利等似乎毫无障碍地成为中国思想系统中的人文元素，但实际上并非确定性存在。”[1]（p401）其次，在人文认知范式的应用中，可能会出现“理解的‘泛人文现象’”，即“有相当部分的概念、命题或观念并不与人文认知范式相适应，此种情境下，理解主体仍然慷慨而任性地将人文认知范式用于任何对象并引起不适。”[1]（p402）
“意向性理解”和“泛人文”倾向让我们对人文认知范式的解释实践有所反思：作为与中国传统哲学特质相契合的解释范式有没有其使用的限界？答案是显然的。人文认知范式毫无疑问以一种最为契合的方式“开发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人文思想资源”，“提升了中国传统哲学的品质”，但如果超出了界限，同样可能会产生偏离和歪曲。而正是在人文认知范式的“僭越”行为中，相契式继承的特点呈现出来。在近代科学主义席卷天下之际，西方的人文主义传统为接续中国传统思想提供了可靠的切入点。与科学、逻辑等方法和内容不同，人文主义确实在中国传统思想内部就有充足的展现，人文认知范式自然也是接续中国传统思想非常合适的一种方式。在共同面对科学主义的浪潮时，中国和西方的人文主义传统站在了一起;但是当我们在人文主义内部考察中国和西方思想时，我们又会发现二者在核心理念和价值诉求方面有着较大的差别。它规定着人文认知范式使用的界限，进而要求突破此界限。
四、本真的继承：自我认知范式
自我认知范式是由上面几种西学方法应用之效果“逼”出来的，这些范式从不同的视域阐释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概念和命题，带来了一些共同的问题，使得“中国哲学成为西方哲学的注脚、在话语上被西方话语所笼罩、在价值上被西方哲学所侵蚀，概言之即动摇了中国哲学的主体性。”[1]（p643）为了解决主体性缺失的问题，自我认知范式力图淡化、走出解释学的前设，不以一种先定的批判或赞成的心态去认知解释对象。在《生生的传统》看来，即便是最为相契的人文认知范式也会“明显地将被解释的概念或命题中之人文精神、思想呈现出来”，而自我认知范式则“强调被理解的范畴、命题放入自我文化系统中展开，强调发掘、显豁被理解概念和命题的本来意涵。”[1]（p602）这样的话，自我认知范式在李教授看来就是指“中国学者（主体）在理解、解释中国传统哲学的实践中，将被理解的中国传统哲学范畴、命题以及观念等置于中国传统哲学的实践中，将被理解的中国传统哲学范畴、命题以及观念等置于中国自身文化系统中进行理解、解释和评论的学术实践。”[1]（p623）只有在中国自身的器物文明系统、社会历史系统、经济政治系统、礼仪习俗系统、语言文字系统、思想义理系统、价值意义系统等综合系统之内，我们才能正确应用自我认知范式，而这样的自我认知范式，在李教授看来“是中国哲学的最终裁决者”[1]（p623）。自我认知范式之所以能充当“最终裁决者”，因其具有五大特性，即“自我认知范式的核心主张是理解中国哲学必须回到中国自身文化系统，而回到中国文化系统即意味着此理解是事实的、本我的、自明的;又因为自我认知范式是由诸多不同的文化要素构成，从而表现出贯通性与冲突性”[1]（p654）。正是基于此，我们认为自我认知范式是一种“本真的”继承，它通过回归中国自身文化系统，确立了中国哲学解释话语及价值的主体性，摆脱前设的价值倾向，从而让中国传统哲学的概念、命题或观念客观地自我呈现出来。
即便如此，《生生的传统》也并未将自我认知范式视为绝对可靠的方法，指出正是由于其回归中国自身文化系统的愿景，可能会在解释实践中出现问题：因缺乏异质文化的参照，论证之论据具有同一性、视域具有狭隘性、结论具有非确定性、价值具有唯我性。《生生的传统》通过对这些消极方面的认真反思，使我们认识到所谓的“本真的”继承绝非是退回到传统之内的自我隔绝和孤芳自赏，本真的继承只有立足于批判的继承、有限的继承和相契的继承之上并超越这些形式，才能真正接续传统、更新传统，惟其如此，方为真正生生之气象。用《生生的传统》的话说：“在多元的世界里，必须以坚持、挺立、强大中国哲学的主体性为使命，但这是通过与不同哲学平等对话、彼此欣赏与批评、相互吸收与滋养来实现的。”[1]（p660）诚哉斯言！
[参考文献]
[1] 李承贵.生生的传统——20世纪中国传统哲学认知范式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责任编辑 陈建娜
[关键词]中国传统哲学;认知范式;继承方法
[中图分类号]B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479（2021）04-0090-05
近代中国之变局迅猛而剧烈，百年间从日用器什到社会制度皆发生巨大变更。近代之变局萌发于中西思想之碰撞，终成于社会制度之更迭。现代中国之社会已绝无封建宗法之遗绪，社会制度终成而难返。反观最先启变革之端的思想文化，虽经激烈冲击与洗刷，其传统却未敢轻易言断，其一线血脉、一线生机生生不已。在社会之巨变中，思想文化的断裂与传承无疑是值得考察的主题。李承贵教授的新著《生生的传统——20世纪中国传统哲学认知范式研究》（下称《生生的传统》）对这一主题展开了详尽的探讨，创造性地提出了“五大认知范式”。而无论是唯物认知范式还是科学认知范式，无论是逻辑认知范式还是人文认知范式，抑或自我认知范式，都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的方式于断裂之中接续了传统。若细加分梳，五大范式恰好为我们展示了四种不同的继承方法：批判继承的唯物认知范式、有限继承的科学认知范式和逻辑认知范式、相契继承的人文范式以及本真继承的自我认知范式。
一、批判的继承：唯物认知范式
所谓“唯物的认知范式”，《生生的传统》认为“就是指主体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成果及方法作为认知、理解和评价中国传统哲学的根据和坐标”，它包括物质决定意识、唯物辩证法、实践认识论和唯物史观等内容。[1]（p44）因其改造现实世界的理论诉求，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革命性和批判性。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引进和信奉马克思主义，也正欲借其改变当时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现状。当这种理论以“范式”的形式用来系统梳理中国传统思想时，首先便是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或者因其“反动”，或者因其“落后”。《生生的传统》提供了很多具体的事例。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30）是较早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代表著作之一，本书最后结论却是对儒家思想的尖锐批判，认为“儒家理論的系统，全体就是这样一个骗局。它是封建制度的极完整的支配理论，我们中国人受它的支配两千年，把中国的国民性差不多完全养成了一个折衷改良的机会主义的国民性。”[1]（pp20-21）《生生的传统》认为用唯物主义方法对中国传统思想展开批判，当以蔡尚思为“杰出代表”，在一部直接表明立场的《中国传统思想总批判》（1949）中，蔡先生对中国传统思想的方方面面进行了猛烈的批判。
唯物认知范式的批判倾向同其“观点在先”的解释方式相关。所谓“观点在先”的解释，“就是指在以唯物认知范式认知、理解和评价中国传统哲学的实践中，对尚未进行分析、研究的哲学概念或命题，事先给予唯物认知范式的定性，再根据这种定性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概念或命题进行理解、解释或评判。”[1]（p174）在唯物认知范式的具体解释实践中，人们非常熟悉的做法是对传统思想进行“脸谱式”的归类。《生生的传统》以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和萧萐父等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为例，两部哲学史“对每位哲学家哲学思想的介绍，都是‘唯物论或唯心论、辩证法或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认识论或唯心主义认识论、唯心主义历史观或唯物主义历史观’千篇一律的‘四大块’模式”，因而给人“根据已有的哲学观点解释、介绍哲学家思想。但这种解释往往是有悖哲学家思想的实际情形的。”[1]（p175）
唯物认知范式在解释时产生的“背离”只是对我们而言成为问题，对于马克思主义者却并不成为问题。他们理论的动机与诉求并非“同情之理解”，而是“现实之批判”，这种批判以对现实的改造为目的，以对既定理论的信仰为基础。马克思主义最终彻底改造了中国传统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面貌，但在其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却并未形成彻底“改造”，而是一种“批判的继承”，文化这种柔性之物虽然遭到割裂，但依然保留一线生机。《生生的传统》深刻地指出了这种“批判的继承”的两个方面：从消极方面说，“在以唯物认知范式认知、理解中国传统哲学的实践中，被发现的诸种不足或局限都被揭示出来并给予了否定，对落后的哲学观念进行了补充，对错误的哲学观念进行了抛弃，从而使唯物认知范式中的相关原理与中国传统哲学融合，以实现中国传统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化。”[1]（p173）从积极方面说，唯物认知范式“唯物地”提升了中国传统哲学的品质，扩大了问题视域，充实了思想内容，丰富了致思方法。
二、有限的继承：科学和逻辑认知范式
泰西对近代中国影响最大者莫甚于“科学”，无论是借实证和怀疑等科学方法来重新梳理传统的思想史料，还是挖掘中国传统概念、命题中的“科学”内涵，都对我们重新认知和继承传统文化产生重大影响，无疑可视为一种大的认知范式。逻辑认知范式有自身的特定范围和内容，面向中国传统思想时，有其关注的特定概念和命题，从这点上来说可以在科学认知范式之外另辟一支。但就人们视逻辑为科学、民主的根基，欲引进科学和民主，必先引入逻辑而言，逻辑认知范式和科学认知范式在继承中国传统思想的方式和性质上高度一致。它们映照出中国传统思想不合科学和逻辑的地方，也找到了同科学和逻辑相合之处，在正反面的交织中，采取了“有限的继承法”。
用科学认知范式来审视中国传统哲学，首先凸显的恰恰是其非科学的特质，包括“以人为本”的文化基调、“天人不分”的天人关系、“满足日用”的价值取向、“万物相涵”的宇宙观、“心为始终”的致思方式、“绝智弃圣”的知识态度以及“玄谈臆想”的议论风格，这些都同西方科学的精神、方法和价值取向大相径庭。所以，《生生的传统》总结说“依科学认知范式，中国哲学欠缺科学所要求的实验、实证，非但欠缺这些‘科学元素’，而且被玄谈、空疏、臆造等‘非科学’元素所挤占，因此说，科学认知范式这面魔镜，使中国哲学中的‘妖’现了原形，只有驱逐这些‘妖’，中国哲学才能回到人间。这应该是中国哲学者以科学认知范式认知、理解和评价中国传统哲学的初衷之一。”[1]（p242）当然，这面魔镜除了能照出负面的形象，同样也能帮助我们从传统中发现正面的因素，发现“不仅不与科学相悖，反而完全可以成为迎接西方科学思想的土壤”[1]（p243），也就是说发现中国哲学当中蕴含的科学精神。比如说科学所强调的实验的方式、实证的方法、怀疑的精神等都可以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发现。 如《生生的传统》所言，科学认知范式的目标是发掘中国传统哲学的科学思想资源，揭示中国传统哲学科学向度的特点，进而分析中国未能产生科学的原因。总体而言，中国哲学的研究内容和方法同科学有接轨之处，但更有其自身的特质，在李教授看來，中国哲学的特质必然会对科学方法的使用产生限制。所以在使用科学认知范式时，后来的学者多持一种“有限”的继承法，保持一种理性的态度，警惕科学和逻辑方式的使用对中国哲学的“伤害”。《生生的传统》总结了中国学者对于科学范式的几种限制，谨慎中国哲学的数量化、心理化、知识化和生物化。《生生的传统》说：“中国学者虽然高看科学方法，虽然应用科学方法于中国传统哲学研究，但他们也普遍认识到科学方法对于中国哲学而言并非‘门当户对’的，并不是完全契合的，因而他们呼吁不能滥用科学方法，而应照顾中国哲学的特殊性。”[1]（p260）
我们称这样的方式为“有限的继承”，它是在承认中国哲学自身特质，警惕使用科学和逻辑的认识范式可能带来的伤害的基础上展开的。与唯物主义“观念在先”的使用方式不同，科学和逻辑的认知范式虽然也映照出中国传统哲学特定方面的不足，但最终并未因此对中国传统哲学展开全面的批判。相反，它最终承认中国哲学的特质，并且将自身的使用限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而科学和逻辑认识范式的使用，最大的贡献在于全面发掘和整理了中国传统哲学概念、命题以及观念中内含的科学和逻辑的知识、原理与方法。它告诉我们中国传统思想并非是落后的、欠发达的思想形态，而是一种与科学不同路径的认知方式，其中既含有与西方科学一致的精神、价值与研究方法，同时也具有自身的特点。科学和逻辑的认知范式的使用，可以更清晰地呈现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科学因素，表明我们具有迎接科学的原初土壤。同时，它又将对中国哲学科学和逻辑的解读限定在一定范围之内，让我们能够正视自己确实没有的东西，从而关注自己所有的东西。
三、相契的继承：人文认知范式
比较而言，李教授对人文主义的关注最为持久，从2000年左右即开始对人文主义方法、精神和形态进行梳理。在《生生的传统》中，李教授对人文认知范式进行了更为详尽的分析和梳理，并认为这种认知范式与中国传统哲学最为契合。《生生的传统》认为“20世纪以降，认知、理解和评价中国传统哲学的学术实践从未停息，其中也涌现了各式各样的认知、理解和评价中国传统哲学的方法，如唯物认知范式、科学认知范式、逻辑认知范式等。它们虽然都可以在认知、理解和评价中国传统哲学的实践中发挥独特的作用，但最合适的方法恐怕还是人文认知范式。为什么呢？由性质看，中国传统哲学与人文认知范式相契。”[1]（pp397-398242）
这种相契性首先表现为“在‘以人为主体’上，中国的人文主义和西方的人文主义具有相同性”[1]（p398）。其次，从方法论层面来看，人文认知方法强调将世界和人物视为有机的整体，反对机械地、物质地、静止地研究世界、人事和文献，从这点上来说，中国传统文化同人文认知范式在性质上同样高度相契。再次，从解释实践来看，“人文认知范式对于中国传统哲学概念、命题和观念的解释，基本上都是相应而可以接受的。”[1]（p399）《生生的传统》举了很多具体的例子，诸如“道”“自然”“良知”等核心概念，虽然也可以用唯物主义和科学的范式去解释，但是却不如从生命体验、精神境界这样的人文范式妥帖。
因为这种相契性，李教授曾将人文儒学视为儒学最本己的形态，但在《生生的传统》中，李教授对人文认知范式进行了反思。首先是在人文认知范式的应用中，存在“意向性理解”的问题，即“理解者以人文的认知范式为摹本，到中国传统哲学中寻找具有类似内容的概念或命题，当寻找的愿望落空时，便将其所希望的人文主义思想内容来补充这一缺憾。”[1]（p401）比如说以“絜矩”和“克己复礼”为“平等”、由“仁爱”和“道通为一”生发“自由”、将“自然”视为对个体生命的尊重和保护等等。对于这些解释实践，《生生的传统》认为“由于这种意向性理解主要源自现实需要和解释者的哲学想象或哲学理想，因而它并不都是被理解概念或命题本身所本有的，尽管理解者的逻辑使其意向者诸如平等、自由、权利等似乎毫无障碍地成为中国思想系统中的人文元素，但实际上并非确定性存在。”[1]（p401）其次，在人文认知范式的应用中，可能会出现“理解的‘泛人文现象’”，即“有相当部分的概念、命题或观念并不与人文认知范式相适应，此种情境下，理解主体仍然慷慨而任性地将人文认知范式用于任何对象并引起不适。”[1]（p402）
“意向性理解”和“泛人文”倾向让我们对人文认知范式的解释实践有所反思：作为与中国传统哲学特质相契合的解释范式有没有其使用的限界？答案是显然的。人文认知范式毫无疑问以一种最为契合的方式“开发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人文思想资源”，“提升了中国传统哲学的品质”，但如果超出了界限，同样可能会产生偏离和歪曲。而正是在人文认知范式的“僭越”行为中，相契式继承的特点呈现出来。在近代科学主义席卷天下之际，西方的人文主义传统为接续中国传统思想提供了可靠的切入点。与科学、逻辑等方法和内容不同，人文主义确实在中国传统思想内部就有充足的展现，人文认知范式自然也是接续中国传统思想非常合适的一种方式。在共同面对科学主义的浪潮时，中国和西方的人文主义传统站在了一起;但是当我们在人文主义内部考察中国和西方思想时，我们又会发现二者在核心理念和价值诉求方面有着较大的差别。它规定着人文认知范式使用的界限，进而要求突破此界限。
四、本真的继承：自我认知范式
自我认知范式是由上面几种西学方法应用之效果“逼”出来的，这些范式从不同的视域阐释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概念和命题，带来了一些共同的问题，使得“中国哲学成为西方哲学的注脚、在话语上被西方话语所笼罩、在价值上被西方哲学所侵蚀，概言之即动摇了中国哲学的主体性。”[1]（p643）为了解决主体性缺失的问题，自我认知范式力图淡化、走出解释学的前设，不以一种先定的批判或赞成的心态去认知解释对象。在《生生的传统》看来，即便是最为相契的人文认知范式也会“明显地将被解释的概念或命题中之人文精神、思想呈现出来”，而自我认知范式则“强调被理解的范畴、命题放入自我文化系统中展开，强调发掘、显豁被理解概念和命题的本来意涵。”[1]（p602）这样的话，自我认知范式在李教授看来就是指“中国学者（主体）在理解、解释中国传统哲学的实践中，将被理解的中国传统哲学范畴、命题以及观念等置于中国传统哲学的实践中，将被理解的中国传统哲学范畴、命题以及观念等置于中国自身文化系统中进行理解、解释和评论的学术实践。”[1]（p623）只有在中国自身的器物文明系统、社会历史系统、经济政治系统、礼仪习俗系统、语言文字系统、思想义理系统、价值意义系统等综合系统之内，我们才能正确应用自我认知范式，而这样的自我认知范式，在李教授看来“是中国哲学的最终裁决者”[1]（p623）。自我认知范式之所以能充当“最终裁决者”，因其具有五大特性，即“自我认知范式的核心主张是理解中国哲学必须回到中国自身文化系统，而回到中国文化系统即意味着此理解是事实的、本我的、自明的;又因为自我认知范式是由诸多不同的文化要素构成，从而表现出贯通性与冲突性”[1]（p654）。正是基于此，我们认为自我认知范式是一种“本真的”继承，它通过回归中国自身文化系统，确立了中国哲学解释话语及价值的主体性，摆脱前设的价值倾向，从而让中国传统哲学的概念、命题或观念客观地自我呈现出来。
即便如此，《生生的传统》也并未将自我认知范式视为绝对可靠的方法，指出正是由于其回归中国自身文化系统的愿景，可能会在解释实践中出现问题：因缺乏异质文化的参照，论证之论据具有同一性、视域具有狭隘性、结论具有非确定性、价值具有唯我性。《生生的传统》通过对这些消极方面的认真反思，使我们认识到所谓的“本真的”继承绝非是退回到传统之内的自我隔绝和孤芳自赏，本真的继承只有立足于批判的继承、有限的继承和相契的继承之上并超越这些形式，才能真正接续传统、更新传统，惟其如此，方为真正生生之气象。用《生生的传统》的话说：“在多元的世界里，必须以坚持、挺立、强大中国哲学的主体性为使命，但这是通过与不同哲学平等对话、彼此欣赏与批评、相互吸收与滋养来实现的。”[1]（p660）诚哉斯言！
[参考文献]
[1] 李承贵.生生的传统——20世纪中国传统哲学认知范式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责任编辑 陈建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