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刘颖途（作曲、编曲、音乐总监）与张飞帆（编剧、作词）前后花了7年时间打造的香港本地原创粤语音乐剧《一水南天》，是香港舞蹈团与演戏家族两个专业艺术剧团，继13年前音乐剧《边城》之后再度合作的制作，亦是在康文署辖下的演艺场馆因疫情关停5个月后，于疫情和缓的6月底有条件“复演”的首个大型演艺节目。
戏优于歌 歌优于舞
《一水南天》不仅是香港疫后复演的首出大型音乐剧制作，同时，整出音乐剧从创作到诞生的过程很不一样，舞台上呈现出来的亦与一般音乐剧大不相同。其实，两个剧团早于2017年已先行经过剧本围读，再进行调整修改；3年后的6月底，才得以在疫情舒缓、场馆解禁，并符合疫情防控条件的情况下（如只能使用一半座位，观众要全程佩戴口罩）搬上香港文化中心大剧院，于6月27日至 7月5日共演出了10场。如是按市场主导、自负盈亏的主流音乐剧而言，就算十场通通满座实际只有平日的五场观众，场租即使减半，也难以实现盈余，就此而言，已看出这是非同一般的音乐剧制作了。
《一水南天》整个制作具有史诗性的强大戏剧力，借着男主角陈一水从一个从事香港西环三角码头苦力工作的无名之辈，到成为米业大亨的传奇，以1920年前后到1941年沦陷前夕的香港为背景，在舞台上呈现出无数激动人心、引发观众共鸣的场景。但就演出表现来比较，却是“戏”优于“歌”，“歌”优于“舞”。歌唱上的表现力相对是较弱的一环，舞蹈方面则是整个制作中所占分量相对最轻的。同时，两幕17场戏，近20首歌曲的设计，虽能营造出很强的戏剧性矛盾冲突，但仍可删减一些枝叶。
《一水南天》的五位主要演员：男主角陈一水（陈健豪饰演）、女主角徐老海（谢茵饰演）和方玫（彭思砚饰演），两位主要配角俞少鸿（陈荣饰演）和郑九鼎（邢灏饰演），都是戏剧或舞蹈训练出身的科班演员，即使在“声乐指导”的“恶补”下，都不易在歌唱实力及表现上实现大幅度的提升，这是“戏”优于“歌”的原因之一。
史诗性“言志”音乐剧
除去上述的客观因素外，更特别之处是《一水南天》的取材与主旨，并非一般大型百老汇歌舞剧的“歌舞升平”情节，亦非“最后所有困难迎刃而解大团圆结局”的套路设计。因此，剧终的大合唱，亦非百老汇音乐剧的欢歌热舞式大场面，可谓香港式史诗性的“言志”之作。不仅是“抗逆”，更是“抗天”，要发挥这种张力与剧力，节奏气氛很重要，布景、服装与灯光等舞台技巧亦发挥了很大作用。在这种主旨下，歌曲都较简短，重唱不多，舞蹈的分量亦要减少，不然会拖慢节奏，这正是舞蹈分量未因香港舞蹈团的参与制作而加强的原因。如以为这是“娱乐性”丰富的大型百老汇歌舞剧，那便是“美丽的误会”，有个别观众半场场休时便提早退场，便不知是否和此有关了。
其实，音乐剧的作用在于“移情”，百老汇式音乐剧的“公式”，大多让观众从不易满足的“现实”中，走向舞台上的欢乐世界，而达到移情效果。《一水南天》的言志式取向，欧美的音乐剧制作中亦存在，但受众较少，也因于此这种题材的作品大多是小型制作或小剧场式演出。此类言志式音乐剧取材与命题，大多风格严肃或具史诗性，其中有些亦是能取得成功市场效应的大型制作，如《悲惨世界》（Les Misérables，香港地区译为《孤星泪》）。其实，即使像《悲惨世界》所推销的，何尝不是在现实世界中不一定能出现的理想世界，是一种浪漫成果，那同样是一种“移情”效果的产品呢。
歌曲形式堪称多样
《一水南天》列于演出节目表上的歌曲，第一幕10场共有12首，第二幕7场共有9首，有合唱、独唱、对唱、小组唱，合唱中亦有领唱（独唱）穿插，形式堪称多样。歌曲的设计安排，除能配合剧情发展外，亦能张弛结合，既营造出戏剧矛盾起伏对照的张力，又能穿插有轻松、富有趣味的歌曲，在严肃的命题情节发展中，让观众的情绪得以舒展，而不会感到过于沉重。当然，从舞台上响起强烈乐音，沉厚的灯光映照着粗线条设计的西环三角码头的场景，第一首歌曲《天命》的歌声响起时，已将“天命可抗”的命题唱出，正好作为全剧压轴大合唱抗天命的歌声前后呼应。
《一水南天》讲的是香港故事，不仅唱的是广东话，好些歌曲标题都是广东口语。如第一场陈一水与不谙广东话的“外江佬”郑九鼎唱的《呢啲嗰啲》、第三场的《找晦气》等；而第八场的《问米》更是语带双关的广东话。至于歌词中活用的广东口语就更多了，其中甚至用上了一些潮州话中的粗口（剧中三角码头的背景便是潮州人做苦力的地盘），这除了增添香港地道的生活色彩，亦让此沉重的史诗性主题，多了点轻松趣味。
抗天命结局的吊诡之处
其实，剧中的歌曲选材，词与曲的风格与处理手法，单独来看，其中有很多首都很有独特个性和趣味；如第四场“水坑口”，由陈一水与郑九鼎带领着街坊的合唱《石头粥》，取材与表达手法都极具特色；第八场“万昌盛行”，小姐方玟与陈一水对唱，讲解米种类的《问米》，第十一场“金陵酒家”陈一水与郑九鼎的二重唱《为富不仁》，都展现出各个角色的不同性格。至于第十三场“方家府第”，方玟“突然”示爱，在父亲面前要求下嫁陈一水，强迫父亲帮助一水后两人成亲，由徐老海、陈一水、方玟所唱的《月光光》（全新原创，非家喻户晓的广东童谣），亦将一男二女在此三角关系中各人的情绪心境进行了对照性的展现。相对而言，在此场景中各人歌唱时配合的独舞和双人舞，便只是背景式的烘托了。第十六场陈一水与郑九鼎在九鼎暹罗大宅重聚时所唱的《兄弟》，歌曲不仅将两人患难之情自然写来，亦对两人的性格感情进行了较深刻的刻画，导演处理的场景形式和手法亦出色。
如就歌曲上的设计来说，陈一水着墨较多、亦较鲜明，相比之下两位女主角在音乐上的表现则较为表面。徐老海的成长及情感更为复杂和强烈，富家女方玟则相对单纯，但大胆要求下嫁一水的情节，却表现出同样鲜明的内心情感世界，在音乐上都应有更强烈的表现。
剧中两位男配角则有很独特的表现。“外江佬”郑九鼎带点谐角的形象，是较讨好的角色设计，邢灏演来亦入形入格。陈荣扮演的俞少鸿，角色设计很独特，是位唱花旦的戏曲票友，可说是神来之笔，更难得的是陈荣在歌唱、身段、手势各方面都能“过关”，很贴合“票友”的表现；第十五场“码头”，插入俞老板生活潦倒，街头唱戏的一曲《四面楚歌》，亦添上戏剧色彩。
最后要谈的是，香港的原创音乐剧制作往往限于经费，无法以现场乐队来配合演出，只能采用播放预录录音，这对演员的临场发挥自然带来较大的局限，只能如卡拉OK般来演唱了。《一水南天》在這方面也暴露出很明显的问题，对原本就不是“唱家班”的演员来说，这更是不易突破的关口。
《一水南天》采用的是“开放式结局”，剧终大合唱，唱出“乱世为人，天命可抗”的主题，剧情是将妇孺用船送到澳门去，男人留在香港抗天命。“天命”是否能抗，或许会有各种各样的看法。此开放式结局，是否意味着会继续制作“下集”，甚至制作“香港史诗式音乐剧三部曲”呢？但带点吊诡的是，《一水南天》顺利演出后不久，香港的演艺场馆又因疫情再度肆虐而再次关闭，《一水南天》成功“抗疫抗逆抗天命”了，但其他已售票的演出却是“天命”难违呀！
戏优于歌 歌优于舞
《一水南天》不仅是香港疫后复演的首出大型音乐剧制作，同时，整出音乐剧从创作到诞生的过程很不一样，舞台上呈现出来的亦与一般音乐剧大不相同。其实，两个剧团早于2017年已先行经过剧本围读，再进行调整修改；3年后的6月底，才得以在疫情舒缓、场馆解禁，并符合疫情防控条件的情况下（如只能使用一半座位，观众要全程佩戴口罩）搬上香港文化中心大剧院，于6月27日至 7月5日共演出了10场。如是按市场主导、自负盈亏的主流音乐剧而言，就算十场通通满座实际只有平日的五场观众，场租即使减半，也难以实现盈余，就此而言，已看出这是非同一般的音乐剧制作了。
《一水南天》整个制作具有史诗性的强大戏剧力，借着男主角陈一水从一个从事香港西环三角码头苦力工作的无名之辈，到成为米业大亨的传奇，以1920年前后到1941年沦陷前夕的香港为背景，在舞台上呈现出无数激动人心、引发观众共鸣的场景。但就演出表现来比较，却是“戏”优于“歌”，“歌”优于“舞”。歌唱上的表现力相对是较弱的一环，舞蹈方面则是整个制作中所占分量相对最轻的。同时，两幕17场戏，近20首歌曲的设计，虽能营造出很强的戏剧性矛盾冲突，但仍可删减一些枝叶。
《一水南天》的五位主要演员：男主角陈一水（陈健豪饰演）、女主角徐老海（谢茵饰演）和方玫（彭思砚饰演），两位主要配角俞少鸿（陈荣饰演）和郑九鼎（邢灏饰演），都是戏剧或舞蹈训练出身的科班演员，即使在“声乐指导”的“恶补”下，都不易在歌唱实力及表现上实现大幅度的提升，这是“戏”优于“歌”的原因之一。
史诗性“言志”音乐剧
除去上述的客观因素外，更特别之处是《一水南天》的取材与主旨，并非一般大型百老汇歌舞剧的“歌舞升平”情节，亦非“最后所有困难迎刃而解大团圆结局”的套路设计。因此，剧终的大合唱，亦非百老汇音乐剧的欢歌热舞式大场面，可谓香港式史诗性的“言志”之作。不仅是“抗逆”，更是“抗天”，要发挥这种张力与剧力，节奏气氛很重要，布景、服装与灯光等舞台技巧亦发挥了很大作用。在这种主旨下，歌曲都较简短，重唱不多，舞蹈的分量亦要减少，不然会拖慢节奏，这正是舞蹈分量未因香港舞蹈团的参与制作而加强的原因。如以为这是“娱乐性”丰富的大型百老汇歌舞剧，那便是“美丽的误会”，有个别观众半场场休时便提早退场，便不知是否和此有关了。
其实，音乐剧的作用在于“移情”，百老汇式音乐剧的“公式”，大多让观众从不易满足的“现实”中，走向舞台上的欢乐世界，而达到移情效果。《一水南天》的言志式取向，欧美的音乐剧制作中亦存在，但受众较少，也因于此这种题材的作品大多是小型制作或小剧场式演出。此类言志式音乐剧取材与命题，大多风格严肃或具史诗性，其中有些亦是能取得成功市场效应的大型制作，如《悲惨世界》（Les Misérables，香港地区译为《孤星泪》）。其实，即使像《悲惨世界》所推销的，何尝不是在现实世界中不一定能出现的理想世界，是一种浪漫成果，那同样是一种“移情”效果的产品呢。
歌曲形式堪称多样
《一水南天》列于演出节目表上的歌曲，第一幕10场共有12首，第二幕7场共有9首，有合唱、独唱、对唱、小组唱，合唱中亦有领唱（独唱）穿插，形式堪称多样。歌曲的设计安排，除能配合剧情发展外，亦能张弛结合，既营造出戏剧矛盾起伏对照的张力，又能穿插有轻松、富有趣味的歌曲，在严肃的命题情节发展中，让观众的情绪得以舒展，而不会感到过于沉重。当然，从舞台上响起强烈乐音，沉厚的灯光映照着粗线条设计的西环三角码头的场景，第一首歌曲《天命》的歌声响起时，已将“天命可抗”的命题唱出，正好作为全剧压轴大合唱抗天命的歌声前后呼应。
《一水南天》讲的是香港故事，不仅唱的是广东话，好些歌曲标题都是广东口语。如第一场陈一水与不谙广东话的“外江佬”郑九鼎唱的《呢啲嗰啲》、第三场的《找晦气》等；而第八场的《问米》更是语带双关的广东话。至于歌词中活用的广东口语就更多了，其中甚至用上了一些潮州话中的粗口（剧中三角码头的背景便是潮州人做苦力的地盘），这除了增添香港地道的生活色彩，亦让此沉重的史诗性主题，多了点轻松趣味。
抗天命结局的吊诡之处
其实，剧中的歌曲选材，词与曲的风格与处理手法，单独来看，其中有很多首都很有独特个性和趣味；如第四场“水坑口”，由陈一水与郑九鼎带领着街坊的合唱《石头粥》，取材与表达手法都极具特色；第八场“万昌盛行”，小姐方玟与陈一水对唱，讲解米种类的《问米》，第十一场“金陵酒家”陈一水与郑九鼎的二重唱《为富不仁》，都展现出各个角色的不同性格。至于第十三场“方家府第”，方玟“突然”示爱，在父亲面前要求下嫁陈一水，强迫父亲帮助一水后两人成亲，由徐老海、陈一水、方玟所唱的《月光光》（全新原创，非家喻户晓的广东童谣），亦将一男二女在此三角关系中各人的情绪心境进行了对照性的展现。相对而言，在此场景中各人歌唱时配合的独舞和双人舞，便只是背景式的烘托了。第十六场陈一水与郑九鼎在九鼎暹罗大宅重聚时所唱的《兄弟》，歌曲不仅将两人患难之情自然写来，亦对两人的性格感情进行了较深刻的刻画，导演处理的场景形式和手法亦出色。
如就歌曲上的设计来说，陈一水着墨较多、亦较鲜明，相比之下两位女主角在音乐上的表现则较为表面。徐老海的成长及情感更为复杂和强烈，富家女方玟则相对单纯，但大胆要求下嫁一水的情节，却表现出同样鲜明的内心情感世界，在音乐上都应有更强烈的表现。
剧中两位男配角则有很独特的表现。“外江佬”郑九鼎带点谐角的形象，是较讨好的角色设计，邢灏演来亦入形入格。陈荣扮演的俞少鸿，角色设计很独特，是位唱花旦的戏曲票友，可说是神来之笔，更难得的是陈荣在歌唱、身段、手势各方面都能“过关”，很贴合“票友”的表现；第十五场“码头”，插入俞老板生活潦倒，街头唱戏的一曲《四面楚歌》，亦添上戏剧色彩。
最后要谈的是，香港的原创音乐剧制作往往限于经费，无法以现场乐队来配合演出，只能采用播放预录录音，这对演员的临场发挥自然带来较大的局限，只能如卡拉OK般来演唱了。《一水南天》在這方面也暴露出很明显的问题，对原本就不是“唱家班”的演员来说，这更是不易突破的关口。
《一水南天》采用的是“开放式结局”，剧终大合唱，唱出“乱世为人，天命可抗”的主题，剧情是将妇孺用船送到澳门去，男人留在香港抗天命。“天命”是否能抗，或许会有各种各样的看法。此开放式结局，是否意味着会继续制作“下集”，甚至制作“香港史诗式音乐剧三部曲”呢？但带点吊诡的是，《一水南天》顺利演出后不久，香港的演艺场馆又因疫情再度肆虐而再次关闭，《一水南天》成功“抗疫抗逆抗天命”了，但其他已售票的演出却是“天命”难违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