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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文元从青年团上海卢湾区工委宣传部部长的位置逐步登上了他所执掌的“文坛”宝座,自1955年,批判胡风文章《分清是非,划清界限》引起张春桥的注意后,他一路成为文坛的疯狂“杀手”——1965年11月10日在上海《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引起不小的轰动;1966年5月10日在《解放日报》、《文汇报》发表《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揭开文革大戏的序幕,为文革一系列批判定下基调;1970年,参与组织了批林批孔和评《水浒》、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政治运动;他是“池恒”等御用写作班子主管,并一直主管中央的“宣传口”,堪称六、七十年代红得发紫的笔杆子;在文革浩劫高潮时期,毛泽东更封姚文元为“南姚(文元)北戚(本禹)”;文革中,他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结成“四人帮”,1977年,其反党集团被摧毁。
名噪一时的文坛新“星”
姚文元,1932年出生于上海一个文化人家庭。194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7月参加工作,担任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上海卢湾工区委宣传部干事。1953年~1956年期间,担任卢湾区党委宣传部理论教育科科长。
从文化家庭中走出来的姚文元,在高中时代起,就一直幻想着当一名作家。
他仰慕胡风,为此,他在父亲指点下写成了《论胡风文艺思想》一文。
此文完稿之时,正值1954年“批胡”运动发动之际。此时的姚文元,秉承了其父姚蓬子——文化投机商人的遗传本领,马上转向,“反戈一击”,在上海文坛以一幅标准的“左派”面孔作了第一次亮相。
也就是在这次运动中,身为《解放日报》社社长兼总编的张春桥看中了姚文元,在张春桥的支持下,姚文元先后发表了13篇批判胡风的文章,他的“棍子”第一次打出了棍威。
1957年6月10日,是姚文元历史上的转折点。
这天,毛泽东打开《文汇报》,发现了一篇短文《录以备考——读报偶感》。作者名字姚文元。
这篇“偶感”是由新华社5月25日电讯引出的,它报道了毛泽东5月25日下午在北京接见中国新民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时的讲话。
在各报刊对这一消息报道的编排中,姚文元看出了“门道”。大发感叹,写下了《录以备考》。
毛泽东看完,颇为赞赏,当即通知《人民日报》加以转载。毛泽东还嘱令以“本报编辑部”的名义,写了《文汇报在一个时期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与姚文元的文章一起刊于1957年6月14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全国各地报纸转载了这两篇文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节目中摘要播发。
《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文章,第一次公开点了《文汇报》和《光明日报》的名,赞扬了姚文元的文章,全国瞩目。
于是,姚文元作为一颗文坛新“星”,在全国名噪一时,他一跃而成为上海作协党组成员、反右派领导小组成员。
随后的日子里,姚文元跟随张春桥,炮轰《文汇报》、《新观察》,“棍打”王若望、施蛰存、流沙河、鲁莽、徐中玉、徐懋庸、冯雪峰、艾青、巴金、丁玲……
26岁的姚文元已成了地地道道的文坛打手。
如果说,在反胡风的时候姚文元不过是个小棍子,在反右派时是铜棍子,那么在批吴晗的《海瑞罢官》中,他成了江青手下的金棍子。
有张春桥等人的支持,江青把上海当“基地”。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她在上海北京之间来来往往。
1963年,江青求助于柯庆施,对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进行了批驳,打响“大批判”的第一炮。
第二炮是对准吴晗的。可在北京江青得不到支持。于是1965年,江青再次南下,她要物色“笔杆子”来批吴晗的《海瑞罢官》。姚文元被遴选为“笔杆子”。
姚文元的创作处于“绝密”状态。由于他只是高中毕业,对明史一窍不通,他调人来给他查资料,回家求助于他的父亲。他担着风险批《海瑞罢官》。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推出了他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汇报》一发表,骂声四起。
1966年2月3日~7日,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举行扩大会议。彭真主持制定了《二月提纲》,主张“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
同时,上海以江青为首,还有林彪指令总政治部派出的刘志坚、李曼村、谢镗忠、张春桥,推出《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简称《纪要》),它的主题是:“文艺界在建国以来,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
由于林彪支持,毛泽东同意《纪要》,战胜了《二月提纲》。
这时姚文元又拿出了《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黑店“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江青送到毛泽东手中,毛主席以为题目过于冗长,于是写下《评“三家村”》四个字。于是“经主席亲手改定”后,在1966年5月10日,在《文汇报》上刊出了《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这篇文章充满杀气,血光照人,把邓拓、吴晗、廖沫沙打成反革命集团。
文章发表的第六天,大火烧到“三家村”的“后台”,即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北京市市长彭真身上。
这一天——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著名的文件《五一六通知》,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
18日,林彪又炮制了“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大冤案。
如果说,攻廖沫沙、批吴晗、揪邓拓是“文化大革命”的序幕,那么清除“彭罗陆杨”则是“文化大革命”的开幕第一仗。从挖后台彭真,由彭真牵连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姚文元立下了“汗马功劳”。
爬升为“国家舆论总管”
冤狱遍地,惨祸四起。姚文元的秃笔所到之处,泪汪汪,血斑斑。
主演《海瑞罢官》的马连良也受到秃笔挞伐,在“文化大革命”的锣鼓刚刚敲响之际便饮恨而亡。
《海瑞上疏》遭到株连。《海瑞上疏》与《海瑞罢官》被诬为一“骂”一“罢”,南口北应。主演《海瑞上疏》的是“麒派”创始人、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共产党员周信芳,被打成了反革命,受尽凌辱,在沉沉黑夜中屈死。
一“马”一“麒”,都是中国京剧精英,全被姚文元秃笔一笔勾销!
由于批驳了姚文元的谬论,上海三位著名学者李平心、周谷城、周予同被打成“上海的三家村”。
著名史学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李平心教授被姚文元诬为“自己跳出来的反面教员”,“反党反社会主义”。他在1966年受迫害致死,时年53岁。临死前,他还铮铮如是言:“有几个问题是我事先绝对料不到的:第一,历史人物要全盘否定;第二,对清官一棍子打死,这无论如何也不合逻辑;第三,现在忽然从学术讨论完全转入政治斗争。现在问题很难说,很可能今天没有问题的人,明天有了问题。(吴晗)哪里会打着红旗反红旗呢?现在反正就是一顶帽子戴上去……”
历史学家翦伯赞教授、翁独健教授,《南包公——海瑞》的作者蒋星煜《海瑞上疏》编剧许恩言……文网恢恢,他们一个个被押上批斗台。
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所引起的株连,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的“奇冤”,令人触目惊心!
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我的一张大字报》,被视为“彭罗陆杨”的“黑后台”的刘邓“司令部”遭到“炮打”,使“文化大革命”达到第一个高潮。
江青兴奋不已,在那篇题为《为人民立新功》讲话中,她是这样评价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历史功绩”:“一个吴晗挖出来以后就是一堆啊!”从挖吴晗,进而“挖”那“三家村”、“挖”那“中共北京市委”、“挖”那“彭罗陆杨”、“挖”那“刘邓司令部”,姚文元为“文化大革命”立了“头功”。
姚文元这个江青手下的金棍子,他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蘸着吴晗的鲜血写成的……
两“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和《评“三家村”》的发表,使姚文元连升三级,从《解放日报》的编委,一跃成为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
然而,这个把别人的肋骨当作向上爬的阶梯的刀笔吏,还没到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就任,便直飞北京,成为“中央文革小组”的18名成员之一。不要小看这小组员,这比宣传部长不知高多少——须知,陈伯达不过是“小组长”,江青、张春桥也不过是“副组长”,如此而已。
1966年8月1日~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京召开,这是“文化大革命”开张以来最为重要的中国最高层次的政治会议。姚文元作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得以列席这一核心会议,这是姚文元平生第一次进入中国政治核心。这次会上,毛泽东“炮打司令部”,使刘少奇在党内从第二位人物降为第八位,林彪取而代之。“彭罗陆杨”职务被宣布全部撤销……
见到毛主席写了《炮打司令部》,姚文元紧跟着在会上贴出了《永远跟着毛主席前进》的大字报。
会议之后,中共中央决定:“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列席参加中央政治会议。这样连中共中央委员都不是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居然坐到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会议桌旁。35岁的姚文元,坐到了毛泽东身边!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一周年,上海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安亭事件”,张春桥与姚文元飞抵上海,处理“安亭事件”。张春桥与“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的“司令”王洪文结盟,于是“三人帮”成了“四人帮”。
11月24日,上海爆发了“红卫兵发动的震撼全国的”《解放日报》事件。
张春桥、姚文元控制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和“上海红卫兵革命司令部”。
他们摧毁了摇摇欲坠的中共上海市委,发动了著名的“一月革命”,成立了“上海人民公社”。姚文元忙着接见群众,起草《上海人民公社宣言》。
2月12日,张春桥和姚文元被电召回北京,受到了毛泽东严厉的批评:“你们成立上海人民公社,为什么不跟我打一声招呼?”他们顿时吓出一身冷汗。
“与上海一样,各省市都想叫人民公社,国务院叫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叫什么?政体要改变,国家体制要改变,外国大使都要作废,要重新换大使、重新承认……”
他们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好在他们的乌纱帽没有丢。他们匆匆忙忙飞向上海,把挂在上海外滩的巨大的“上海人民公社”牌子取下来,换上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招牌。他们这才化险为夷,总算没翻船。
就在上海的“一月革命”闹得天翻地覆之际,北京也大风大浪,大起大落。
王任重被打倒,中共中央书记处刷掉一个书记。江青乘机发难:王任重的后台是陶铸!是刘邓新的代表人物。于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陶铸下台了。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第四号”人物被打倒了。
1967年在反“二月逆流”中,政治局陷入瘫痪,又是“中央文革小组”取而代之。这是中共党史上史无前例的现象。
由于陶铸、王任重、刘志坚、谢镗忠、尹达等被打倒,“文革小组”只剩下八个人: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还有四支秃笔——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
可是四支秃笔共存的日子很短。林彪要清洗军内阻碍其当接班人的一大批老革命家。三位秀才“遵命”起草了“揪军内一小撮”的社论,被毛泽东看见了,认为是乱军口号,追查下来,林彪装聋作哑。江青、康生、陈伯达往秀才们身上一推,四支秃笔倒下了三支。姚文元成了“中央文革”中惟一倚重的一支笔杆子。
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开。38岁的姚文元升迁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为前24名首脑人物中最年轻的一个。
一年之后,第二次“庐山会议”上,陈伯达受到严厉批评。陈伯达倒台了。姚文元晋升为全国舆论总管。
以《水浒》为名把矛头指向周恩来
1972年借批判“右倾回潮”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周恩来。1973年,为“白卷英雄”张铁生撑腰……
姚文元开动舆论机器,成为“中国帽子公司”和“中国谣言公司”的总经理。
1975年邓小平复出,这给“四人帮”篡权阴谋一个沉重的打击。姚文元再也无法忍耐,他从幕后跳出来发表了《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不料文章发表不久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说他不懂马列。这就意味着他要下台,而这位舆论总管没让毛主席的讲话发表,他趁机又批起《水浒》。
《水浒》这部长篇小说,打从元末明初问世以来,600多年间已有众多的评论,就连姚蓬子当年在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讲授古典文学时,也曾细细评论过《水浒》,称《水浒》是“农民起义的史诗性文学长卷”。
到1975年炎暑之际,中国居然出现“《水浒》热”。一时间,大报小报评《水浒》,工人农民评《水浒》,大会小会评《水浒》,亿万人民评《水浒》。
引发这场“《水浒》热”,其实纯属偶然。最初是毛泽东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员芦荻聊天时,谈起《水浒》,芦荻记录了毛泽东的见解: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摒晁盖于108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投降。
鲁迅评《水浒》评得好。
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二十回。砍掉,不真实。
见到芦荻整理的毛泽东谈话记录,姚文元如获至宝,随即写了“请示报告”。
毛泽东大笔一挥“同意”。
于是正处于步步退却中的“四人帮”,一下子抓住了毛泽东的旗帜,神气活现起来。
姚文元过去也曾评过《水浒》,但与毛泽东观点大相径庭。
作为“墙头草”,这时候的姚文元随风倒那当然不在话下。他积极“贯彻执行”毛泽东关于《水浒》的指示,完全按“行情”行事。
“舆论总管”发动了一场空前规模的“评《水浒》”运动,起初使许多人困惑不解——用得着如此连篇累牍地去评《水浒》?
“舆论总管”导演了一幕幕舆论战!
“舆论总管”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事情就像10年前那样,姚文元的长文在《文汇报》上冒出,忽然评起《海瑞罢官》,多少人不知道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这个哑谜的谜底,直到一个月后,江青跑到大寨,在群众大会上讲话,才终于点穿:
“不要以为评《水浒》是一个文艺评论,同志们不能那么讲,不是,不单纯是文艺评论,也不单纯是历史评论,是对当代有意义的大事……”
是什么样的大事呢?江青说道:
“为什么主席现在指示批《水浒》,大家考虑考虑。《水浒》的要害是排斥晁盖,架空晁盖,搞投降。宋江收罗了一帮子土豪劣绅,贪官恶吏,占据了各重要岗位,架空晁盖,不然为什么晁盖头天死了,第二天就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所以主席谈,林彪一类如上台搞修正主义很容易。主席在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中说,对资产阶级法权加以限制……批《水浒》就是要大家都知道我们党内就是有投降派……”
9月17日,江青在大寨讲话,讲得更明白:
“评《水浒》要联系实际。评《水浒》就是有所指的。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架空主席呀?我看是有的。”
直到这时,人们恍然大悟:原来,批《海瑞罢官》要害是罢宫,而海瑞则是彭德怀;这一回评《水浒》,要害是排斥晁盖,架空晁盖,而晁盖是毛泽东,至于宋江是谁,不言而喻了。难怪,宋江给安上“投降派”、“修正主义”之类大帽子。
姚文元已经有了评《海瑞罢官》的“经验”,难怪,一听说毛泽东跟芦荻聊天说及评《水浒》,马上拿来作为“令箭”,发动了一场亿万人民参加的“评《水浒》运动”!
“醉翁之意不在酒”。姚文元和他的伙计们哪里在研究《水浒》?他们在借助“评《水浒》”整人。
1976年,当第一期《红旗》发表《评论<水浒>的现实意义》一文时,姚文元亲笔加上几句话作为“点眼”之笔:
“毛主席关于评论《水浒》的指示特别强调了领导权的重要性。‘摒晁盖于108人之外’,就是修正主义者宋江篡取了领导权,排斥了革命派晁盖。”
“四人帮”借助于“评《水浒》”在舆论上占了上风。姚文元得意了。1976年2月16日,他写下了这样的日记:
“外国人都说:宣传工具在左派手中,是‘宣传毛的主张’‘继续革命’的,但搞‘经济工作的是求实派’,经济工作什么时候能由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来领导呢?”
末日来临冷汗淋淋
但是天安门广场的怒火,使正在得意的姚文元感到末日要到了。
1976年4月4日,正值星期天。
早有“探子”向姚文元报告:4月4日这天,将会有数十万以至上百万人涌向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祭奠去世不久的周恩来总理。北京许多机关、学校、工厂正忙于做花圈。连幼儿园的孩子们,也在做纸花……
姚文元那敏感的政治神经马上收紧了。在他看来,纪念周恩来,也就是向“四人帮”示威!
4月2日,北京各单位紧急地传达“舆论总管”的紧急电话通知:“清明节是鬼节,是旧习。要破‘四旧’,不得在清明节那天搞什么祭奠活动……”
姚文元的电话通知,激怒了人民群众,如同火上加油。
涌向天安门广场的人,更多了!
愤怒的火山,终于在丙辰年清明节大爆发。
哀思如潮,银花似浪。人民英雄纪念碑四周,被白色的花圈紧紧围裹。每一朵小花,都代表着一颗火热的心。
人民,忍受了10年苦难,再也无法咽泪吞声了。
举起笔,诗言志,悼总理,斥妖魔。
中国,进入了大拼搏的时刻。
4月5日中午,人民大会堂,一扇玻璃窗后边,张春桥在向外窥视。看毕,颓然地将望远镜递给站在身边的姚文元。面对从四面八方自动涌来的成千上万戴白花、挂黑纱的人们,张春桥和姚文元脸色惨白,手心的冷汗把望远镜弄得湿漉漉的。
愤怒出诗人。一首无名氏题诗《向总理请示》,在天安门广场上贴出以后,传诵一时:
黄浦江上有座桥,江桥腐朽已动摇。
江桥摇,眼看要垮掉。
请指示,要拆还是烧。
另一道题为《斥“乞子”》的诗,锋芒所向,直指姚文元。这首诗痛斥了姚文元的卑劣行径。因由是1976年2月6日,姚文元指令《参考资料》(人们习惯地称之为《大参考》)转发香港某报一篇极其恶毒污蔑周总理的文章,往尸骨未寒的周总理身上大泼污水。诗是这样写的:
二月六日大参考,是谁拍板定稿?
为何举起敌人刀?你想造谣中伤吗?
是疏忽吗?总理白璧无瑕、品德崇高。
不,是鬼花招!你想借刀杀人吗?
必须老实交代,总理周围有八亿人站岗放哨!
来吧,小心你头上那几根秃毛!
在诗潮怒火之中,密探混迹于人群,抄来天安门广场上一首首“反诗”,如利箭钻心,姚文元自知“江桥”在“摇”,面临倾覆的危险。
他,用颤抖的笔,在日记本上写下几行字:“中国这个国家,激烈的斗争不断,但解决矛盾(某一个方面、部分)却总是不彻底。为什么不能枪毙一批反革命分子呢?专政究竟不是绣花。”
姚文元预感到末日不远了。他,磨刀霍霍,要以笔为刀进行大讨伐了……
《人民日报》也在姚文元手下成了“造谣日报”。
5月18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刊登姚文元授意、署名“梁效”的长文《党内确实有资产阶级——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剖析》,姚文元在审看大样时,反复琢磨了文中一句结论性的话:
“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是怎样闹起来的呢?它的根子在党内,是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一手造成的。”
姚文元认为,这句话还“不够深刻”,拿起秃笔,圈去那个“是”字和“一手造成的”,加了一句,变成:
“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是怎样闹起来的呢?它的根子在党内,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就是这次反革命事件的总后台。”
“舆论总管”开足了宣传机器,把成束成排的“纸弹”朝邓小平倾泻!姚文元以墨写的谎言掩盖血写的事实,把落日的余晖吹嘘成灿烂的朝霞。越是末日,这位“舆论总管”越是疯狂,在他“总管”之下的舆论,造谣惑众,欺上瞒下……
1976年9月9日凌晨零时10分,毛泽东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舆论总管”到了最忙碌、最紧张的时刻。这位“舆论总管”肩负着他的伙伴们的重任:利用他们在宣传上的优势,为‘四人帮’夺权制造舆论。
毛泽东病重之际,已不省人事,没有留下任何遗嘱。姚文元居然造出“按既定方针办”的“毛泽东遗嘱”。
因为“四人帮”的命运是与“文化大革命”休戚相关的。“按既定方针办”就是按“文化大革命”方针办。
姚文元一次又一次给新华社打电话,强调“按既定方针办”。他的“指示”,已迅速由新华社传向全国每一根宣传神经。
历史的车轮毕竟无法逆转。无法无天了10年,“四人帮”气数已尽。
1976年10月6日,一副锃亮的手铐咔嚓一声,套在了姚文元的手腕上。
1981年1月25日上午,姚文元走上了历史的审判台。
他,终于罪有应得,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选自《中南海人物春秋》)
名噪一时的文坛新“星”
姚文元,1932年出生于上海一个文化人家庭。194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7月参加工作,担任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上海卢湾工区委宣传部干事。1953年~1956年期间,担任卢湾区党委宣传部理论教育科科长。
从文化家庭中走出来的姚文元,在高中时代起,就一直幻想着当一名作家。
他仰慕胡风,为此,他在父亲指点下写成了《论胡风文艺思想》一文。
此文完稿之时,正值1954年“批胡”运动发动之际。此时的姚文元,秉承了其父姚蓬子——文化投机商人的遗传本领,马上转向,“反戈一击”,在上海文坛以一幅标准的“左派”面孔作了第一次亮相。
也就是在这次运动中,身为《解放日报》社社长兼总编的张春桥看中了姚文元,在张春桥的支持下,姚文元先后发表了13篇批判胡风的文章,他的“棍子”第一次打出了棍威。
1957年6月10日,是姚文元历史上的转折点。
这天,毛泽东打开《文汇报》,发现了一篇短文《录以备考——读报偶感》。作者名字姚文元。
这篇“偶感”是由新华社5月25日电讯引出的,它报道了毛泽东5月25日下午在北京接见中国新民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时的讲话。
在各报刊对这一消息报道的编排中,姚文元看出了“门道”。大发感叹,写下了《录以备考》。
毛泽东看完,颇为赞赏,当即通知《人民日报》加以转载。毛泽东还嘱令以“本报编辑部”的名义,写了《文汇报在一个时期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与姚文元的文章一起刊于1957年6月14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全国各地报纸转载了这两篇文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节目中摘要播发。
《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文章,第一次公开点了《文汇报》和《光明日报》的名,赞扬了姚文元的文章,全国瞩目。
于是,姚文元作为一颗文坛新“星”,在全国名噪一时,他一跃而成为上海作协党组成员、反右派领导小组成员。
随后的日子里,姚文元跟随张春桥,炮轰《文汇报》、《新观察》,“棍打”王若望、施蛰存、流沙河、鲁莽、徐中玉、徐懋庸、冯雪峰、艾青、巴金、丁玲……
26岁的姚文元已成了地地道道的文坛打手。
如果说,在反胡风的时候姚文元不过是个小棍子,在反右派时是铜棍子,那么在批吴晗的《海瑞罢官》中,他成了江青手下的金棍子。
有张春桥等人的支持,江青把上海当“基地”。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她在上海北京之间来来往往。
1963年,江青求助于柯庆施,对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进行了批驳,打响“大批判”的第一炮。
第二炮是对准吴晗的。可在北京江青得不到支持。于是1965年,江青再次南下,她要物色“笔杆子”来批吴晗的《海瑞罢官》。姚文元被遴选为“笔杆子”。
姚文元的创作处于“绝密”状态。由于他只是高中毕业,对明史一窍不通,他调人来给他查资料,回家求助于他的父亲。他担着风险批《海瑞罢官》。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推出了他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汇报》一发表,骂声四起。
1966年2月3日~7日,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举行扩大会议。彭真主持制定了《二月提纲》,主张“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
同时,上海以江青为首,还有林彪指令总政治部派出的刘志坚、李曼村、谢镗忠、张春桥,推出《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简称《纪要》),它的主题是:“文艺界在建国以来,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
由于林彪支持,毛泽东同意《纪要》,战胜了《二月提纲》。
这时姚文元又拿出了《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黑店“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江青送到毛泽东手中,毛主席以为题目过于冗长,于是写下《评“三家村”》四个字。于是“经主席亲手改定”后,在1966年5月10日,在《文汇报》上刊出了《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这篇文章充满杀气,血光照人,把邓拓、吴晗、廖沫沙打成反革命集团。
文章发表的第六天,大火烧到“三家村”的“后台”,即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北京市市长彭真身上。
这一天——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著名的文件《五一六通知》,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
18日,林彪又炮制了“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大冤案。
如果说,攻廖沫沙、批吴晗、揪邓拓是“文化大革命”的序幕,那么清除“彭罗陆杨”则是“文化大革命”的开幕第一仗。从挖后台彭真,由彭真牵连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姚文元立下了“汗马功劳”。
爬升为“国家舆论总管”
冤狱遍地,惨祸四起。姚文元的秃笔所到之处,泪汪汪,血斑斑。
主演《海瑞罢官》的马连良也受到秃笔挞伐,在“文化大革命”的锣鼓刚刚敲响之际便饮恨而亡。
《海瑞上疏》遭到株连。《海瑞上疏》与《海瑞罢官》被诬为一“骂”一“罢”,南口北应。主演《海瑞上疏》的是“麒派”创始人、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共产党员周信芳,被打成了反革命,受尽凌辱,在沉沉黑夜中屈死。
一“马”一“麒”,都是中国京剧精英,全被姚文元秃笔一笔勾销!
由于批驳了姚文元的谬论,上海三位著名学者李平心、周谷城、周予同被打成“上海的三家村”。
著名史学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李平心教授被姚文元诬为“自己跳出来的反面教员”,“反党反社会主义”。他在1966年受迫害致死,时年53岁。临死前,他还铮铮如是言:“有几个问题是我事先绝对料不到的:第一,历史人物要全盘否定;第二,对清官一棍子打死,这无论如何也不合逻辑;第三,现在忽然从学术讨论完全转入政治斗争。现在问题很难说,很可能今天没有问题的人,明天有了问题。(吴晗)哪里会打着红旗反红旗呢?现在反正就是一顶帽子戴上去……”
历史学家翦伯赞教授、翁独健教授,《南包公——海瑞》的作者蒋星煜《海瑞上疏》编剧许恩言……文网恢恢,他们一个个被押上批斗台。
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所引起的株连,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的“奇冤”,令人触目惊心!
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我的一张大字报》,被视为“彭罗陆杨”的“黑后台”的刘邓“司令部”遭到“炮打”,使“文化大革命”达到第一个高潮。
江青兴奋不已,在那篇题为《为人民立新功》讲话中,她是这样评价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历史功绩”:“一个吴晗挖出来以后就是一堆啊!”从挖吴晗,进而“挖”那“三家村”、“挖”那“中共北京市委”、“挖”那“彭罗陆杨”、“挖”那“刘邓司令部”,姚文元为“文化大革命”立了“头功”。
姚文元这个江青手下的金棍子,他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蘸着吴晗的鲜血写成的……
两“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和《评“三家村”》的发表,使姚文元连升三级,从《解放日报》的编委,一跃成为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
然而,这个把别人的肋骨当作向上爬的阶梯的刀笔吏,还没到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就任,便直飞北京,成为“中央文革小组”的18名成员之一。不要小看这小组员,这比宣传部长不知高多少——须知,陈伯达不过是“小组长”,江青、张春桥也不过是“副组长”,如此而已。
1966年8月1日~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京召开,这是“文化大革命”开张以来最为重要的中国最高层次的政治会议。姚文元作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得以列席这一核心会议,这是姚文元平生第一次进入中国政治核心。这次会上,毛泽东“炮打司令部”,使刘少奇在党内从第二位人物降为第八位,林彪取而代之。“彭罗陆杨”职务被宣布全部撤销……
见到毛主席写了《炮打司令部》,姚文元紧跟着在会上贴出了《永远跟着毛主席前进》的大字报。
会议之后,中共中央决定:“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列席参加中央政治会议。这样连中共中央委员都不是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居然坐到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会议桌旁。35岁的姚文元,坐到了毛泽东身边!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一周年,上海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安亭事件”,张春桥与姚文元飞抵上海,处理“安亭事件”。张春桥与“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的“司令”王洪文结盟,于是“三人帮”成了“四人帮”。
11月24日,上海爆发了“红卫兵发动的震撼全国的”《解放日报》事件。
张春桥、姚文元控制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和“上海红卫兵革命司令部”。
他们摧毁了摇摇欲坠的中共上海市委,发动了著名的“一月革命”,成立了“上海人民公社”。姚文元忙着接见群众,起草《上海人民公社宣言》。
2月12日,张春桥和姚文元被电召回北京,受到了毛泽东严厉的批评:“你们成立上海人民公社,为什么不跟我打一声招呼?”他们顿时吓出一身冷汗。
“与上海一样,各省市都想叫人民公社,国务院叫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叫什么?政体要改变,国家体制要改变,外国大使都要作废,要重新换大使、重新承认……”
他们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好在他们的乌纱帽没有丢。他们匆匆忙忙飞向上海,把挂在上海外滩的巨大的“上海人民公社”牌子取下来,换上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招牌。他们这才化险为夷,总算没翻船。
就在上海的“一月革命”闹得天翻地覆之际,北京也大风大浪,大起大落。
王任重被打倒,中共中央书记处刷掉一个书记。江青乘机发难:王任重的后台是陶铸!是刘邓新的代表人物。于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陶铸下台了。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第四号”人物被打倒了。
1967年在反“二月逆流”中,政治局陷入瘫痪,又是“中央文革小组”取而代之。这是中共党史上史无前例的现象。
由于陶铸、王任重、刘志坚、谢镗忠、尹达等被打倒,“文革小组”只剩下八个人: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还有四支秃笔——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
可是四支秃笔共存的日子很短。林彪要清洗军内阻碍其当接班人的一大批老革命家。三位秀才“遵命”起草了“揪军内一小撮”的社论,被毛泽东看见了,认为是乱军口号,追查下来,林彪装聋作哑。江青、康生、陈伯达往秀才们身上一推,四支秃笔倒下了三支。姚文元成了“中央文革”中惟一倚重的一支笔杆子。
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开。38岁的姚文元升迁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为前24名首脑人物中最年轻的一个。
一年之后,第二次“庐山会议”上,陈伯达受到严厉批评。陈伯达倒台了。姚文元晋升为全国舆论总管。
以《水浒》为名把矛头指向周恩来
1972年借批判“右倾回潮”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周恩来。1973年,为“白卷英雄”张铁生撑腰……
姚文元开动舆论机器,成为“中国帽子公司”和“中国谣言公司”的总经理。
1975年邓小平复出,这给“四人帮”篡权阴谋一个沉重的打击。姚文元再也无法忍耐,他从幕后跳出来发表了《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不料文章发表不久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说他不懂马列。这就意味着他要下台,而这位舆论总管没让毛主席的讲话发表,他趁机又批起《水浒》。
《水浒》这部长篇小说,打从元末明初问世以来,600多年间已有众多的评论,就连姚蓬子当年在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讲授古典文学时,也曾细细评论过《水浒》,称《水浒》是“农民起义的史诗性文学长卷”。
到1975年炎暑之际,中国居然出现“《水浒》热”。一时间,大报小报评《水浒》,工人农民评《水浒》,大会小会评《水浒》,亿万人民评《水浒》。
引发这场“《水浒》热”,其实纯属偶然。最初是毛泽东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员芦荻聊天时,谈起《水浒》,芦荻记录了毛泽东的见解: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摒晁盖于108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投降。
鲁迅评《水浒》评得好。
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二十回。砍掉,不真实。
见到芦荻整理的毛泽东谈话记录,姚文元如获至宝,随即写了“请示报告”。
毛泽东大笔一挥“同意”。
于是正处于步步退却中的“四人帮”,一下子抓住了毛泽东的旗帜,神气活现起来。
姚文元过去也曾评过《水浒》,但与毛泽东观点大相径庭。
作为“墙头草”,这时候的姚文元随风倒那当然不在话下。他积极“贯彻执行”毛泽东关于《水浒》的指示,完全按“行情”行事。
“舆论总管”发动了一场空前规模的“评《水浒》”运动,起初使许多人困惑不解——用得着如此连篇累牍地去评《水浒》?
“舆论总管”导演了一幕幕舆论战!
“舆论总管”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事情就像10年前那样,姚文元的长文在《文汇报》上冒出,忽然评起《海瑞罢官》,多少人不知道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这个哑谜的谜底,直到一个月后,江青跑到大寨,在群众大会上讲话,才终于点穿:
“不要以为评《水浒》是一个文艺评论,同志们不能那么讲,不是,不单纯是文艺评论,也不单纯是历史评论,是对当代有意义的大事……”
是什么样的大事呢?江青说道:
“为什么主席现在指示批《水浒》,大家考虑考虑。《水浒》的要害是排斥晁盖,架空晁盖,搞投降。宋江收罗了一帮子土豪劣绅,贪官恶吏,占据了各重要岗位,架空晁盖,不然为什么晁盖头天死了,第二天就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所以主席谈,林彪一类如上台搞修正主义很容易。主席在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中说,对资产阶级法权加以限制……批《水浒》就是要大家都知道我们党内就是有投降派……”
9月17日,江青在大寨讲话,讲得更明白:
“评《水浒》要联系实际。评《水浒》就是有所指的。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架空主席呀?我看是有的。”
直到这时,人们恍然大悟:原来,批《海瑞罢官》要害是罢宫,而海瑞则是彭德怀;这一回评《水浒》,要害是排斥晁盖,架空晁盖,而晁盖是毛泽东,至于宋江是谁,不言而喻了。难怪,宋江给安上“投降派”、“修正主义”之类大帽子。
姚文元已经有了评《海瑞罢官》的“经验”,难怪,一听说毛泽东跟芦荻聊天说及评《水浒》,马上拿来作为“令箭”,发动了一场亿万人民参加的“评《水浒》运动”!
“醉翁之意不在酒”。姚文元和他的伙计们哪里在研究《水浒》?他们在借助“评《水浒》”整人。
1976年,当第一期《红旗》发表《评论<水浒>的现实意义》一文时,姚文元亲笔加上几句话作为“点眼”之笔:
“毛主席关于评论《水浒》的指示特别强调了领导权的重要性。‘摒晁盖于108人之外’,就是修正主义者宋江篡取了领导权,排斥了革命派晁盖。”
“四人帮”借助于“评《水浒》”在舆论上占了上风。姚文元得意了。1976年2月16日,他写下了这样的日记:
“外国人都说:宣传工具在左派手中,是‘宣传毛的主张’‘继续革命’的,但搞‘经济工作的是求实派’,经济工作什么时候能由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来领导呢?”
末日来临冷汗淋淋
但是天安门广场的怒火,使正在得意的姚文元感到末日要到了。
1976年4月4日,正值星期天。
早有“探子”向姚文元报告:4月4日这天,将会有数十万以至上百万人涌向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祭奠去世不久的周恩来总理。北京许多机关、学校、工厂正忙于做花圈。连幼儿园的孩子们,也在做纸花……
姚文元那敏感的政治神经马上收紧了。在他看来,纪念周恩来,也就是向“四人帮”示威!
4月2日,北京各单位紧急地传达“舆论总管”的紧急电话通知:“清明节是鬼节,是旧习。要破‘四旧’,不得在清明节那天搞什么祭奠活动……”
姚文元的电话通知,激怒了人民群众,如同火上加油。
涌向天安门广场的人,更多了!
愤怒的火山,终于在丙辰年清明节大爆发。
哀思如潮,银花似浪。人民英雄纪念碑四周,被白色的花圈紧紧围裹。每一朵小花,都代表着一颗火热的心。
人民,忍受了10年苦难,再也无法咽泪吞声了。
举起笔,诗言志,悼总理,斥妖魔。
中国,进入了大拼搏的时刻。
4月5日中午,人民大会堂,一扇玻璃窗后边,张春桥在向外窥视。看毕,颓然地将望远镜递给站在身边的姚文元。面对从四面八方自动涌来的成千上万戴白花、挂黑纱的人们,张春桥和姚文元脸色惨白,手心的冷汗把望远镜弄得湿漉漉的。
愤怒出诗人。一首无名氏题诗《向总理请示》,在天安门广场上贴出以后,传诵一时:
黄浦江上有座桥,江桥腐朽已动摇。
江桥摇,眼看要垮掉。
请指示,要拆还是烧。
另一道题为《斥“乞子”》的诗,锋芒所向,直指姚文元。这首诗痛斥了姚文元的卑劣行径。因由是1976年2月6日,姚文元指令《参考资料》(人们习惯地称之为《大参考》)转发香港某报一篇极其恶毒污蔑周总理的文章,往尸骨未寒的周总理身上大泼污水。诗是这样写的:
二月六日大参考,是谁拍板定稿?
为何举起敌人刀?你想造谣中伤吗?
是疏忽吗?总理白璧无瑕、品德崇高。
不,是鬼花招!你想借刀杀人吗?
必须老实交代,总理周围有八亿人站岗放哨!
来吧,小心你头上那几根秃毛!
在诗潮怒火之中,密探混迹于人群,抄来天安门广场上一首首“反诗”,如利箭钻心,姚文元自知“江桥”在“摇”,面临倾覆的危险。
他,用颤抖的笔,在日记本上写下几行字:“中国这个国家,激烈的斗争不断,但解决矛盾(某一个方面、部分)却总是不彻底。为什么不能枪毙一批反革命分子呢?专政究竟不是绣花。”
姚文元预感到末日不远了。他,磨刀霍霍,要以笔为刀进行大讨伐了……
《人民日报》也在姚文元手下成了“造谣日报”。
5月18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刊登姚文元授意、署名“梁效”的长文《党内确实有资产阶级——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剖析》,姚文元在审看大样时,反复琢磨了文中一句结论性的话:
“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是怎样闹起来的呢?它的根子在党内,是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一手造成的。”
姚文元认为,这句话还“不够深刻”,拿起秃笔,圈去那个“是”字和“一手造成的”,加了一句,变成:
“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是怎样闹起来的呢?它的根子在党内,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就是这次反革命事件的总后台。”
“舆论总管”开足了宣传机器,把成束成排的“纸弹”朝邓小平倾泻!姚文元以墨写的谎言掩盖血写的事实,把落日的余晖吹嘘成灿烂的朝霞。越是末日,这位“舆论总管”越是疯狂,在他“总管”之下的舆论,造谣惑众,欺上瞒下……
1976年9月9日凌晨零时10分,毛泽东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舆论总管”到了最忙碌、最紧张的时刻。这位“舆论总管”肩负着他的伙伴们的重任:利用他们在宣传上的优势,为‘四人帮’夺权制造舆论。
毛泽东病重之际,已不省人事,没有留下任何遗嘱。姚文元居然造出“按既定方针办”的“毛泽东遗嘱”。
因为“四人帮”的命运是与“文化大革命”休戚相关的。“按既定方针办”就是按“文化大革命”方针办。
姚文元一次又一次给新华社打电话,强调“按既定方针办”。他的“指示”,已迅速由新华社传向全国每一根宣传神经。
历史的车轮毕竟无法逆转。无法无天了10年,“四人帮”气数已尽。
1976年10月6日,一副锃亮的手铐咔嚓一声,套在了姚文元的手腕上。
1981年1月25日上午,姚文元走上了历史的审判台。
他,终于罪有应得,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选自《中南海人物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