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年底，我由甘肃兰州调到河北石家庄省银行工作。我一直做会计，厌倦了斗来斗去的政治，还想搞老本行。政治处却把我截留了，让我参加清理“文革”中的遗留问题。各单位都成立相应的办公室，有的干脆叫“摘帽办”，我又到“摘帽办”为“右派”摘帽子。
　　我初到石家庄，两眼一抹黑，对复杂的人际关系一无所知。“摘帽办”领导让我把某人的恶毒言论整理出来，我仔细翻阅某人的“右派”言论，都很一般，就说没什么恶毒言论。领导很不满意，我又不会来事，就发生了不愉快的对话。
　　领导说：“他说党员×××是蠢猪，还不恶毒？”我说：“那要具体分析，看他在什么场合针对什么事说的。”“他说分行党组有官僚主义，共产党员说没有，他就骂党员×××是蠢猪。”“那还要看分行党组有没有官僚主义，如果分行党组有官僚主义，这名党员却说没有，可不就是蠢猪吗？”“哪有你这种看问题的方法！你的思想有问题。”我感到问题严重，就向政治处的领导说了，这位领导笑得眼泪直流，说：“人家骂的蠢猪就是他！”看这事闹的。
　　有一天，行长找我问工作进展，我如实说了工作中的阻力和不同意见。行长听了，愤愤地说：“让陈世美给秦香莲落实政策，那还能有个好？”我不知该说什么。平心而论，“摘帽办”领导不属于那种乘人之危的人，和多数“一心跟党走”的人一样，思想方法是特定环境中形成的。“蠢猪”争论后，我总觉得不尴不尬，他却毫不介意，使我至今不能忘怀。
　　也有性急把事情办坏的。有个“右派”建国前是天津金城银行的经理，是周恩来南开大学的同班同学，住在在北京中央音乐学院任教的女儿家。他的“右派”言论水平最高，就哲学问题对《矛盾论》《实践论》提出质疑，现在看是学术问题，那时却大逆不道。春节前去征求他对结论的意见，记得我给他写的结论依然说他的言论是错误的，但不应定为“右派”，给予改正。他看了表示可以接受。回到石家庄把结论提交分行党组审定，春节过后再去北京，请他签字。谁知他女儿说，老人已经走了，还说自你们找他谈话后，老人兴奋异常，春节时酒喝多了，心脏病发作，走得突然却也安然。我原想赶在春节前和他谈话，让他过个舒心的春节，不料把喜剧演成了悲剧，如果春节后再和他谈话，或许会好些。
　　让人痛心的是，经过二十多年的非人待遇，他们的尊严、人格被彻底摧毁了，有形的帽子摘了，重新回到工作岗位，却再也站不起来了。看着他们“口欲言而嗫嚅，足欲行则趑趄”的唯唯诺诺的样子，就知道他们头上还有一顶无形的帽子。他们当年叱咤风云的魄力再也找不到了，这不仅是他们个人的悲剧，也是社会的悲剧，但愿悲剧不再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