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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起义”要由农民来领导才名正言顺，但事实上，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多次农民起义，但几乎没有一次大的起义是真正的农民做主帅的。
两千多年来，在秦末农民起义、黄巾起义、南宋的钟相杨么起义等12次大规模起义中，其主要领袖为小吏出身的有9人（如刘邦、窦建德），商人出身的有8人（如黄巢、方腊），军人有4人（如陈胜、吴广），贵族子弟有3人（如项羽、李密），还有几人是小地主和宗教相关人士。只有杨秀清和萧朝贵是烧炭的，勉强能被算在农民行列内。
农民无法成为起义领袖有其必然性。古时的农民长年在田间耕作，没有文化，既无法意识到造成自身厄运的原因，也没有能力提出恰当的政治纲领，生活经历的单一化更让他们没有相应的组织能力来领导一支起义军。
相比之下，小吏、商人等人不仅有一定文化，还见多识广，知道如何仿效朝廷体制，建立一套自己的规则。再加上知识分子的参与，常常能使起义军迅速壮大。刘邦、朱元璋正是因为有了张良、李善长等人的协助，才最终取得了天下。
而且，农民起义的目的应该要为农民谋利益，要“均田免粮”的。但事实上，大多数人在起事之初，所要谋求的都是个人富贵。
陈胜、吴广在大泽乡动员戍卒造反时，说了一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说明他们鼓动戍卒造反的承诺并非分田地，而是功名富贵。戍卒们非但没有反抗地主阶级的意思，反而愿意追随陈胜、吴广打出的“诈自称公子扶苏、项燕”的旗号。
唐朝晚期的黄巢、王仙芝都是大盐商，因走私贩盐而暴富。他们造反显然不是被生活所迫，也没有帮农民反抗地主的意思。他们在造反途中也曾多次向朝廷请降。公元879年，黄巢上书，请求朝廷封自己为安南都护广州节度使等，但朝廷只同意给他一个四品小官，结果当然是双方没能谈妥，战争继续。
朱元璋出身赤贫，自己没有土地耕种，连农民都不如。但是他投身起义军的心思一点儿都不坚决。当同乡好友来信要他一同投奔濠州（今属安徽滁州）的郭子兴时，朱元璋去找另一个朋友商量，那个朋友鼓励朱元璋参加。朱元璋依旧犹豫不决，直到他出家的皇觉寺被烧，他无处可去时，还是先去算了一卦后，才决定投奔郭子兴。
到了濠州，当时的军粮是摊派下去的，有人主张该多让地主交粮：贫苦农民连饭都吃不饱，再交粮不是要他们的命吗？郭子兴却认为，地主要少交些，因为本地只有数得出的几十家地主，交多了，地主吃不消，会逃跑；贫农小户油水少，但是人数多，一家交一点儿，汇总起来就多了。朱元璋站到了郭子兴一边，显然没有为农民谋权益的想法。
尽管这些起义领袖在成就声势后，往往会打出“均贫富”之类的旗号来招揽人心，但在他们自己来说，目的再单纯不过，那就是推翻旧王朝，建立以自己集团为核心的新政权。毕竟群雄逐鹿为的是问鼎中原，而不是农民的利益。
在参加起义的人员方面，通常所说的“农民起义”也并不准确：参与这种起义的人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秦末大起义先是由一群戍卒打响了第一枪，随后农民、知识分子、官吏和地主都起来相应，这才出现了《史记》中记载的“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
既然黄巢、朱元璋这样的豪杰不是为了农民而造反，那么参与起义的农民应该是为了争取自己最根本的权益——土地吧？也不都是。
在历代起义中，不乏因天灾人祸导致饥民走投无路而冒险起事的，如新朝末年的绿林军。洪秀全起事成功的原因之一也是广西自然灾害严重，农民无奈，参与起义。但是随着起义军规模的扩大，很多参与者就非主动，而是被裹胁了。李秀成在自供状中说，凡是参与的人，其房屋都要被烧掉，饥寒的乡人若回头，后面就有追兵。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曾出兵北伐，北伐军也是沿路裹胁民众：有跟着军队挑行李，后来被裹胁去的；有在赶集时被裹胁去的；还有的在城内看戏，不料太平天国的北伐军进城了，看戏者就被裹胁而去……因为害怕被裹胁，有些地方在北伐军到来之前竟“人民逃亡，十室九空”。
被裹胁去的人只好跟随太平军造反，会写字的人就负责文书、不去打仗；老弱者和胆小者被安排去抬物品、烧火做饭；剩下的青壮年则拿起长矛、刀剑，有太平军士兵在后面监督着他们上战场，谁要是退却，就会被当场斩杀。
对此，钱穆有精辟的解读：中国疆域很广，饥荒不是全部，也有持续时间，一两年后情形就会变化；因一时一地的困难而起的变乱，起义领袖若想乘机扩大、延长，势必要裹胁良民，使他们无家可安、无产可依，只能追随自己，形成所谓的“流寇”。
除了被裹胁的人，起义军毁掉了更多平民的生活。
起义即仗义起兵，如果所行不义，那还是“起义”吗？在很多人的想象中，起义军所过之处一定是秋毫无犯，打破州城府县就要开仓放粮。事实与此截然相反，起义军到的地方少不了烧杀掳掠，以致生灵涂炭。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达就曾经说过，农民起义对生产力的破坏是严重的，“黄巢杀人八百万，张献忠屠尽四川人”。
在黄巢的队伍中，病死、饿死、战死者的总数在一百万以上。中原本来人口稠密，但到了黄巢败亡之时，已经纵横千里，渺无人烟了。长安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都市，曾被黄巢作为首都。当唐军反攻，黄巢狼狈撤离前，他下令放火，将长安烧成一片平地。从此长安再没有机会成为中国的首都。
李自成大军以纪律严明著称，但其所过之处，有家底的人家无不家破人亡。他曾在攻破偃师（今属河南洛阳）后屠城，受害者大都是普通百姓。张献忠在四川的屠杀更为知名，温江县（今属四川成都）“人类几灭”。
正因如此，很多起义行为在古代正统史书中的地位都很低。即便是破坏性不那么强、也有自己的纲领的农民起义，其作用在很多时候也是消极的：多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之后，社会生产力长期处于停滞、衰落的状态；有的农民起义之后，不但没有推动历史发展，还出现了分裂割据的局面……
总之，在历次大的农民起义中，其领袖不是农民，其最初目的也不是为了维护农民的权益，反而在起义过程中会对社会造成破坏，危害到普通百姓的利益。如果说农民起义和农民密切相关，其关系大概也以负面联系居多。
编辑/安楠
两千多年来，在秦末农民起义、黄巾起义、南宋的钟相杨么起义等12次大规模起义中，其主要领袖为小吏出身的有9人（如刘邦、窦建德），商人出身的有8人（如黄巢、方腊），军人有4人（如陈胜、吴广），贵族子弟有3人（如项羽、李密），还有几人是小地主和宗教相关人士。只有杨秀清和萧朝贵是烧炭的，勉强能被算在农民行列内。
农民无法成为起义领袖有其必然性。古时的农民长年在田间耕作，没有文化，既无法意识到造成自身厄运的原因，也没有能力提出恰当的政治纲领，生活经历的单一化更让他们没有相应的组织能力来领导一支起义军。
相比之下，小吏、商人等人不仅有一定文化，还见多识广，知道如何仿效朝廷体制，建立一套自己的规则。再加上知识分子的参与，常常能使起义军迅速壮大。刘邦、朱元璋正是因为有了张良、李善长等人的协助，才最终取得了天下。
而且，农民起义的目的应该要为农民谋利益，要“均田免粮”的。但事实上，大多数人在起事之初，所要谋求的都是个人富贵。
陈胜、吴广在大泽乡动员戍卒造反时，说了一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说明他们鼓动戍卒造反的承诺并非分田地，而是功名富贵。戍卒们非但没有反抗地主阶级的意思，反而愿意追随陈胜、吴广打出的“诈自称公子扶苏、项燕”的旗号。
唐朝晚期的黄巢、王仙芝都是大盐商，因走私贩盐而暴富。他们造反显然不是被生活所迫，也没有帮农民反抗地主的意思。他们在造反途中也曾多次向朝廷请降。公元879年，黄巢上书，请求朝廷封自己为安南都护广州节度使等，但朝廷只同意给他一个四品小官，结果当然是双方没能谈妥，战争继续。
朱元璋出身赤贫，自己没有土地耕种，连农民都不如。但是他投身起义军的心思一点儿都不坚决。当同乡好友来信要他一同投奔濠州（今属安徽滁州）的郭子兴时，朱元璋去找另一个朋友商量，那个朋友鼓励朱元璋参加。朱元璋依旧犹豫不决，直到他出家的皇觉寺被烧，他无处可去时，还是先去算了一卦后，才决定投奔郭子兴。
到了濠州，当时的军粮是摊派下去的，有人主张该多让地主交粮：贫苦农民连饭都吃不饱，再交粮不是要他们的命吗？郭子兴却认为，地主要少交些，因为本地只有数得出的几十家地主，交多了，地主吃不消，会逃跑；贫农小户油水少，但是人数多，一家交一点儿，汇总起来就多了。朱元璋站到了郭子兴一边，显然没有为农民谋权益的想法。
尽管这些起义领袖在成就声势后，往往会打出“均贫富”之类的旗号来招揽人心，但在他们自己来说，目的再单纯不过，那就是推翻旧王朝，建立以自己集团为核心的新政权。毕竟群雄逐鹿为的是问鼎中原，而不是农民的利益。
在参加起义的人员方面，通常所说的“农民起义”也并不准确：参与这种起义的人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秦末大起义先是由一群戍卒打响了第一枪，随后农民、知识分子、官吏和地主都起来相应，这才出现了《史记》中记载的“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
既然黄巢、朱元璋这样的豪杰不是为了农民而造反，那么参与起义的农民应该是为了争取自己最根本的权益——土地吧？也不都是。
在历代起义中，不乏因天灾人祸导致饥民走投无路而冒险起事的，如新朝末年的绿林军。洪秀全起事成功的原因之一也是广西自然灾害严重，农民无奈，参与起义。但是随着起义军规模的扩大，很多参与者就非主动，而是被裹胁了。李秀成在自供状中说，凡是参与的人，其房屋都要被烧掉，饥寒的乡人若回头，后面就有追兵。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曾出兵北伐，北伐军也是沿路裹胁民众：有跟着军队挑行李，后来被裹胁去的；有在赶集时被裹胁去的；还有的在城内看戏，不料太平天国的北伐军进城了，看戏者就被裹胁而去……因为害怕被裹胁，有些地方在北伐军到来之前竟“人民逃亡，十室九空”。
被裹胁去的人只好跟随太平军造反，会写字的人就负责文书、不去打仗；老弱者和胆小者被安排去抬物品、烧火做饭；剩下的青壮年则拿起长矛、刀剑，有太平军士兵在后面监督着他们上战场，谁要是退却，就会被当场斩杀。
对此，钱穆有精辟的解读：中国疆域很广，饥荒不是全部，也有持续时间，一两年后情形就会变化；因一时一地的困难而起的变乱，起义领袖若想乘机扩大、延长，势必要裹胁良民，使他们无家可安、无产可依，只能追随自己，形成所谓的“流寇”。
除了被裹胁的人，起义军毁掉了更多平民的生活。
起义即仗义起兵，如果所行不义，那还是“起义”吗？在很多人的想象中，起义军所过之处一定是秋毫无犯，打破州城府县就要开仓放粮。事实与此截然相反，起义军到的地方少不了烧杀掳掠，以致生灵涂炭。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达就曾经说过，农民起义对生产力的破坏是严重的，“黄巢杀人八百万，张献忠屠尽四川人”。
在黄巢的队伍中，病死、饿死、战死者的总数在一百万以上。中原本来人口稠密，但到了黄巢败亡之时，已经纵横千里，渺无人烟了。长安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都市，曾被黄巢作为首都。当唐军反攻，黄巢狼狈撤离前，他下令放火，将长安烧成一片平地。从此长安再没有机会成为中国的首都。
李自成大军以纪律严明著称，但其所过之处，有家底的人家无不家破人亡。他曾在攻破偃师（今属河南洛阳）后屠城，受害者大都是普通百姓。张献忠在四川的屠杀更为知名，温江县（今属四川成都）“人类几灭”。
正因如此，很多起义行为在古代正统史书中的地位都很低。即便是破坏性不那么强、也有自己的纲领的农民起义，其作用在很多时候也是消极的：多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之后，社会生产力长期处于停滞、衰落的状态；有的农民起义之后，不但没有推动历史发展，还出现了分裂割据的局面……
总之，在历次大的农民起义中，其领袖不是农民，其最初目的也不是为了维护农民的权益，反而在起义过程中会对社会造成破坏，危害到普通百姓的利益。如果说农民起义和农民密切相关，其关系大概也以负面联系居多。
编辑/安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