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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香港,那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那琳琅满目的各国商品,定然会浮现在你的眼前。在这个东方传统与西方文化共冶一炉、新旧事物相互交融的现代都会,它独特的文化气息,会让处身其中的你犹如置身于一个缤纷的万花筒中。
三月的香港多雨,雨中的香港到处是文化。37个图书馆,310多万册图书,20多万部视听资料,随时准备服侍香港人的精神。大会堂、香港文化中心、高山剧场等文化场地,每年有3000场以上的演出愉悦着香港人的耳目。另有香港艺术馆、香港视觉艺术中心、茶具文物馆、香港博物馆、罗屋民俗馆、香港太空馆、香港科学馆……真是处处有文化。
就连香港赛马会也每隔15分钟播放一次马会的介绍性影片,片名为《香港精神》。在香港流行的赛马与麻将被称为香港的马文化和雀文化,合称为“禽兽文化”。然而,到了“禽兽文化”的中心地带,却在倡导着香港精神。《香港精神》拍得好,横幅三折的屏幕上演的是一个默片,屏幕下的观众满眼都是飞奔着的马、英武的骑师、狂欢着的马民,在跃动和欢呼中,奔跑出的是一个灵动而又执著的香港。据说600多万香港人,人均每年要用七八千港元投注于赛马。在一个马季里,政府和马会收税和抽水的所得超过100个亿。可《香港精神》却在这大笔的金钱中凸显出来,成了一种文化。
据考证,中国的第一份报纸出自香港,叫《中外新报》,这是100多年前的事了。现在的香港到处充斥着报纸,600多万人的香港有日报60多家,期刊近600家,报摊、连锁店里到处都是报纸和杂志。一份报纸三四十页、100多个版面是经常的事。装在一个塑料袋里,忙的人拎着塑料袋就上了车,闲的人拎着就进了公园。
公园的长廊上到处散落着报纸,看报常常是香港老人健身之余的一项必要活动。有的人在看报纸之前还郑重其事地戴上一副塑料手套,神情庄重,大有讲究中国古人开卷之前沐浴更衣的风范,其实他们这样做只是为了不让铅墨弄脏了手。举起报纸,目光匆匆划过政治、经济、文化,最终与股经相遇,还有马经、波经、凶杀、车祸、明星追踪、私人秘闻,这些通常都是大多数香港人的兴趣所在。因为今天对报纸的一份关心,明天就可能成为赛马会上的一次发财机会。此时,文化变成了一种追逐利益的手段。从文字到财富的路径很便捷,正应了中国古人所说的“书中自有黄金屋”。在香港追踪一个文化事件,最终总是能找到商业的根源上去。打开文化的外衣,发现在通常情况下,商业既是文化的起点,同时也是终点。有人把这种以商业为始终的文化命名为工业文化,把做文化书报业的集团叫做文化工业。资本在文化领域的运作使文化改变了原本的性质,当文化被商业所渗透的时候,文化只是形式,商业才是目的。
所以,在香港看文化,看着看着,文化就变了味,就变成了商业。香港有个漫画家叫黄六郎,画的是市井漫画,竟画出了一个商业集团,画出了上市股票。香港还有个大文化人叫董桥,散文写得清新深厚优雅从容,风靡香港多年,后又北上大陆,其势难挡。可这位大文化人突然被商业买断,受聘于一家报纸,据说年薪300万。当然文化人有了钱是一件好事,有了钱的董桥可能依然是一个文化和思想的源头所在,可隐约之间总使人觉得有些异样,似乎董桥不再是一个资深报人、大散文家、大文化人了。他的第一标志是一个广告,像从尖沙嘴回望港岛那森林一样的楼房上一面面巨幅的广告,它们的精致与美丽可以直接折合成产值和利润。
香港是个商业社会,文化相对于商业来说,也像一个失守的球门,商业所向披靡。当然也可能这个球门从来就没有被守候过,甚至说不定文化的球门一直在等待失守。香港媒体的政治倾向和办报办刊风格各有不同,但有一个可以很快找到的规律,就是当文化单独面对社会和读者时,它的力量是那么单薄,而当它和某种资本和商业运作联系起来时,才显得气势恢宏。
香港读者最多的报纸都是市民类的,香港市民一般通过报纸第一版的大标题来选择取舍,而香港报纸的大标题一般都是血淋淋的。据说这种血腥的报道具有宣泄人性恶意的作用。
香港人走路都是目标明确,行色匆匆,他们要在最小的时间成本里得到最大的金錢效益。快节奏已经使香港成为世界上精神疾病发生率最高的地区。所以香港人在工作之余又渴望最大程度地放松自己,让绷紧的神经得以最大限度地回复。因此他们制造了不计其数的搞笑片,然后又在影院里十分主动地笑起来,这时候他们是不愿意承受思想的重量的。
在大陆的一些认真的作家声称要用生命去写作时,香港的很多作家正在大规模地生产文学。据说先是有日写万言的作家,后又有日写两万甚至更多的作家。三苏就是这样的多产者,有人描述他用的是车衣式的写作方法,笔就像缝纫机上的针,纸像移动的布。另有一个叫倪匡的作家,不用构思,摇笔就写,一天同时写12本连载小说,一年出书超过300本。这时,文学和文化是不是又有点大工业的味道了?
文化、文学和商业生产就这样在香港多雨的季节里粘连和渗透着,让人将信将疑、难解难分。文化有时就像飘来的一阵雨,似有似无,让人觉得香港百分之百就是一个商业社会。但与此同时,香港的商业又处处蒙上了一层文化的色彩,有着一种文化的浸润,让人看着舒服、觉得文明。这是一种大众的文化,一种生活里的文化,被裹挟在资本的运作里,被消化在强大的商业社会里,作为一个商业的副产品回馈给社会。这是一种轻松的文化、即时的文化,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具有些许喜剧性,谈笑之间就享受了文化、消费了文化。
而在轻松笑过以后,还有没有剩下一些思想的、作为一代人的肩膀、供我们的孩子攀援着走向更高更远的地方?否则,一代又一代人在同一个精神层面上循环往复,人类的历史岂不成了一些带着油墨味的复印资料、精神的高峰岂不成了游戏的大草坪?至于怎样在香港维系一个纯粹的思想层面,可能真的像一位朋友说的:香港太自由了,在这种自由的空气里,有的时候思索显得没有意义,就像天空没有涌来一片乌云、没有下过一阵雨,就不会有绚烂的彩虹一样。也可能像另一位朋友所说的:香港的生活太规范、太优越了,不用为了生存而思考,而没有危机感就没有哲学家,幸福的时代是不会产生伟大的艺术和哲思的……
可能这些都是我们的臆测。而香港人坐上了商业社会这架疯狂的过山车,人在旅途,只能跟着疯狂的惯性疯狂地走,哪儿有机会去想什么!
三月的香港多雨,雨中的香港到处是文化。37个图书馆,310多万册图书,20多万部视听资料,随时准备服侍香港人的精神。大会堂、香港文化中心、高山剧场等文化场地,每年有3000场以上的演出愉悦着香港人的耳目。另有香港艺术馆、香港视觉艺术中心、茶具文物馆、香港博物馆、罗屋民俗馆、香港太空馆、香港科学馆……真是处处有文化。
就连香港赛马会也每隔15分钟播放一次马会的介绍性影片,片名为《香港精神》。在香港流行的赛马与麻将被称为香港的马文化和雀文化,合称为“禽兽文化”。然而,到了“禽兽文化”的中心地带,却在倡导着香港精神。《香港精神》拍得好,横幅三折的屏幕上演的是一个默片,屏幕下的观众满眼都是飞奔着的马、英武的骑师、狂欢着的马民,在跃动和欢呼中,奔跑出的是一个灵动而又执著的香港。据说600多万香港人,人均每年要用七八千港元投注于赛马。在一个马季里,政府和马会收税和抽水的所得超过100个亿。可《香港精神》却在这大笔的金钱中凸显出来,成了一种文化。
据考证,中国的第一份报纸出自香港,叫《中外新报》,这是100多年前的事了。现在的香港到处充斥着报纸,600多万人的香港有日报60多家,期刊近600家,报摊、连锁店里到处都是报纸和杂志。一份报纸三四十页、100多个版面是经常的事。装在一个塑料袋里,忙的人拎着塑料袋就上了车,闲的人拎着就进了公园。
公园的长廊上到处散落着报纸,看报常常是香港老人健身之余的一项必要活动。有的人在看报纸之前还郑重其事地戴上一副塑料手套,神情庄重,大有讲究中国古人开卷之前沐浴更衣的风范,其实他们这样做只是为了不让铅墨弄脏了手。举起报纸,目光匆匆划过政治、经济、文化,最终与股经相遇,还有马经、波经、凶杀、车祸、明星追踪、私人秘闻,这些通常都是大多数香港人的兴趣所在。因为今天对报纸的一份关心,明天就可能成为赛马会上的一次发财机会。此时,文化变成了一种追逐利益的手段。从文字到财富的路径很便捷,正应了中国古人所说的“书中自有黄金屋”。在香港追踪一个文化事件,最终总是能找到商业的根源上去。打开文化的外衣,发现在通常情况下,商业既是文化的起点,同时也是终点。有人把这种以商业为始终的文化命名为工业文化,把做文化书报业的集团叫做文化工业。资本在文化领域的运作使文化改变了原本的性质,当文化被商业所渗透的时候,文化只是形式,商业才是目的。
所以,在香港看文化,看着看着,文化就变了味,就变成了商业。香港有个漫画家叫黄六郎,画的是市井漫画,竟画出了一个商业集团,画出了上市股票。香港还有个大文化人叫董桥,散文写得清新深厚优雅从容,风靡香港多年,后又北上大陆,其势难挡。可这位大文化人突然被商业买断,受聘于一家报纸,据说年薪300万。当然文化人有了钱是一件好事,有了钱的董桥可能依然是一个文化和思想的源头所在,可隐约之间总使人觉得有些异样,似乎董桥不再是一个资深报人、大散文家、大文化人了。他的第一标志是一个广告,像从尖沙嘴回望港岛那森林一样的楼房上一面面巨幅的广告,它们的精致与美丽可以直接折合成产值和利润。
香港是个商业社会,文化相对于商业来说,也像一个失守的球门,商业所向披靡。当然也可能这个球门从来就没有被守候过,甚至说不定文化的球门一直在等待失守。香港媒体的政治倾向和办报办刊风格各有不同,但有一个可以很快找到的规律,就是当文化单独面对社会和读者时,它的力量是那么单薄,而当它和某种资本和商业运作联系起来时,才显得气势恢宏。
香港读者最多的报纸都是市民类的,香港市民一般通过报纸第一版的大标题来选择取舍,而香港报纸的大标题一般都是血淋淋的。据说这种血腥的报道具有宣泄人性恶意的作用。
香港人走路都是目标明确,行色匆匆,他们要在最小的时间成本里得到最大的金錢效益。快节奏已经使香港成为世界上精神疾病发生率最高的地区。所以香港人在工作之余又渴望最大程度地放松自己,让绷紧的神经得以最大限度地回复。因此他们制造了不计其数的搞笑片,然后又在影院里十分主动地笑起来,这时候他们是不愿意承受思想的重量的。
在大陆的一些认真的作家声称要用生命去写作时,香港的很多作家正在大规模地生产文学。据说先是有日写万言的作家,后又有日写两万甚至更多的作家。三苏就是这样的多产者,有人描述他用的是车衣式的写作方法,笔就像缝纫机上的针,纸像移动的布。另有一个叫倪匡的作家,不用构思,摇笔就写,一天同时写12本连载小说,一年出书超过300本。这时,文学和文化是不是又有点大工业的味道了?
文化、文学和商业生产就这样在香港多雨的季节里粘连和渗透着,让人将信将疑、难解难分。文化有时就像飘来的一阵雨,似有似无,让人觉得香港百分之百就是一个商业社会。但与此同时,香港的商业又处处蒙上了一层文化的色彩,有着一种文化的浸润,让人看着舒服、觉得文明。这是一种大众的文化,一种生活里的文化,被裹挟在资本的运作里,被消化在强大的商业社会里,作为一个商业的副产品回馈给社会。这是一种轻松的文化、即时的文化,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具有些许喜剧性,谈笑之间就享受了文化、消费了文化。
而在轻松笑过以后,还有没有剩下一些思想的、作为一代人的肩膀、供我们的孩子攀援着走向更高更远的地方?否则,一代又一代人在同一个精神层面上循环往复,人类的历史岂不成了一些带着油墨味的复印资料、精神的高峰岂不成了游戏的大草坪?至于怎样在香港维系一个纯粹的思想层面,可能真的像一位朋友说的:香港太自由了,在这种自由的空气里,有的时候思索显得没有意义,就像天空没有涌来一片乌云、没有下过一阵雨,就不会有绚烂的彩虹一样。也可能像另一位朋友所说的:香港的生活太规范、太优越了,不用为了生存而思考,而没有危机感就没有哲学家,幸福的时代是不会产生伟大的艺术和哲思的……
可能这些都是我们的臆测。而香港人坐上了商业社会这架疯狂的过山车,人在旅途,只能跟着疯狂的惯性疯狂地走,哪儿有机会去想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