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是杜甫对盛唐的称颂，而对于这个宏大的盛世，开明和开放则是其基础。
　　 唐朝的开明体现在唐朝官吏的任用上。唐太宗李世民曾言：“王者视四海如一家，封域之内，皆朕赤子。”而在实际上唐朝确实也是如此。在唐帝国前期，不单是突厥、匈奴、鲜卑、西域、高句丽、吐蕃等这些民族人才为帝国所用，连日本大食的人才也可以在帝国的政府做官，在唐朝做官的外国人多达三千人。来自各地的人才汇聚于唐，这对唐朝的繁盛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唐朝不仅在民族方面相当“开明”，对外也是相当“开放”。
　　 唐朝的“丝绸之路”是相当的发达。唐政府鼓励外商来中国贸易，允许他们在中国居住、任官、通婚。据《唐六典》载，当时天下共设驿1639所，其中水驿260所，陆驿1297所，水陆相兼驿82所，这无疑为通商的人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那么为何唐朝能够对少数民族如此开明，对外如此开放呢？我们的“华夷观”去哪了呢？
　　 我认为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的研究可以給我们一些启示。陈寅恪对隋唐之际的历史研究颇多，例如《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等，其中《杨贵妃初夜考》则是其中一篇似乎是“搬不上台面”的历史考据。其考据的历史背景是：当时杨玉环本是唐玄宗李隆基儿子寿王李瑁王妃，杨玉环受令出家后，又被唐玄宗李隆基册封为贵妃。这本是个荒唐的事件，而陈寅恪的《杨贵妃初夜考》则更“荒唐”地考据杨贵妃在被娶入宫前是否是处女，陈寅恪的回答是：不可能。他做了很详细的说明，因为当时李瑁跟杨玉环已经成亲两年，按照唐朝的礼制，一成亲当天就要同房。
　　 陈寅恪为何要如此大费周章地考据这种小事呢？这自然有先生的深意：李唐王室是混乱的，是失了“礼”的。作为天子，天下最高的统治者，怎么能不讲礼法观念呢？这并不符合传统汉人的认知和行为——因为李唐王室是夹杂着胡人血统的。陈寅恪在《李唐氏族之推测后记》中说：“李唐先世本为汉族……华盛之宗门，故渐染胡俗，名不雅驯”，也揭露了李唐胡人血统。
　　 我想也正是因为以上的一层关系，被四方诸国称为“天可汗”的唐太宗才对“夷”族如此宽厚，唐朝的“胡汉合流”也因此能那么顺利地进行。
　　 唐朝的开放对今日的中国仍有影响。由于唐朝对海外的巨大影响，在宋代时，“唐”就已经成了东南海外诸国对中国的代称。时至今日，“唐人街”仍是海外华人最大的聚集区。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这是当时唐太宗对历史的感叹，如今回过头去，重新审视那时的唐朝因开明和开放而繁盛，新中国也正在将改革开放向更广、更深发展，而这也正是中国40年来取得辉煌成就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