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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推行生态产品市场化是践行“两山”理念的优先行动，也是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的重点任务之一。在数字经济和互联网新媒体时代，以村域为产权边界，设计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首先通过人工智能挖掘乡村生物多样性，将生态大数据作为要素投入，融合人力资本要素、资金要素等，生产出多种生态产品。其次通过多重博弈形成生态租，为乡村生态要素进行市场化定价，形成稳定现金流。第三通过金融工具的组合嵌套，将乡村生态社区整体打包成“生态产品”进行资本证券化。本研究为生态产品市场化制度创新提供新思路。
[关键词]乡村发展 绿色金融 生态产品 环境规制 收益分配
[中图分类号]E10;E58;G28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9596（2021）080068-07
一、引言
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积极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制度是“两山”理念的时代任务和优先行动[1，2]，是解决生态文明建设最迫切的问题之需[3]，也是国家生态文明实验区的重点任务之一[4]，对于推动社会经济生态转型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生态产品”首次提出是在2010年国务院印发的《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中。2015年生态文明总体方案颁布以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逐渐成为研究热点。在党的十八大以后，关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研究热度升高。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见》，将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作为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举措和关键路径。
本研究通过生态产品价值化的市场制度设计和分区试验，探索通过生物多样性大数据挖掘、股权结构调整和业态运营，将乡村培育成生态社区，进而运用金融工具组合嵌套，将生态社区打包成“生态产品”，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二、文献综述及理论分析
（一）生态产品价值化及其市场制度研究
众多学者也对生态产品进行了概念界定[5＼|7]，生态产品概念仍较为宽泛，关于生态产品的概念定义和边界范围存在着争议。从学者的研究来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依赖于市场机制实现外部性的内部化，“市场交易”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基本特征[8＼|10]。“市场交易”也符合经济学中关于产品的定义，因此，是否实现市场交易可以作为生态产品概念范围的考量指标。本研究并不对所有生态产品类型进行讨论，仅讨论乡村空间生态资源作为整体打包而成的生态产品，并为其设计市场化制度。
生态产品具有外部性，存在租值耗散（Rent Dissipation）。戈登认为本来有价值的资源在公有产权制度安排下因竞争使用者众多而增加成本，使得公共生态资源的租值下降为零，换句话说公共产权必然导致租值耗散[11]。因生态产品产权界定的不完全，部分的生态租值置入公共领域[12]，外部投资主体通过非价格机制或者隐性价格机制攫取生态租值，造成租值耗散[13-14]，损害了生态权益。生态资源供给者通过降低生态质量来分割租值，例如从事农业活动，减少了在维护生态服务上的精力和时间投入并转移到经济利益的获取上，甚至是通过低成本的经营方式如施用农药、除草剂减少人工投入增加总效用，从而分割到部分生态租值。生态农产品购买者为生态服务支付高价格，实际是因竞争性攫取置入公共领域的生态租所付出的成本。只要支付生态产品的成本低于由此获得高质量生态服务所带来的潜在利益，生态购买者就愿意支付，也能通过支付高价格分割到部分租值[12，15]。
生态学领域曾存在生态系统整体论与还原论的激烈争论[16]。把生态系统看作是功能性整体、承认生态系统各层次的涌现属性属于整体论（Holism），把生态关系简化为能量关系、把生态系统看作是物理系统的分析方法则是还原论（Reductionism）[17]。1935年，Tansley[18]提出生态系统的概念，定义为生物及生境因子的总和，成为生态学界的核心概念之一。1977年，Patten[19]提出生态网络理论，涵盖了生态系统内的相互作用关系、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还具备状态-响应的生命涌现性特征。Jorgensen等[20]更进一步提出“系统生态学”，认为“生态系统远超过组分之和，它们有独特的整体性特征，是一个具有自组织的、自我调节的系统”。本研究遵循整体论的研究范式，将乡村生态系统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分析和研究，形成生态产品。
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供给服务、调节服务、支持服务和文化服务。自1997年Costanza[21]在《Nature》上提出生态系统服务以来，学者对于生态系统服务的探讨已过去二十多年。针对不同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22，23]，可以通过实物量的变化分析其时空变化特征及驱动因素，也可以通过直接市场法、替代市场法、旅行付费法、价值当量法[24]和意愿支付法等评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通过计算GEP的方式，凸显生态系统的价值。国外学术研究中与生态产品市场化相近的概念是“环境服务付费”（Payments for environmental services，PES）[25-26]。国际林业研究中心（CIFOR）的Wunder于2005提出PES的概念[27]，2015年对概念进行修订[28]，他指出PES是“服务供给者和服务购买者之间以商定的自然资源管理规则为条件进行的关于异地服务的自愿交易”。国际环境与发展研究所（IIED）将PES分为四类：流域生态补偿、碳汇交易、生物多样性付费和自然景观付费。较为典型的PES案例包括哥斯达黎加的森林生态环境效益基金（FONAFIFO）、美国纽约市特拉华州的Catskill流域生态环境服务、厄瓜多尔流域水资源保护基金、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环境服务投资基金等[29]。
（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研究
部分学者探讨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路径研究，主要有三种学说：一是“政府主导说”，认为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中，政府的政策支持和强制约束是重要因素，通过外部资源的嫁接和法律约束，能够外生地诱导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第一类是政府支持类，具体包括各类生态建设投资，例如政府购买服务、生态补偿[30]、公益林补贴、退耕还林、三北防护林、天然林保护、湿地保护等[7];第二类是制度约束类，即总量管制与排放交易（Cap & Trade），是指在限制排放总量的基础上，通过买卖行政许可方式进行排放，例如排污权交易、碳汇交易、湿地指标购买、自然保护地建设指标交易[31]。二是“市场主导说”，认为通过市场交易制度能够自发完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例如生态农产品高于一般农产品的市场溢价部分、因生态环境整治使得周邊房地产价格上涨的溢价部分、生态旅游获得的综合收益等。生态产品价值源于各生态要素的支撑，生态产品市场化应能体现劳动价值，依托于可交换的产品实体[32]。三是“组织依托说”，发挥组织的作用，将生态资源进行整体打包，作价入股，从而保障生态资源所有者获得合理的“生态租”，在政府和市场之间有“组织资本”作为平台和桥梁，减少生态资源因生态产品的外部性被市场上的相关利益主体通过达成的各类隐形合约分割租值[15]而造成“租值耗散”。 社区在生态价值实现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内在机理主要包含契约理论、队生产理论和内源式发展理论。契约理论强调组织内部因契约关系稳定性降低了交易费用[33]。队生产理论强调组织的总生产率大于个体生产率的简单加总。在推动生态转型方面，生态社区在要素配置、组织动员、公共品供给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是农村治理的关键主体[34]。内源式发展理论是鹤见和子在1976年最早提出，是指“按照地区特有的生态资源环境和历史文化，参照外来的知识、技能、制度，自发地创造出来、由内部产生的发展[35]。”内源式发展的核心特征是资源由本地控制、业态选择由本地决定、发展收益保留在本地[36＼|38]。内源式发展符合乡土社会的“熟人社会”特性，通过村庄动员以嵌入式方式助力村庄发展[39]，实现价值共创[40]。从脱贫攻坚的外源式发展转向乡村振兴的内源式发展，是时代的要求，是激发农民主观能动性必然要求。
（三）生态产品定价及金融工具的运用
生态的概念最早在1997年的《京都协议书》提出。2003年，英国倡导创建生态经济体，将“生态”作为官方文件内容。随后，“生态”的概念在国际上广泛铺展开来。美国、英国和日本分别针对生态社区的建设提出评估标准，达到其标准即可称之为生态社区。国家发改委颁布《生态社区试点建设指南》，将生态社区定义为通过构建气候友好的自然环境、房屋建筑、基础设施、生活方式和管理模式，降低能源资源消耗，实现生态排放的城乡社区。生态社区运用合作机制和激励政策鼓励社区成员行为方式的生态化。生态社区为了实现特定的社会目标，执行一定社会职能，按照一定形式建立的共同活动的群体，具有较为稳定的合作形式。农村社区内生性组织具有地方性、自发性、自主性、非正式性、公共性和总体性等多重属性，是农村社会建设的组织保障[41]。社区组织在公共品供给方面体现出经济与社会双重属性[42]，是农村治理不可或缺的主体[34]。生态社区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社区型因素的具体时空场域。
由于生态资源的非标性、长周期性以及高风险性，村社范围内的业态收益具有不稳定性。金融工具的组合型嵌套有助于增强信用，扩大生态资源的增值收益空间。理论上，金融嵌入一方面对生态价值实现具有“蓄水池效应”，缓解未来生态投资的不足，但是另一方面，金融嵌入具有“挤出效应”，降低实物资本投资以及创新程度。这两种不同的效应共同作用形成的净效应决定了金融工具对生态价值实现的影响方向。
在生态产品定价领域，有两个重要指标，一是资本化率，二是分派收益率。资本化率是指未来一年净收入与市场交易价格的比值。资本化率越高，代表投资者的预期回报越高，承担的风险也越大。资本化率很好地反映了运营收入和价值之间的关系。稳定的资本化率为生态资源定价提供合理的基准指数。因此，可以利用资本化率为生态产品进行反定价。资本化率越低，生态产品的价格越高。租金收入扣除生态资源运营管理费、利息支出和所得税即为可分派收益金额。分派收益率是相对估值法的重要工具之一。
三、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制度设计与实施路径
（一）生态大数据的获取和产权界定
数字经济的发展和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使得生态大数据的获取成为可能。生态大数据成为数据要素需要明晰的产权边界。与城市相比，乡村拥有更优质的生态资源，也具备生态要素市场化的条件。乡村生态资源的产权边界一般而言与其地缘边界重合，因而资源权属关系是明晰的，乡村地域范围内的山水林田湖草等生态资源将乡村的边界作为要素的边界，既符合山水林田湖草整体开发策略，又能明晰产权，简化产权界定的交易成本。因此，获取生态大数据时，以村为单位将数据要素归集为具体地域范围，使得生态大数据产权得以有效界定。
具体到生物种群而言，一是运用前沿的人工智能深度学习算法，根据用户拍摄图片，识别图片中的花卉、植物、鸟类以及其他动物的科属名称，附加科普信息，为自然教育铺垫。二是结合将基于位置的信息服务（Location Based Services，LBS），通过用户手机的定位系统，准确获取生物的位置和类别，精准对接人工智能识别的生物与位置之间的关系，利用公众科学（citizen science）的力量识别特定时空维度的生物多样性，形成乡村虚拟生态空间。三是在人工智能识别花卉、树木、鸟类等动植物的基础上，对不同类别动植物珍稀程度设定权重，构建基于人工智能的生物多样性指标，评估物种丰富度、丰度和植被结构复杂性。通过动植物专家为动植物的珍稀程度赋权重，构建生物多样性指标体系。四是通过游戏、竞赛、奖励等形式，鼓励市民到乡村发现动植物，为乡村生态社区引流，将公众科学演变为社区科学，以及公众运用“公共科学”的数据获取能力，获得大数据样本量，构建村域范围内的生物多样性指数，通过大数据技术形成丰富的村域生物多样性数据库。
（二）多要素投入與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空间生态资源可做多种利于可持续发展的“生态产业化”开发。以自然教育活动为例，承办团队应充分利用生态要素，开发出各类生态产品。首先，自然教育团队选择乡村作为基地开发生态产品，考虑了乡村动植物资源、村庄自然景观资源、古民居资源、道路水电等基础设施以及与政府、村民之间的关系等，这些要素构成乡村生态系统，作为生态要素投入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中。自然教育团队在乡村中，利用乡村的昆虫资源、植物资源、鸟类资源、自然景观资源等开发昆虫课程、植物认知课程、观鸟课程、天文课程等生态产品，吸引城市中的孩子到乡村探索自然，获得自然教育体验。这些生态产品凝结了生态要素、劳动力要素、资本要素等，最终完成价值转化。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中包含了生态资源、劳动力、资本等多要素的贡献，收益分配制度中应当按照各要素贡献进行分配。
（三）生态数据要素的定价机制与交易方式
生态数据要素的定价需要运用市场交易方式，通过“多次协商”进行定价。生态要素属于公共品，资源的整体性和非标性，借由一般产权交易方式难以有效界定生态资源价格，导致生态要素的外部性效应明显，生态要素的供给者难以获得相应的价值回报。以“村界”为产权边界，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产权不明晰带来的外部性;但在村内，依然存在使用权长期未确权、空间资源边界不清晰的难题，因此需要在村内进行多元股权设置来推进“三变改革①”。 根据分区试验归纳，在村庄外部和村庄内部的具体定价机制和交易方式如下。
其一“对外”，以村庄为单位，将乡村的山水林田湖草整合到资产包，统一对外招商引资，以村域边界的全整“生态系统”作为生态要素与劳动力要素、资本要素进行谈判，达到市场化定价的目的。
其二“对上”，县、乡各级政府涉农资金、扶贫资金、财政补贴项目资金等政府投入资金“以投作股”注入该村公司，或以配股的形式作为“杠杆”撬动社会资本投入，为生态资本增信，提高村集体与外部社会资本的谈判地位，获取“生态租”，减少租值耗散。
其三“对内”，依托村集体成立生态资产管理公司，开发和运营生态资源的经营主体可以通过合作社或者小项目组的形式外部引进或者内部孵化，实现生态社区公共品牌的统一规划和统筹运营。以村域范围内的生物多样性指标为谈判依据，综合每个合作社或者小项目组对生态资源利用程度、传统历史文化挖掘程度、固定资产的利用程度以及产业成本和收益情况，多次博弈形成“生态股”或者生态要素分成，以股权份额或分成的形式得到投资主体的“市场化”价值确认。为了更好地实现可持续发展，在村内通过多元股权结构进行收益的平滑，让村社这个“熟人社会”中的网络联结更加稳固，形成生态系统，将生态数据要素固化和稳定在生态系统内。当以股权形式制定契约时，“生态股”内部形成多元股权结构，分为：设立有新老村民准入机制和“村规民约”的“资源股”、对于生态建设做出贡献的“贡献股”、运营和管理生态资源的“管理股”等，通过股权形式融入现代市场经济，将生态资源产生的价值收益留存于本地，避免被外部投资主体攫取，完成村内生态资源的原初定价。当以分成形式制定契约时，乡村内部的生态、基础设施、古民居、人才、管理等要素，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约定。
通过以上乡村内部多元股权（或分成比例）的设置，实现村庄自治，也使乡村成为复杂的社会生态系统得以可持续发展。以村集体的生态运营管理公司为基础，孵化出餐饮、住宿、交通、游学教育等项目或者专业合作社，也培育出音乐、诗社、茶话会、花艺、木工等基础支撑业态。不同业态之间通过预留交叉股的方式进行收益平滑，高盈利业态和低盈利的支撑业态因交叉持股实现收益的均衡化，避免同质化竞争或因贫富差距造成生态系统的撕裂，同时对经营主体形成有效激励。
（四）金融工具嵌入及生态产品资产证券化
除了村内生态资源价值化的协商定价以外，还可以嵌入金融工具依靠资本化率或分派收益率对生态要素进行定价。
资产证券化需要依靠稳定的现金流，因此在乡村生态社区培育初期需要进行财务制度变革。乡村内各类业态的经营收益通过指定的银行结算系统进行统一结算，规范成本支出，核算经营利润后按照股权比例分配，获得稳定的现金流收益。在稳定的现金流基础上，运用贷款、债券、资产支持证券、REITs等金融工具将生态要素收益资产证券化。
具体而言，生态社区完成多样性资源价值挖掘、多元化股权设置和多业态综合运营以后，形成了一定的增值收益空间，在此基础上通过多种金融工具的组合和嵌套，将整个生态社区打包作为生态产品，实现资产证券化。在初级阶段，嵌入保险、信贷、债券等金融工具;在进阶阶段，将已经形成“稳定现金流”的多个生态社区打包成资产包，形成一定资产规模的县域生态产品。
注释
①“资源变股权、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民”（简称“三变”）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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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1.黄颖，福建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科技信息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2.杨洲 ，福建农林大学，博士研究生。
3.施俊林，福建农林大学，硕士研究生。
4.王鑫，福建农林大学，硕士研究生。
5.温铁军（通讯作者），海口经济学院，教授。
[关键词]乡村发展 绿色金融 生态产品 环境规制 收益分配
[中图分类号]E10;E58;G28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9596（2021）080068-07
一、引言
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积极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制度是“两山”理念的时代任务和优先行动[1，2]，是解决生态文明建设最迫切的问题之需[3]，也是国家生态文明实验区的重点任务之一[4]，对于推动社会经济生态转型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生态产品”首次提出是在2010年国务院印发的《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中。2015年生态文明总体方案颁布以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逐渐成为研究热点。在党的十八大以后，关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研究热度升高。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见》，将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作为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举措和关键路径。
本研究通过生态产品价值化的市场制度设计和分区试验，探索通过生物多样性大数据挖掘、股权结构调整和业态运营，将乡村培育成生态社区，进而运用金融工具组合嵌套，将生态社区打包成“生态产品”，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二、文献综述及理论分析
（一）生态产品价值化及其市场制度研究
众多学者也对生态产品进行了概念界定[5＼|7]，生态产品概念仍较为宽泛，关于生态产品的概念定义和边界范围存在着争议。从学者的研究来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依赖于市场机制实现外部性的内部化，“市场交易”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基本特征[8＼|10]。“市场交易”也符合经济学中关于产品的定义，因此，是否实现市场交易可以作为生态产品概念范围的考量指标。本研究并不对所有生态产品类型进行讨论，仅讨论乡村空间生态资源作为整体打包而成的生态产品，并为其设计市场化制度。
生态产品具有外部性，存在租值耗散（Rent Dissipation）。戈登认为本来有价值的资源在公有产权制度安排下因竞争使用者众多而增加成本，使得公共生态资源的租值下降为零，换句话说公共产权必然导致租值耗散[11]。因生态产品产权界定的不完全，部分的生态租值置入公共领域[12]，外部投资主体通过非价格机制或者隐性价格机制攫取生态租值，造成租值耗散[13-14]，损害了生态权益。生态资源供给者通过降低生态质量来分割租值，例如从事农业活动，减少了在维护生态服务上的精力和时间投入并转移到经济利益的获取上，甚至是通过低成本的经营方式如施用农药、除草剂减少人工投入增加总效用，从而分割到部分生态租值。生态农产品购买者为生态服务支付高价格，实际是因竞争性攫取置入公共领域的生态租所付出的成本。只要支付生态产品的成本低于由此获得高质量生态服务所带来的潜在利益，生态购买者就愿意支付，也能通过支付高价格分割到部分租值[12，15]。
生态学领域曾存在生态系统整体论与还原论的激烈争论[16]。把生态系统看作是功能性整体、承认生态系统各层次的涌现属性属于整体论（Holism），把生态关系简化为能量关系、把生态系统看作是物理系统的分析方法则是还原论（Reductionism）[17]。1935年，Tansley[18]提出生态系统的概念，定义为生物及生境因子的总和，成为生态学界的核心概念之一。1977年，Patten[19]提出生态网络理论，涵盖了生态系统内的相互作用关系、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还具备状态-响应的生命涌现性特征。Jorgensen等[20]更进一步提出“系统生态学”，认为“生态系统远超过组分之和，它们有独特的整体性特征，是一个具有自组织的、自我调节的系统”。本研究遵循整体论的研究范式，将乡村生态系统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分析和研究，形成生态产品。
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供给服务、调节服务、支持服务和文化服务。自1997年Costanza[21]在《Nature》上提出生态系统服务以来，学者对于生态系统服务的探讨已过去二十多年。针对不同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22，23]，可以通过实物量的变化分析其时空变化特征及驱动因素，也可以通过直接市场法、替代市场法、旅行付费法、价值当量法[24]和意愿支付法等评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通过计算GEP的方式，凸显生态系统的价值。国外学术研究中与生态产品市场化相近的概念是“环境服务付费”（Payments for environmental services，PES）[25-26]。国际林业研究中心（CIFOR）的Wunder于2005提出PES的概念[27]，2015年对概念进行修订[28]，他指出PES是“服务供给者和服务购买者之间以商定的自然资源管理规则为条件进行的关于异地服务的自愿交易”。国际环境与发展研究所（IIED）将PES分为四类：流域生态补偿、碳汇交易、生物多样性付费和自然景观付费。较为典型的PES案例包括哥斯达黎加的森林生态环境效益基金（FONAFIFO）、美国纽约市特拉华州的Catskill流域生态环境服务、厄瓜多尔流域水资源保护基金、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环境服务投资基金等[29]。
（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研究
部分学者探讨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路径研究，主要有三种学说：一是“政府主导说”，认为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中，政府的政策支持和强制约束是重要因素，通过外部资源的嫁接和法律约束，能够外生地诱导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第一类是政府支持类，具体包括各类生态建设投资，例如政府购买服务、生态补偿[30]、公益林补贴、退耕还林、三北防护林、天然林保护、湿地保护等[7];第二类是制度约束类，即总量管制与排放交易（Cap & Trade），是指在限制排放总量的基础上，通过买卖行政许可方式进行排放，例如排污权交易、碳汇交易、湿地指标购买、自然保护地建设指标交易[31]。二是“市场主导说”，认为通过市场交易制度能够自发完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例如生态农产品高于一般农产品的市场溢价部分、因生态环境整治使得周邊房地产价格上涨的溢价部分、生态旅游获得的综合收益等。生态产品价值源于各生态要素的支撑，生态产品市场化应能体现劳动价值，依托于可交换的产品实体[32]。三是“组织依托说”，发挥组织的作用，将生态资源进行整体打包，作价入股，从而保障生态资源所有者获得合理的“生态租”，在政府和市场之间有“组织资本”作为平台和桥梁，减少生态资源因生态产品的外部性被市场上的相关利益主体通过达成的各类隐形合约分割租值[15]而造成“租值耗散”。 社区在生态价值实现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内在机理主要包含契约理论、队生产理论和内源式发展理论。契约理论强调组织内部因契约关系稳定性降低了交易费用[33]。队生产理论强调组织的总生产率大于个体生产率的简单加总。在推动生态转型方面，生态社区在要素配置、组织动员、公共品供给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是农村治理的关键主体[34]。内源式发展理论是鹤见和子在1976年最早提出，是指“按照地区特有的生态资源环境和历史文化，参照外来的知识、技能、制度，自发地创造出来、由内部产生的发展[35]。”内源式发展的核心特征是资源由本地控制、业态选择由本地决定、发展收益保留在本地[36＼|38]。内源式发展符合乡土社会的“熟人社会”特性，通过村庄动员以嵌入式方式助力村庄发展[39]，实现价值共创[40]。从脱贫攻坚的外源式发展转向乡村振兴的内源式发展，是时代的要求，是激发农民主观能动性必然要求。
（三）生态产品定价及金融工具的运用
生态的概念最早在1997年的《京都协议书》提出。2003年，英国倡导创建生态经济体，将“生态”作为官方文件内容。随后，“生态”的概念在国际上广泛铺展开来。美国、英国和日本分别针对生态社区的建设提出评估标准，达到其标准即可称之为生态社区。国家发改委颁布《生态社区试点建设指南》，将生态社区定义为通过构建气候友好的自然环境、房屋建筑、基础设施、生活方式和管理模式，降低能源资源消耗，实现生态排放的城乡社区。生态社区运用合作机制和激励政策鼓励社区成员行为方式的生态化。生态社区为了实现特定的社会目标，执行一定社会职能，按照一定形式建立的共同活动的群体，具有较为稳定的合作形式。农村社区内生性组织具有地方性、自发性、自主性、非正式性、公共性和总体性等多重属性，是农村社会建设的组织保障[41]。社区组织在公共品供给方面体现出经济与社会双重属性[42]，是农村治理不可或缺的主体[34]。生态社区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社区型因素的具体时空场域。
由于生态资源的非标性、长周期性以及高风险性，村社范围内的业态收益具有不稳定性。金融工具的组合型嵌套有助于增强信用，扩大生态资源的增值收益空间。理论上，金融嵌入一方面对生态价值实现具有“蓄水池效应”，缓解未来生态投资的不足，但是另一方面，金融嵌入具有“挤出效应”，降低实物资本投资以及创新程度。这两种不同的效应共同作用形成的净效应决定了金融工具对生态价值实现的影响方向。
在生态产品定价领域，有两个重要指标，一是资本化率，二是分派收益率。资本化率是指未来一年净收入与市场交易价格的比值。资本化率越高，代表投资者的预期回报越高，承担的风险也越大。资本化率很好地反映了运营收入和价值之间的关系。稳定的资本化率为生态资源定价提供合理的基准指数。因此，可以利用资本化率为生态产品进行反定价。资本化率越低，生态产品的价格越高。租金收入扣除生态资源运营管理费、利息支出和所得税即为可分派收益金额。分派收益率是相对估值法的重要工具之一。
三、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制度设计与实施路径
（一）生态大数据的获取和产权界定
数字经济的发展和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使得生态大数据的获取成为可能。生态大数据成为数据要素需要明晰的产权边界。与城市相比，乡村拥有更优质的生态资源，也具备生态要素市场化的条件。乡村生态资源的产权边界一般而言与其地缘边界重合，因而资源权属关系是明晰的，乡村地域范围内的山水林田湖草等生态资源将乡村的边界作为要素的边界，既符合山水林田湖草整体开发策略，又能明晰产权，简化产权界定的交易成本。因此，获取生态大数据时，以村为单位将数据要素归集为具体地域范围，使得生态大数据产权得以有效界定。
具体到生物种群而言，一是运用前沿的人工智能深度学习算法，根据用户拍摄图片，识别图片中的花卉、植物、鸟类以及其他动物的科属名称，附加科普信息，为自然教育铺垫。二是结合将基于位置的信息服务（Location Based Services，LBS），通过用户手机的定位系统，准确获取生物的位置和类别，精准对接人工智能识别的生物与位置之间的关系，利用公众科学（citizen science）的力量识别特定时空维度的生物多样性，形成乡村虚拟生态空间。三是在人工智能识别花卉、树木、鸟类等动植物的基础上，对不同类别动植物珍稀程度设定权重，构建基于人工智能的生物多样性指标，评估物种丰富度、丰度和植被结构复杂性。通过动植物专家为动植物的珍稀程度赋权重，构建生物多样性指标体系。四是通过游戏、竞赛、奖励等形式，鼓励市民到乡村发现动植物，为乡村生态社区引流，将公众科学演变为社区科学，以及公众运用“公共科学”的数据获取能力，获得大数据样本量，构建村域范围内的生物多样性指数，通过大数据技术形成丰富的村域生物多样性数据库。
（二）多要素投入與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空间生态资源可做多种利于可持续发展的“生态产业化”开发。以自然教育活动为例，承办团队应充分利用生态要素，开发出各类生态产品。首先，自然教育团队选择乡村作为基地开发生态产品，考虑了乡村动植物资源、村庄自然景观资源、古民居资源、道路水电等基础设施以及与政府、村民之间的关系等，这些要素构成乡村生态系统，作为生态要素投入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中。自然教育团队在乡村中，利用乡村的昆虫资源、植物资源、鸟类资源、自然景观资源等开发昆虫课程、植物认知课程、观鸟课程、天文课程等生态产品，吸引城市中的孩子到乡村探索自然，获得自然教育体验。这些生态产品凝结了生态要素、劳动力要素、资本要素等，最终完成价值转化。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中包含了生态资源、劳动力、资本等多要素的贡献，收益分配制度中应当按照各要素贡献进行分配。
（三）生态数据要素的定价机制与交易方式
生态数据要素的定价需要运用市场交易方式，通过“多次协商”进行定价。生态要素属于公共品，资源的整体性和非标性，借由一般产权交易方式难以有效界定生态资源价格，导致生态要素的外部性效应明显，生态要素的供给者难以获得相应的价值回报。以“村界”为产权边界，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产权不明晰带来的外部性;但在村内，依然存在使用权长期未确权、空间资源边界不清晰的难题，因此需要在村内进行多元股权设置来推进“三变改革①”。 根据分区试验归纳，在村庄外部和村庄内部的具体定价机制和交易方式如下。
其一“对外”，以村庄为单位，将乡村的山水林田湖草整合到资产包，统一对外招商引资，以村域边界的全整“生态系统”作为生态要素与劳动力要素、资本要素进行谈判，达到市场化定价的目的。
其二“对上”，县、乡各级政府涉农资金、扶贫资金、财政补贴项目资金等政府投入资金“以投作股”注入该村公司，或以配股的形式作为“杠杆”撬动社会资本投入，为生态资本增信，提高村集体与外部社会资本的谈判地位，获取“生态租”，减少租值耗散。
其三“对内”，依托村集体成立生态资产管理公司，开发和运营生态资源的经营主体可以通过合作社或者小项目组的形式外部引进或者内部孵化，实现生态社区公共品牌的统一规划和统筹运营。以村域范围内的生物多样性指标为谈判依据，综合每个合作社或者小项目组对生态资源利用程度、传统历史文化挖掘程度、固定资产的利用程度以及产业成本和收益情况，多次博弈形成“生态股”或者生态要素分成，以股权份额或分成的形式得到投资主体的“市场化”价值确认。为了更好地实现可持续发展，在村内通过多元股权结构进行收益的平滑，让村社这个“熟人社会”中的网络联结更加稳固，形成生态系统，将生态数据要素固化和稳定在生态系统内。当以股权形式制定契约时，“生态股”内部形成多元股权结构，分为：设立有新老村民准入机制和“村规民约”的“资源股”、对于生态建设做出贡献的“贡献股”、运营和管理生态资源的“管理股”等，通过股权形式融入现代市场经济，将生态资源产生的价值收益留存于本地，避免被外部投资主体攫取，完成村内生态资源的原初定价。当以分成形式制定契约时，乡村内部的生态、基础设施、古民居、人才、管理等要素，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约定。
通过以上乡村内部多元股权（或分成比例）的设置，实现村庄自治，也使乡村成为复杂的社会生态系统得以可持续发展。以村集体的生态运营管理公司为基础，孵化出餐饮、住宿、交通、游学教育等项目或者专业合作社，也培育出音乐、诗社、茶话会、花艺、木工等基础支撑业态。不同业态之间通过预留交叉股的方式进行收益平滑，高盈利业态和低盈利的支撑业态因交叉持股实现收益的均衡化，避免同质化竞争或因贫富差距造成生态系统的撕裂，同时对经营主体形成有效激励。
（四）金融工具嵌入及生态产品资产证券化
除了村内生态资源价值化的协商定价以外，还可以嵌入金融工具依靠资本化率或分派收益率对生态要素进行定价。
资产证券化需要依靠稳定的现金流，因此在乡村生态社区培育初期需要进行财务制度变革。乡村内各类业态的经营收益通过指定的银行结算系统进行统一结算，规范成本支出，核算经营利润后按照股权比例分配，获得稳定的现金流收益。在稳定的现金流基础上，运用贷款、债券、资产支持证券、REITs等金融工具将生态要素收益资产证券化。
具体而言，生态社区完成多样性资源价值挖掘、多元化股权设置和多业态综合运营以后，形成了一定的增值收益空间，在此基础上通过多种金融工具的组合和嵌套，将整个生态社区打包作为生态产品，实现资产证券化。在初级阶段，嵌入保险、信贷、债券等金融工具;在进阶阶段，将已经形成“稳定现金流”的多个生态社区打包成资产包，形成一定资产规模的县域生态产品。
注释
①“资源变股权、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民”（简称“三变”）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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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1.黄颖，福建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科技信息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2.杨洲 ，福建农林大学，博士研究生。
3.施俊林，福建农林大学，硕士研究生。
4.王鑫，福建农林大学，硕士研究生。
5.温铁军（通讯作者），海口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