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帮助李宁成为中国本土最大的体育品牌,之后东山再起创立市值近300亿的中国动向,陈义红成为中国体育用品行业勃兴的象征,拥有Kappa在中国大陆、澳门和日本的品牌所有权以及芬兰RUKKA品牌在中国大陆的特许经营代理权。但让外人难以想象的是,这位运动服装产业的重量级玩家却并非工作狂,更不喜欢批阅文件,甚至很少自己穿着Kappa的衣服。然而,这位并不“勤奋”的中国动向有限公司董事长却在这个向来充满高风险、高失败率的快速消费品行业,领导动向体育在去年仍然获得99.2%的销售额增长,以及高达42.9%的净利润率。
面对如今的成就,他说,生意场上和打仗没有两样,胜者王侯败者寇,不管如何,条条大路通罗马,顺着自己的路往前走,建立你的帝国,你就是成功的。
军人第一份职业
1958年,陈义红出生在一个军人世家,父亲是飞行员,母亲也是军人,家里兄弟四人,他是老大,也是军队大院里的孩子王。
“我是部队大院的孩子,小时候很有优越感,父亲是典型的山西人,按山西传统,长子如父,我是长子,所以得到了父亲特别的宠爱。”陈义红回忆,11岁,刚上初一,家中一辆英国产的蓝领牌自行车就成了他的坐骑,“那个年代拥有这样的自行车,相当于现在的年轻人开奔驰、宝马”。
和很多五、六十年代孩子艰辛的童年不同,陈义红小时候生活环境很好,时常能吃到巧克力、苹果、富强粉等这些稀有的东西。“我小时候不感觉到生活很艰苦,那辆自行车父亲就给我骑过,我不骑了,他也不让弟弟们去碰,这种优越感可能很多孩子都没有体会过”。
17岁,陈义红结束了自由自在的优越生活,选择参军。“军人世家嘛,我的理想是成为一名出色的军人。”这是陈义红的第一份职业,对他的思想影响深远。
五年军旅生涯,他印象最深的是1978年春节,山西娘子关,村民坐车到公社看戏,结果有一辆车出意外,从山上翻到山下火车轨道上。“我作为医疗队骨干参与了那次抢救,亲眼看见有不少人失去了生命,有人是在当场抢救的时候死的,也有人是在转院的时候死的。那个场景让我明白了什么是责任,意识到自己应该成为一个有责任心的人。”
除了责任,军队严明的纪律也改变了陈义红原本自由散漫的生活习惯,“早上5点半必须起床,否则会影响到整个班,到9点就必须熄灯,不熄灯,部队点名批评的时候就不是点我一个,而是点我整个宿舍人的名字。”
“我还学会了服从,执行命令。17岁之前,除非特别认同,我很少去服从谁。在部队,命令则必须执行,而且执行还要坚决,没有什么对和错。你可能认为挖这条水渠用镐或者别的方法会更好,但你没有发言权,部队命令怎么挖就怎么挖,你必须执行。”因为当兵,陈义红错过了1978年恢复的高考,但在部队,他入了党,成为提干的后备力量,“我的理想就是成为一名出色的军人,未来的将军”。
1979年,军队体制改革,提出军队干部也要经过院校培训,陈义红参加了高考,并且取得不错的成绩。可惜,因为名额所限,最终未能如愿,“我只好再次回到部队,从此便没有上学的机会了。”
陈义红又在部队呆了一年,希望能有转机,结果却依然让他失望,“只好离开部队,因为那时候目标很明确,留部队就是要做军官。”现在回忆那段岁月,陈义红很感伤,不过做出决定时,他觉得自己真的长大了。
生意才能是天生的
80年代初的军人转业没有太多选择。“父亲考虑的第一目标是想让我进国营企业,要不就是铁路系统和公安系统。我不想做信号工,更不想被派到很远地方,所以我选择了企业——一个全民所有制的北京市前门鞋厂”。
谈起这次选择,陈义红说,父亲的影响很重要,首先这家企业是国营的,其次离家很近。“那个年代,说白了做什么都是一样的,每月挣38.6元,我们当了五年兵的人才多1.4元,每月40元”。自此,陈义红开始了与军队完全无关的闯荡。
“1988年,我30岁,决定下海,经过八年的闯荡,从工厂到企业再到大学,除了农民没当以外,其它职业我都干过,最后我觉得自己更适合经商,我的生意才能是天生的”。
知道自己喜欢做生意,陈义红并没有马上自己去创业,而是选择到公司打工,开始了打工生涯。那种环境是他喜欢的。1988年5月份,他到一家叫康华的公司上班,可惜当年10月康华就因故关闭了。从康华出来后,陈义红又到国家体育总局的体育服务中心上班,为一家叫“十佳”的运动品牌做销售员,前后呆了15个月。
1991年,陈义红加入李宁公司,职务是销售副经理。这段职业生涯,媒体多有报道,李宁公司打造的平台让陈义红享受了职业的辉煌,并成为历史沉淀,铭刻在心。在李宁公司,陈义红从副经理做到CEO,他说,自己绝对不是条件最好的候选人,“但我做事扎实,讲诚信”。
“很多人做事,往往会跟利益挂得很紧,但我是一个不把利益看得特别重的人,高了说我是在追求人生价值,实际上我是在追求一种责任最大化,希望通过责任最大化来历练自己的能力”。
人们通常认为,在一个私人企业,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如果这人有私心杂念,那就很有机会拿到一些回扣或者说灰色收入。陈义红对自己的诚信非常自豪,“不是我的东西,我绝对不会去碰,这是我的原则,我觉得收入不够,会直接跟老板提出来,在李宁公司的十四年零九个月里,我很自豪地说,没有犯过这方面的错误”。
其实,除了做事扎实和诚信,很多见过陈义红的人都会说,陈的观察能力特别强,一看就知道是做生意的料。陈义红说是自己的观察能力是天生的,绝对不是后天培养的,他认为很多事情,并不是苦思冥想想出来的。让他悟出这个道理的,是一次国际谈判。2000年陈义红和同事去美国,与一位犹太人、沃尔玛董事基亚姆谈判。基亚姆是美国非常成功的商人之一,特别是在消费品方面声名显赫。基亚姆会七国语言,所有广告都是由他自己创作。
陈义红回忆道:“谈判结束后,听基亚姆的同事说,基亚姆非常喜欢我,我说是吗,刚谈一个小时就非常喜欢?他的同事说他非常喜欢我的眼睛。那个时候我听了就一笑。”
为什么喜欢眼睛?基亚姆的朋友给陈义红介绍说,因为他在谈判的时候,眼睛非常专注。基亚姆跟中国人谈判次数很多,接触了很多中国人,但很少有他这样的眼睛,这就是基亚姆非常喜欢他的原因。
“我后来悟到眼睛是非常重要的,能不能抓住信息,能不能看到别人的长处,全凭眼睛,判断力也在很大程度上靠眼睛。但我不认为这些东西是后天的能力,相反是天生的。所以,有的人如果确实不是做生意的料,就千万不要让他去做生意,否则做起来会很受罪。”
每天只工作四个半小时
陈义红相当喜欢熬夜,经常凌晨一两点钟睡觉,有时候是三四点钟。除非极其特殊的事情,上午10点钟之前他通常不接受任何工作上的安排,因为那时候他还在梦乡。他通常下午一点半才到公司,没有特殊事情6点钟会准时离开。他喜欢特别短时间的工作。他其实很少批阅文件,多数时候一天也批不上一个。动向上市后融了50多个亿,下面的人问他怎么花,他说你们想怎么花就怎么花,他只是在最后的结果上签个字。
陈义红的办公室多数时候只有他一个人,很多时候其实他没有什么事。他也不喜欢找员工谈话,甚至很少主动找哪个总监谈工作。他相信直接管理的好处,甚至很少找总监以上的高层直接谈话,往往是他们有问题了找过CEO之后才来找他。越级管理是不好的,会把中间的人折磨得很难受,所以他几乎从不越级,即使他是这个公司权力最大的人。
陈义红喜欢逛商场。不少一线城市的商业圈,他对每一个商场门朝哪个方向开都非常熟悉。但是他很少逛Kappa的店面,因为太熟悉了。他参与了所有的开发,销售数据几乎都在他脑子里,基本不需要看。他看对手的店面,从店面设计、产品系列、产品定位、服饰颜色甚至缝线位置都会看得非常仔细。但与这些细节相比,他更喜欢看衣服穿在消费者身上的感觉,这是一种很难言说的感觉。对于时尚,他不认为这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天分和感觉。所以他逛商场很难说这是爱好,还是工作。
陈义红遗传了他父亲的很多气质,比如他的洒脱,以及讲义气、诚实、喜欢为别人考虑——他刻意地把kappa的出厂价压低,比任何国际体育品牌的折扣还低2%-3%,为的是让他的下游经销商更多获利。其实这是一个不小的气魄,每少一个百分点就意味着你要损失上千万的利润。但他觉得无所谓。
有多少钱做多少事
陈义红觉得他对美好事物的观察力和天赋都是与生俱来的。比如他很会给女人买衣服,事实上在他当CEO之前,他太太和女儿的衣服都是他来买,大家都觉得超级好看。他对设计师有天然的亲近感,在公司餐厅吃饭时遇到年轻的设计师,他就会找他们聊上几句,什么都聊。即使是与韩国、日本、意大利的设计师在一起,他也觉得沟通起来很容易,只要能够建立相对标准的语言和工作方法。但他几乎从不穿kappa的衣服,他不是那种喜欢把自己的产品穿在身上然后提意见的CEO。他觉得他就是做衣服的,是给别人穿的,别人提意见比他自己提要好。他在意的是穿衣服的感觉。
下午六点钟以后完全是陈义红自己的时间,更多是跟朋友在一起。他把他的朋友分为很多类:一类是一见面就纯粹谈生意的朋友,没有生意绝对不见面;一类是一见面绝对不谈生意,见面就是为了寻找开心;还有一类是战友、同学等故交,见面就是见面,只要见面大家就很开心。他喜欢和不同圈子里的人交谈,从不同的人身上你总能够发现很多有意思的东西和五花八门的生活。
了解陈义红的人都知道,他很恋旧。他有一个紫砂杯已经用了16年,盖子已经摔碎了他还在用。他也经常一个人去一些有纪念意义的地方,比如他出生过的房子、他读过的学校、以及曾经工作的地方。有时他会带着女儿,告诉她他曾经在那里干过什么。人经历过一些事情总是很感慨。
生意的成功给陈义红带来了快乐,也带来了令人羡慕的财富。对于财富,陈义红说,人要有满足感。他承认,从没有钱,变成有一点钱,到有一定的钱,再到有巨多的钱,所有人的心态都会受到财富的转变而影响。“我不会把财富看成成功的标准,有多少钱做多少事,个人来说满足感最重要。”
面对如今的成就,他说,生意场上和打仗没有两样,胜者王侯败者寇,不管如何,条条大路通罗马,顺着自己的路往前走,建立你的帝国,你就是成功的。
军人第一份职业
1958年,陈义红出生在一个军人世家,父亲是飞行员,母亲也是军人,家里兄弟四人,他是老大,也是军队大院里的孩子王。
“我是部队大院的孩子,小时候很有优越感,父亲是典型的山西人,按山西传统,长子如父,我是长子,所以得到了父亲特别的宠爱。”陈义红回忆,11岁,刚上初一,家中一辆英国产的蓝领牌自行车就成了他的坐骑,“那个年代拥有这样的自行车,相当于现在的年轻人开奔驰、宝马”。
和很多五、六十年代孩子艰辛的童年不同,陈义红小时候生活环境很好,时常能吃到巧克力、苹果、富强粉等这些稀有的东西。“我小时候不感觉到生活很艰苦,那辆自行车父亲就给我骑过,我不骑了,他也不让弟弟们去碰,这种优越感可能很多孩子都没有体会过”。
17岁,陈义红结束了自由自在的优越生活,选择参军。“军人世家嘛,我的理想是成为一名出色的军人。”这是陈义红的第一份职业,对他的思想影响深远。
五年军旅生涯,他印象最深的是1978年春节,山西娘子关,村民坐车到公社看戏,结果有一辆车出意外,从山上翻到山下火车轨道上。“我作为医疗队骨干参与了那次抢救,亲眼看见有不少人失去了生命,有人是在当场抢救的时候死的,也有人是在转院的时候死的。那个场景让我明白了什么是责任,意识到自己应该成为一个有责任心的人。”
除了责任,军队严明的纪律也改变了陈义红原本自由散漫的生活习惯,“早上5点半必须起床,否则会影响到整个班,到9点就必须熄灯,不熄灯,部队点名批评的时候就不是点我一个,而是点我整个宿舍人的名字。”
“我还学会了服从,执行命令。17岁之前,除非特别认同,我很少去服从谁。在部队,命令则必须执行,而且执行还要坚决,没有什么对和错。你可能认为挖这条水渠用镐或者别的方法会更好,但你没有发言权,部队命令怎么挖就怎么挖,你必须执行。”因为当兵,陈义红错过了1978年恢复的高考,但在部队,他入了党,成为提干的后备力量,“我的理想就是成为一名出色的军人,未来的将军”。
1979年,军队体制改革,提出军队干部也要经过院校培训,陈义红参加了高考,并且取得不错的成绩。可惜,因为名额所限,最终未能如愿,“我只好再次回到部队,从此便没有上学的机会了。”
陈义红又在部队呆了一年,希望能有转机,结果却依然让他失望,“只好离开部队,因为那时候目标很明确,留部队就是要做军官。”现在回忆那段岁月,陈义红很感伤,不过做出决定时,他觉得自己真的长大了。
生意才能是天生的
80年代初的军人转业没有太多选择。“父亲考虑的第一目标是想让我进国营企业,要不就是铁路系统和公安系统。我不想做信号工,更不想被派到很远地方,所以我选择了企业——一个全民所有制的北京市前门鞋厂”。
谈起这次选择,陈义红说,父亲的影响很重要,首先这家企业是国营的,其次离家很近。“那个年代,说白了做什么都是一样的,每月挣38.6元,我们当了五年兵的人才多1.4元,每月40元”。自此,陈义红开始了与军队完全无关的闯荡。
“1988年,我30岁,决定下海,经过八年的闯荡,从工厂到企业再到大学,除了农民没当以外,其它职业我都干过,最后我觉得自己更适合经商,我的生意才能是天生的”。
知道自己喜欢做生意,陈义红并没有马上自己去创业,而是选择到公司打工,开始了打工生涯。那种环境是他喜欢的。1988年5月份,他到一家叫康华的公司上班,可惜当年10月康华就因故关闭了。从康华出来后,陈义红又到国家体育总局的体育服务中心上班,为一家叫“十佳”的运动品牌做销售员,前后呆了15个月。
1991年,陈义红加入李宁公司,职务是销售副经理。这段职业生涯,媒体多有报道,李宁公司打造的平台让陈义红享受了职业的辉煌,并成为历史沉淀,铭刻在心。在李宁公司,陈义红从副经理做到CEO,他说,自己绝对不是条件最好的候选人,“但我做事扎实,讲诚信”。
“很多人做事,往往会跟利益挂得很紧,但我是一个不把利益看得特别重的人,高了说我是在追求人生价值,实际上我是在追求一种责任最大化,希望通过责任最大化来历练自己的能力”。
人们通常认为,在一个私人企业,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如果这人有私心杂念,那就很有机会拿到一些回扣或者说灰色收入。陈义红对自己的诚信非常自豪,“不是我的东西,我绝对不会去碰,这是我的原则,我觉得收入不够,会直接跟老板提出来,在李宁公司的十四年零九个月里,我很自豪地说,没有犯过这方面的错误”。
其实,除了做事扎实和诚信,很多见过陈义红的人都会说,陈的观察能力特别强,一看就知道是做生意的料。陈义红说是自己的观察能力是天生的,绝对不是后天培养的,他认为很多事情,并不是苦思冥想想出来的。让他悟出这个道理的,是一次国际谈判。2000年陈义红和同事去美国,与一位犹太人、沃尔玛董事基亚姆谈判。基亚姆是美国非常成功的商人之一,特别是在消费品方面声名显赫。基亚姆会七国语言,所有广告都是由他自己创作。
陈义红回忆道:“谈判结束后,听基亚姆的同事说,基亚姆非常喜欢我,我说是吗,刚谈一个小时就非常喜欢?他的同事说他非常喜欢我的眼睛。那个时候我听了就一笑。”
为什么喜欢眼睛?基亚姆的朋友给陈义红介绍说,因为他在谈判的时候,眼睛非常专注。基亚姆跟中国人谈判次数很多,接触了很多中国人,但很少有他这样的眼睛,这就是基亚姆非常喜欢他的原因。
“我后来悟到眼睛是非常重要的,能不能抓住信息,能不能看到别人的长处,全凭眼睛,判断力也在很大程度上靠眼睛。但我不认为这些东西是后天的能力,相反是天生的。所以,有的人如果确实不是做生意的料,就千万不要让他去做生意,否则做起来会很受罪。”
每天只工作四个半小时
陈义红相当喜欢熬夜,经常凌晨一两点钟睡觉,有时候是三四点钟。除非极其特殊的事情,上午10点钟之前他通常不接受任何工作上的安排,因为那时候他还在梦乡。他通常下午一点半才到公司,没有特殊事情6点钟会准时离开。他喜欢特别短时间的工作。他其实很少批阅文件,多数时候一天也批不上一个。动向上市后融了50多个亿,下面的人问他怎么花,他说你们想怎么花就怎么花,他只是在最后的结果上签个字。
陈义红的办公室多数时候只有他一个人,很多时候其实他没有什么事。他也不喜欢找员工谈话,甚至很少主动找哪个总监谈工作。他相信直接管理的好处,甚至很少找总监以上的高层直接谈话,往往是他们有问题了找过CEO之后才来找他。越级管理是不好的,会把中间的人折磨得很难受,所以他几乎从不越级,即使他是这个公司权力最大的人。
陈义红喜欢逛商场。不少一线城市的商业圈,他对每一个商场门朝哪个方向开都非常熟悉。但是他很少逛Kappa的店面,因为太熟悉了。他参与了所有的开发,销售数据几乎都在他脑子里,基本不需要看。他看对手的店面,从店面设计、产品系列、产品定位、服饰颜色甚至缝线位置都会看得非常仔细。但与这些细节相比,他更喜欢看衣服穿在消费者身上的感觉,这是一种很难言说的感觉。对于时尚,他不认为这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天分和感觉。所以他逛商场很难说这是爱好,还是工作。
陈义红遗传了他父亲的很多气质,比如他的洒脱,以及讲义气、诚实、喜欢为别人考虑——他刻意地把kappa的出厂价压低,比任何国际体育品牌的折扣还低2%-3%,为的是让他的下游经销商更多获利。其实这是一个不小的气魄,每少一个百分点就意味着你要损失上千万的利润。但他觉得无所谓。
有多少钱做多少事
陈义红觉得他对美好事物的观察力和天赋都是与生俱来的。比如他很会给女人买衣服,事实上在他当CEO之前,他太太和女儿的衣服都是他来买,大家都觉得超级好看。他对设计师有天然的亲近感,在公司餐厅吃饭时遇到年轻的设计师,他就会找他们聊上几句,什么都聊。即使是与韩国、日本、意大利的设计师在一起,他也觉得沟通起来很容易,只要能够建立相对标准的语言和工作方法。但他几乎从不穿kappa的衣服,他不是那种喜欢把自己的产品穿在身上然后提意见的CEO。他觉得他就是做衣服的,是给别人穿的,别人提意见比他自己提要好。他在意的是穿衣服的感觉。
下午六点钟以后完全是陈义红自己的时间,更多是跟朋友在一起。他把他的朋友分为很多类:一类是一见面就纯粹谈生意的朋友,没有生意绝对不见面;一类是一见面绝对不谈生意,见面就是为了寻找开心;还有一类是战友、同学等故交,见面就是见面,只要见面大家就很开心。他喜欢和不同圈子里的人交谈,从不同的人身上你总能够发现很多有意思的东西和五花八门的生活。
了解陈义红的人都知道,他很恋旧。他有一个紫砂杯已经用了16年,盖子已经摔碎了他还在用。他也经常一个人去一些有纪念意义的地方,比如他出生过的房子、他读过的学校、以及曾经工作的地方。有时他会带着女儿,告诉她他曾经在那里干过什么。人经历过一些事情总是很感慨。
生意的成功给陈义红带来了快乐,也带来了令人羡慕的财富。对于财富,陈义红说,人要有满足感。他承认,从没有钱,变成有一点钱,到有一定的钱,再到有巨多的钱,所有人的心态都会受到财富的转变而影响。“我不会把财富看成成功的标准,有多少钱做多少事,个人来说满足感最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