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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反对官僚主义是我们党面临的重大任务和严重斗争。我党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三个阶段。我们党反对的官僚主义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工作作风、工作方式方面沾满官僚习气的官僚主义；另一类是追求特权、贪污腐化的官僚主义。第一类可以说是有着严重工作缺陷的官僚主义者，第二类则是腐败变质、劣迹斑斑的官僚主义者。继续推进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必须提高思想认识抓紧反对官僚主义，坚定不移地推进党务公开和政务公开，继续深化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改革，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干部人事制度。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官僚主义，阶段，类型，对策
〔中图分类号〕D61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1）04-0005-05
反对官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个重大任务和严重斗争。这个任务和斗争的重要性十分清楚，因为官僚主义是生长在党和国家肌体上的赘瘤，是毒素和祸害，如果任由官僚主义滋长、蔓延，终将导致党和国家的覆亡。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之际，我们有必要重申，坚决有效地反对官僚主义，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极其重要的一件大事。
一、反对官僚主义经历的三个阶段
中国共产党建党90年来，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三个时期。在三个时期中，中国共产党无一例外地开展了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因此，与这三个时期相适应，中国共产党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也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就在通过的第一个党纲中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党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 〔1 〕 （P279 ）从而举起了反对官僚主义的大旗。这里所说的“苏维埃管理制度”，是列宁领导的有别于旧剥削阶级的“官僚国家”的新型国家制度。官僚主义国家的本质就是，脱离群众，损害群众利益，成为群众的对立面。“苏维埃管理制度”是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的紧密联系群众、联系实际，当好人民公仆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是有效遏制和战胜官僚主义的新型国家制度。
官僚主义产生并寄生于国家权力机关。没有国家权力机关，自然就谈不上官僚主义。在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处于武装斗争阶段，为什么还有必要反对官僚主义呢？这是因为，在夺取和掌握国家政权方面，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相比有一个很大的不同：苏联共产党是通过城市暴动一夜取得政权的，因此，它在掌握了全部国家政权后才着手开展反对官僚主义；而中国共产党走的则是农村包围城市之路，很早就在农村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并掌握着局部地区的政权。所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随着根据地政权的建立，我党就把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提到议事日程。
土地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十分注重调查研究、深入实际、联系群众，反对官僚主义。1931年11月，中央苏区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指出，一些基层苏维埃政府“一贯命令群众，政权的威信很低”，整天忙于事务主义如“办差”、“招待过路人”、“打路条”等。 〔2 〕 （P421 ）为此，在《关于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中专门讲了必须“反对官僚腐化现象”，强调共产党员“真正成为群众中的楷模者，防止一切腐化官僚化贪污等现象的产生”。 〔2 〕 （P432）1933年8月，毛泽东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的报告中第一次使用了“官僚主义”概念，他说：“动员群众的方式，不应该是官僚主义的。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是任何革命工作所不应有的，经济建设工作同样来不得官僚主义。要把官僚主义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因为没有一个同志喜欢它。” 〔3 〕 （P124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展了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在全党范围内掀起了反官僚主义的斗争。1943年6月，党中央通過了《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的决定，深刻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领导方法是同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相对立的领导方法。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时刻告诫全党要警惕官僚主义的发生，要注意防止和克服官僚主义问题，不要让它危害革命事业。
第二阶段：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
新中国成立直至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党特别注意防止执政后脱离群众和党员领导干部当官做老爷的官僚主义现象发生。最早察觉并自觉开展反对官僚主义斗争的是习仲勋。1950 年5 月20日，在庆祝西安解放一周年纪念大会上，中共中央西北局副书记习仲勋作了《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报告，把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称作是“目前我们工作中最大的危险”，并号召“揭发官僚主义、命令主义”。1951年底到1952年10月，随着全国“三反”、“五反”运动的开展，毛泽东把反对官僚主义斗争作为一项重要内容，指出：“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 〔4 〕 （P54 ）1953年1月，毛泽东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指示，提出“凡典型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事例，应在报纸上广为揭发。其违法情形严重者必须给以法律的制裁，如是党员必须执行党纪。” 〔5 〕 （P254 ）1956年4月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提出，“必须反对官僚主义，反对机构庞大。在一不死人、二不废事的条件下，我建议党政机构进行大精简，砍掉它三分之二。” 〔4 〕 （P280 ）
这一时期在反对官僚主义问题上，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人也有深刻的论述。1963年，周恩来专门写了《反对官僚主义》指出，“官僚主义是领导机关中最容易犯的一种政治病症”，“官僚主义是剥削阶级长期统治的遗产”， 〔6 〕 （P418 ）在我国有着肥沃的土壤，很容易侵入党和国家的肌体。邓小平也认为，官僚主义是过去人类历史上长时期剥削阶级统治的遗留物，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有深远的影响。因此，他强调克服官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斗争，绝不能松懈怠惰。
第三阶段：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
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以来，反对官僚主义进入新阶段。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没有简单地停留在对官僚主义的表面认识上，他进一步分析指出：“我们现在的官僚主义现象，除了同历史上的官僚主义有共同点以外，还有自己的特点，既不同于旧中国的官僚主义，也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官僚主义。它同我们长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有密切关系。” 〔7 〕 （P327-328 ）显而易见，邓小平认为党的国家机关中出现官僚主义现象，一是与历史传统文化有关，二是与我们过分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有关。因此，消除官僚主义主要通过两个手段来解决，一是进行思想教育，一是进行体制改革，而且后者更为重要。邓小平提出的官僚主义与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和过分集权的政治体制有关的思想，是对新时期反对官僚主义的新认识、新发展，我们只有深化体制改革，才能釜底抽薪，有效地克服官僚主义。
在这一时期，江泽民和胡锦涛对如何反对官僚主义提出了更加具体的措施，即：在坚持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反对因循守旧、不思进取的前提下，不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在政治作风上坚持清正廉洁，反对以权谋私；在组织路线上，坚持任人唯贤，反对用人上的不正之风。江泽民把反对官僚主义同反对形式主义紧密结合在一起，领导全党制定了“八个坚持，八个反对”，其中第五条就是“坚持密切联系群众，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官僚主义的本质和要害就在于脱离群众，脱离实际， 当官做老爷。江泽民领导全党采取许多措施，努力克服“官僚主义的顽症”。胡锦涛针对党内官僚主义的陋习指出：“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致使一些本来可以做好的事情没有做好，一些本来应该解决的问题久拖不决，一些本来可以缓解的矛盾进一步恶化。这些不良风气如不坚决刹住，势必严重削弱党员干部队伍的战斗力，势必损害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最终妨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顺利实现”。因此，胡锦涛多次强调，要切实加强党风政风建设，改进领导方式和领导方法，转变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坚决防止和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2011年4月，中宣部理论局组织选编出版的《论党的群众工作——重要论述摘编》，选编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同志关于党的群众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论述，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关于群众工作的思想内涵和基本精神，为反对官僚主义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二、科学划分官僚主义的两大类型
列宁曾经指出：“官僚是专干行政事务并在人民面前处于特权地位的一个特殊阶层。” 〔8 〕 （P103 ）这说明，官僚指的是在党和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队伍中，一些受到封建传统影响或利用体制弊端空隙，在从事行政事务过程中出现的种种脱离群众侵犯群众的现象以及利用手中权力追求特权利益的人。可以说，官僚的种种言行表现就构成官僚主义。
关于官僚主义的表现形态，周恩来总结为20种，即:“脱离领导、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强迫命令式的官僚主义”，“无头脑的、迷失方向的、事务主义的官僚主义”，“老爷式的官僚主义”，“不老实的官僚主义”，“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做官混饭吃的官僚主义”，“无能的官僚主义”，“糊涂无用的官僚主义”，“懒汉式的官僚主义”，“机关式的官僚主义”，“文牍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官僚主义”，“特殊化的官僚主义”，“摆官架子的官僚主义”，“自私自利的官僚主义”，“争名夺利的官僚主义”，“闹不团结的官僚主义”，“宗派性的官僚主义”，“蜕化变质的官僚主义”，“助长歪风邪气、纵容坏人坏事、打击报复、违法乱纪、压制民主、欺凌群众、直至敌我不分、害党害国走上非常危险道路的官僚主义”。 〔6 〕 （P418-422 ）周恩来把“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列为第一种，是因为它暴露了官僚主义的实质，它的致命要害是“把党和群众隔开了”。〔6 〕 （P418 ）邓小平也列举了新时期官僚主义的24种主要表现和危害：“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官话、思想僵化、墨守成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以至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瞒上欺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等。” 〔7 〕 （P327 ）邓小平指出，这些官僚主义无论在我们的内部事务中，或是在国际交往中，现在都已达到无法容忍的地步。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到，我党反对的官僚主义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工作作风、工作方式方面沾满官僚习气的官僚主义，如周恩来、邓小平指出的“事务主义的官僚主义”、“老爷式的官僚主义”、“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摆官架子的官僚主义”、“思想僵化”、“墨守成规”、“公文旅行”、“互相推诿”等；另一类是追求特权、贪污腐化的官僚主义，如周恩来、邓小平指出的“蜕化变质”、“违法乱纪”、“欺凌群众”、“徇私行贿”、“贪赃枉法”、“敌我不分”等。成为官僚主义的人，第一类是有着严重工作缺陷的官僚主义者，第二类是腐败变质、劣迹斑斑的官僚主义者。这两类官僚主义和官僚者，今天仍然存在。
关于第一类有着严重工作缺陷的官僚主义者的情况，以决策方面为例来说明。本来各级党委、政府和领导干部应该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做好决策的前瞻性、对策性研究，广泛听取党员、群众、基层干部的意见和建议，发挥咨询研究机构、专家学者、社会听证在决策过程中的作用。但是，在一些官僚主义者那里，却出现了“不民主、只集中”或者“让你民主走走过场、最后集中听我拍板”的现象。由于官僚主义者破坏民主集中制，导致了决策的严重失误。据披露，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大约两万多亿元的总投资中，因决策失误造成的浪费至少有1万亿元。 〔9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在“八五”期间投资的400多个全国重点项目中，2/3没有效益。仅1998年，就连续发生几起高达数十亿元的投资失误。“十五”期间，我国公共决策的失误每年估计达1000亿元人民币左右，其中516项由国债投资建设的项目中有136项未能按时完成，占到1/4。2006年国家审计署查明，仅10个中央企业决策失误的损失就高达145亿元。 〔10 〕又如，有关调研材料表明，在一些地方，由个别人拍板定案几乎成为一种不成文的决策规定。一些地方政府的决策在很大程度上还存在着“唯上论”的倾向，主要表现为围绕领导批示开展决策，围绕“政绩工程”或者“形象工程”开展决策，其中个别人决策的作用占了很大比例，有的地方或部门个人决策的比例大约占了50%~70%左右。官大的定了的事下面就必须做，即使决策错了，下属也不敢纠正，有谁敢对领导说“不”呢！这就助长了领导的专横和无所顾忌，导致了“拍脑袋决策、拍胸脯保证、拍屁股走人”的“三拍”干部的出现。
再以政绩方面为例。党的思想路线是实事求是。共产党的干部需要讲政绩，但政绩既不是靠作秀、耍花样“玩”出来的，也不是靠蛮干、霸道的作风“逼”出来的，一定是通过艰苦努力，靠实干精神、科学精神干出来的。取得政绩要光明磊落，才能经得起检验、流芳百世。 但是，在一些官僚主义者那里，政绩却成了弄虚作假的手段。一位在基层干过的乡长自述了所经历的政绩造假。他说：“我们乡1.9万人，农民占95%，人均耕地0.87亩，主要收入靠打工。农民平均每年可用现金是六七百元，可2006年上报的农民年人均纯收入是4600多元。这是为达到‘小康’考评标准，满足上级领导‘政治需要’而造假的结果。几年前，我们乡曾有一次报得比较实际，结果排名靠后，乡领导被县领导批得狗血淋头，第二年就只有壮着胆子虚报了。现在一些干部的精力主要用在讨上级欢心上，在办公室闭门造车、炮制成绩。这些具有官僚主义习气的干部，违背党的实事求是的原则，作风飘浮，使得党和政府的工作落实不下去，党心不顺，政令不通。” 〔11 〕
从第二类腐败变质、劣迹斑斑的官僚主义者的情况看，现阶段集中表现为贪污受贿、买官卖官。有些官僚主义腐败分子公开鼓吹腐朽的“权力发财观”。如广东省佛冈县原县长廖添财在一次中学开学典礼上大肆宣扬：你们（指学生）为什么要读书呢？读书就是为当官发财。当官就要当大官，当个科长有什么意思，要当县长、市长、省长，发财就要发大财。安徽省原定远县委书记陈兆丰受贿案是该省历年来受贿数额最大的一起县委书记职务犯罪案。陈兆丰利用乡镇换届、撤并乡镇、机关机构改革之际，大批调整干部。经查，向陈兆丰买官并如愿以偿的干部达110人，由此他获得贿款150万，每顶官帽平均价值一万多元。对于这类官僚主义的腐败分子，原中纪委副书记刘丽英曾将他们犯案的特点归结为八个方面:（1）串案、窝案、案中案明显增多，腐败分子结成利益同盟，呈现出明显的团伙性；（2）集政治蜕变、经济贪婪、生活腐化于一体；（3）吏治和司法腐败严重；（4）经济发展的热点领域往往成为腐败案件的高发区；（5）领导干部“傍”不法“大款”现象严重；（6）作案方式和手段诡秘，更具隐蔽性；（7）一些腐败分子向国外境外转移赃款赃物，涉案人员向外潜逃；（8）查处与反查处、腐蚀与反腐蚀斗争相当尖锐激烈。 〔12 〕
2011年，正值全国省、市、县、乡四级党委新一轮换届。为了保证换届工作平稳、健康、有序开展，中央纪委和中央组织部联合印发了《关于严肃换届纪律保证换届风清气正的通知》，其中明文规定：“严禁买官卖官。不准以谋取个人职务晋升、调任、转任、留任或者提高职级待遇等为目的，贿赂他人；不准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为他人谋取职务晋升、调任、转任、留任或者提高职级待遇等为目的，索取、收受或者变相索取、收受賄赂。严禁跑官要官。不准采取拉关系、走门子或者要挟等不正当手段，谋取职务或者职级待遇；不准封官许愿，或者为他人提拔调动说情、打招呼。”这些规定充分说明党和政府对当下官员变质、官德败坏的第二类官僚主义腐败分子的担忧警觉和坚决清除的决心。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官僚主义，阶段，类型，对策
〔中图分类号〕D61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1）04-0005-05
反对官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个重大任务和严重斗争。这个任务和斗争的重要性十分清楚，因为官僚主义是生长在党和国家肌体上的赘瘤，是毒素和祸害，如果任由官僚主义滋长、蔓延，终将导致党和国家的覆亡。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之际，我们有必要重申，坚决有效地反对官僚主义，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极其重要的一件大事。
一、反对官僚主义经历的三个阶段
中国共产党建党90年来，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三个时期。在三个时期中，中国共产党无一例外地开展了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因此，与这三个时期相适应，中国共产党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也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就在通过的第一个党纲中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党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 〔1 〕 （P279 ）从而举起了反对官僚主义的大旗。这里所说的“苏维埃管理制度”，是列宁领导的有别于旧剥削阶级的“官僚国家”的新型国家制度。官僚主义国家的本质就是，脱离群众，损害群众利益，成为群众的对立面。“苏维埃管理制度”是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的紧密联系群众、联系实际，当好人民公仆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是有效遏制和战胜官僚主义的新型国家制度。
官僚主义产生并寄生于国家权力机关。没有国家权力机关，自然就谈不上官僚主义。在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处于武装斗争阶段，为什么还有必要反对官僚主义呢？这是因为，在夺取和掌握国家政权方面，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相比有一个很大的不同：苏联共产党是通过城市暴动一夜取得政权的，因此，它在掌握了全部国家政权后才着手开展反对官僚主义；而中国共产党走的则是农村包围城市之路，很早就在农村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并掌握着局部地区的政权。所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随着根据地政权的建立，我党就把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提到议事日程。
土地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十分注重调查研究、深入实际、联系群众，反对官僚主义。1931年11月，中央苏区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指出，一些基层苏维埃政府“一贯命令群众，政权的威信很低”，整天忙于事务主义如“办差”、“招待过路人”、“打路条”等。 〔2 〕 （P421 ）为此，在《关于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中专门讲了必须“反对官僚腐化现象”，强调共产党员“真正成为群众中的楷模者，防止一切腐化官僚化贪污等现象的产生”。 〔2 〕 （P432）1933年8月，毛泽东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的报告中第一次使用了“官僚主义”概念，他说：“动员群众的方式，不应该是官僚主义的。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是任何革命工作所不应有的，经济建设工作同样来不得官僚主义。要把官僚主义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因为没有一个同志喜欢它。” 〔3 〕 （P124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展了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在全党范围内掀起了反官僚主义的斗争。1943年6月，党中央通過了《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的决定，深刻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领导方法是同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相对立的领导方法。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时刻告诫全党要警惕官僚主义的发生，要注意防止和克服官僚主义问题，不要让它危害革命事业。
第二阶段：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
新中国成立直至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党特别注意防止执政后脱离群众和党员领导干部当官做老爷的官僚主义现象发生。最早察觉并自觉开展反对官僚主义斗争的是习仲勋。1950 年5 月20日，在庆祝西安解放一周年纪念大会上，中共中央西北局副书记习仲勋作了《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报告，把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称作是“目前我们工作中最大的危险”，并号召“揭发官僚主义、命令主义”。1951年底到1952年10月，随着全国“三反”、“五反”运动的开展，毛泽东把反对官僚主义斗争作为一项重要内容，指出：“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 〔4 〕 （P54 ）1953年1月，毛泽东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指示，提出“凡典型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事例，应在报纸上广为揭发。其违法情形严重者必须给以法律的制裁，如是党员必须执行党纪。” 〔5 〕 （P254 ）1956年4月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提出，“必须反对官僚主义，反对机构庞大。在一不死人、二不废事的条件下，我建议党政机构进行大精简，砍掉它三分之二。” 〔4 〕 （P280 ）
这一时期在反对官僚主义问题上，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人也有深刻的论述。1963年，周恩来专门写了《反对官僚主义》指出，“官僚主义是领导机关中最容易犯的一种政治病症”，“官僚主义是剥削阶级长期统治的遗产”， 〔6 〕 （P418 ）在我国有着肥沃的土壤，很容易侵入党和国家的肌体。邓小平也认为，官僚主义是过去人类历史上长时期剥削阶级统治的遗留物，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有深远的影响。因此，他强调克服官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斗争，绝不能松懈怠惰。
第三阶段：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
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以来，反对官僚主义进入新阶段。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没有简单地停留在对官僚主义的表面认识上，他进一步分析指出：“我们现在的官僚主义现象，除了同历史上的官僚主义有共同点以外，还有自己的特点，既不同于旧中国的官僚主义，也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官僚主义。它同我们长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有密切关系。” 〔7 〕 （P327-328 ）显而易见，邓小平认为党的国家机关中出现官僚主义现象，一是与历史传统文化有关，二是与我们过分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有关。因此，消除官僚主义主要通过两个手段来解决，一是进行思想教育，一是进行体制改革，而且后者更为重要。邓小平提出的官僚主义与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和过分集权的政治体制有关的思想，是对新时期反对官僚主义的新认识、新发展，我们只有深化体制改革，才能釜底抽薪，有效地克服官僚主义。
在这一时期，江泽民和胡锦涛对如何反对官僚主义提出了更加具体的措施，即：在坚持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反对因循守旧、不思进取的前提下，不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在政治作风上坚持清正廉洁，反对以权谋私；在组织路线上，坚持任人唯贤，反对用人上的不正之风。江泽民把反对官僚主义同反对形式主义紧密结合在一起，领导全党制定了“八个坚持，八个反对”，其中第五条就是“坚持密切联系群众，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官僚主义的本质和要害就在于脱离群众，脱离实际， 当官做老爷。江泽民领导全党采取许多措施，努力克服“官僚主义的顽症”。胡锦涛针对党内官僚主义的陋习指出：“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致使一些本来可以做好的事情没有做好，一些本来应该解决的问题久拖不决，一些本来可以缓解的矛盾进一步恶化。这些不良风气如不坚决刹住，势必严重削弱党员干部队伍的战斗力，势必损害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最终妨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顺利实现”。因此，胡锦涛多次强调，要切实加强党风政风建设，改进领导方式和领导方法，转变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坚决防止和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2011年4月，中宣部理论局组织选编出版的《论党的群众工作——重要论述摘编》，选编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同志关于党的群众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论述，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关于群众工作的思想内涵和基本精神，为反对官僚主义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二、科学划分官僚主义的两大类型
列宁曾经指出：“官僚是专干行政事务并在人民面前处于特权地位的一个特殊阶层。” 〔8 〕 （P103 ）这说明，官僚指的是在党和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队伍中，一些受到封建传统影响或利用体制弊端空隙，在从事行政事务过程中出现的种种脱离群众侵犯群众的现象以及利用手中权力追求特权利益的人。可以说，官僚的种种言行表现就构成官僚主义。
关于官僚主义的表现形态，周恩来总结为20种，即:“脱离领导、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强迫命令式的官僚主义”，“无头脑的、迷失方向的、事务主义的官僚主义”，“老爷式的官僚主义”，“不老实的官僚主义”，“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做官混饭吃的官僚主义”，“无能的官僚主义”，“糊涂无用的官僚主义”，“懒汉式的官僚主义”，“机关式的官僚主义”，“文牍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官僚主义”，“特殊化的官僚主义”，“摆官架子的官僚主义”，“自私自利的官僚主义”，“争名夺利的官僚主义”，“闹不团结的官僚主义”，“宗派性的官僚主义”，“蜕化变质的官僚主义”，“助长歪风邪气、纵容坏人坏事、打击报复、违法乱纪、压制民主、欺凌群众、直至敌我不分、害党害国走上非常危险道路的官僚主义”。 〔6 〕 （P418-422 ）周恩来把“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列为第一种，是因为它暴露了官僚主义的实质，它的致命要害是“把党和群众隔开了”。〔6 〕 （P418 ）邓小平也列举了新时期官僚主义的24种主要表现和危害：“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官话、思想僵化、墨守成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以至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瞒上欺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等。” 〔7 〕 （P327 ）邓小平指出，这些官僚主义无论在我们的内部事务中，或是在国际交往中，现在都已达到无法容忍的地步。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到，我党反对的官僚主义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工作作风、工作方式方面沾满官僚习气的官僚主义，如周恩来、邓小平指出的“事务主义的官僚主义”、“老爷式的官僚主义”、“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摆官架子的官僚主义”、“思想僵化”、“墨守成规”、“公文旅行”、“互相推诿”等；另一类是追求特权、贪污腐化的官僚主义，如周恩来、邓小平指出的“蜕化变质”、“违法乱纪”、“欺凌群众”、“徇私行贿”、“贪赃枉法”、“敌我不分”等。成为官僚主义的人，第一类是有着严重工作缺陷的官僚主义者，第二类是腐败变质、劣迹斑斑的官僚主义者。这两类官僚主义和官僚者，今天仍然存在。
关于第一类有着严重工作缺陷的官僚主义者的情况，以决策方面为例来说明。本来各级党委、政府和领导干部应该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做好决策的前瞻性、对策性研究，广泛听取党员、群众、基层干部的意见和建议，发挥咨询研究机构、专家学者、社会听证在决策过程中的作用。但是，在一些官僚主义者那里，却出现了“不民主、只集中”或者“让你民主走走过场、最后集中听我拍板”的现象。由于官僚主义者破坏民主集中制，导致了决策的严重失误。据披露，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大约两万多亿元的总投资中，因决策失误造成的浪费至少有1万亿元。 〔9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在“八五”期间投资的400多个全国重点项目中，2/3没有效益。仅1998年，就连续发生几起高达数十亿元的投资失误。“十五”期间，我国公共决策的失误每年估计达1000亿元人民币左右，其中516项由国债投资建设的项目中有136项未能按时完成，占到1/4。2006年国家审计署查明，仅10个中央企业决策失误的损失就高达145亿元。 〔10 〕又如，有关调研材料表明，在一些地方，由个别人拍板定案几乎成为一种不成文的决策规定。一些地方政府的决策在很大程度上还存在着“唯上论”的倾向，主要表现为围绕领导批示开展决策，围绕“政绩工程”或者“形象工程”开展决策，其中个别人决策的作用占了很大比例，有的地方或部门个人决策的比例大约占了50%~70%左右。官大的定了的事下面就必须做，即使决策错了，下属也不敢纠正，有谁敢对领导说“不”呢！这就助长了领导的专横和无所顾忌，导致了“拍脑袋决策、拍胸脯保证、拍屁股走人”的“三拍”干部的出现。
再以政绩方面为例。党的思想路线是实事求是。共产党的干部需要讲政绩，但政绩既不是靠作秀、耍花样“玩”出来的，也不是靠蛮干、霸道的作风“逼”出来的，一定是通过艰苦努力，靠实干精神、科学精神干出来的。取得政绩要光明磊落，才能经得起检验、流芳百世。 但是，在一些官僚主义者那里，政绩却成了弄虚作假的手段。一位在基层干过的乡长自述了所经历的政绩造假。他说：“我们乡1.9万人，农民占95%，人均耕地0.87亩，主要收入靠打工。农民平均每年可用现金是六七百元，可2006年上报的农民年人均纯收入是4600多元。这是为达到‘小康’考评标准，满足上级领导‘政治需要’而造假的结果。几年前，我们乡曾有一次报得比较实际，结果排名靠后，乡领导被县领导批得狗血淋头，第二年就只有壮着胆子虚报了。现在一些干部的精力主要用在讨上级欢心上，在办公室闭门造车、炮制成绩。这些具有官僚主义习气的干部，违背党的实事求是的原则，作风飘浮，使得党和政府的工作落实不下去，党心不顺，政令不通。” 〔11 〕
从第二类腐败变质、劣迹斑斑的官僚主义者的情况看，现阶段集中表现为贪污受贿、买官卖官。有些官僚主义腐败分子公开鼓吹腐朽的“权力发财观”。如广东省佛冈县原县长廖添财在一次中学开学典礼上大肆宣扬：你们（指学生）为什么要读书呢？读书就是为当官发财。当官就要当大官，当个科长有什么意思，要当县长、市长、省长，发财就要发大财。安徽省原定远县委书记陈兆丰受贿案是该省历年来受贿数额最大的一起县委书记职务犯罪案。陈兆丰利用乡镇换届、撤并乡镇、机关机构改革之际，大批调整干部。经查，向陈兆丰买官并如愿以偿的干部达110人，由此他获得贿款150万，每顶官帽平均价值一万多元。对于这类官僚主义的腐败分子，原中纪委副书记刘丽英曾将他们犯案的特点归结为八个方面:（1）串案、窝案、案中案明显增多，腐败分子结成利益同盟，呈现出明显的团伙性；（2）集政治蜕变、经济贪婪、生活腐化于一体；（3）吏治和司法腐败严重；（4）经济发展的热点领域往往成为腐败案件的高发区；（5）领导干部“傍”不法“大款”现象严重；（6）作案方式和手段诡秘，更具隐蔽性；（7）一些腐败分子向国外境外转移赃款赃物，涉案人员向外潜逃；（8）查处与反查处、腐蚀与反腐蚀斗争相当尖锐激烈。 〔12 〕
2011年，正值全国省、市、县、乡四级党委新一轮换届。为了保证换届工作平稳、健康、有序开展，中央纪委和中央组织部联合印发了《关于严肃换届纪律保证换届风清气正的通知》，其中明文规定：“严禁买官卖官。不准以谋取个人职务晋升、调任、转任、留任或者提高职级待遇等为目的，贿赂他人；不准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为他人谋取职务晋升、调任、转任、留任或者提高职级待遇等为目的，索取、收受或者变相索取、收受賄赂。严禁跑官要官。不准采取拉关系、走门子或者要挟等不正当手段，谋取职务或者职级待遇；不准封官许愿，或者为他人提拔调动说情、打招呼。”这些规定充分说明党和政府对当下官员变质、官德败坏的第二类官僚主义腐败分子的担忧警觉和坚决清除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