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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开展强制垃圾分类以来，上海的垃圾分类工作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仍然存在着不同空间区域垃圾分类执行成效不同的现象。研究发现，物质生活空间、社会空间和心理空间共同塑造着居民对城市空间的认知和自身在空间实践中的行为方式，最终影响着居民对垃圾分类的态度和行为方式。
[关键词]垃圾分类;空间;执行成效
一、研究问题与文献回顾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城市规模不断扩张的同时也带来城市垃圾总量的不断增加。“垃圾围城”困扰着每一个城市，为解决这一问题，早在2000年，原建设部就开始了将上海、南京等八个城市作为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尝试大范围推广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①，但效果一直不太理想。自中共十八大以来，生活垃圾分类受到党和国家越来越高的关注，逐渐被摆到了更加突出的位置。2016年12月26日，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上就已经强调，普遍推行垃圾分类制度是关系13亿多人生活环境改善，关系垃圾能不能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的重要工作。2018年4月10日上海市政府正式发布《上海市2018—2020年环境保护和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19年7月1日起被称为“史上最严”垃圾分类措施的《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下文简称《条例》）正式实施，上海市率先进入生活垃圾分类强制执行阶段，迈出了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由宣传倡导到强制执行的关键性一步。根据国家规划，2019年起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启动了生活垃圾分类工作，2025年底前将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在这一背景下，各城市开始逐步出台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的日程表，摸索了近20年的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事业正式进入一个全新的时期。
目前学界关于城市垃圾分类问题已经涌现出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1）描述性经验—对策研究，比如，我国学者吴晓林基于我国台湾地区和孙文君等学者基于日本的成功经验并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② ③。（2）基于治理理论对垃圾分类问题进行深层次的理论探索。学者们基于不同理论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垃圾分类这一议题。毕学成基于居民社区参与视角，探讨了城市垃圾分类治理在单中心治理模式下的困境，并提出应该发挥居民主体性作用 ④。王宗庆和徐畅以一个小区垃圾分类政策的执行过程为案例，揭示了治理共同体在政策执行的过程中得以建构，协同共治的社会治理有利于制度执行能力的增强 ⑤。还有学者通过定量数据的处理来分析社会资本对居民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 ⑥。
总的来说，目前学界对于城市垃圾分类这一议题的研究成果集中于城市生活垃圾分类进入强制执行之前，对于进入强制执行阶段的研究较少。上海在过去实行强制垃圾分类的两年中虽然取得了巨大成果，但笔者在调研中发现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存在着不同空间区域执行成效不同的现象：居民小区里的居民对垃圾分类的认知、行为已经逐渐改善，小区里的垃圾分类常态化机制逐渐形成。而相比于居民小区里的居民，一些住在靠近路边商住楼里的居民并没有养成垃圾分类的习惯。鉴于此，本文选择了空间理论将上海市居民小区与商住楼里的居民垃圾分类执行成效进行对比分析，企图揭示出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取得如此成效的内在逻辑和一些位于商业区的商住楼垃圾分类面临的内在困境，并尝试性提出一些建议。这对于上海市乃至全国垃圾分类政策该走向何方具有重要意义。
二、理论视角
“空间理論”是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基础上，以列斐伏尔、吉登斯等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围绕“空间”而阐发形成的“社会空间”理论。该理论自20世纪以来迸发出了旺盛的生命力，实现了从“空间中的生产”到“空间的生产”的转向 ⑦。 空间，作为万事万物的存在形式，既是人类实践展开的场域，亦是人类生命寄寓的处所，它具有多方面的社会意蕴 ⑧。在这里，空间的内涵不仅仅单纯指物质空间、地理空间，而是渗透着各种社会关系、社会生活及其变迁对物质空间的塑造。当代城市中“空间”在不断地被建构，社会空间应该是“物质”“精神”“社会”空间三者的有机统一 ⑨。人们生活在不同的空间中，空间塑造着人们的心理、习性和行为。所以，当同一政策在不同空间执行时，人们的反应会有所不同，政策的执行成效也会有所不同。鉴于此，本文选择空间理论对不同空间场域下垃圾分类政策执行成效何以不同进行分析。
三、案例呈现：不同城市空间垃圾分类执行现状
自2019年7月1日《条例》正式施行以来，上海进入全民垃圾分类时代已有两年。居民区生活垃圾分类达标率从《条例》实施前的15%提高到90%以上，单位分类达标率达到90%，大多数居民已养成自觉分类习惯 ⑩。但笔者在调研中发现，居民小区垃圾分类执行成效与商业体类似的空间区域存在着很大的不同。笔者通过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获取了云台一居民区、梅陇三村居民区和嘉定区X商业综合体（下文简称商业体）的第一手资料。
位于周家渡街道的云台一居民区成立于上世纪90年代，下辖3个自然小区，居民都是由杨思、荡里村等地块动迁而来。居民户数一共1602户，党员148人，其中积极参与生活垃圾分类推进工作的志愿者达到83人。云台一居民区是典型的老旧小区，2018年7月被选为首批试点垃圾分类的小区之一后，居民区党总支、居委会以“三会”为抓手，多次商议决定“不等、不靠、不观望”，成立了以党总支书记为组长，居委会主任为副组长，社工、业委会主任、物业经理、党员志愿者、社区骨干为组员的小区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工作小组。小区已有的党员督导队，不仅积极做好垃圾分类前期入户宣传和垃圾厢房值守工作，而且主动上门为小区孤老和身体不便的老人代投代分类垃圾。通过“三会”“党员议事厅”、睦邻点、党员大会等平台，辅之以电子屏、黑板报、公众微信号和睦邻公益集市等媒介，向居民普及各类垃圾分类的知识。
建于上世纪90年代的徐汇区凌云路街道梅陇三村是一个动迁安置小区，常住户数2369户，人口达6500人，小区环境脏乱不堪，曾是远近闻名的“垃圾村”。为了解决环境问题，梅陇三村从2010年开始进行垃圾分类，群众基础较为雄厚。其具有特色的社区自治组织“绿主妇”志愿者团队，将党组织力量与社区垃圾分类工作巧妙结合，使得梅陇三村逐渐由“垃圾三村”变为“花园三村”，成为上海市垃圾分类、绿色环保领域的标杆。 位于嘉定区的X商业体，商住楼底层大多作为商业使用，其余为住宅使用，大约800多户，多为年轻人租住使用。商住楼与路之间没有围墙阻隔，绿化面积较少，商铺与居民共用一个垃圾房。笔者在调研中发现，居住在这里的主要以白领租客为主，晚上很晚才下班回来，很多租客并没有选择在定时的时间段内投放垃圾，而是选择在晚上垃圾房关闭之后，将没有进行垃圾分类的垃圾投放在垃圾桶里或丢在垃圾桶旁边，每天早上垃圾房外面堆满了垃圾。在与保洁人员进行交谈的过程中得知，保洁人员之所以在晚上已经过了定时投放时间把垃圾桶推出来实属无奈。“如果不把垃圾桶推出来，第二天早上垃圾就在这里堆成山了，湿垃圾流在地上我们更难打扫。”保洁人员说。保洁人员第二天早上很早就要起来对干湿垃圾进行分类，无形之中加大了许多工作量。即使是定时时间段内，与普通居民小区相比，商住楼里的垃圾分类仍然做得不够好，干湿垃圾分类不够彻底现象较多，需要保洁人员帮忙进行二次分 拣。
四、案例比较分析：城市空间对垃圾分类执行成效的作用机理
通过案例可以发现，在上海市全面展开垃圾分类的两年中，居民小区里的居民绝大多数已经养成了良好的垃圾分类习惯，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能够做到正确的垃圾分类。而位于开放地带商住楼里的垃圾分类成效并不尽如人意。针对这一现象，本研究将从空间理论视角，从物质生活空间、社会空间和精神（心理）空间三个维度对云台一、梅陇三村为代表的居民区和X商业体为代表的空间区域进行对比分析。
1. 物质生活空间区别
云台一、梅陇三村两个居民区属于普通的住宅小区，都是封闭小区，里面有完整的配套基础设施，绿化面积较大。小区内的公共区域经常有大人带着小孩玩，一些老人经常在公共区域打牌、聊天等。住宅小区里的很多居民是上海本地人和一些在上海打拼多年的新上海人。而与之相比的X商业体里的商住楼位于地铁口附近，楼与路之间没有围墙阻隔，绿化面积较少。商住楼底层被用来做健身房、宠物店和小型超市等一些商业用途，楼上住宅的主力面积是38-55平方米的复式公寓。小区楼下有小吃一条街、物美超市、KTV等。居住在这里的大多数是年轻人，这些年轻人大多早上上班，晚上很晚回来，各自过着朝九晚五与邻居互不打扰的生活。大多数租住在这里的人居住时间往往不是很长，会随着工作地点变动，人口流动非常频繁，特别是一些刚从外地来的人，他们之前所在的地方并没有像上海这样重视垃圾分类，长期养成的不分类习惯再加上本身对垃圾分类的意义、具体分类标准都不是很清楚，在累了一天，自己休息时间又与定时投放时间不一致的情况下，他们常常选择在晚上投放垃圾。概而言之，与居民小区相比，X商业体居民的居住空间条件和居住方式影响着居民与自己所居住空间的融入，使他们无法找到在上海这座城市当中的归属感，也影响着他们对垃圾分类的认知和行为。
2. 社会空间区别
X商业体里的居民所在的生活环境并没有给大家提供可以交流、娱乐的生活空间。即使是休息时间大家也是关起门过着自己的生活，彼此之间不熟悉，社会关联度较低 ！1。而与之相比的两个居民小区，居民居住在小区里多年，彼此之间很熟悉。小区里的公共区域较多，经常会有大人带着小孩玩耍，老年人聚在一起聊天。很多居民闲暇时间相约一起跳广场舞、唱歌等。梅陇三村由刚开始10名家庭主妇自发组成了“绿主妇、我当家”的行动小组，到目前“绿主妇”志愿团队逐渐在壮大;云台一居民区党员较多，很早就成立了党员志愿团队，依靠“三会”“党员议事厅”、睦邻点、党员大會等平台把大家组织起来。概而言之，与X商业体里的居民相比，居民小区里的文化生活空间把大家联系在了一起，居民之间社会关联度更高、自组织力更强。
整体而言，现代城市社区虽然逐渐步入陌生人社会，但社区内部的居民之间并未完全处于隔离状态 ！2。居民都有机会加入到文化生活空间中认识新的居民，彼此建立起“熟人”关系。上述两个居民小区刚开始推行垃圾分类的时候面临的阻力很大，但都通过“熟人”关系巧妙地破解了这一难题。比如，云台一居民区的党员和居民志愿者主动上门和在垃圾房旁给居民普及垃圾分类常识，动员居民进行垃圾分类;梅陇三村依靠“绿主妇”志愿团队动员居民进行垃圾分类。这些党员和居民志愿者大都和居民很熟悉，碍于“人情关系”，在“熟人”的劝说下，未参与垃圾分类的居民很容易对垃圾分类产生认同，进而逐渐参与到社区垃圾分类的相关活动 ！3。垃圾分类逐渐成了社区主流观念，居民围绕垃圾分类开展各种集体活动。在居民志愿者的带动下，参与垃圾分类的居民还能够主动监督社区中未进行垃圾分类的居民。而居住在X商业体里的居民由于没有文化生活空间，彼此之间没有交集，很难组织起来参加集体活动。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就有居民不进行垃圾分类，制约着垃圾分类的执行成效。
3. 精神（心理）空间区别
X商业体的物质生活空间环境、社会空间以及居民的居住方式都决定了居民很难对上海这座城市和自己居住的这片空间区域产生归属感，他们并没有把这里当作自己的家。所以，在他们心中离开了自己的一间小屋子，其他地方的环境与自己关系并不是很大，他们也不能很直观切身地感受到环境与自己利益的关系。而上述两个居住小区本身是封闭小区，很多居民常年居住在这里，早已经把小区当成自己的家，小区里环境的好坏与自己的利益也存在着关系。比如，调研中梅陇三村居委会书记提到：“我们小区绿化好、环境好，小区里的房价自然比其他小区高，房价涨了居民也开心。”在上海全面展开垃圾分类的两年中，垃圾分类成为了一种新时尚，上海人常常引以为豪。所以，早已把上海和自己所在的居住小区当作家的居民，更容易认同垃圾分类的意义，积极主动地行动起来爱护自己的家园。
五、结论及建议
在上海进入强制垃圾分类两年的时间里，存在着不同空间区域垃圾分类执行成效有所不同的现象。本文基于空间理论将云台一、梅陇三村为代表的居民小区与X商业体为代表的开放空间区域进行对比分析，进一步揭示了地理位置方便的商业体这一空间区域垃圾分类执行成效不如居民小区的内在逻辑。物质生活空间、社会空间、精神（心理）空间三个方面共同塑造着居民对城市空间的认知和自身在空间实践中的行为方式，最终影响着居民对垃圾分类的态度和行为方式。商业体里的商住楼居民所处的居住空间条件和居住方式以及文化生活空间的缺失，都在影响着居民在心理层面上对于上海和自己居住空间的认知和归属感，进而影响着居民对于垃圾分类意义的认知和自身的行为方式。 在上海垃圾分类工作逐渐走向常态化、规范化和科学化的过程中，针对X商业体为代表的开放空间区域垃圾分类政策执行过程中所面临的内在困境，还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完善：第一，通过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不断宣传垃圾分类的重要意义，形成全民垃圾分类的社会环境，培养居民垃圾分类的意识，促进居民行动自觉性的形成。上海作为超大型城市，流动人口较多，很多外来人员来上海之前并没有养成良好的垃圾分类习惯，可以以单位为突破口使外来人员尽快了解垃圾分类的意义、标准等内容。第二，从物质生活空间思考，公共区域需要营造家的氛围，增进城市的温馨感，强化居民“主人翁”意识。从社会空间思考，需要打造居民可以交流的文化生活空间，开展组织化的社会交往活动，从而打开邻里交往的壁垒。通过加强教育引导，提高居民参与垃圾分类的意识和能力。第三，“科技+管理”新模式推动垃圾分类工作向智慧化、精细化迈进。目前许多小区垃圾房虽然装上了摄像头，但大多数形同虚设，并没有起到监督作用。未来需要借助科技在垃圾分类场景的运用，方便管理者进行管理，为基层一线工作人员增能减负。
注釋：
①陈阿江、吴金芳：《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处置的困境与出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2、13页。
②吴晓林、邓聪慧：《城市垃圾分类何以成功？——来自台北市的案例研究》，《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
③孙文君：《日本生活垃圾源头减量的政策经验及启示》，《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
④毕学成：《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困境与摆脱：基于居民社区参与视角》，《宁夏社会科学》2020年第4期。
⑤王诗宗、徐畅：《社会机制在城市社区垃圾分类政策执行中的作用研究》，《中国行政管理》2020年第5期。
⑥韩洪云、张志坚、朋文欢：《社会资本对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机理分析》，《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
⑦崔宝琛、彭华民：《空间重构视角下“村改居”社区治理》，《甘肃社会科学》2020年第3期。
⑧胡潇：《空间的社会逻辑——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空间理论的思考》，《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
⑨刘启营：《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从嵌入到契合——基于空间理论的视角》，《理论月刊》2015第11期。
⑩《上海垃圾分类一周年：居民区达标率由15%提至90%以上》， 2020年7月2日，http：//k.sina.com.cn/article_5787187353_158f17899020012dpo.html.
！1贺雪峰、仝志辉：《论村庄社会关联——兼论村庄秩序的社会基础》，《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
！2李宽：《城市社区共同体的生成机理：从陌生人到熟人》，《重庆社会科学》2016年第5期。
！3翟学伟：《面子、人情、关系网》，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23页。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校
（责任编辑 矫海霞）
[关键词]垃圾分类;空间;执行成效
一、研究问题与文献回顾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城市规模不断扩张的同时也带来城市垃圾总量的不断增加。“垃圾围城”困扰着每一个城市，为解决这一问题，早在2000年，原建设部就开始了将上海、南京等八个城市作为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尝试大范围推广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①，但效果一直不太理想。自中共十八大以来，生活垃圾分类受到党和国家越来越高的关注，逐渐被摆到了更加突出的位置。2016年12月26日，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上就已经强调，普遍推行垃圾分类制度是关系13亿多人生活环境改善，关系垃圾能不能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的重要工作。2018年4月10日上海市政府正式发布《上海市2018—2020年环境保护和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19年7月1日起被称为“史上最严”垃圾分类措施的《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下文简称《条例》）正式实施，上海市率先进入生活垃圾分类强制执行阶段，迈出了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由宣传倡导到强制执行的关键性一步。根据国家规划，2019年起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启动了生活垃圾分类工作，2025年底前将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在这一背景下，各城市开始逐步出台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的日程表，摸索了近20年的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事业正式进入一个全新的时期。
目前学界关于城市垃圾分类问题已经涌现出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1）描述性经验—对策研究，比如，我国学者吴晓林基于我国台湾地区和孙文君等学者基于日本的成功经验并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② ③。（2）基于治理理论对垃圾分类问题进行深层次的理论探索。学者们基于不同理论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垃圾分类这一议题。毕学成基于居民社区参与视角，探讨了城市垃圾分类治理在单中心治理模式下的困境，并提出应该发挥居民主体性作用 ④。王宗庆和徐畅以一个小区垃圾分类政策的执行过程为案例，揭示了治理共同体在政策执行的过程中得以建构，协同共治的社会治理有利于制度执行能力的增强 ⑤。还有学者通过定量数据的处理来分析社会资本对居民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 ⑥。
总的来说，目前学界对于城市垃圾分类这一议题的研究成果集中于城市生活垃圾分类进入强制执行之前，对于进入强制执行阶段的研究较少。上海在过去实行强制垃圾分类的两年中虽然取得了巨大成果，但笔者在调研中发现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存在着不同空间区域执行成效不同的现象：居民小区里的居民对垃圾分类的认知、行为已经逐渐改善，小区里的垃圾分类常态化机制逐渐形成。而相比于居民小区里的居民，一些住在靠近路边商住楼里的居民并没有养成垃圾分类的习惯。鉴于此，本文选择了空间理论将上海市居民小区与商住楼里的居民垃圾分类执行成效进行对比分析，企图揭示出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取得如此成效的内在逻辑和一些位于商业区的商住楼垃圾分类面临的内在困境，并尝试性提出一些建议。这对于上海市乃至全国垃圾分类政策该走向何方具有重要意义。
二、理论视角
“空间理論”是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基础上，以列斐伏尔、吉登斯等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围绕“空间”而阐发形成的“社会空间”理论。该理论自20世纪以来迸发出了旺盛的生命力，实现了从“空间中的生产”到“空间的生产”的转向 ⑦。 空间，作为万事万物的存在形式，既是人类实践展开的场域，亦是人类生命寄寓的处所，它具有多方面的社会意蕴 ⑧。在这里，空间的内涵不仅仅单纯指物质空间、地理空间，而是渗透着各种社会关系、社会生活及其变迁对物质空间的塑造。当代城市中“空间”在不断地被建构，社会空间应该是“物质”“精神”“社会”空间三者的有机统一 ⑨。人们生活在不同的空间中，空间塑造着人们的心理、习性和行为。所以，当同一政策在不同空间执行时，人们的反应会有所不同，政策的执行成效也会有所不同。鉴于此，本文选择空间理论对不同空间场域下垃圾分类政策执行成效何以不同进行分析。
三、案例呈现：不同城市空间垃圾分类执行现状
自2019年7月1日《条例》正式施行以来，上海进入全民垃圾分类时代已有两年。居民区生活垃圾分类达标率从《条例》实施前的15%提高到90%以上，单位分类达标率达到90%，大多数居民已养成自觉分类习惯 ⑩。但笔者在调研中发现，居民小区垃圾分类执行成效与商业体类似的空间区域存在着很大的不同。笔者通过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获取了云台一居民区、梅陇三村居民区和嘉定区X商业综合体（下文简称商业体）的第一手资料。
位于周家渡街道的云台一居民区成立于上世纪90年代，下辖3个自然小区，居民都是由杨思、荡里村等地块动迁而来。居民户数一共1602户，党员148人，其中积极参与生活垃圾分类推进工作的志愿者达到83人。云台一居民区是典型的老旧小区，2018年7月被选为首批试点垃圾分类的小区之一后，居民区党总支、居委会以“三会”为抓手，多次商议决定“不等、不靠、不观望”，成立了以党总支书记为组长，居委会主任为副组长，社工、业委会主任、物业经理、党员志愿者、社区骨干为组员的小区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工作小组。小区已有的党员督导队，不仅积极做好垃圾分类前期入户宣传和垃圾厢房值守工作，而且主动上门为小区孤老和身体不便的老人代投代分类垃圾。通过“三会”“党员议事厅”、睦邻点、党员大会等平台，辅之以电子屏、黑板报、公众微信号和睦邻公益集市等媒介，向居民普及各类垃圾分类的知识。
建于上世纪90年代的徐汇区凌云路街道梅陇三村是一个动迁安置小区，常住户数2369户，人口达6500人，小区环境脏乱不堪，曾是远近闻名的“垃圾村”。为了解决环境问题，梅陇三村从2010年开始进行垃圾分类，群众基础较为雄厚。其具有特色的社区自治组织“绿主妇”志愿者团队，将党组织力量与社区垃圾分类工作巧妙结合，使得梅陇三村逐渐由“垃圾三村”变为“花园三村”，成为上海市垃圾分类、绿色环保领域的标杆。 位于嘉定区的X商业体，商住楼底层大多作为商业使用，其余为住宅使用，大约800多户，多为年轻人租住使用。商住楼与路之间没有围墙阻隔，绿化面积较少，商铺与居民共用一个垃圾房。笔者在调研中发现，居住在这里的主要以白领租客为主，晚上很晚才下班回来，很多租客并没有选择在定时的时间段内投放垃圾，而是选择在晚上垃圾房关闭之后，将没有进行垃圾分类的垃圾投放在垃圾桶里或丢在垃圾桶旁边，每天早上垃圾房外面堆满了垃圾。在与保洁人员进行交谈的过程中得知，保洁人员之所以在晚上已经过了定时投放时间把垃圾桶推出来实属无奈。“如果不把垃圾桶推出来，第二天早上垃圾就在这里堆成山了，湿垃圾流在地上我们更难打扫。”保洁人员说。保洁人员第二天早上很早就要起来对干湿垃圾进行分类，无形之中加大了许多工作量。即使是定时时间段内，与普通居民小区相比，商住楼里的垃圾分类仍然做得不够好，干湿垃圾分类不够彻底现象较多，需要保洁人员帮忙进行二次分 拣。
四、案例比较分析：城市空间对垃圾分类执行成效的作用机理
通过案例可以发现，在上海市全面展开垃圾分类的两年中，居民小区里的居民绝大多数已经养成了良好的垃圾分类习惯，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能够做到正确的垃圾分类。而位于开放地带商住楼里的垃圾分类成效并不尽如人意。针对这一现象，本研究将从空间理论视角，从物质生活空间、社会空间和精神（心理）空间三个维度对云台一、梅陇三村为代表的居民区和X商业体为代表的空间区域进行对比分析。
1. 物质生活空间区别
云台一、梅陇三村两个居民区属于普通的住宅小区，都是封闭小区，里面有完整的配套基础设施，绿化面积较大。小区内的公共区域经常有大人带着小孩玩，一些老人经常在公共区域打牌、聊天等。住宅小区里的很多居民是上海本地人和一些在上海打拼多年的新上海人。而与之相比的X商业体里的商住楼位于地铁口附近，楼与路之间没有围墙阻隔，绿化面积较少。商住楼底层被用来做健身房、宠物店和小型超市等一些商业用途，楼上住宅的主力面积是38-55平方米的复式公寓。小区楼下有小吃一条街、物美超市、KTV等。居住在这里的大多数是年轻人，这些年轻人大多早上上班，晚上很晚回来，各自过着朝九晚五与邻居互不打扰的生活。大多数租住在这里的人居住时间往往不是很长，会随着工作地点变动，人口流动非常频繁，特别是一些刚从外地来的人，他们之前所在的地方并没有像上海这样重视垃圾分类，长期养成的不分类习惯再加上本身对垃圾分类的意义、具体分类标准都不是很清楚，在累了一天，自己休息时间又与定时投放时间不一致的情况下，他们常常选择在晚上投放垃圾。概而言之，与居民小区相比，X商业体居民的居住空间条件和居住方式影响着居民与自己所居住空间的融入，使他们无法找到在上海这座城市当中的归属感，也影响着他们对垃圾分类的认知和行为。
2. 社会空间区别
X商业体里的居民所在的生活环境并没有给大家提供可以交流、娱乐的生活空间。即使是休息时间大家也是关起门过着自己的生活，彼此之间不熟悉，社会关联度较低 ！1。而与之相比的两个居民小区，居民居住在小区里多年，彼此之间很熟悉。小区里的公共区域较多，经常会有大人带着小孩玩耍，老年人聚在一起聊天。很多居民闲暇时间相约一起跳广场舞、唱歌等。梅陇三村由刚开始10名家庭主妇自发组成了“绿主妇、我当家”的行动小组，到目前“绿主妇”志愿团队逐渐在壮大;云台一居民区党员较多，很早就成立了党员志愿团队，依靠“三会”“党员议事厅”、睦邻点、党员大會等平台把大家组织起来。概而言之，与X商业体里的居民相比，居民小区里的文化生活空间把大家联系在了一起，居民之间社会关联度更高、自组织力更强。
整体而言，现代城市社区虽然逐渐步入陌生人社会，但社区内部的居民之间并未完全处于隔离状态 ！2。居民都有机会加入到文化生活空间中认识新的居民，彼此建立起“熟人”关系。上述两个居民小区刚开始推行垃圾分类的时候面临的阻力很大，但都通过“熟人”关系巧妙地破解了这一难题。比如，云台一居民区的党员和居民志愿者主动上门和在垃圾房旁给居民普及垃圾分类常识，动员居民进行垃圾分类;梅陇三村依靠“绿主妇”志愿团队动员居民进行垃圾分类。这些党员和居民志愿者大都和居民很熟悉，碍于“人情关系”，在“熟人”的劝说下，未参与垃圾分类的居民很容易对垃圾分类产生认同，进而逐渐参与到社区垃圾分类的相关活动 ！3。垃圾分类逐渐成了社区主流观念，居民围绕垃圾分类开展各种集体活动。在居民志愿者的带动下，参与垃圾分类的居民还能够主动监督社区中未进行垃圾分类的居民。而居住在X商业体里的居民由于没有文化生活空间，彼此之间没有交集，很难组织起来参加集体活动。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就有居民不进行垃圾分类，制约着垃圾分类的执行成效。
3. 精神（心理）空间区别
X商业体的物质生活空间环境、社会空间以及居民的居住方式都决定了居民很难对上海这座城市和自己居住的这片空间区域产生归属感，他们并没有把这里当作自己的家。所以，在他们心中离开了自己的一间小屋子，其他地方的环境与自己关系并不是很大，他们也不能很直观切身地感受到环境与自己利益的关系。而上述两个居住小区本身是封闭小区，很多居民常年居住在这里，早已经把小区当成自己的家，小区里环境的好坏与自己的利益也存在着关系。比如，调研中梅陇三村居委会书记提到：“我们小区绿化好、环境好，小区里的房价自然比其他小区高，房价涨了居民也开心。”在上海全面展开垃圾分类的两年中，垃圾分类成为了一种新时尚，上海人常常引以为豪。所以，早已把上海和自己所在的居住小区当作家的居民，更容易认同垃圾分类的意义，积极主动地行动起来爱护自己的家园。
五、结论及建议
在上海进入强制垃圾分类两年的时间里，存在着不同空间区域垃圾分类执行成效有所不同的现象。本文基于空间理论将云台一、梅陇三村为代表的居民小区与X商业体为代表的开放空间区域进行对比分析，进一步揭示了地理位置方便的商业体这一空间区域垃圾分类执行成效不如居民小区的内在逻辑。物质生活空间、社会空间、精神（心理）空间三个方面共同塑造着居民对城市空间的认知和自身在空间实践中的行为方式，最终影响着居民对垃圾分类的态度和行为方式。商业体里的商住楼居民所处的居住空间条件和居住方式以及文化生活空间的缺失，都在影响着居民在心理层面上对于上海和自己居住空间的认知和归属感，进而影响着居民对于垃圾分类意义的认知和自身的行为方式。 在上海垃圾分类工作逐渐走向常态化、规范化和科学化的过程中，针对X商业体为代表的开放空间区域垃圾分类政策执行过程中所面临的内在困境，还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完善：第一，通过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不断宣传垃圾分类的重要意义，形成全民垃圾分类的社会环境，培养居民垃圾分类的意识，促进居民行动自觉性的形成。上海作为超大型城市，流动人口较多，很多外来人员来上海之前并没有养成良好的垃圾分类习惯，可以以单位为突破口使外来人员尽快了解垃圾分类的意义、标准等内容。第二，从物质生活空间思考，公共区域需要营造家的氛围，增进城市的温馨感，强化居民“主人翁”意识。从社会空间思考，需要打造居民可以交流的文化生活空间，开展组织化的社会交往活动，从而打开邻里交往的壁垒。通过加强教育引导，提高居民参与垃圾分类的意识和能力。第三，“科技+管理”新模式推动垃圾分类工作向智慧化、精细化迈进。目前许多小区垃圾房虽然装上了摄像头，但大多数形同虚设，并没有起到监督作用。未来需要借助科技在垃圾分类场景的运用，方便管理者进行管理，为基层一线工作人员增能减负。
注釋：
①陈阿江、吴金芳：《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处置的困境与出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2、13页。
②吴晓林、邓聪慧：《城市垃圾分类何以成功？——来自台北市的案例研究》，《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
③孙文君：《日本生活垃圾源头减量的政策经验及启示》，《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
④毕学成：《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困境与摆脱：基于居民社区参与视角》，《宁夏社会科学》2020年第4期。
⑤王诗宗、徐畅：《社会机制在城市社区垃圾分类政策执行中的作用研究》，《中国行政管理》2020年第5期。
⑥韩洪云、张志坚、朋文欢：《社会资本对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机理分析》，《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
⑦崔宝琛、彭华民：《空间重构视角下“村改居”社区治理》，《甘肃社会科学》2020年第3期。
⑧胡潇：《空间的社会逻辑——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空间理论的思考》，《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
⑨刘启营：《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从嵌入到契合——基于空间理论的视角》，《理论月刊》2015第11期。
⑩《上海垃圾分类一周年：居民区达标率由15%提至90%以上》， 2020年7月2日，http：//k.sina.com.cn/article_5787187353_158f17899020012dpo.html.
！1贺雪峰、仝志辉：《论村庄社会关联——兼论村庄秩序的社会基础》，《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
！2李宽：《城市社区共同体的生成机理：从陌生人到熟人》，《重庆社会科学》2016年第5期。
！3翟学伟：《面子、人情、关系网》，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23页。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校
（责任编辑 矫海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