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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过许多职务和称呼,然而他最喜欢叫他“吴大夫”或“吴医生”。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家庭殷实的他从医的理由却是为了生活,为了吃饭。由于精湛的手术技术,在美国留学时落下了一个“三只手”的荣誉称号。
精神矍铄,思维敏捷,温文儒雅,慈祥亲切。说到兴头上,他会孩子艘地开心大笑;谈到辛酸事,却是声音哽咽。
2003年3月,年事已高的他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职位上退下来,本应享乐晚年,但因不少社会活动来找他,使他常常不得清闲。很少有人知道,这位新中国泌尿外科的学术带头人,自己可以说也是一个病人。早在1939年,他就摘除了左肾,只靠右肾支撑,尽他的医生职责。他说:“我现在还是医生,找我看病的人还是很多,治病毕竟是我的职业。”可以说,吴阶平所有的“传奇”都被医生这一职业所涵盖。
吴阶平出生在人文荟萃的“齐梁故里”——江苏常州城的一个殷实之家。父亲为他取名泰然,号阶平(后来一直以号代名),希望自己的孩子走一条逢山有路的平坦人生。
如果从16岁人北平燕京大学医预科算起,吴阶平可谓把一辈子的生命交给了他所热爱的医学事业。他很坦率地说:“我从来没有想过不做医生而去从事其他职业,我很早就决定做医生。”
然而,当初吴阶平刚进北平协和医学院时并没有显示出一代名医的征兆。相反,直到读完二年级,他仍对学习的兴趣不大,从不注意分数,始终是个中等分数的学生。当上了本科三年级时,他突然意识到,再过一年就要做实习医生,而自己还完全没有做医生的本领,如何谈得上做好医生呢?于是,吴阶平产生了学本领的强烈愿望。在三年级,他很快成为班上的两名优秀生之一,曾担任过学生会主席,显示出团结群众的能力和应变的口才。1941年6月,吴阶平以优异的成绩,被评为“学生司仪”,按照协和历届传统,姓名镌入荣誉金牌。
1947年,吴阶平经著名泌尿科专家、归国华侨谢元甫教授推荐,赴美国芝加哥大学进修。师从现代胂瘤内分泌奠基人哈金斯教授。第二年年底,在进修即将结束时,哈金斯非常希望吴阶平能留下为自己主持临床工作,自己可以集中精力专门搞研究。哈金斯在学生面前铺开了芝加哥大学医院开始兴建的科研大楼蓝图:“这是你将来的实验室,这是办公室。我可以把你的家眷都接来。”然而,吴阶平却婉言谢绝了。
吴阶平一生在医学科学界担任过的头衔有多少?他自己也未曾数过。记者粗略地统计了一下,大约有30多个。头衔虽多,但他却不为头衔所累。他只是认认真真地做着一个医生、一个好医生,正如他从医之初一样。即使后来身居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高位,找他看病的人依旧络绎不绝。
神采奕奕,工作效率高,生活节奏快。这是吴阶平给身边人的印象。很少人知道他曾动过大小手术六次,住院治病先后达12次。身上的手术刀疤加起来,足有两尺长。据了解,至今为了控制高血压和十二指肠溃疡必须按时服药。正因为如此,他深刻体会病人的痛苦、家属的心情。他认为医生除了专业知识,还要懂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临床工作要以高尚的医德、精湛的医术为基础;而且还要有服务的艺术,医生要善于发挥病人的积极性,取得家属的合作,以提高治疗效果。
吴阶平先后在北京医学院、北京第二医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首都医科大学、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等高校任教。最令人称奇的是,在经历“文化大革命”漫长的磨难与沧桑之后,不少知识分子都伤痕累累,但是吴阶平却从来没有受到过揪斗。谈到其中的原因,吴阶平的回答十分玄妙:“我看没有什么别的道理,就是凭良心办事。凡是对的我就支持。至于不对的,那就要看情况了。有的反对,有的就不支持。这个要有个区别,不能一概而论。”
新中国成立以后,吴阶平为许多国家领导人看过病,这给他的生活笼罩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他曾先后做过江青、康生、林彪等人的保健医生。这无疑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凭着冷静的头脑和机敏的反应能力,吴阶平渡过了一个又—个危险的难关。
几十年来,吴阶平所获的奖励不计其数,可谓“获奖专业户”。仅临床科研方面,他已七次荣获全国科学技术奖。1984年,他获得了巴黎红宝石荣誉奖童,1987年又获巴黎红宝石最高荣誉奖。然而,当原北京医科大学向他颁发首届“伯乐奖”时,他说:“我平生获得的奖励不止一种,但我最看重的是这‘伯乐奖’。”
吴阶平创立了中国第一个独立完整的泌尿外科,培养了中国好几代泌尿外科医生。他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不断开拓的探索者,也是广栽桃李、识拔英才的医学“伯乐”。他的学生郭应禄说:“现在中国泌尿外科界的骨干力量,几乎都是吴老师培养起来的。”他回忆道:“1976年我动手术,等完成麻醉睁眼一看,他已经站在我的病房里。2000年初,我摔了一跤,脸上血管破了,紫得跟茄子似的。不好意思见人,就住到了方庄我孩子家。那时吴老师住在北太平庄,听说了就去方庄看我。我们家电铃可能接触不良,摁了后不响。吴老师见里面没反应,以为我在睡觉,就没继续摁下去,愣在门口等了好半天再摁第二次。老人身为副委员长,当时已经八十三了,跑了老远又爬楼梯……后来医院开干部会时,我就感慨:如果我们的干部都像吴老师一样对待底下人,那还有什么不团结?谁还有怨气呢?”
吴阶平不仅是一位医学家、教育学家,还是一位社会活动家,曾有人称他为“中国‘医疗外交’中的特殊‘大使”’。他出任过九三学社中央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等职务,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先后80余次。很多年过去了,当年的“吴大夫”,后来成为一位国家领导人,他将周总理的人格品德作为自己学习的目标,作为自己做人的尺度和言行的标准,努力地从事着周总理奋斗一生的事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期间,他除了参与立法还要进行执法检查、监督,每年都要到不同的省市区检查法律的执行情况,以及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情况,及时地收集信息、反馈情况或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不论是在手术台上,还是政治舞台上,吴阶平都是出色的。
如今,吴阶平不顾老之已至,依然跃动一颗火红的心,仍在不倦地奋斗着。生活中的他,没有业余时间,每天上、下午和晚上三个单元,始终在忙。他始终牢记自己是救死扶伤、治病救人的医生,而一视同仁地对待上至国家领导下至普通群众无论是哪种身份的患者。他十分重视来自国内外素不相识的病人的求医信,每信必亲笔做答,而且当日事当日毕,绝不过夜。
在用脑和体力活动上存在着极大反差,吴阶平承认这个事实。前者是超负荷,后者少到极限。他没有给自己躯体的有形活动留什么时间。上大学的时候本来就对京戏很感兴趣,生、旦、净、丑都懂些,闲时不忘哼上几句。如今连这一点也割爱了,也舍不得花些时间多看会儿电视。朋友送他一架锻炼身体用的固定脚踏车,使用率极低。
其实,早在协和念书时,吴阶平的乒乓球、羽毛球、网球、桥牌就玩得一般的同学难以匹敌。他的桥牌水平可属上乘,当年,他编写了“桥牌入门”之类的手册指导不会打牌的同学。事业有成的吴阶平公务繁忙,便把对体育的爱好转化为对体育节目的爱好,收听每天早晨的体育新闻节目,是他每天必做的“功课”。不过,他生活很有规律,早晨一般尽可能做做广播操,外出散散步。他说:“我特别喜欢看体育比赛的节目。体育节目竞争性强,可以使人精神振奋。”
当然,尽管很忙,他还是要抽出时间进行重要的个人交往,亲情、友情会给他精神上极大的慰藉。兄弟姐妹之间时有走动,更多的是电话问候。
周恩来总理逝世后,邓颖超曾亲自到吴家串门,春暖花开时节总要邀吴阶平一家到西花厅赏花叙旧。一次,邓大姐深情地对昊阶平的夫人高睿说:“吴大夫为党为人民做出了特殊贡献,他是咱们的国宝,你可得好好照顾他,不然我要批评你呀!”作为“国宝”夫人,高睿深感任务重大,想方设法为吴阶平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丈夫日夜操劳,他忙得太辛苦了,有时连散散步的时间也难留下,她只好每天清早催促昊阶平下楼到院子里转上十几分钟,舒展一下胳膊腿,呼吸点新鲜空气。
在饮食上,吴阶平主张“要粗细粮皆吃,荤素搭配,不挑食、过食”,他不抽烟、不喝酒;起居上,定时有规律,尽可能保持“生物钟”的运行。
谈话中,吴阶平仿佛多是微笑着。九十多岁的人了,可是你偶尔却可以在他的眼神里面,捕捉到顽皮孩童的淘气和纯真。
人生难得老来忙。忙,被吴阶平视为十分正常现象,有的报刊请他谈养生之道,他总是特别推崇这个“忙”字。他认为,生命在于运动,动,非常重要,有两个方面——躯体要动,脑子要动,尤其是后者,人老了脑子更不能停下,忙本身就可以帮助人们加强脑力活动。当然,他主张忙应该适当,要量力,忙不是累。对于老来忙,他有理有据地坚持着。
他告诫退休的老人,不要完全闲下来,要继续接触外界,联系社会,还要适当训练脑体、思考问题,这是维持健康体格的重要条件。他身材不很高大,却透着博大深沉的气质;给人印象最深的是那双眼睛,蕴蓄着追索和求实,闪烁着睿哲和刚毅。半个多世纪的不倦奉献写下了多彩记录的吴阶平,心理年龄远远小于他的生理年龄,他依然脚步停不住,脑子歇不下……
精神矍铄,思维敏捷,温文儒雅,慈祥亲切。说到兴头上,他会孩子艘地开心大笑;谈到辛酸事,却是声音哽咽。
2003年3月,年事已高的他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职位上退下来,本应享乐晚年,但因不少社会活动来找他,使他常常不得清闲。很少有人知道,这位新中国泌尿外科的学术带头人,自己可以说也是一个病人。早在1939年,他就摘除了左肾,只靠右肾支撑,尽他的医生职责。他说:“我现在还是医生,找我看病的人还是很多,治病毕竟是我的职业。”可以说,吴阶平所有的“传奇”都被医生这一职业所涵盖。
吴阶平出生在人文荟萃的“齐梁故里”——江苏常州城的一个殷实之家。父亲为他取名泰然,号阶平(后来一直以号代名),希望自己的孩子走一条逢山有路的平坦人生。
如果从16岁人北平燕京大学医预科算起,吴阶平可谓把一辈子的生命交给了他所热爱的医学事业。他很坦率地说:“我从来没有想过不做医生而去从事其他职业,我很早就决定做医生。”
然而,当初吴阶平刚进北平协和医学院时并没有显示出一代名医的征兆。相反,直到读完二年级,他仍对学习的兴趣不大,从不注意分数,始终是个中等分数的学生。当上了本科三年级时,他突然意识到,再过一年就要做实习医生,而自己还完全没有做医生的本领,如何谈得上做好医生呢?于是,吴阶平产生了学本领的强烈愿望。在三年级,他很快成为班上的两名优秀生之一,曾担任过学生会主席,显示出团结群众的能力和应变的口才。1941年6月,吴阶平以优异的成绩,被评为“学生司仪”,按照协和历届传统,姓名镌入荣誉金牌。
1947年,吴阶平经著名泌尿科专家、归国华侨谢元甫教授推荐,赴美国芝加哥大学进修。师从现代胂瘤内分泌奠基人哈金斯教授。第二年年底,在进修即将结束时,哈金斯非常希望吴阶平能留下为自己主持临床工作,自己可以集中精力专门搞研究。哈金斯在学生面前铺开了芝加哥大学医院开始兴建的科研大楼蓝图:“这是你将来的实验室,这是办公室。我可以把你的家眷都接来。”然而,吴阶平却婉言谢绝了。
吴阶平一生在医学科学界担任过的头衔有多少?他自己也未曾数过。记者粗略地统计了一下,大约有30多个。头衔虽多,但他却不为头衔所累。他只是认认真真地做着一个医生、一个好医生,正如他从医之初一样。即使后来身居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高位,找他看病的人依旧络绎不绝。
神采奕奕,工作效率高,生活节奏快。这是吴阶平给身边人的印象。很少人知道他曾动过大小手术六次,住院治病先后达12次。身上的手术刀疤加起来,足有两尺长。据了解,至今为了控制高血压和十二指肠溃疡必须按时服药。正因为如此,他深刻体会病人的痛苦、家属的心情。他认为医生除了专业知识,还要懂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临床工作要以高尚的医德、精湛的医术为基础;而且还要有服务的艺术,医生要善于发挥病人的积极性,取得家属的合作,以提高治疗效果。
吴阶平先后在北京医学院、北京第二医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首都医科大学、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等高校任教。最令人称奇的是,在经历“文化大革命”漫长的磨难与沧桑之后,不少知识分子都伤痕累累,但是吴阶平却从来没有受到过揪斗。谈到其中的原因,吴阶平的回答十分玄妙:“我看没有什么别的道理,就是凭良心办事。凡是对的我就支持。至于不对的,那就要看情况了。有的反对,有的就不支持。这个要有个区别,不能一概而论。”
新中国成立以后,吴阶平为许多国家领导人看过病,这给他的生活笼罩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他曾先后做过江青、康生、林彪等人的保健医生。这无疑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凭着冷静的头脑和机敏的反应能力,吴阶平渡过了一个又—个危险的难关。
几十年来,吴阶平所获的奖励不计其数,可谓“获奖专业户”。仅临床科研方面,他已七次荣获全国科学技术奖。1984年,他获得了巴黎红宝石荣誉奖童,1987年又获巴黎红宝石最高荣誉奖。然而,当原北京医科大学向他颁发首届“伯乐奖”时,他说:“我平生获得的奖励不止一种,但我最看重的是这‘伯乐奖’。”
吴阶平创立了中国第一个独立完整的泌尿外科,培养了中国好几代泌尿外科医生。他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不断开拓的探索者,也是广栽桃李、识拔英才的医学“伯乐”。他的学生郭应禄说:“现在中国泌尿外科界的骨干力量,几乎都是吴老师培养起来的。”他回忆道:“1976年我动手术,等完成麻醉睁眼一看,他已经站在我的病房里。2000年初,我摔了一跤,脸上血管破了,紫得跟茄子似的。不好意思见人,就住到了方庄我孩子家。那时吴老师住在北太平庄,听说了就去方庄看我。我们家电铃可能接触不良,摁了后不响。吴老师见里面没反应,以为我在睡觉,就没继续摁下去,愣在门口等了好半天再摁第二次。老人身为副委员长,当时已经八十三了,跑了老远又爬楼梯……后来医院开干部会时,我就感慨:如果我们的干部都像吴老师一样对待底下人,那还有什么不团结?谁还有怨气呢?”
吴阶平不仅是一位医学家、教育学家,还是一位社会活动家,曾有人称他为“中国‘医疗外交’中的特殊‘大使”’。他出任过九三学社中央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等职务,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先后80余次。很多年过去了,当年的“吴大夫”,后来成为一位国家领导人,他将周总理的人格品德作为自己学习的目标,作为自己做人的尺度和言行的标准,努力地从事着周总理奋斗一生的事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期间,他除了参与立法还要进行执法检查、监督,每年都要到不同的省市区检查法律的执行情况,以及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情况,及时地收集信息、反馈情况或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不论是在手术台上,还是政治舞台上,吴阶平都是出色的。
如今,吴阶平不顾老之已至,依然跃动一颗火红的心,仍在不倦地奋斗着。生活中的他,没有业余时间,每天上、下午和晚上三个单元,始终在忙。他始终牢记自己是救死扶伤、治病救人的医生,而一视同仁地对待上至国家领导下至普通群众无论是哪种身份的患者。他十分重视来自国内外素不相识的病人的求医信,每信必亲笔做答,而且当日事当日毕,绝不过夜。
在用脑和体力活动上存在着极大反差,吴阶平承认这个事实。前者是超负荷,后者少到极限。他没有给自己躯体的有形活动留什么时间。上大学的时候本来就对京戏很感兴趣,生、旦、净、丑都懂些,闲时不忘哼上几句。如今连这一点也割爱了,也舍不得花些时间多看会儿电视。朋友送他一架锻炼身体用的固定脚踏车,使用率极低。
其实,早在协和念书时,吴阶平的乒乓球、羽毛球、网球、桥牌就玩得一般的同学难以匹敌。他的桥牌水平可属上乘,当年,他编写了“桥牌入门”之类的手册指导不会打牌的同学。事业有成的吴阶平公务繁忙,便把对体育的爱好转化为对体育节目的爱好,收听每天早晨的体育新闻节目,是他每天必做的“功课”。不过,他生活很有规律,早晨一般尽可能做做广播操,外出散散步。他说:“我特别喜欢看体育比赛的节目。体育节目竞争性强,可以使人精神振奋。”
当然,尽管很忙,他还是要抽出时间进行重要的个人交往,亲情、友情会给他精神上极大的慰藉。兄弟姐妹之间时有走动,更多的是电话问候。
周恩来总理逝世后,邓颖超曾亲自到吴家串门,春暖花开时节总要邀吴阶平一家到西花厅赏花叙旧。一次,邓大姐深情地对昊阶平的夫人高睿说:“吴大夫为党为人民做出了特殊贡献,他是咱们的国宝,你可得好好照顾他,不然我要批评你呀!”作为“国宝”夫人,高睿深感任务重大,想方设法为吴阶平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丈夫日夜操劳,他忙得太辛苦了,有时连散散步的时间也难留下,她只好每天清早催促昊阶平下楼到院子里转上十几分钟,舒展一下胳膊腿,呼吸点新鲜空气。
在饮食上,吴阶平主张“要粗细粮皆吃,荤素搭配,不挑食、过食”,他不抽烟、不喝酒;起居上,定时有规律,尽可能保持“生物钟”的运行。
谈话中,吴阶平仿佛多是微笑着。九十多岁的人了,可是你偶尔却可以在他的眼神里面,捕捉到顽皮孩童的淘气和纯真。
人生难得老来忙。忙,被吴阶平视为十分正常现象,有的报刊请他谈养生之道,他总是特别推崇这个“忙”字。他认为,生命在于运动,动,非常重要,有两个方面——躯体要动,脑子要动,尤其是后者,人老了脑子更不能停下,忙本身就可以帮助人们加强脑力活动。当然,他主张忙应该适当,要量力,忙不是累。对于老来忙,他有理有据地坚持着。
他告诫退休的老人,不要完全闲下来,要继续接触外界,联系社会,还要适当训练脑体、思考问题,这是维持健康体格的重要条件。他身材不很高大,却透着博大深沉的气质;给人印象最深的是那双眼睛,蕴蓄着追索和求实,闪烁着睿哲和刚毅。半个多世纪的不倦奉献写下了多彩记录的吴阶平,心理年龄远远小于他的生理年龄,他依然脚步停不住,脑子歇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