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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处理办法就是设法把他们安顿下来或者将其限制在难民营，如果只是接受而不疏散，造成的经济和社会压力对欧盟将是非常沉重的打击，甚至有可能带来解体的严重后果
在经济衰退中艰难前行的欧洲最近麻烦不断：希腊的债务危机还未消退，另一个被德国总理默克尔称为“比希腊危机更令人头疼的问题——难民危机”已经浮现。
根据国际移民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的估计，2015年1月到8月，欧洲涌入了至少35万名难民，远高于2014年同期的28万人。有欧美评论指出，这是欧洲自“二战”以来遭遇的规模最大的一次难民潮。
美国圣母大学专门从事欧洲移民和社会学研究的教授阿尔巴哈利（Maurizio Albahari）对《财经》记者分析，今年前往欧洲的难民人数剧增的原因是他们的来源国和中转国的情况恶化，促使他们希望尽快抵达避难的终点——欧洲。
难民来敲门，欧洲很紧张。德国总理默克尔近期呼吁，欧洲应对难民的政策完全失效，欧洲国家必须统一步调，进行全面改革。
然而改革起来困难重重。最新数据显示，2015年7月欧盟28国的失业人数超过2300万，失业率高达10.9%。尽管这一数字较上月略有下降，但与美国（5.3%）、日本（3.3%）等发达经济体相比，仍然处于高位。
经济自2012年持续低迷，带来的是欧洲极右翼保守势力兴起，并逐渐进入主流政治，对于这些来自非欧洲国家、信仰可兰经的难民，他们极度反感。
华盛顿智库移民研究中心主任克里克里安（Mark Kirkorian）对《财经》记者表示，欧洲的处理办法就是设法把他们安顿下来或者限制在难民营，但是如果只是接受而不进行疏散，难民数量还会不断增加，这样造成的经济和社会压力对欧盟将是个非常沉重的打击，甚至有可能带来解体的严重后果。
比邻非洲和中东地区的欧洲南部国家是接受难民的“前线”：难民中23万人辗转到希腊，11.5万人进入意大利，约2100人去了西班牙。
引起全世界关注和震惊的叙利亚男孩阿兰走的就是“希腊逃难路线”。9月2日，3岁的阿兰和父母、哥哥一起乘坐一艘小船从土耳其的博德鲁姆出发前往希腊的科斯岛，但小船出发后不久即翻沉。阿兰的遗体被海浪带回到土耳其海滩，并被摄影师记录拍摄下来放到网络上。
叙利亚内战以后被迫逃离家园的叙利亚难民达760万人。三年前叙利亚内战爆发，阿兰的爸爸带着一家人开始了从首都大马士革北上的逃难之旅。他们先逃到靠近土耳其边境的大城市阿勒颇，之后又抵近更接近土耳其的边境小城科巴尼， 最后穿越边境来到伊斯坦布尔。
如果地中海上风浪和缓，也没有遇到希腊海警船的驱逐，阿兰一家或许已经踏上欧洲的土地，如果运气再好一点，他们或许可以继续北上，经由马其顿、塞尔维亚、匈牙利、奥地利等国，抵达更加富裕并且对难民友好的德国、法国甚至瑞典。
由于欧洲的26个国家实行申根签证，在申根区域内无需入境证件便可自由移动，因此对于从希腊北上的难民来说，跨过非申根区的马其顿、塞尔维亚，进入匈牙利，自由而广阔的申根区就在眼前。
阿兰的爸爸是一个理发师，无力支付全家直接拿到北欧国家签证，乘飞机前往申请避难的费用。和大多数逃难的家庭一样，他们一路打工筹钱，一路观察战事和欧洲的政局，不断向更安全的地方逃亡。最后，远在加拿大的姑妈向阿兰一家提供了他们用于偷渡到希腊的4000欧元。
从叙利亚来的难民早些时候更多选择通过陆路进入欧洲，但是随着难民人数的上升，希腊和保加利亚均在与土耳其的边境竖起了锋利的铁丝围栏，匈牙利在与塞尔维亚的边境也架起围栏，并实行严格的身份审查。很多人于是放弃了相对安全的陆路改走海路，划着橡皮艇或者木制小船，前往希腊的科斯岛、希俄斯岛、莱斯沃斯岛以及萨摩斯岛等岛屿。
希腊警方因此也加强了海岸线的巡逻。联合国难民署曾报告说，希腊警方在发现偷渡的小船后，会用拖船将它们再拖回土耳其，一些小船在被速度快得多的海警船只拖拽的过程中颠覆，导致难民溺亡。
不过，希腊政府不承认联合国的指责。
联合国难民署9月6日发布的报告显示，2015年通过地中海偷渡到欧洲的非法移民中，51%来自叙利亚，数量最多。其次是12%的阿富汗人，8%的厄立特里亚人，尼日利亚、伊拉克、苏丹和索马里的难民组成剩下的29%。
来自亚洲和中东的难民通常选择由土耳其到希腊的线路，而从非洲大陆来的难民则往往选择从利比亚经由地中海前往意大利的航线。这条航线由于天气多变并且更为漫长，伤亡也更加严重。
2月初，大约300人从利比亚出发前往意大利，在地中海上溺亡；4月19日，约800人遭遇海难；8月27日，两艘共搭载500人的难民小船在离开利比亚的祖瓦拉后沉没。联合国统计显示，今年已有约2800人在地中海溺亡或失踪。
阿尔巴哈利向《财经》记者介绍说，利比亚在“阿拉伯之春”运动之前就是非洲移民的集散地，很多人从厄立特里亚、苏丹和索马里等更穷困混乱的国家逃难而来，在这里找到一份工作安身立命。没想到利比亚先是经历了“阿拉伯之春”，几乎陷入无政府状态，后来又被“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占领，这些难民有的遭受了宗教和种族上的迫害，有的丢了工作，因而选择继续向欧洲逃亡。 阿尔巴哈利刚刚出版了《和平的犯罪：从地中海跨越死亡率最高的国境线》一书，探析地中海上难民死伤惨重的原因。
欧盟边境管理机构Frontex的数据显示， 除了上述两条主要线路，北非的摩洛哥、突尼斯以及埃及等国也是非洲难民前往欧洲的主要跳板，叙利亚难民则主要经停周边的土耳其、黎巴嫩、约旦前往欧洲，目前这三国分别有超过190万、110万和63万叙利亚难民。
联合国难民署的一份报告指出，今年最突出的现象是叙利亚难民的大幅增加。自2011年3月以来叙利亚内战延续至今，在早期政府军和反政府军的激战中，有些地方甚至被发现使用了化学武器；而后，极端伊斯兰组织“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兴起，带来更多人道主义灾难。至今为止，在叙利亚约22万平民死亡，760万（约占总人口三分之一）离开家园，其中400万人离开叙利亚，成为国际难民。
利比亚和叙利亚的无政府状态，也被其他国家的非法移民利用。“他们发现随着这些难民能够顺利抵达欧洲，因此越来越多的阿富汗人、伊拉克人、巴基斯坦人、马里人、乍得人和几内亚人混进了难民的队伍。”克里克里安对《财经》记者指出。
难民问题在欧洲有多年的历史，欧洲国家也因为问题的复杂性而没有全面修改已经不合时宜的难民体制。此次堪称战后最大规模的一次人员涌入，让这一体制再次遭遇考验。
难民进入欧洲的第一件事是要申请难民身份，一旦拥有难民身份便可以在欧洲找工作，子女也可以进入当地的公立教育体系接受教育。
为了确保未持有合法证件进入欧洲的移民确实是为了寻求政治避难而不是为谋求经济利益，关于难民身份申请流程的“都柏林公约”在最初设计时就规定，难民身份申请者应该在抵达的第一个欧洲国家提交申请，由这个国家进行身份核准，并决定是否签发难民身份。
但是这样的设计存在着诸多漏洞。难民NGO欧罗巴耶稣难民服务社的政策顾问凯斯勒（Stefan Kessler）对《财经》记者解释，难民通常不是从四面八方涌向欧洲，而是选择其中一两条通道，如果按照规定执行，门户和边缘国家就会不堪重负，中心和北部的国家则可以袖手旁观。
正因如此，在实际执行中，没有能力进行全部身份核准的国家往往会悄悄放行，让难民前往其他国家进行申请。难民们也会因为希望得到更好的庇护条件和工作机会，离开经济状况堪忧的希腊或意大利，前往就业机会更多的德国或北欧国家。
这样带来的问题是，一方面，难民不得不向人口贩子支付更高的费用继续前行；另一方面，其他国家会因此进行推诿，一旦他们在别国的申请被驳回，就会在欧洲大陆肆意游离，成为非法移民。
另一个制度问题是欧洲缺乏统一的难民标准和共同承担责任的制度。各个国家根据本国的社会和经济情况，自愿承担责任。难民NGO挪威难民理事会（Norwegian Refugee Council）中东地区媒体顾问斯肯布里（Karl Schembri）对《财经》记者表示，欧洲应该建立更有效的机制，不符合庇护标准的人要立即返回自己的国家，对于符合庇护标准的人，应有机制进行分配和共同承担。
一些欧洲国家在人道主义压力下已经采取了接受和安置难民的紧急措施：英国宣布将在未来五年接受2万名难民，法国和德国将在未来两年分别接受2.4万和3.1万人。奥地利在阿兰的照片传出后放松了对边境的审查，不过由于不堪难民过多的压力，很快就宣布取消难民入境紧急措施。
9月9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宣布了一项强制欧盟各国分摊16万难民的提议，综合国内生产总值、人口、失业率和已接收难民申请数量等因素，计算出各成员国应接纳难民的数量，各国必须接纳这一比例的难民，否则将面临实质的罚金。按照此方案，接受难民最多的国家将依次为德国、法国和西班牙。
试图对难民收容体制进行全面修改，很可能将加剧欧盟国家的分裂。欧盟面临着反对难民的民众和不愿承担责任的政府。难民危机的出现极大地刺激了欧洲极端右翼势力和反移民情绪的膨胀。
在德国，尽管默克尔政府号召欧洲各国尽其所能接纳难民，但是难民遭到极右翼袭击的例子时有发生。《独立报》援引警方的数据报道，今年至今，当地人围攻、焚烧难民居住地的案例在德国至少有200件之多。近期民调显示，在前东德地区，46%的人反对非法移民，在前西德地区这个数字为36%。涌入德国的难民被收容到当地的难民营，引起当地居民的反感，他们表示担心这些难民正将欧洲“伊斯兰化”。
英国的社交媒体上充斥着“害虫”、“入侵”的字样，甚至连英国政府的官员也称其为“掠夺者”、“黄蜂群”。英国早就对欧盟的现状不满，首相卡梅伦计划在2017年举行公投决定是否退出欧盟。克里克里安对《财经》记者表示，如果欧盟强制英国接受配额，很可能成为他们脱欧的一个催化剂。
法国和奥地利的情况也同样糟糕。2017年法国总统大选的热门人选、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的领导人玛丽娜·勒庞反对欧盟提出的难民配额政策，她表示涌入法国的难民大多数都不是出于人道主义原因，而是为了寻求福利和经济利益。奥地利自由党的支持率在难民危机后快速上升，奥地利政治评论家托马斯·赫费尔（Thomas Hofer）表示，自由党的支柱观点就是反对伊斯兰化和难民。
丹麦拒绝欧盟强制分配的安置难民名额，丹麦政府在叙利亚难民聚集的黎巴嫩刊登广告声称，如果他们来到丹麦，生活和迁徙会变得非常困难。近期，丹麦警方切断了连接德国的数条公路和铁路，暂停难民入境。
匈牙利总理欧尔班也拒绝接受难民，他表示欧洲现在的行为太疯狂，大量穆斯林涌入会威胁到欧洲的基督教文化基因。
据欧盟统计局（Eurostat）的民调数据，最不欢迎非欧移民的国家是捷克、斯洛伐克、爱沙尼亚、拉脱维亚，这些国家仅有15%-21%的人愿意接纳移民；匈牙利、保加利亚和希腊比它们稍微积极一些，约22%-28%的人愿意接纳移民。 瑞典是唯一对非欧洲移民友好的国家，大约71%-77%的瑞典人持欢迎态度。2013年9月，瑞典成为欧盟成员中第一个同意给予叙利亚难民永久居留权的国家，只有950万人口的瑞典在2013年就收留了占当年欧洲总数12.5%的叙利亚难民，数量位居欧洲之首。
对于部分欧洲政府和民众的抵制，德国总理默克尔的措辞直接而强硬。她说如果有的国家执意不接受难民，德国可能会以破坏《日内瓦公约》为名起诉它们。签订于1951年的公约规定了难民逃往一个新国家应该获得的待遇和权利。
斯肯布里对《财经》记者表示，不少现在抵制难民的国民过去也曾当过难民，例如在1956年匈牙利革命之后，欧洲帮助安顿了大量匈牙利难民，“现在应该提醒他们不要忘记历史”。
谈及难民，不仅是部分欧洲国家，全球其他国家也是三缄其口。在联合国的难民登记系统下，欧洲多国的接受能力已经接近上限，但是愿意分担难民的国家却屈指可数。
据一些国际NGO统计，与叙利亚更靠近的海湾国家（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和巴林）几乎没有吸纳叙利亚难民。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中东北非项目高级研究员金尼蒙特（Jane Kinninmont）向《财经》记者解释，海湾国家的经济和政治构成是建立在少数人享受大量自然资源的模式上，他们倾向于严格的人口保护政策，不会向非本国人发放永久性的居住许可。
在海湾地区，移民是当地劳动大军的主要构成部分，卡塔尔和阿联酋等国甚至有超过85%的移民，但是这些移民很少取得永久工作权和居留权，他们在临时工作签证过期后就需要返回自己的国家。
海湾国家也曾在上世纪50年代接纳过巴勒斯坦难民，但是当巴勒斯坦在海湾战争中宣布支持萨达姆时，这些难民被全部驱逐出境。海湾国家均未签署《日内瓦公约》。科威特、阿联酋、巴林等国表示，它们担心向叙利亚难民开放，恐怖分子会混迹其中，对本国安全造成影响，因此它们仅仅向叙利亚难民提供了数十亿美元的资金援助。
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向这些国家发难要求其在接收难民方面承担一些责任，毕竟从文化和地理上，它们比欧洲更接近叙利亚。更主要的是，海湾国家向叙利亚反对派提供了资金援助，它们助推了这场战争，却不能让它结束。
至今为止，向叙利亚反对派提供武器和资金的美国也只接受了1500名叙利亚难民，加拿大吸纳了约1000名叙利亚难民。8月24日，美国表示将在2016年再接收5000名至8000名叙利亚难民，但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教授伊格纳季耶夫（Michael Ignatieff）认为，美国和加拿大至少还可以接受2.5万名难民。
伊格纳季耶夫在《纽约时报》上撰文表示，和其他所有国家一样，美国假装欧洲的难民潮是欧洲的问题，因为美国政府害怕一旦打开接收难民的口子，会鼓励更多的难民源源不断地涌入，让政府无法控制；政客们在没有受到国内压力的情况下，也不会主动去找麻烦。
“但是，难道我们对这些难民没有责任吗？如果我们曾经武装了叙利亚反对派，我们不应该帮助叙利亚人逃离国家吗？如果我们不能给叙利亚带来和平，我们不应该帮助那些已经等不及和平到来的人们吗？”他反问说。
大赦国际的数据显示，2011年以来全世界共接收了104410名叙利亚难民，不及居住在黎巴嫩、土耳其以及约旦难民营里的人数的3%。澳大利亚接收了不到2200名，巴西不到2000名，俄罗斯、韩国、新加坡等经济发达的国家均没有接收叙利亚难民的记录。
斯肯布里对《财经》记者表示，有世界影响力的国家也应该为政治解决叙利亚危机承担道义上的责任，这样才能从源头上解决难民问题。
在经济衰退中艰难前行的欧洲最近麻烦不断：希腊的债务危机还未消退，另一个被德国总理默克尔称为“比希腊危机更令人头疼的问题——难民危机”已经浮现。
根据国际移民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的估计，2015年1月到8月，欧洲涌入了至少35万名难民，远高于2014年同期的28万人。有欧美评论指出，这是欧洲自“二战”以来遭遇的规模最大的一次难民潮。
美国圣母大学专门从事欧洲移民和社会学研究的教授阿尔巴哈利（Maurizio Albahari）对《财经》记者分析，今年前往欧洲的难民人数剧增的原因是他们的来源国和中转国的情况恶化，促使他们希望尽快抵达避难的终点——欧洲。
难民来敲门，欧洲很紧张。德国总理默克尔近期呼吁，欧洲应对难民的政策完全失效，欧洲国家必须统一步调，进行全面改革。
然而改革起来困难重重。最新数据显示，2015年7月欧盟28国的失业人数超过2300万，失业率高达10.9%。尽管这一数字较上月略有下降，但与美国（5.3%）、日本（3.3%）等发达经济体相比，仍然处于高位。
经济自2012年持续低迷，带来的是欧洲极右翼保守势力兴起，并逐渐进入主流政治，对于这些来自非欧洲国家、信仰可兰经的难民，他们极度反感。
华盛顿智库移民研究中心主任克里克里安（Mark Kirkorian）对《财经》记者表示，欧洲的处理办法就是设法把他们安顿下来或者限制在难民营，但是如果只是接受而不进行疏散，难民数量还会不断增加，这样造成的经济和社会压力对欧盟将是个非常沉重的打击，甚至有可能带来解体的严重后果。
一路向北逃生
和大多数逃难的家庭一样，他们一路打工筹钱，一路观察战事和欧洲的政局，不断向更安全的地方逃亡
比邻非洲和中东地区的欧洲南部国家是接受难民的“前线”：难民中23万人辗转到希腊，11.5万人进入意大利，约2100人去了西班牙。
引起全世界关注和震惊的叙利亚男孩阿兰走的就是“希腊逃难路线”。9月2日，3岁的阿兰和父母、哥哥一起乘坐一艘小船从土耳其的博德鲁姆出发前往希腊的科斯岛，但小船出发后不久即翻沉。阿兰的遗体被海浪带回到土耳其海滩，并被摄影师记录拍摄下来放到网络上。
叙利亚内战以后被迫逃离家园的叙利亚难民达760万人。三年前叙利亚内战爆发，阿兰的爸爸带着一家人开始了从首都大马士革北上的逃难之旅。他们先逃到靠近土耳其边境的大城市阿勒颇，之后又抵近更接近土耳其的边境小城科巴尼， 最后穿越边境来到伊斯坦布尔。
如果地中海上风浪和缓，也没有遇到希腊海警船的驱逐，阿兰一家或许已经踏上欧洲的土地，如果运气再好一点，他们或许可以继续北上，经由马其顿、塞尔维亚、匈牙利、奥地利等国，抵达更加富裕并且对难民友好的德国、法国甚至瑞典。
由于欧洲的26个国家实行申根签证，在申根区域内无需入境证件便可自由移动，因此对于从希腊北上的难民来说，跨过非申根区的马其顿、塞尔维亚，进入匈牙利，自由而广阔的申根区就在眼前。
阿兰的爸爸是一个理发师，无力支付全家直接拿到北欧国家签证，乘飞机前往申请避难的费用。和大多数逃难的家庭一样，他们一路打工筹钱，一路观察战事和欧洲的政局，不断向更安全的地方逃亡。最后，远在加拿大的姑妈向阿兰一家提供了他们用于偷渡到希腊的4000欧元。
从叙利亚来的难民早些时候更多选择通过陆路进入欧洲，但是随着难民人数的上升，希腊和保加利亚均在与土耳其的边境竖起了锋利的铁丝围栏，匈牙利在与塞尔维亚的边境也架起围栏，并实行严格的身份审查。很多人于是放弃了相对安全的陆路改走海路，划着橡皮艇或者木制小船，前往希腊的科斯岛、希俄斯岛、莱斯沃斯岛以及萨摩斯岛等岛屿。
希腊警方因此也加强了海岸线的巡逻。联合国难民署曾报告说，希腊警方在发现偷渡的小船后，会用拖船将它们再拖回土耳其，一些小船在被速度快得多的海警船只拖拽的过程中颠覆，导致难民溺亡。
不过，希腊政府不承认联合国的指责。
联合国难民署9月6日发布的报告显示，2015年通过地中海偷渡到欧洲的非法移民中，51%来自叙利亚，数量最多。其次是12%的阿富汗人，8%的厄立特里亚人，尼日利亚、伊拉克、苏丹和索马里的难民组成剩下的29%。
来自亚洲和中东的难民通常选择由土耳其到希腊的线路，而从非洲大陆来的难民则往往选择从利比亚经由地中海前往意大利的航线。这条航线由于天气多变并且更为漫长，伤亡也更加严重。
2月初，大约300人从利比亚出发前往意大利，在地中海上溺亡；4月19日，约800人遭遇海难；8月27日，两艘共搭载500人的难民小船在离开利比亚的祖瓦拉后沉没。联合国统计显示，今年已有约2800人在地中海溺亡或失踪。
阿尔巴哈利向《财经》记者介绍说，利比亚在“阿拉伯之春”运动之前就是非洲移民的集散地，很多人从厄立特里亚、苏丹和索马里等更穷困混乱的国家逃难而来，在这里找到一份工作安身立命。没想到利比亚先是经历了“阿拉伯之春”，几乎陷入无政府状态，后来又被“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占领，这些难民有的遭受了宗教和种族上的迫害，有的丢了工作，因而选择继续向欧洲逃亡。 阿尔巴哈利刚刚出版了《和平的犯罪：从地中海跨越死亡率最高的国境线》一书，探析地中海上难民死伤惨重的原因。
欧盟边境管理机构Frontex的数据显示， 除了上述两条主要线路，北非的摩洛哥、突尼斯以及埃及等国也是非洲难民前往欧洲的主要跳板，叙利亚难民则主要经停周边的土耳其、黎巴嫩、约旦前往欧洲，目前这三国分别有超过190万、110万和63万叙利亚难民。
联合国难民署的一份报告指出，今年最突出的现象是叙利亚难民的大幅增加。自2011年3月以来叙利亚内战延续至今，在早期政府军和反政府军的激战中，有些地方甚至被发现使用了化学武器；而后，极端伊斯兰组织“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兴起，带来更多人道主义灾难。至今为止，在叙利亚约22万平民死亡，760万（约占总人口三分之一）离开家园，其中400万人离开叙利亚，成为国际难民。
利比亚和叙利亚的无政府状态，也被其他国家的非法移民利用。“他们发现随着这些难民能够顺利抵达欧洲，因此越来越多的阿富汗人、伊拉克人、巴基斯坦人、马里人、乍得人和几内亚人混进了难民的队伍。”克里克里安对《财经》记者指出。
共同承担机制
欧盟委员会推出一项强制欧盟各国分摊16万难民的提议
难民问题在欧洲有多年的历史，欧洲国家也因为问题的复杂性而没有全面修改已经不合时宜的难民体制。此次堪称战后最大规模的一次人员涌入，让这一体制再次遭遇考验。
难民进入欧洲的第一件事是要申请难民身份，一旦拥有难民身份便可以在欧洲找工作，子女也可以进入当地的公立教育体系接受教育。
为了确保未持有合法证件进入欧洲的移民确实是为了寻求政治避难而不是为谋求经济利益，关于难民身份申请流程的“都柏林公约”在最初设计时就规定，难民身份申请者应该在抵达的第一个欧洲国家提交申请，由这个国家进行身份核准，并决定是否签发难民身份。
但是这样的设计存在着诸多漏洞。难民NGO欧罗巴耶稣难民服务社的政策顾问凯斯勒（Stefan Kessler）对《财经》记者解释，难民通常不是从四面八方涌向欧洲，而是选择其中一两条通道，如果按照规定执行，门户和边缘国家就会不堪重负，中心和北部的国家则可以袖手旁观。
正因如此，在实际执行中，没有能力进行全部身份核准的国家往往会悄悄放行，让难民前往其他国家进行申请。难民们也会因为希望得到更好的庇护条件和工作机会，离开经济状况堪忧的希腊或意大利，前往就业机会更多的德国或北欧国家。
这样带来的问题是，一方面，难民不得不向人口贩子支付更高的费用继续前行；另一方面，其他国家会因此进行推诿，一旦他们在别国的申请被驳回，就会在欧洲大陆肆意游离，成为非法移民。
另一个制度问题是欧洲缺乏统一的难民标准和共同承担责任的制度。各个国家根据本国的社会和经济情况，自愿承担责任。难民NGO挪威难民理事会（Norwegian Refugee Council）中东地区媒体顾问斯肯布里（Karl Schembri）对《财经》记者表示，欧洲应该建立更有效的机制，不符合庇护标准的人要立即返回自己的国家，对于符合庇护标准的人，应有机制进行分配和共同承担。
一些欧洲国家在人道主义压力下已经采取了接受和安置难民的紧急措施：英国宣布将在未来五年接受2万名难民，法国和德国将在未来两年分别接受2.4万和3.1万人。奥地利在阿兰的照片传出后放松了对边境的审查，不过由于不堪难民过多的压力，很快就宣布取消难民入境紧急措施。
9月9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宣布了一项强制欧盟各国分摊16万难民的提议，综合国内生产总值、人口、失业率和已接收难民申请数量等因素，计算出各成员国应接纳难民的数量，各国必须接纳这一比例的难民，否则将面临实质的罚金。按照此方案，接受难民最多的国家将依次为德国、法国和西班牙。
反难民政治
试图对难民收容体制进行全面修改，很可能将加剧欧盟国家的分裂
试图对难民收容体制进行全面修改，很可能将加剧欧盟国家的分裂。欧盟面临着反对难民的民众和不愿承担责任的政府。难民危机的出现极大地刺激了欧洲极端右翼势力和反移民情绪的膨胀。
在德国，尽管默克尔政府号召欧洲各国尽其所能接纳难民，但是难民遭到极右翼袭击的例子时有发生。《独立报》援引警方的数据报道，今年至今，当地人围攻、焚烧难民居住地的案例在德国至少有200件之多。近期民调显示，在前东德地区，46%的人反对非法移民，在前西德地区这个数字为36%。涌入德国的难民被收容到当地的难民营，引起当地居民的反感，他们表示担心这些难民正将欧洲“伊斯兰化”。
英国的社交媒体上充斥着“害虫”、“入侵”的字样，甚至连英国政府的官员也称其为“掠夺者”、“黄蜂群”。英国早就对欧盟的现状不满，首相卡梅伦计划在2017年举行公投决定是否退出欧盟。克里克里安对《财经》记者表示，如果欧盟强制英国接受配额，很可能成为他们脱欧的一个催化剂。
法国和奥地利的情况也同样糟糕。2017年法国总统大选的热门人选、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的领导人玛丽娜·勒庞反对欧盟提出的难民配额政策，她表示涌入法国的难民大多数都不是出于人道主义原因，而是为了寻求福利和经济利益。奥地利自由党的支持率在难民危机后快速上升，奥地利政治评论家托马斯·赫费尔（Thomas Hofer）表示，自由党的支柱观点就是反对伊斯兰化和难民。
丹麦拒绝欧盟强制分配的安置难民名额，丹麦政府在叙利亚难民聚集的黎巴嫩刊登广告声称，如果他们来到丹麦，生活和迁徙会变得非常困难。近期，丹麦警方切断了连接德国的数条公路和铁路，暂停难民入境。
匈牙利总理欧尔班也拒绝接受难民，他表示欧洲现在的行为太疯狂，大量穆斯林涌入会威胁到欧洲的基督教文化基因。
据欧盟统计局（Eurostat）的民调数据，最不欢迎非欧移民的国家是捷克、斯洛伐克、爱沙尼亚、拉脱维亚，这些国家仅有15%-21%的人愿意接纳移民；匈牙利、保加利亚和希腊比它们稍微积极一些，约22%-28%的人愿意接纳移民。 瑞典是唯一对非欧洲移民友好的国家，大约71%-77%的瑞典人持欢迎态度。2013年9月，瑞典成为欧盟成员中第一个同意给予叙利亚难民永久居留权的国家，只有950万人口的瑞典在2013年就收留了占当年欧洲总数12.5%的叙利亚难民，数量位居欧洲之首。
对于部分欧洲政府和民众的抵制，德国总理默克尔的措辞直接而强硬。她说如果有的国家执意不接受难民，德国可能会以破坏《日内瓦公约》为名起诉它们。签订于1951年的公约规定了难民逃往一个新国家应该获得的待遇和权利。
斯肯布里对《财经》记者表示，不少现在抵制难民的国民过去也曾当过难民，例如在1956年匈牙利革命之后，欧洲帮助安顿了大量匈牙利难民，“现在应该提醒他们不要忘记历史”。
全球的道义
和其他所有国家一样，美国假装欧洲的难民潮是欧洲的问题
谈及难民，不仅是部分欧洲国家，全球其他国家也是三缄其口。在联合国的难民登记系统下，欧洲多国的接受能力已经接近上限，但是愿意分担难民的国家却屈指可数。
据一些国际NGO统计，与叙利亚更靠近的海湾国家（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和巴林）几乎没有吸纳叙利亚难民。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中东北非项目高级研究员金尼蒙特（Jane Kinninmont）向《财经》记者解释，海湾国家的经济和政治构成是建立在少数人享受大量自然资源的模式上，他们倾向于严格的人口保护政策，不会向非本国人发放永久性的居住许可。
在海湾地区，移民是当地劳动大军的主要构成部分，卡塔尔和阿联酋等国甚至有超过85%的移民，但是这些移民很少取得永久工作权和居留权，他们在临时工作签证过期后就需要返回自己的国家。
海湾国家也曾在上世纪50年代接纳过巴勒斯坦难民，但是当巴勒斯坦在海湾战争中宣布支持萨达姆时，这些难民被全部驱逐出境。海湾国家均未签署《日内瓦公约》。科威特、阿联酋、巴林等国表示，它们担心向叙利亚难民开放，恐怖分子会混迹其中，对本国安全造成影响，因此它们仅仅向叙利亚难民提供了数十亿美元的资金援助。
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向这些国家发难要求其在接收难民方面承担一些责任，毕竟从文化和地理上，它们比欧洲更接近叙利亚。更主要的是，海湾国家向叙利亚反对派提供了资金援助，它们助推了这场战争，却不能让它结束。
至今为止，向叙利亚反对派提供武器和资金的美国也只接受了1500名叙利亚难民，加拿大吸纳了约1000名叙利亚难民。8月24日，美国表示将在2016年再接收5000名至8000名叙利亚难民，但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教授伊格纳季耶夫（Michael Ignatieff）认为，美国和加拿大至少还可以接受2.5万名难民。
伊格纳季耶夫在《纽约时报》上撰文表示，和其他所有国家一样，美国假装欧洲的难民潮是欧洲的问题，因为美国政府害怕一旦打开接收难民的口子，会鼓励更多的难民源源不断地涌入，让政府无法控制；政客们在没有受到国内压力的情况下，也不会主动去找麻烦。
“但是，难道我们对这些难民没有责任吗？如果我们曾经武装了叙利亚反对派，我们不应该帮助叙利亚人逃离国家吗？如果我们不能给叙利亚带来和平，我们不应该帮助那些已经等不及和平到来的人们吗？”他反问说。
大赦国际的数据显示，2011年以来全世界共接收了104410名叙利亚难民，不及居住在黎巴嫩、土耳其以及约旦难民营里的人数的3%。澳大利亚接收了不到2200名，巴西不到2000名，俄罗斯、韩国、新加坡等经济发达的国家均没有接收叙利亚难民的记录。
斯肯布里对《财经》记者表示，有世界影响力的国家也应该为政治解决叙利亚危机承担道义上的责任，这样才能从源头上解决难民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