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于1967年的上海，接受基础教育阶段的绝大部分课余时光，是在岳阳路320号的科学家大院度过的；这是因为我父亲王志华在那里工作，当年的门牌是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理研究所（以下简称“生理所”）。院子很大、草木葳葳、大楼威严，是拍电影的好地方；上影厂著名电影《保密局的枪声》就在那里完成拍摄，我常去的生理所主楼在影片中成了“保密局”，让我在老师和同学面前很有自豪感。同在岳阳路上一个很近的地方，也有一个大院；父亲、他的同事和老师常去那里看戏。我对看戏并不感兴趣，只觉得那个大院里的人老是穿着稀奇古怪的衣服，说话的声音还特别洪亮。科学家们的工作不分昼夜，现在想来看戏应是他们当时唯一的放松调节心身的手段吧。他们看戏时，我就帮其照看试验动物。
　　父亲的老师生理所所长冯德培是个大科学家。他是著名的爱国人士、也是新中国第一批学部委员——现在叫院士。他麾下有当时具有国际科研水平的中国科学家400余人。因此，他还是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和生物学部主任。因为我照看试验动物、每过半小时就要做好相关观察记录，而他们看戏往往要两个小时，于是冯老先生就经常奖励我，主要是满足我能够提出的愿望。如我想见见《保密局的枪声》里的男女主角演员，他居然就帮我安排去拜见陈少泽和向梅两位老师。他还查看我的作文，发现我基本上写的都是“动物的观察”，他觉得我应该同时多多了解植物，就让我去上海植物园拜访一个叫邬志星的园艺工程师。
　　1984年，冯老年事已高改任名誉所长，他居然又把继任的所长杨雄里院士介绍给我，说是有啥问题随时可以去请教。杨院士英语极好，几乎没有他不能翻译的。那年我高二，改革已经从农村包围城市；国库券、亚洲“四小龙”、人民币利率、外汇储备、外汇兑换券……如何翻译成英文？我的高中英語老师也不知道，他的教研组里也是个个茫然。我就从课堂上拿了张“药方单子”，课后直奔杨雄里院士办公室。他停下手中的活，只用了十来分钟就全部解决问题了。
　　因为有冯老和杨院士做靠山，我和同学们从他们那里不仅仅是学英语，还知道了口口相传的钱学森、苏步青等其他大科学家的爱国风范故事，这些风范也就是如今强调的“民族观、国家观”。换言之，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1985年高考，因为近视和小学时药物导致的听力受损原因，我只能报考文科，最后被复旦大学历史系录取了。父亲和杨雄里院士都觉得我没能去复旦生物系很遗憾，但冯老却乐呵呵地说，文科也大有作为。岳阳路的尽头是普希金铜像。我从小就喜欢普希金的诗。冯老就送了我一本他早年收臧的普希金诗集作为贺礼，还说俄罗斯文学也是世界文化的宝库，不能只了解西方文学。冯老还嘱托我在复旦历史系好好深造，以后有条件了把岳阳路附近区域的历史文化底蕴给他讲讲清楚。这应该是他的“历史观、文化观”，也就是去复旦报到前夕，我才知道那个地方叫徐汇区，社区叫天平街道。我就此告别了小动物和显微镜。
　　幼时，我在岳阳路度过了十二年的时光。再回徐汇再回天平，则是2005年。冯老已经走了十年，普希金铜像还在熠熠生辉。此时，我已经能够独当一面。我代表上海社科院领衔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课题：以衡复区域为代表的上海历史文化风貌区保护策略研究。衡，为衡山路；复，为复兴路；主要区域就是天平社区范畴，包括了我儿时流连忘返的岳阳路。于是，常去天平社区调研。很快就发现天平街道区域除了科学家，人文资源还特别丰富多彩。天平街道经常举行居民喜闻乐见的人文活动，我居然时隔二十年又遇到了陈少泽和邬志星。他俩都退休了，街道在社区文化中心分别为他们成立了工作室；自然分别引领朗诵和家庭绿化，只是他们记不得我小时候的模样了。再后来，我就积极促成了天平德育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