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楚庄村坐落在山东省省会济南的南部山区孝里镇境内，是一个偏僻而普通的地方，这里距离最近的长清区繁华之地，也有20多公里。此地有着中国“空心化”乡村常见之态，村中看不到年轻人，夏日午后，老人们三五成群聚在树下打纸牌、闲聊，或者无所事事地发呆。
　　有些房子年久失修，泥墙斑驳，有些则修葺一新，这样的人家，往往有高大宽阔的双扇对开大门，门上刷着朱红透亮的油漆，两枚工艺考究的黄铜雕花圆环门钉十分显眼。这显示着这座衰老陈旧的乡村的现实一面：总体来说，大部分人家还是富裕的。
　　某些人家的富裕生活，大约从2005年之后，有了更显著的变化。那时起，村中手艺娴熟的电焊工青年们，陆续得以远赴异国，在大海那边一个叫做“澳大利亚”的国家打工生活。
　　澳大利亚，这个国家之名，让村中老人摸不着头脑，青年人简单地解释说，那是很远很远的外国，可以赚大钱，过好日子，“比省城里那些坐办公室的人过得还好”。
　　劳务输出到异国，多年前就有，比如最出名的浙江侨乡青田，有23万华侨遍布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占全县人口五分之二强，他们来来去去早已成为常态，家乡也被戏称为“联合国”。
　　后楚庄村的故事，不过是一个最新的样本，与青田那些地方相比，后楚庄村的特别之处在于，这些乡村电焊工，更显得“草根”，原本散落中国各地打工，毫不起眼，却能实现很多办公室白领都难以企及的出国梦，有人甚至在澳洲打工几年后成功获得绿卡，买房置地，过起了“屋前屋后有树有草坪”的幸福生活，如此丝逆袭的故事，让很多人“羡慕嫉妒恨”。

草根逆袭

　　26岁的柴钢终于如愿以偿，他带着老婆和电焊机，离开后楚庄村，去了澳大利亚。他的父亲柴洪方因此颇为自傲，8月的一天午后，他坐在自家修葺一新的堂屋里，抽着烟，待烟雾散尽，露出一脸笑容：“这孩子，算是出息了。”
　　柴洪方曾是一名老电焊工，早在1994年，他就随着后楚庄村30多人一同去了深圳打工，在中石油的海上平台做电焊焊接。太阳起来后，海面上就很燥热，虽然有风，但咸湿的味道让人并不舒服。
　　他的经历几乎就是后楚庄村曾经的一个缩影。许多年以前，这个村的人就开始纷纷学习电焊，早已成为乡村一个传统，多少年父子传承，让这个村成为十里八乡闻名的电焊工之村。这些有手艺的农村人，在城里打工，很苦很累，但也能赚到钱，“拼的狠一些，一个月也能赚三四千块”。

　　不过，他们感到麻烦的是，老板有时突然就赖账了，干了几个月工，又得花几个月去讨薪，偶尔被媒体关注，他们的故事也不过是一则几百字的短消息：“谁来关心这些农民工？”类似的发问，常常没有实际作用，“只有我们自己知道，什么是痛苦和无奈。”
　　所以当儿子柴钢16岁初中毕业没能考上高中时，柴洪方颇为苦恼，他并不想儿子重蹈自己的覆辙，“但又能怎样，最后还是去学了电焊”。
　　柴钢如今已26岁，前年结婚去年生子，女儿天宇已经牙牙学语，他回忆说，当时人人都说“读书改变命运”，连高中都没读成的他，理所当然被视为没出息的孩子，“打工的苦命”。
　　电焊工确实是个苦差事，三伏天干活，也要穿上厚厚的防护服，戴着护目镜和头盔，又重又闷气，在别人眼里，这是个粗活。
　　2005年，柴洪方在深圳打工时，儿子柴钢并不乐意一同前往，只愿意在离家更近的船厂里打短工。因为年龄小、工龄短，他只能拣脏、重、累的活干，想学点技术，也得看带队师傅的脸色，有时候还得送包烟拉关系。那时的他，整日郁郁寡欢。
　　当时和柴洪方在深圳一起打工的，还有二十来位后楚庄村的后生，其中一位名叫尹法刚的村民手艺很好，客户几次检查，别人的电焊活通不过，他却能得到表扬。工厂一位外籍负责人找他说，这么好的手艺，可以去澳大利亚试试，那边特别缺技术好的电焊工。
　　澳大利亚？听说过这名儿，多远的地儿啊！头一次听到这话，尹法刚恍如做梦。
　　但年轻人嘛，能挣钱就是好事。接着，他报了一家英语培训班，然后又通过一家中介，交了12万。当时包括柴洪方在内的工友都有些担心，纷纷劝他：“这能行吗？别上当受骗了。”
　　尹法刚心里自然也有些忐忑，但还是想试试，他后来回忆说：“苦日子過怕了，饿死胆小撑死胆大，我年纪轻轻，实在一场空，回来还有一膀子力气。”
　　他母亲石汉英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家里人完全没底，“出国是多大一件事啊，那是报纸和电视里的故事，咋也轮到咱们这些泥腿子了？”但她看到儿子信心满满，也就不再多问。
　　一年后，尹法刚到了墨尔本，他的手艺好，一直受雇主重用，他曾和父亲说过，地位是一点点积累的，有好多次，雇主交代下来的任务，别人焊接点的抗压强度和表面光滑程度都达不到要求，但他几乎能百分之百地达标，有几次甚至连雇主都感到惊奇，比如只有几毫米的焊接口，雇主过去多年里从没有看到如同尹法刚这样精确的电焊手法。当时那位身材高大满脸大胡子、曾经当过雇佣兵的雇主笑着比喻说，尹法刚就像战场上冷静的狙击手。
　　尹法刚的父亲则说，儿子能吃苦，有时遇到急活，连着加班好几天，睡几个小时，眼睛熬得通红，浑身皮肤闷在防护服里被汗水反复浸泡，多处发炎溃烂，但他从来不临阵脱逃，从这一点看，他还真像个不后退的战士。
　　三年后，“战士”攒钱买了一套房子，两百多平方米，前后有六七百平米的大草坪。接着在当地办下了绿卡，他和老婆又生下一个儿子，“得了澳洲籍，小外国人了”。 　　他的故事传到后楚庄村，成为轰天大新闻，家家都躁动起来。

“不出国不疯魔”

　　柴钢坐不住了，他跟父亲嚷嚷：“我也要出国。”这时已是2008年，时年21岁的柴钢早已从菜鸟变成电焊工老手。
　　经不起儿子的纠缠，柴洪方带着他去找出国劳务中介，对方很果断地告知，你孩子太小，得成了家才让出国。这是来自澳大利亚雇主的一个要求。
　　无奈之下，柴钢只能等待，而这一年，后楚庄的出国热已经达到一个高潮，那些原本在外地打工的后生们，都纷纷回到村里，村庄空前热闹起来。那些初中毕业就闯荡江湖的年轻人，又一次拿起英语书，着魔一般地学习起来——这让他们的爹妈感到好笑，当年在学校，就算拿着鞭子抽，也未必这么积极，“真是不出国不疯魔”。
　　有些青年，和柴刚一样，只有初中毕业，底子薄，突击起英语来很吃力，为了让自己进步，去城里的书店买回来好几种英语辅导书，“都不太懂，就看到书封面上写着什么‘10天包你过四级’‘30天轻松搞定雅思’一类的书。”还有人看到电视里李阳的疯狂英语，听李阳讲自己曾经英语也很差，马上就像找到了知己，开始笃信李阳的那套疯狂训练法对自己有效果。所以有一阵，在村里常常能看到张大嘴巴呈现怒吼状的青年，搞得老人们忧心忡忡：“这孩子咋了，失心疯了不成？”柴刚这样青年就哈哈大笑：“他们那是在练习英语呢。”
　　除了英语，最重要的，还是电焊技术的提高。在国内打工，有时候比较随便，天气热的时候，最多戴个护目镜，而在澳大利亚，要求更严格，需要穿着2斤重的帆布防护服，戴着棉手套，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有些青年就在家做实验，早上一起床就穿戴整齐，拿着电焊机坐在那儿，模仿电焊时候的姿势，一坐就是半个小时，那一阵子，好多年轻人得了皮炎，胳膊红肿，弯曲拿筷子吃饭都费劲。
　　做好电焊工，体力十分重要，于是很多年轻人在自家院子里竖起自制的吊环，还有的拿废旧轮胎做成杠铃，每天推上好几十次，见了面互相举着胳膊比肱二头肌谁的更发达。
　　那些身形原本瘦弱的青年，此时感到忧虑，举不动轮胎，就趴在地上做俯卧撑，常常做到虚脱，直接趴在地上，啃一嘴泥。
　　出国还有一个条件，身上不能有文身。这让一些青年们犯了难，他们曾经会在手臂和虎口刻上一个“爱”字，表达对爱人的誓言，或者一个“忍”字，告诫自己闯荡江湖时不要惹是生非。他们曾经十分看重这些个人的图腾，但此时，要出国，就得洗去这些。但要想洗去，谈何容易，有人去找专业的文身师傅，用药水反复去洗，用刻刀来回刮皮，但往往效果不好，图案常常不会完全洗去，留下一团糊涂不清的黑影。还有人则干脆在家自己来，拿五金店里买来的粗糙坚硬的砂纸，来回摩擦皮肤，往往搞得心血淋漓，父母们看着心疼，将砂纸藏起来，或者扔掉，年轻人就会急火攻心忘记了礼貌，冲着父母喊叫：“你们不想我出国赚大钱吗？”
　　一些年轻人这样说，苦也就是苦个把月，一旦出国，就是鲤鱼跳了龙门，算是飞黄腾达、光宗耀祖了。那些成功洗去文身，又提高了电焊技术的青年，显得兴奋不已，常常在村里很得意的嚷嚷，毫无由头地冲着聚在树下打纸牌的老人们大笑。
　　村子的东面，有个土丘，当地人称之为山，山上遍布各家祖坟，出国高潮期，青年们纷纷上山，为祖上祭扫，这让村里老人们既喜又忧，“没事不拜佛，有事才烧香”。同时他们也担心，那么多人挤到土山上，踩烂了草木，又要等来年春天才能长出来，回头有造化的出国了，留下这座土山就像秃顶了一般，又要衰老好几年。

“人嘛，就要不停向前”

　　2009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澳大利亚也紧缩了自己的务工政策。有媒体报道，这一年澳大利亚政府保证移民不和本国公民竞争工作岗位，削减14%技术移民名额。
　　后楚庄村人最直接感到的是，出国打工更难了。但柴钢不想再等了，2010年，他结婚了，正式启动出国大计。他对自己的电焊技术很自信。澳大利亚国徽左边是一袋鼠，右边是一只鸸鹋，这两种动物均为澳大利亚特有，它们一般只会向前走，不轻易后退，象征着一个永远迈步向前的国家。这让柴钢等青年觉得，这是个好象征：“人嘛，就要不停向前。”
　　但此时，正是严格时期，柴钢的多次考试，都没能过关，他不得不继续等待。
　　他有时通过网上视频，与那些已经出国的青年聊天，他们曾经是学习成绩不好的一群孩子，如今成了媒体关注的焦点、村里的名人、财富的拥有者、荣耀的象征。这让柴钢羡慕不已。
　　71岁的村民赵洪荣的二儿子金兴旺如今也和尹法刚一起，在澳大利亚打工。金兴旺从小成绩不好，没上成大学，就早早去学电焊出门打工了。而三儿子金晓，从小成绩就好，烟台某大学毕业后，进入孝里镇政府工作，如今36岁的他，是个安稳的公务员，但现在村里人看起来，却说，还不如老二潇洒，到国外赚大钱了。
　　这些土里生土里长的孩子，如今习惯吃西餐，使用刀叉，英语也越来越熟练。这些原本都是国内白领们的生活追求，與他们相距很远，但却成为他们的日常生活。
　　这些乡村青年到了澳大利亚，妻子则做起了全职家庭主妇，这很像当初在老家农村，不同的是，因为多生了一个孩子，当地政府对他们有奖励还有补贴。在澳大利亚打工的村民王兆生，也得了奖励补贴，2011年，王兆生夫妇又生了一个女儿，女儿一出生就获得澳大利亚国籍。他们发现生孩子不但住院不花钱，当地政府还补助了5000澳元。小女儿出生后，王兆生的妻子辞去了蔬菜厂冷冻仓库的工作。
　　王兆生的父亲王金明，已经60岁，每天守在后楚庄村，拿出孩子的照片看，他身后的土墙上，一行标语煞是醒目，“严厉打击违法生育，依法征收社会抚养费”。
　　在澳大利亚，除了额外的奖励，真正让后楚庄的年轻人感到满意的，是每月的收入。比如王兆生，如今他的周薪约1700澳元，扣税30%后每月3000多澳元拿到手，相当于人民币2万多元。他们去澳大利亚，办的是457工作签证，在澳大利亚干两年，如果技术过硬，被雇主看重，对方可以做担保，申请绿卡。出国两年多，王兆生一家拿到了绿卡，还贷款买了45万澳元的房子。房子220平方米，院子760平方米，院子里种花种草也种点菜。王兆生还花7000多澳元（合人民币4万元）买了两辆车，一辆丰田、一辆二手本田，夫妻俩一人一辆。

“亚力山大啊”

　　从2012年开始，澳大利亚的政策又有了松动，后楚庄人也开始动起来，村支书张吉水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最近陆续有人去办护照。而村里更小的孩子，也对读高中没了兴趣，他们都想去学门手艺，顶撞自己的父母：“读高中，上大学又有什么用了，在城里工作都找不到，你没看新闻里，那么多人做了‘蚁族’，睡几平方米的地下室，挤公交和地铁，日子一点都不快乐。”
　　柴钢再次申请，他交了十多万的中介费，终于过关，帶着妻子和电焊机一起出国。
　　但出国后，并非一脚踏进天堂，山东省商务厅的消息显示，由于一些机构过分夸大外派劳务人员的收入，没有如实讲明劳务人员在国外的艰辛，导致劳务纠纷和突发事件增多。
　　在后楚庄村出国高潮的2008年，山东省通过合法途径累计派出劳务人员42万人次，共发生境外劳务纠纷和突发事件38起，涉及劳务人员2000多名。
　　有些后楚庄村的青年，到了澳大利亚才发现，自己的雇主是个不存在的人，或者是个名义上的雇主，没有工厂没有活计，这是一些不负责任的中介的阴谋，只管把你弄出国，就不问你死活了，中国青年们只好另外去寻找工作的机会，有时一等就是十天半个月，别说赚大钱，连吃饭都成了问题。
　　而有些根本没学过电焊的青年，也临时抱佛脚，虽然侥幸过关，但到了澳大利亚不久，又被返送回国，这其中甚至也包括了尹法刚的亲兄弟尹法家。
　　尹法家到了澳大利亚之后，也感到自己的手艺还欠火候，暗地里努力去学习，但还是常常被雇主看出端倪，遭到指责，电焊技术易学难精，说起来只有八个字，“起弧、角度、运行、收弧”，但其实学问不少，想提升水平并不容易。
　　一来二去，雇主不愿意分配更多的活给他，他的收入也减少很多。更要命的是，电焊技术不行，在当地考专业证书几次未果，没法办下工作绿卡，无法长期定居。最后他只好打道回府，与他类似的，还有很多青年，他们回国后，也不愿在村里多呆，拍人家笑话，赶着又去外地打工，继续着底层农民工的角色。如今，尹法家给人家焊个小帐篷之类的活计，赚的都是小钱，但汗流的一点不少。此前十几万的出国中介费，只退了一部分。
　　即便是像尹法刚这样在澳大利亚买房的后楚庄青年，一个星期就要还房贷近千澳币，有时雇主突然结业，他们就没了收入，最担心的就是如果连续几个月交不起房贷，那幢200多平方米的大房子连同前后的草坪，都要被银行收去，“压力山大啊。”
　　更要命的是，现在很多雇主都只是招短期工、零工，有活就让你去，没活就解除劳动关系，甚至还有的新招一批工人，干够15天就重新再换一批，这样就能避免裁员时发补偿金，又不违反法律。“反正工人多的是，除了我们，还有印度、越南和菲律宾人。”
　　失业两个月后才可以申领失业保险，“但那点钱刚够吃饭。”柴钢听出国的前辈们说，有时候，为了省钱，每天都算账：面粉五毛澳币一斤、食用油一块一斤、冬瓜3块钱一斤、生姜31块一斤。如果一天花费超过30澳币，就到不够还房贷的警戒线了。
　　8月的一天，后楚庄村，柴洪方穿着白色背心坐在自家躺卧里休息。他的家在村子里算是不错，有簇新的地板、沙发和电视，墙上挂着儿子柴钢的结婚照，小伙子看着很帅气。很显然，儿子柴钢是幸运的一员，他在异国打工顺利，目前在想的是，要不要去申请绿卡。
　　“但是我也劝他，得考虑清楚，住在国外压力大，实在不行，还是回村，怎么说还有一亩三分地，饿不死。”柴洪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