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转战陕北的“文武两条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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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毛泽东率中央机关转战陕北。
图② 通信战士在紧张地发报。
图③ 周恩来在转战陕北途中批阅电讯稿。
图④ 转战陕北时,范长江留下的行军路线图。

“中央委员加电台等于党中央”


  1947年春,蒋介石命令胡宗南集团对延安发起“重点进攻”。中共中央决定主动放弃延安。3月18日,毛泽东率中共中央主动撤出延安,踏上了转战陕北的征途。3月29日晚至30日,毛泽东在陕北清涧县枣林沟主持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前敌委员会(简称中央前委,仍用中共中央名义),由中央书记处3位书记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留在陕北,主持中央工作;成立中央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央工委),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刘少奇为中央工委书记,朱德为副书记,中央工委立即东渡黄河,到晋察冀开展中央委托之工作。4月11日,中央又决定成立中央后方委员会(简称中央后委),以叶剑英为书记,杨尚昆为后方支队司令,到晋绥解放区建立中央同各解放区联系枢纽,统筹后方工作。这样,形成了中央前委、中央工委、中央后委“一分为三”的战时体制。中共中央转战陕北时,毛泽东化名“李德胜”(意为取得胜利),周恩来化名“胡必成”(意为必定成功)。
  中央机关除了少部分精干人员留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外,大部分东渡黄河,转移到晋绥解放区。为了便于行动,留在陕北的中央机关人员按军事编制组成中央纵队,代号“昆仑纵队”,后又改称“三支队”“九支队”,任弼时任司令,化名“史林”(司令的谐音);陆定一任政委,化名“郑位”(政委的谐音)。中央纵队有3个电台业务大队:一大队负责通信联络;二大队负责敌人无线电密码破译;四大队负责舆论宣传。还有一个大队就是那些机关工作人员,又被称为中央直属队。再加上4个警卫连,一共800多人。
  一大队是由军委三局(通信)派人组成的通信联络队伍。大队长黎东汉是军委三局通信总台副台长,下属3个队(即3部电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就是通过这3部电台下达到全国各个战场的。
  二大队是由军委二局(情报)派人组成的军事情报队伍。大队长胡备文是军委二局二处处长,重要任务是全面侦测进攻陕北的胡宗南、邓宝珊的军事系统,直接向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提供技术侦察情报。
  四大队是由新华社和军委三局分别派人联合组成的舆论宣传队伍。大队长范长江是新华社副总编辑,总社及大部人员在社长廖承志的带领下,东渡黄河转移到太行地区寻找新的工作点。
  在中央纵队的干部大会上,周恩来讲话时打了一个比方:“中央委员加电台等于党中央。”任弼时进一步解释:“一大队是电台(通信),二大队也是电台(无线电情报),四大队还是电台(无线电广播),我们4个中央委员(毛、周、任、陆)加上你们3个电台大队,不就是党中央吗?”周恩来还风趣地说:“我们这个司令部,一不发钱,二不发粮,三不发枪,只发电报!”

“武的一条线”


  转战陕北期间,毛泽东率中央机关辗转于黄土高原的千山万壑,不仅直接谋划西北战场,而且运筹全国各战场的解放战争。一道道指令,就是通过几部小小的电台传达到全国各个战场的。用周恩来的话说,毛主席是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指挥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
  4月12日,毛泽东率中央机关转战到安塞县王家湾,在这里停留了50多天。胡备文带领二大队集中5部电台,对胡宗南两个军部、5个师部及所属的十几个旅实施全面监控,及时破译出全部密码电报,全面掌握了敌人动向,为中央军委谋划西北战局提供了重要情报支撑。毛泽东在王家湾起草了《关于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提出“蘑菇”战术,“将敌磨得精疲力竭,然后消灭之”。
  黎东汉带领一大队将党中央、毛泽东的重要指令,及时、準确地发往西北野战兵团司令部,确保了西北野战军在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战三捷,共歼国民党军1.4万余人,从而稳定了陕北战局,为转入战略反攻奠定了基础。
  一大队的3部电台功率都比较小,只能联络全军的主要部队。党中央与各战场一些往来电报需经过中央后委大功率电台转发。仅在王家湾期间,一大队电台就将114份电报传到各战场,确保了党中央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的指令畅通无阻。
  1947年6月上旬,二大队的电台侦知,国民党军用新式无线电台“测向仪”测到王家湾一带有一个电台群,胡宗南即令二十九军军长刘戡率4个半旅“快速偷袭王家湾,活捉毛泽东”。中央纵队只有4个连的兵力,形势十分危急。根据周恩来的命令,黎东汉安排电台一律静默3天,只收不发。
  中央纵队连夜冒着大雨转移,战士们在雨中连续走了20 多个小时,直到第二天天黑才宿营。但电台不能休息,一大队又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之中。在这次转移前,黎东汉患了肠炎,上吐下泻,持续高烧,加上雨夜连续行军,体力严重透支,生命危在旦夕,他要求部队把他丢下,但战友们坚持用担架抬着他行军。
  毛泽东知道黎东汉的情况后,说:“黎东汉无论如何不能死!”他问医务室主任任玉洪,就没有别的药了吗?任说还有外国人留下的一点磺胺,但这药不能随便用。毛泽东当即下令:“当务之急是抢救黎东汉,他担负的工作很重要!”黎东汉知道后激动得热泪盈眶。经过治疗,黎东汉的病情得到控制,他决心加倍努力工作来报答领袖的关怀。   中央纵队于6月17日转移到靖边县小河村住了下来,一直到8月1日离开。在山西临县中央后委的军委三局局长王诤知道黎东汉生病的消息后,决定派三局科长崔伦去小河接替黎东汉的工作。崔伦带一部电台和两个报务员,于7月初抵达小河,这时黎东汉已基本痊愈,两位老战友又并肩战斗在一起。直到9月黎东汉过河到山西临县,崔伦正式担任一大队大队长。
  党中央召开的小河会议,讨论了人民解放军的战略部署和各个战场的作战配合等问题。一大队的“红色电波”把中央的重大决策从小河传达到各个战场。各路解放军把战争引向蒋管区去,彭德怀挥师攻打榆林,策应陈谢大军挺进豫西;陈粟组织东线兵团在胶东发动进攻,配合在山东西线作战的陈粟大军和挺进中原的刘邓大军,拉开了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序幕。
  为了保障中央对各战场的指挥畅通,同时保证中央纵队和毛泽东的安全,军委三局在临县建立大功率的军委通信总台,一大队和各战场都使用电波弱、不易辨别的小电台,以中间的大型固定台转发两头移动小电台,实行了“前轻后重”的战时通信保障系统。毛泽东率党中央在转战陕北期间,通过电台指挥三支大军逐鹿中原、两翼牵制实现战略反攻的同时,也指挥东北战场和华北战场取得一连串重大胜利,全国战争形势实现根本转变。毛泽东对通信保障工作十分满意,说:“解放战争胜利后,要给王诤颁发一枚最大的奖章。”

“文的一条线”


  在转战陕北期间,范长江领导的四大队这支“笔杆子”队伍任务有三:一是收集世界各大通讯社及国民党中央社发布的重要新闻,及时为党中央提供参考资料;二是以新华社名义写作重要军事新闻、社论、评论,报中央领导人审定后对外发布;三是将党中央、毛泽东的重要文件、指示以及新华社的新闻、社论、评论传发至太行山的新华社总社,通过新华广播电台播发。
  每到宿营地,四大队全员进入紧张的工作状态,抄译美联社、路透社、塔斯社及国民党中央社的电讯译稿,每天编辑油印《参考消息》报中央领导人参阅。毛泽东等领导人通过分析这些信息,准确把握国内外的形势,然后作出重要决策。
  范长江对部下说,新华社是党的“喉舌”,发出去的是党的声音,容不得半点差错。我们送审的新闻、社论、评论稿件,毛主席、周副主席等领导反复修改甚至重写,最后交给我们的稿子,抄写工整,哪怕一个标点都十分准确,给我们作出了表率。我们一定要学习这种认真负责、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
  每当接到任务,范长江把文稿交给译员译码,译员按码读字,编辑对照原稿监听,人名、地名、数字要重复核对三次,再交电台传发给太行总社,以确保准确、及时地发出党中央的声音。这些文章播发后,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各战场的军民,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
  1947年3月25日,西北野战兵团在青化砭歼灭胡宗南部第三十一旅旅部及第九十二团共2900余人,首战告捷。周恩来指示四大队,要迅速将这一好消息传遍全中国。范长江当即在捷报稿写上“新华社陕北25日电”的电头,将稿件发往太行总社,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在太行山播出的第一条新闻就是青化砭大捷。
  4月12日,中央纵队在王家湾期间,毛泽东在修改新华社为纪念“四一二惨案”20周年撰写的社论《中国人民伟大斗争的二十年》时,专门加写一段话:“过去的二十年是中国人民伟大斗争的二十年。这个斗争快要结束了,这就是蒋介石反动统治的灭亡。因为蒋介石要灭亡中国人民,因此中国人民必须团结起来灭亡蒋介石。”四大队加急发到陕北电台全文播发,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公开提出“灭亡蒋介石”的目标。
  4月14日,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兵团又在羊马河歼灭胡部第一三五旅4700余人。4月17日,陕北电台播发经毛泽东修改的新华社评论《战局的转折点——评蒋军一三五旅被歼》,毛泽东加写了两段话:“可以预计,四月开始的两三个月内,蒋军将由攻势转变为守势,人民解放军将由守势转变为攻势。”“历史事变的发展表现得如此出人意外,蒋介石占领延安将标志着蒋介石的灭亡,人民解放军的放弃延安将标志着中国人民的胜利。”
  5月初,陕北电台迅速播发了蟠龙大捷的消息和周恩来修改的新华社评论《志大才疏阴险虚伪的胡宗南》。毛泽东在收听这一广播时,对播音员充满激情的播音大加赞赏:“这个女同志好厲害,骂起敌人来真是义正词严,讲到我们的胜利也很能鼓舞人心,真是爱憎分明。”
  1947年9月23日,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来到佳县神泉堡,他在神泉堡的窑洞里写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国土地法大纲》等纲领性文件。10月9日,通讯员送来毛泽东亲自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范长江决定在传发总社前,先向四大队宣读这篇必将在全国产生重大影响的历史性文献,当他念到“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时,全场掌声雷动。
  12月下旬,毛泽东在米脂县杨家沟主持召开中央十二月会议,向会议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范长江带领四大队彻夜不眠,将报告及时传到太行总社,准时在1948年元旦播出,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
  1948年3月9日,毛泽东就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写信给胡乔木:“请乔木将此件交给范长江,用明码发给新华社,转播全国,在报上发表。翻译时,文字和标点符号不要弄错。发出、广播及登报,时间越快越好。”范长江当即在此批件上批注:“此稿校三遍,由我自己校一遍,抄两份,要一字不错。”四大队全员投入,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毛泽东对文武两条线的工作十分满意,后来他在回顾转战陕北经历时说:“到哪个地方都有通信联络,在陕北,天下大事我都可以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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