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数字出版的飞速发展开始于1995年,在2000年之后,随着个人PC和互联网的普及,数字出版经历了一个飞跃。跟国内数字出版发展轨迹不同的是,国外经历了一个漫长而且发达的拨号上网阶段。在流量受限的情况下,完善而多元的基于文本的网络服务成为主体。这些奠定了西方国家数字出版的坚实基础,尤其是英国和美国。
　　反观我国,互联网真正走向大众,是从2005年前后宽带普及开始的。在此之前的十几年中,我国互联网是绝对的精英媒体和小众媒体。而宽带的到来,将互联网在短短一两年时间内从文本媒体转化为多媒体,从精英媒体转化为大众媒体。由于缺乏一个从精英到大众的过渡时期,在我国互联网服务中,知识含量和知识服务的比重很小,而影音多媒体、网络游戏、大众社区很快成为了主角。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立足于思想传播、文化传承,基于文本形式的数字出版在前些年始终处在被边缘化。
　　当然,语境的因素并不是我国数字出版滞后的根本原因。其根本原因在于,国内出版社的运营体制和赢利模式,造成了很多单位靠教材维系、以炒作发财、不思进取。另一方面,数字出版的最佳赢利点在学术图书和专业图书,而我国高等教育体系,像专业内容市场,缺乏系统开发和完善运营。像部委出版社、大学出版社和科技出版社在内的国内科技出版体系,在开发专业图书和学术图书方面远远逊于西方同行。我们没有世界一流的学者、世界一流的学术出版商和世界一流的学术专著,跟我国出版业长年以来“靠教材,重通俗,轻专业”的文化有直接关系。
　　这些深层次因素,决定了当我国出版业要大力发展数字出版,缩短与西方国家的差距的时候,处在一种先天不足的状态。而这种先天不足加之急功近利,很容易引发一场大跃进。从这两年如火如荼的数字出版发展来看,很多潜在的问题不容忽视。
　　第一,商业模式简单重复。纵观国内各大出版集团的数字出版战略,真正具有创意性、前瞻性的模式几乎没有。所有的商业模式,不是照搬西方同行,就是互相克隆,大同小异。如此下去,数字出版领域的重复建设将非常严重,一方面浪费了国家资源,另一方面使本来就处于落后地位的我国数字出版业更加落后。
　　第二,发展数字出版的思路老套。数字出版从本质来讲是文化创意产业。在西方,数字出版的主体一方面是各大出版巨头,另一方面是千千万万个中小企业,他们有活力,有创造性,有激情,有专业背景。可以说,整个互联网发展的历史,是创意和中小企业成功的历史。违背这个规律,一味通过出版集团,大型化平台垄断资源来发展数字出版,恐怕会扼杀整个行业的创造性和活力。
　　第三,产品定义没有突破。从理论上讲,信息时代出版社的角色是信息服务商,或者说知识咨询者,虽然很多出版集团的老总在讲话里开始引用这个观点。但是在战略运营上,却丝毫体现不出这些理念。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在数字出版时代,我们对于产品的定义依然是“图书”,而不是信息。我们对产品的理解依然是一个商品,而不是服务。如果这种理念继续下去,我国的数字出版只能是数字化的传统出版,而不是数字时代的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