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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9日，美国大选尘埃落定。唐纳德·特朗普战胜希拉里，成为美国下一任总统。11月21日，特朗普阐述了他明年1月20日上任后100天执政计划，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TPP）已列入第一天的工作计划。
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副主任何伟文看来，无论是英国脱欧，还是屡屡发出“反全球化”言论的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这些都是全球化进程中的“插曲”，“从长远看，全球化仍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
而对于有能力、有机会参与乃至引领未来贸易规则制定的中国，何伟文特别强调需要推动“包容性的全球化”，要让全球化惠及每个人，这考验中国的智慧，但也体现中国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中美仍将回归到正常的贸易关系
《WTO经济导刊》：美国候任总统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发出的“退出WTO（世界贸易组织）”等反全球化的言论，让大家很担心全球化的进程。您怎么看？
何伟文：最近这一段时期以来，大家都看到有很多逆全球化，或者叫它反全球化、去全球化的趋势，比如英国脱欧，德国反对TTIP，意大利、法国在民粹族里的保护主义都在上升。现在在美国最突出的是特朗普当选总统。
首先我们要把这些现象跟全球化本身区别看，因为所有的这些行为都是上层建筑，而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客观经济规律。它的基础是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基础又是分工，现代化的大城市，当然超过国界，分工就变成了跨国的，就有了跨国的投资，技术、人才、资本、材料的流动，这是全球化。
而且我们如果看到经济规律本身，近年来，跨国投资和跨国公司海外资产的比重都在上升，这个势头没有变。但为什么上层建筑有这样的变化？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存在的反映。从特朗普竞选期间的口号和主张可以反映出来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社会基础。第一个是说很多就业机会被挤掉了，第二个工资上不去，第三个贫富的差距拉大。于是他们就拼命地攻击贸易。中国就变成了一个最大的目标，整个WTO也是目标。
但这些是不是国际贸易带来的？显然是不对的。有研究表明发达国家就业减少或者就业不能增长80%以上的原因是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而不是贸易。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航空航天业是美国出口的大头。2014和2015年的贸易顺差增加了10%，从750亿美元增长到825亿美元。产值也是增加的，但是就业减少了1.6%，为什么？因为技术进步了，生产力提高了。
第二个就是工资上不去，这其实不是上不去，从绝对数来看还是增长的。美国的富人挣钱挣得太多了，特别是最富的人，相比之下差距就太大了。最富的1%拿了全国43%的收入，最富的0.1%拿了全国22%的收入，所以穷人多得很。
这是全球化带来的吗？不是。问题在于政府的政策。技术的进步是必然的，但要有相应的就业政策。至于贫富差别，更是社会的政策。
我们应该有科学的认识，要坚信全球化是无可阻挡的，要坚定地支持。但也要正视一个问题，就是在遵循全球化的同时，要实行包容性的增长，就是包容性的全球化。要使全球化发展惠及每一个人，不同的国家之间，国家内部贫富之间也要缩小差距，这样才能成功。
《WTO经济导刊》：对于特朗普当选，不少人还有一种担心，中美之间是否会出现新一轮的贸易战。
何伟文：我认为贸易战的可能性几乎没有。
第一即便特朗普兑现竞选承诺，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但他说了不算。
第二就是人们比较关心的，特朗普会不会真的像宣称的那样对中国产品增收45%的关税。如果特朗普单方面征税，就直接违反了WTO的协定和规定。如果说哪一个具体产品，哪一个具体事情方面倾销了，可以就具体的事情去调查，去惩罚。但是在总体上，不能这么做，否则违反世贸规则。中美最后还是会回归到正常的贸易关系，也就是有摩擦了，我们就谈案子，判决得不对，我可以告到WTO。做什么事情，仍然强调以规则为基础。
WTO仍处于中心地位
《WTO经济导刊》：您觉得入世15年给中国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和变化？
何伟文：我觉得最大的影响是观念上。大家都感觉到我们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更紧密地合在一起了。
需要强调的是，国内有很多人讲入世中国的红利往往是讲出口。但如果我们算这15年的总账，进口和出口还是均衡增长的。
再一个就是投资，不管国外对中国的投资环境有多大的抱怨，但是中国的投资额每年进来很多，特别是欧盟现在对中国投资成倍的增长，美国也是两位数的增长。
《WTO经济导刊》：对于WTO多哈回合停滞不前，类似TPP这样的区域性贸易协定蓬勃发展的现状，您是怎么看的？
何伟文：我觉得这个是必然的，因为多边的体制，现在进展得太慢。上次达成乌拉圭协议是1993年了，已经20多年了，这个世界的变化太大了。原来的规则已经不够了，所以就要制定新的规则。当然，WTO也是有贡献的，它提供基本的原则，就是公平的贸易，都按照规则来。所有的区域或双边协定都承认这一点，而且在这个基础上再增加一点，就是把关税降到0，准入的窗口再开大一点，这个很正常。
我们现在要研究，世贸多边的机制怎么样能够更加有效地推进，克服现在这种笨重缓慢艰难的状态，因为有很多情况下，WTO是被自己边缘化的。但不管怎么样，WTO还是处于中心地位的，这一点不能够动摇。
推动“共同但有区别”的自由贸易
《WTO经济导刊》：在推动WTO，以及未来参与、引领国际规则的制定方面，您觉得中国怎么更好发挥自己的作用？
何伟文：推进多哈回合，而且现在最好是用一种“切香肠”的方式，不能一口气都吃下去。区域、双边上也要推进，这个路线图都很清楚。最重要的一带一路的问题。
我们当然要参与制定21世纪贸易规则，而且争取发挥尽可能大的作用，能起到引领更好。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努力设法解决包容性的全球化。
我们需要研究“共同但有区别”的自由贸易。需要承认差别，要适应不同的情况，使得所有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都能受益。同时贸易政策跟就业政策、社会公平政策要有机统一起来。要推进跟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融合。我相信没有一个发达国家会这么做，只有中国会这样做。很多发展中国家，愿意这么做，但是没有这个能力。中国正好也是发展中国家，同时有这个能力，正好能有这个机会来做。
《WTO经济导刊》：奥巴马总统去年10月份在TPP协议达成后表示不能让中国等国家书写全球贸易规则。规则的竞争可以想见是激烈的。您怎么来理解中美之间在规则上的对抗性和竞争性？
何伟文：虽然现在TPP搁到一边了，但并不表明美国退出，就只有中国一家，没有人竞争了。美国会以其它的方式，而且会拿出更大的力量来跟中国竞争。这是毫无疑问的，也就是说，美国会按照有利于他们的运营模式和利益来制定规则。中国制定规则跟美国不同，就是不但有利于我，而且有利于全球，有利于世界极大多数，所以这个规则制定起来会更难。
在目前来讲，TPP暂时搁置，给我们更大程度参与，进而能够更多主导现在贸易规则的制定，提供了一定的时间和空间。我们要利用好这一段机遇，可以分成几个战线：一个是WTO本身多哈回合，但估计这个不会有太大的进展。然后就是一带一路沿线区别对待的这种做法。现在我们要注意一点，就是非洲和拉美，包括亚洲，一体化在加速发展。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本身有这种需要，你看逆全球化的，都在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很少。这也印证了全球化是一种客观经济规律的反映。
至于世界统一的规则，我觉得还要不断地探索，但基础还是离不开WTO的精髓。在这精髓下，如何适应经济发展的规律和新的趋势特点，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课题。
编辑|杜娟 juan.du@wtoguide.net
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副主任何伟文看来，无论是英国脱欧，还是屡屡发出“反全球化”言论的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这些都是全球化进程中的“插曲”，“从长远看，全球化仍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
而对于有能力、有机会参与乃至引领未来贸易规则制定的中国，何伟文特别强调需要推动“包容性的全球化”，要让全球化惠及每个人，这考验中国的智慧，但也体现中国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中美仍将回归到正常的贸易关系
《WTO经济导刊》：美国候任总统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发出的“退出WTO（世界贸易组织）”等反全球化的言论，让大家很担心全球化的进程。您怎么看？
何伟文：最近这一段时期以来，大家都看到有很多逆全球化，或者叫它反全球化、去全球化的趋势，比如英国脱欧，德国反对TTIP，意大利、法国在民粹族里的保护主义都在上升。现在在美国最突出的是特朗普当选总统。
首先我们要把这些现象跟全球化本身区别看，因为所有的这些行为都是上层建筑，而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客观经济规律。它的基础是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基础又是分工，现代化的大城市，当然超过国界，分工就变成了跨国的，就有了跨国的投资，技术、人才、资本、材料的流动，这是全球化。
而且我们如果看到经济规律本身，近年来，跨国投资和跨国公司海外资产的比重都在上升，这个势头没有变。但为什么上层建筑有这样的变化？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存在的反映。从特朗普竞选期间的口号和主张可以反映出来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社会基础。第一个是说很多就业机会被挤掉了，第二个工资上不去，第三个贫富的差距拉大。于是他们就拼命地攻击贸易。中国就变成了一个最大的目标，整个WTO也是目标。
但这些是不是国际贸易带来的？显然是不对的。有研究表明发达国家就业减少或者就业不能增长80%以上的原因是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而不是贸易。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航空航天业是美国出口的大头。2014和2015年的贸易顺差增加了10%，从750亿美元增长到825亿美元。产值也是增加的，但是就业减少了1.6%，为什么？因为技术进步了，生产力提高了。
第二个就是工资上不去，这其实不是上不去，从绝对数来看还是增长的。美国的富人挣钱挣得太多了，特别是最富的人，相比之下差距就太大了。最富的1%拿了全国43%的收入，最富的0.1%拿了全国22%的收入，所以穷人多得很。
这是全球化带来的吗？不是。问题在于政府的政策。技术的进步是必然的，但要有相应的就业政策。至于贫富差别，更是社会的政策。
我们应该有科学的认识，要坚信全球化是无可阻挡的，要坚定地支持。但也要正视一个问题，就是在遵循全球化的同时，要实行包容性的增长，就是包容性的全球化。要使全球化发展惠及每一个人，不同的国家之间，国家内部贫富之间也要缩小差距，这样才能成功。
《WTO经济导刊》：对于特朗普当选，不少人还有一种担心，中美之间是否会出现新一轮的贸易战。
何伟文：我认为贸易战的可能性几乎没有。
第一即便特朗普兑现竞选承诺，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但他说了不算。
第二就是人们比较关心的，特朗普会不会真的像宣称的那样对中国产品增收45%的关税。如果特朗普单方面征税，就直接违反了WTO的协定和规定。如果说哪一个具体产品，哪一个具体事情方面倾销了，可以就具体的事情去调查，去惩罚。但是在总体上，不能这么做，否则违反世贸规则。中美最后还是会回归到正常的贸易关系，也就是有摩擦了，我们就谈案子，判决得不对，我可以告到WTO。做什么事情，仍然强调以规则为基础。
WTO仍处于中心地位
《WTO经济导刊》：您觉得入世15年给中国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和变化？
何伟文：我觉得最大的影响是观念上。大家都感觉到我们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更紧密地合在一起了。
需要强调的是，国内有很多人讲入世中国的红利往往是讲出口。但如果我们算这15年的总账，进口和出口还是均衡增长的。
再一个就是投资，不管国外对中国的投资环境有多大的抱怨，但是中国的投资额每年进来很多，特别是欧盟现在对中国投资成倍的增长，美国也是两位数的增长。
《WTO经济导刊》：对于WTO多哈回合停滞不前，类似TPP这样的区域性贸易协定蓬勃发展的现状，您是怎么看的？
何伟文：我觉得这个是必然的，因为多边的体制，现在进展得太慢。上次达成乌拉圭协议是1993年了，已经20多年了，这个世界的变化太大了。原来的规则已经不够了，所以就要制定新的规则。当然，WTO也是有贡献的，它提供基本的原则，就是公平的贸易，都按照规则来。所有的区域或双边协定都承认这一点，而且在这个基础上再增加一点，就是把关税降到0，准入的窗口再开大一点，这个很正常。
我们现在要研究，世贸多边的机制怎么样能够更加有效地推进，克服现在这种笨重缓慢艰难的状态，因为有很多情况下，WTO是被自己边缘化的。但不管怎么样，WTO还是处于中心地位的，这一点不能够动摇。
推动“共同但有区别”的自由贸易
《WTO经济导刊》：在推动WTO，以及未来参与、引领国际规则的制定方面，您觉得中国怎么更好发挥自己的作用？
何伟文：推进多哈回合，而且现在最好是用一种“切香肠”的方式，不能一口气都吃下去。区域、双边上也要推进，这个路线图都很清楚。最重要的一带一路的问题。
我们当然要参与制定21世纪贸易规则，而且争取发挥尽可能大的作用，能起到引领更好。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努力设法解决包容性的全球化。
我们需要研究“共同但有区别”的自由贸易。需要承认差别，要适应不同的情况，使得所有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都能受益。同时贸易政策跟就业政策、社会公平政策要有机统一起来。要推进跟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融合。我相信没有一个发达国家会这么做，只有中国会这样做。很多发展中国家，愿意这么做，但是没有这个能力。中国正好也是发展中国家，同时有这个能力，正好能有这个机会来做。
《WTO经济导刊》：奥巴马总统去年10月份在TPP协议达成后表示不能让中国等国家书写全球贸易规则。规则的竞争可以想见是激烈的。您怎么来理解中美之间在规则上的对抗性和竞争性？
何伟文：虽然现在TPP搁到一边了，但并不表明美国退出，就只有中国一家，没有人竞争了。美国会以其它的方式，而且会拿出更大的力量来跟中国竞争。这是毫无疑问的，也就是说，美国会按照有利于他们的运营模式和利益来制定规则。中国制定规则跟美国不同，就是不但有利于我，而且有利于全球，有利于世界极大多数，所以这个规则制定起来会更难。
在目前来讲，TPP暂时搁置，给我们更大程度参与，进而能够更多主导现在贸易规则的制定，提供了一定的时间和空间。我们要利用好这一段机遇，可以分成几个战线：一个是WTO本身多哈回合，但估计这个不会有太大的进展。然后就是一带一路沿线区别对待的这种做法。现在我们要注意一点，就是非洲和拉美，包括亚洲，一体化在加速发展。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本身有这种需要，你看逆全球化的，都在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很少。这也印证了全球化是一种客观经济规律的反映。
至于世界统一的规则，我觉得还要不断地探索，但基础还是离不开WTO的精髓。在这精髓下，如何适应经济发展的规律和新的趋势特点，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课题。
编辑|杜娟 juan.du@wtoguide.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