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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晚清以后中国的危亡局势，促使很多知识分子投身救亡活动，其原因既有传统士大夫思想的积淀，也有近代民族主义思潮和新民思想的影响。受民族危机的激发，顾颉刚先生两次卷入救亡活动，不但以学术活动极大地唤醒了民众，也因救亡活动促进了他两次学术转向，并开拓了学术研究的新领域。
关键字：救亡活动；顾颉刚；学术转向
文章编号：978-7-80736-771-0(2011)02-019-04
以往学界对顾颉刚学术研究内容本身以及学术研究和实地考察的关系都有较多的论述，但对于爱国救亡与其学术转向的关系的论文较少。主要有：丁超在《燕大时期顾颉刚的学术事业与禹贡学会》中试图证明顾颉刚由“为学问而学问”转变到“所学必求所用”是一种民族主义情怀，彭春凌在《五四前后顾颉刚的思想抉择与学术径路》中分析了顾颉刚学术革命中的五四精神，刘俐娜在《从《上游集》看抗战时期顾颉刚的学术活动和思想》一文中分析了民族复兴思想对顾颉刚学术思想的影响，最近，余英时在《未尽的才情——从<日记>看顾颉刚的内心世界》一文中从传统士大夫思想中自在的启蒙心理和民族危机给顾颉刚的文化事业提供了发展契机等方面分析了顾颉刚的求知欲和事业心，以此视角审视顾颉刚非纯粹学术的一面。
诚然，救亡背景下的民族主义和民族复兴思想是近代中国社会思潮的一大主题，很多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在国家危亡、文化断裂的年代都不能忘情于政治，大有传统士大夫“少为儒家之学，本董生国身通一之旨，慕伊尹天民先觉之任，不能与政治绝缘”之思想。故而他们时而在书斋中研究高深学问，时而走出书斋参加爱国活动，甚或学术偏向致用功利的一面。但也应该看到，民族危机的契机既激发了传统士大夫思想和民族复兴思想，也促进近代新民的塑造。梁启超主编《新民丛报》以来对新民的鼓吹就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对每个人都爱国急公之期望，是淬历其所本有而新之；一方面对学者为学术而学术之期望，是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而学者既要保其为学术而学术之本旨，又需对爱国救亡尽一份公民之责任，故学术研究也有困惑和转向。下文具体论述顾颉刚个人参加救亡活动和学术转向的相互关系。
一、早年参加救亡活动和学术转向的关系
1．《国粹学报》和走上学术之路
顾颉刚先生的读书兴趣和辛亥前救亡活动有着很大关系，接受《国粹学报》使他对古史有了新的观念。他自进中学前就请其父子虬公买回两册《国粹学报》以至于还将上海所出版的《国粹学报》全部买来翻读。这份刊物不但宣传革命，同时，章炳麟、刘师培等人又站在经古文学的立场上摧毁康有为的经今文学。正是由于这份刊物，“他开始接受章太炎‘整理国故’的思想，走上了钻研中国学术文化的道路。
2．从保皇思潮到加入社会党，准备献身革命
顾颉刚先生早年受过系统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有着中国古代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感认同，辛亥前后其思想经历了保皇派到偏向革命，还认为学者的责任是为政济世。顾颉刚从1904年开始读梁启超编印的《新民丛报》，在保皇、革命两党冲突时，顾颉刚倾向前者，他那时以为要说国家可以没有皇帝，就仿佛说一个人可以没有头，是断然想不出来的。1905年顾颉刚受国内革新运动勃兴和梁启超披靡一世之言论热情的影响，便觉得杀身救人是志士的唯一的目的，为政济世是学者的唯一的责任。但从1907年读《国粹学报》至辛亥革命，顾颉刚受邓实、黄节等人借“国粹”之名宣传革命之实的影响，洗涤了《新民丛报》给他的保皇思想。同时受于右任1908年主办的同盟会机关报《民呼日报》的鼓舞，早年顾颉刚开始有了种族革命的思想，转变了以前的保皇倾向。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顾颉刚等学生在学校里无心读书，天大的一个任务是看报，是年顾颉刚加入社会党。1912年受革命潮流涌荡，欲投身其中，喜欢故纸堆里的顾颉刚，受不住强烈的刺激，回复了读《新民丛报》时的精神，想献身于革命，甚至要把五六年来向往国学的念头推翻了。他还劝好友王伯祥、叶圣陶共入社会党。自任文书干事，激烈地宣传社会主义。常与王伯祥、叶圣陶讨论社会主义，反对孔教，认为孔子之言为专制帝王之脚本。这些都受他以为学者的责任是为政济世的影响。
3．脱离社会党和学问只当问真不真
加入社会党不久，顾颉刚就发现自己的习性不是适应搞党派的，很快就退党了。1913年顾颉刚受太炎先生攻击今文家的“通经致用”的启发悟出学问只当问真不真，不当问用不用。从此，他开始敢于作无用的研究，不为别人的势力观念所笼罩。
4．新文化运动和五四与顾颉刚回归学术研究
新文化运动以后学术文化上的革新思想对顾颉刚学术道路的选择产生了重要影响。胡适等人倡导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对象，把国学看作是国故学，囊括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扩大了国学研究的范围。从1917年开始顾颉刚开始信服胡适，对上古史之可靠性，也再次重估。他开始对传统史学产生了大胆的怀疑，并要求对古史重建。而顾颉刚之所以能彻底的辩论古史，则是没有崇拜圣人观念之故，也是深受胡适、章士钊所宣扬之历史进化论之影响，而这没有崇拜圣人的观念也在新文化运动之后伦理观念发生改变后才打消了。
五四进行到1919年5月9号，顾颉刚劝傅斯年、罗家伦将风潮扩大，在根本上改动一回，可看做顾颉刚革命思想的继续。1920年4月应罗家伦之邀，顾颉刚为《晨报·五四纪念号》作《我们最要紧着手的两种运动》，提出改造国民的两种方法。可见他依然不能忘情于济世。直到1920年胡适的论文使顾颉刚发生一种自觉心，使顾颉刚知道最适合自己的性情的学问乃是史学。
二、“九·一八”后投身救亡活动与学术转向的关系
“九·一八”事变之后，顾颉刚积极投入各种抗日活动，诸如加入抗日会、捐款犒劳十九路军、提议“三户书社”改名为通俗读物编刊社并自任社长、征求并出版抗日鼓词《五百大刀队战死喜峰口》、《二十九军男儿汉》等。他认为这是学者的本分，如1936年11月1日顾颉刚在为北平《民生报》星期论坛写的《我们的本分》一文中说“我们现在，应当以救国为本分，凡是可以成为本分的，个人和家庭无论如何受牺牲，也是无所用其顾惜。”这种本分认识打乱了学者的学术计划，如他自己所说：“我是有志研究学问的人，十年前早把毕生的计划打好，但在这时代中，那里容我从容不迫地照着计划做去呢?……年来的内忧外患为中国有史以来所未有，到处看见的都是亡国灭种的现象，如果有丝毫的同情心，如何还能安居在研究室里?”在这里要思考的是哪些因素促使顾颉刚不得不执着于这种久违的同情心，若说是传统士大夫的启蒙思想、民族主义情怀、民族复兴思想或五四思想，如何理解顾颉刚此时的困惑?有没有梁启超提出的新民思想因素，既要爱国急公，又要为学术而学术，这种深度的困惑恐怕和顾颉刚早年参加救亡活动的体会更为贴切。
(一)“九·一八”后的学术转向
1、由纯粹学术研究转向唤醒民众救亡活动
局势的紧迫迫使顾颉刚在学术方面的转向从1931年春天开始，这一年他考察了河北、河南、山东、陕西等地国民革命后的古物古迹，所经各地，百姓生活落后使他寒心，还有鸦片白面流行，梅毒性病泛滥，使他痛感亡国灭种的恐惧，深切感到群众需要唤醒。考察途中所见愁惨黯淡的现实也使他的心沉重起来，从此以后，他“总觉在学问之外，应当做些救国救民的事”，要学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这句话是传统士大夫思想中自在的启蒙心理，更是近代新民思想的内在挣扎，否则无法理解这么多深层次的困惑。这些困惑日记中常常碰到，比如：“九·一八”事变的次日，顾颉刚在日记中写道：“日本兵于昨晚占领辽宁，以彼之处心积虑，自是迟早必有之事。以中国人不争气，即使人不来亡我，我亦自亡。”9月22号在日记又写道：“日本兵又于昨日占领吉林。燕大学生臂均系黑纱，上书耻字。但希望一班青年能永远干下去，不要有了些刺戟才动，刺戟一过又忘了。”1932年日本侵略热河，7月20号顾颉刚在日记写道：“在如此情形之下，哪里有心研究学问。”9月5号继续写道：“今日开学矣，在国家社会如此情形之下，教人如何能安心读书。我极愿做些救国工作，而教书、编书、酬应、琐碎人事，逼得我终岁无暇，仅存此想耳，一叹。”在9月11日日记写道：“予唯有利用吾名以成救国之业”。
这些日记反映了顾颉刚内心的困惑，这种内心的挣扎是以危亡局势的程度为为基数展开的。
2、救亡活动激发了顾颉刚对学术新领域的研究
在“九·一八”后，顾颉刚参与了数次考察，如1934年夏，与燕大同事组织的绥远考察；1936年7月，组织禹贡学会河套水利调查团进行为期二十多天的考察；1937年9月开始的西北教育考察等。两次重要的考察对顾颉刚学术转向投身救亡活动起到决定性作用。
第一次是绥远考察。1934年夏，顾颉刚与燕大同人旅行绥远，在与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诸人接触多次后，他知道他们背后有日本的撑腰，察哈尔、绥远两省旦夕有继东北而沦亡的危险。这次旅行考察使顾颉刚感到日本人要肢解中国，他为此而焦虑，欲唤起国人共同密切注视边疆问题，于是就在《禹贡》半月刊里讨论起边疆问题来。《禹贡》半月刊关于边疆问题的研究，也从传统的沿革地理研究转到了以边疆现实问题研究为重点。顾颉刚扩大地理沿革之范围而及于民族史、边疆史，在半月刊中屡出专号，讨论东北、西北、蒙藏、南洋诸方面事故，又集燕京师生立边疆研究会，以假期从事旅行调查，平日则一星期开一次讲演会，选延一二边疆人士之游于北平者及内地人之为边疆学者分主讲座，使同人之边疆知识亦日趋于系统化。这表现出所学必求所用的一面。
1935年成立禹贡学会，该会救国工作的影响已到日本学术界，如《申报》在民国廿五年七月二号写禹贡学会“近来常在日本刊物上，看到关于禹贡学会的消息。该会之最大目标，厥为从学术界之立场，致力于救国工作。”学会发展会员四百余人，成绩显著，编了《禹贡学会丛书》，包括《边疆丛书》、《游记丛书》、《地图底本》等。顾颉刚考虑的是集合许多同志研究中国民族演进史和地理沿革史，为民族主义打好一个基础。他设计禹贡学会的工作依然是“为学问而学问”，但又要和致用之期并不很远，以为这样自会发生民族的自信心，并最终兴起读者们收复故土的观念。但这种以学术研究促进救亡运动，并在救亡运动中使学术研究侧重于致用的目的实际上随着危机加深已经偏离了“为学问而学问”，很大程度上不得不做一些直接有关救亡的研究。
第二次是西北教育调查。从1937年9月到1938年9月，顾颉刚应中英庚款委员会之邀，到西北考察甘肃、青海的教育现状。到西北后，他感到西部教育的落后，作了一些有益于地方教育发展和民族团结的工作。他和戴乐仁、陶孟和、王文俊讨论‘补助西北教育计划”《补助西北教育设计报告书》分五章：绪言、西北教育现状略评、教育改进设计方案、预算书、结论，近五万言。在教局草甘宁青教育补助部计划书。对西北教育的困难有了细致了解，并写下了《西北考察日记》等书。这当中的见闻，更是增添了顾颉刚学术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参加救亡活动使顾颉刚进行实地考察，并有条件将实地调查工作与历史地理、民族边疆问题以及民俗学的研究结合起来，这些努力也直接促成了中国历史地理学、中国民俗学学科的形成。如果没有遭遇抗日战争的救亡活动，没有到西北等地作实地考察，恐怕也不会有这些学术新领域的研究。
(二)顾颉刚学术研究发生转向对爱国救亡活动的影响
顾颉刚爱国救亡活动的进行主要是结合自己的学术兴趣和社会名望，通过办杂志刊物启蒙民众，同时顾颉刚爱国救亡活动的进行也是以和民众互动的方式启蒙民众。他在爱国救亡活动中把主要精力用在编辑刊物，表现在他通过自己主持的禹贡学会和通俗读物社来启蒙民众。他是目的是要兴起读者们收复故土的观念、为民族主义打好一个基础。他要使中国的上层阶级因《禹贡》半月刊而认识中国，又要使中国的下层阶级因通俗读物而知道自己是中国人。他关于边疆问题的著述以及其他著述不但深化了史地学研究，更促进了民众对民族国家的认同，使民族自信心的得以加强。
1．以通俗读物社启蒙民众。
1933年长城之战，丢了热河，河北省成为前线，燕大的师生感到时局危急，组织抗日会，推顾颉刚担任宣传工作。顾颉刚考虑到知识分子自己能看报，用不着宣传，就主要宣传民众，这就要考虑合适的宣传方式。当时大鼓书在北方农村最流行，顾颉刚就决定出大鼓书词，在报上登一些题目如“胡阿毛开车入黄埔”、“宋哲元大战喜峰口”等，征求稿子。结果有赵伯庸等二十三人投稿，选出优秀几篇，每种印小册子几千，发给书摊，竟然几天就销完了。这说明这种方式的启蒙民众是有很大市场的。1937年，七月二十九日顾颉刚抵太原，看见牺牲救国同盟所印的鼓词，即是顾颉刚等人所编的，牺牲救国同盟所印的鼓词统制太原市的鼓书场，不许唱旧词而必唱新词，证明了顾颉刚等人所编的歌曲已在山西很流行了。
顾颉刚先生在编印大鼓书词宣传抗日的实践中，认识到只有民众自立才能御辱，须扩大宣传内容，并要顾及农、工业、医药卫生等行业。在上述认识的推动下，他改印小册子的“三户书社”为“通俗读物编刊社”，到1936年时，通俗读物编刊社有写作、绘图、弹唱二十余人，每星期能编出小册子八本，报纸副刊六、七种，图画数张。编刊社的发行组织遍及华北边防各省，主要依靠各村镇小学教师。此外，为求所编读物的通俗流行，顾先生在编写方面特请了一位原业鼓书的盲目艺人翟晓屏来教授弹唱，还由他训练了九位大鼓书演唱者，每成一片新词，先由他校听，不顺口的改顺口，描写不够的加以渲染，以此所印的东西都能唱的好听，于是真成了民众的文化中 心，凡识字的都争相购买。1936年冬，顾颉刚又创办《大众知识》半月刊，是针对时局唤醒群众的综合性读物，办到1937年夏，共出十二期，在刊物上常有顾颉刚激励群众抗日斗志的短文。综计顾颉刚在这几年主持编印的这种重点在宣传抗日救国的通俗刊物，共出了六百余种，合计五千万册。这些通俗读物，对唤起民族的意识收到了不小的宣传效果，发生了可观的影响。
2．与民众互动直接启蒙民众
顾颉刚到西北后，与民众的互动更为直接。他到临洮后了解到当地男孩子大都能读完小学，但经费和设备均不足，只有教科书可读。所以就从兰州请些专家来，办了一个“小学教员讲习会”，使他们得到教科书以外的知识，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常识和农田水利、农村卫生、合作事业及抗战需要的国防教育等，激发他们的时代意识。他和王树民、杨向奎等抵达临洮开战时知识、教育、农村等二十四门课。由顾颉刚讲“精神讲话’，及“边疆问题”二课。还举办了精神讲话、小组讨论会、同乐会。而讲师与学员皆精神贯注，虽极劳顿而无倦容，其不宿会中者，恒未明而至，深夜始归。渭源县教育局知道顾先生在临洮扶住教育，也请顾先生去，顾先生就发现渭源最大的问题是师资不足，交通不便和生产落后，导致连外县的教员都请不到。所以就在这个县办了一个“师范讲习班”，以半年的功夫，初步给他们造就了一批小学教员。1938年1月他连续五天上边疆问题课，讲课内容涉及“帝国主义觊觎我边疆的事实与方法；种族与民族的分别；调协边民之方策；满洲、蒙古、西藏、新疆之关系。”他还在渭源临潭讲话，建议成立基础教育之小学校即民族馆、注意职业教育、调整种族间之关系，在卓尼禅定寺向全寺喇嘛讲演现代教育之重要，到小学讲演民族团结，还到临潭旧城讲演回汉一家之义，并调和回藏感情。这些与临洮、渭源民众的互动直接启蒙了民众。
顾颉刚还经常到回教促进会为伊斯兰学会讲演，宣讲民族团结。他出席马启西教主纪念会并讲演，该会参加者五六千人，远至临夏、西宁俱有至者，所以影响甚大。他有时与县长同到西道堂，与马教主谈调和回番感情事。有时帮助地方官处理回汉问题，以作碑文的方式把一些棘手问题表面上算是和解了。
顾颉刚在民国二十年前不曾注意过回教，直到东四省失掉，日本的大陆政策给中国以最严重的压迫，才使他注意到边疆，因注意边疆而连带注意到在西北各省最有力量的回教。这再一次证明危亡局势对书生报国之心的感召，也说明救亡活动对学术研究的影响。
(三)从救亡活动中果断抽身，重新开始纯粹学术研究
参加民众启蒙活动不仅加深了顾颉刚对各地真实情况的了解，也很大程度上促使顾颉刚反思自己才性和什么是真正应该追求的。反思之后，顾颉刚发现自己在开展民众启蒙实践的同时，仍然不愿放弃对读书研究的自由追求，他甚至有时以为追求纯粹学术比民众启蒙更为重要。如1932年10月14号顾颉刚就在日记写道“我研究历史，唤起民族精神之责任，实重于杀敌效果，其工作亦坚于赴汤蹈火。我尚以伏处为宜。”这种伏处尚且带有致用功利的色彩。到1938年7月4日，他的日记表露自己“本无世情，自九一八以来，为了爱国，益陷益深，今有此自拔之机，还是理我旧业为佳。”爱国之心既表，学问之志也将更加深刻的呼唤出来。这种求知欲、为学术而学术的信念开始使他回归学术研究。直到1947年民众教育及边疆工作的停顿才使顾颉刚从救亡活动中果断抽身，回归到纯粹学术研究。1947年他在致白寿彝信中述自己从事民众教育及边疆工作之经历以及由此导致与商界、政界往来。而复员以后，整个国家的经济日即于崩溃，政界商界自顾不暇，那里顾得到救人，我的志愿就更不能实现了。因此欲跳出此圈，回到学术园地中。
结语
自辛亥革命前至1947年，顾颉刚关注并积极参与民众爱国救亡活动，对其思想和学术转向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其学术研究也受到极大的影响，学术转向鼓舞了民众的爱国救亡热情。新民思想既要保其为学术而学术之本旨，又需对爱国救亡尽一份公民之责任，故学者有此困惑和转向。最终，顾颉刚从民众启蒙中果断抽身，重新开始纯粹学术研究。在民族主义的社会思想背景和民族救亡危机的契机下，顾颉刚这样的文史学者思想变化的轨迹，启示了救亡活动与学术转向的相互作用。
关键字：救亡活动；顾颉刚；学术转向
文章编号：978-7-80736-771-0(2011)02-019-04
以往学界对顾颉刚学术研究内容本身以及学术研究和实地考察的关系都有较多的论述，但对于爱国救亡与其学术转向的关系的论文较少。主要有：丁超在《燕大时期顾颉刚的学术事业与禹贡学会》中试图证明顾颉刚由“为学问而学问”转变到“所学必求所用”是一种民族主义情怀，彭春凌在《五四前后顾颉刚的思想抉择与学术径路》中分析了顾颉刚学术革命中的五四精神，刘俐娜在《从《上游集》看抗战时期顾颉刚的学术活动和思想》一文中分析了民族复兴思想对顾颉刚学术思想的影响，最近，余英时在《未尽的才情——从<日记>看顾颉刚的内心世界》一文中从传统士大夫思想中自在的启蒙心理和民族危机给顾颉刚的文化事业提供了发展契机等方面分析了顾颉刚的求知欲和事业心，以此视角审视顾颉刚非纯粹学术的一面。
诚然，救亡背景下的民族主义和民族复兴思想是近代中国社会思潮的一大主题，很多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在国家危亡、文化断裂的年代都不能忘情于政治，大有传统士大夫“少为儒家之学，本董生国身通一之旨，慕伊尹天民先觉之任，不能与政治绝缘”之思想。故而他们时而在书斋中研究高深学问，时而走出书斋参加爱国活动，甚或学术偏向致用功利的一面。但也应该看到，民族危机的契机既激发了传统士大夫思想和民族复兴思想，也促进近代新民的塑造。梁启超主编《新民丛报》以来对新民的鼓吹就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对每个人都爱国急公之期望，是淬历其所本有而新之；一方面对学者为学术而学术之期望，是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而学者既要保其为学术而学术之本旨，又需对爱国救亡尽一份公民之责任，故学术研究也有困惑和转向。下文具体论述顾颉刚个人参加救亡活动和学术转向的相互关系。
一、早年参加救亡活动和学术转向的关系
1．《国粹学报》和走上学术之路
顾颉刚先生的读书兴趣和辛亥前救亡活动有着很大关系，接受《国粹学报》使他对古史有了新的观念。他自进中学前就请其父子虬公买回两册《国粹学报》以至于还将上海所出版的《国粹学报》全部买来翻读。这份刊物不但宣传革命，同时，章炳麟、刘师培等人又站在经古文学的立场上摧毁康有为的经今文学。正是由于这份刊物，“他开始接受章太炎‘整理国故’的思想，走上了钻研中国学术文化的道路。
2．从保皇思潮到加入社会党，准备献身革命
顾颉刚先生早年受过系统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有着中国古代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感认同，辛亥前后其思想经历了保皇派到偏向革命，还认为学者的责任是为政济世。顾颉刚从1904年开始读梁启超编印的《新民丛报》，在保皇、革命两党冲突时，顾颉刚倾向前者，他那时以为要说国家可以没有皇帝，就仿佛说一个人可以没有头，是断然想不出来的。1905年顾颉刚受国内革新运动勃兴和梁启超披靡一世之言论热情的影响，便觉得杀身救人是志士的唯一的目的，为政济世是学者的唯一的责任。但从1907年读《国粹学报》至辛亥革命，顾颉刚受邓实、黄节等人借“国粹”之名宣传革命之实的影响，洗涤了《新民丛报》给他的保皇思想。同时受于右任1908年主办的同盟会机关报《民呼日报》的鼓舞，早年顾颉刚开始有了种族革命的思想，转变了以前的保皇倾向。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顾颉刚等学生在学校里无心读书，天大的一个任务是看报，是年顾颉刚加入社会党。1912年受革命潮流涌荡，欲投身其中，喜欢故纸堆里的顾颉刚，受不住强烈的刺激，回复了读《新民丛报》时的精神，想献身于革命，甚至要把五六年来向往国学的念头推翻了。他还劝好友王伯祥、叶圣陶共入社会党。自任文书干事，激烈地宣传社会主义。常与王伯祥、叶圣陶讨论社会主义，反对孔教，认为孔子之言为专制帝王之脚本。这些都受他以为学者的责任是为政济世的影响。
3．脱离社会党和学问只当问真不真
加入社会党不久，顾颉刚就发现自己的习性不是适应搞党派的，很快就退党了。1913年顾颉刚受太炎先生攻击今文家的“通经致用”的启发悟出学问只当问真不真，不当问用不用。从此，他开始敢于作无用的研究，不为别人的势力观念所笼罩。
4．新文化运动和五四与顾颉刚回归学术研究
新文化运动以后学术文化上的革新思想对顾颉刚学术道路的选择产生了重要影响。胡适等人倡导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对象，把国学看作是国故学，囊括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扩大了国学研究的范围。从1917年开始顾颉刚开始信服胡适，对上古史之可靠性，也再次重估。他开始对传统史学产生了大胆的怀疑，并要求对古史重建。而顾颉刚之所以能彻底的辩论古史，则是没有崇拜圣人观念之故，也是深受胡适、章士钊所宣扬之历史进化论之影响，而这没有崇拜圣人的观念也在新文化运动之后伦理观念发生改变后才打消了。
五四进行到1919年5月9号，顾颉刚劝傅斯年、罗家伦将风潮扩大，在根本上改动一回，可看做顾颉刚革命思想的继续。1920年4月应罗家伦之邀，顾颉刚为《晨报·五四纪念号》作《我们最要紧着手的两种运动》，提出改造国民的两种方法。可见他依然不能忘情于济世。直到1920年胡适的论文使顾颉刚发生一种自觉心，使顾颉刚知道最适合自己的性情的学问乃是史学。
二、“九·一八”后投身救亡活动与学术转向的关系
“九·一八”事变之后，顾颉刚积极投入各种抗日活动，诸如加入抗日会、捐款犒劳十九路军、提议“三户书社”改名为通俗读物编刊社并自任社长、征求并出版抗日鼓词《五百大刀队战死喜峰口》、《二十九军男儿汉》等。他认为这是学者的本分，如1936年11月1日顾颉刚在为北平《民生报》星期论坛写的《我们的本分》一文中说“我们现在，应当以救国为本分，凡是可以成为本分的，个人和家庭无论如何受牺牲，也是无所用其顾惜。”这种本分认识打乱了学者的学术计划，如他自己所说：“我是有志研究学问的人，十年前早把毕生的计划打好，但在这时代中，那里容我从容不迫地照着计划做去呢?……年来的内忧外患为中国有史以来所未有，到处看见的都是亡国灭种的现象，如果有丝毫的同情心，如何还能安居在研究室里?”在这里要思考的是哪些因素促使顾颉刚不得不执着于这种久违的同情心，若说是传统士大夫的启蒙思想、民族主义情怀、民族复兴思想或五四思想，如何理解顾颉刚此时的困惑?有没有梁启超提出的新民思想因素，既要爱国急公，又要为学术而学术，这种深度的困惑恐怕和顾颉刚早年参加救亡活动的体会更为贴切。
(一)“九·一八”后的学术转向
1、由纯粹学术研究转向唤醒民众救亡活动
局势的紧迫迫使顾颉刚在学术方面的转向从1931年春天开始，这一年他考察了河北、河南、山东、陕西等地国民革命后的古物古迹，所经各地，百姓生活落后使他寒心，还有鸦片白面流行，梅毒性病泛滥，使他痛感亡国灭种的恐惧，深切感到群众需要唤醒。考察途中所见愁惨黯淡的现实也使他的心沉重起来，从此以后，他“总觉在学问之外，应当做些救国救民的事”，要学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这句话是传统士大夫思想中自在的启蒙心理，更是近代新民思想的内在挣扎，否则无法理解这么多深层次的困惑。这些困惑日记中常常碰到，比如：“九·一八”事变的次日，顾颉刚在日记中写道：“日本兵于昨晚占领辽宁，以彼之处心积虑，自是迟早必有之事。以中国人不争气，即使人不来亡我，我亦自亡。”9月22号在日记又写道：“日本兵又于昨日占领吉林。燕大学生臂均系黑纱，上书耻字。但希望一班青年能永远干下去，不要有了些刺戟才动，刺戟一过又忘了。”1932年日本侵略热河，7月20号顾颉刚在日记写道：“在如此情形之下，哪里有心研究学问。”9月5号继续写道：“今日开学矣，在国家社会如此情形之下，教人如何能安心读书。我极愿做些救国工作，而教书、编书、酬应、琐碎人事，逼得我终岁无暇，仅存此想耳，一叹。”在9月11日日记写道：“予唯有利用吾名以成救国之业”。
这些日记反映了顾颉刚内心的困惑，这种内心的挣扎是以危亡局势的程度为为基数展开的。
2、救亡活动激发了顾颉刚对学术新领域的研究
在“九·一八”后，顾颉刚参与了数次考察，如1934年夏，与燕大同事组织的绥远考察；1936年7月，组织禹贡学会河套水利调查团进行为期二十多天的考察；1937年9月开始的西北教育考察等。两次重要的考察对顾颉刚学术转向投身救亡活动起到决定性作用。
第一次是绥远考察。1934年夏，顾颉刚与燕大同人旅行绥远，在与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诸人接触多次后，他知道他们背后有日本的撑腰，察哈尔、绥远两省旦夕有继东北而沦亡的危险。这次旅行考察使顾颉刚感到日本人要肢解中国，他为此而焦虑，欲唤起国人共同密切注视边疆问题，于是就在《禹贡》半月刊里讨论起边疆问题来。《禹贡》半月刊关于边疆问题的研究，也从传统的沿革地理研究转到了以边疆现实问题研究为重点。顾颉刚扩大地理沿革之范围而及于民族史、边疆史，在半月刊中屡出专号，讨论东北、西北、蒙藏、南洋诸方面事故，又集燕京师生立边疆研究会，以假期从事旅行调查，平日则一星期开一次讲演会，选延一二边疆人士之游于北平者及内地人之为边疆学者分主讲座，使同人之边疆知识亦日趋于系统化。这表现出所学必求所用的一面。
1935年成立禹贡学会，该会救国工作的影响已到日本学术界，如《申报》在民国廿五年七月二号写禹贡学会“近来常在日本刊物上，看到关于禹贡学会的消息。该会之最大目标，厥为从学术界之立场，致力于救国工作。”学会发展会员四百余人，成绩显著，编了《禹贡学会丛书》，包括《边疆丛书》、《游记丛书》、《地图底本》等。顾颉刚考虑的是集合许多同志研究中国民族演进史和地理沿革史，为民族主义打好一个基础。他设计禹贡学会的工作依然是“为学问而学问”，但又要和致用之期并不很远，以为这样自会发生民族的自信心，并最终兴起读者们收复故土的观念。但这种以学术研究促进救亡运动，并在救亡运动中使学术研究侧重于致用的目的实际上随着危机加深已经偏离了“为学问而学问”，很大程度上不得不做一些直接有关救亡的研究。
第二次是西北教育调查。从1937年9月到1938年9月，顾颉刚应中英庚款委员会之邀，到西北考察甘肃、青海的教育现状。到西北后，他感到西部教育的落后，作了一些有益于地方教育发展和民族团结的工作。他和戴乐仁、陶孟和、王文俊讨论‘补助西北教育计划”《补助西北教育设计报告书》分五章：绪言、西北教育现状略评、教育改进设计方案、预算书、结论，近五万言。在教局草甘宁青教育补助部计划书。对西北教育的困难有了细致了解，并写下了《西北考察日记》等书。这当中的见闻，更是增添了顾颉刚学术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参加救亡活动使顾颉刚进行实地考察，并有条件将实地调查工作与历史地理、民族边疆问题以及民俗学的研究结合起来，这些努力也直接促成了中国历史地理学、中国民俗学学科的形成。如果没有遭遇抗日战争的救亡活动，没有到西北等地作实地考察，恐怕也不会有这些学术新领域的研究。
(二)顾颉刚学术研究发生转向对爱国救亡活动的影响
顾颉刚爱国救亡活动的进行主要是结合自己的学术兴趣和社会名望，通过办杂志刊物启蒙民众，同时顾颉刚爱国救亡活动的进行也是以和民众互动的方式启蒙民众。他在爱国救亡活动中把主要精力用在编辑刊物，表现在他通过自己主持的禹贡学会和通俗读物社来启蒙民众。他是目的是要兴起读者们收复故土的观念、为民族主义打好一个基础。他要使中国的上层阶级因《禹贡》半月刊而认识中国，又要使中国的下层阶级因通俗读物而知道自己是中国人。他关于边疆问题的著述以及其他著述不但深化了史地学研究，更促进了民众对民族国家的认同，使民族自信心的得以加强。
1．以通俗读物社启蒙民众。
1933年长城之战，丢了热河，河北省成为前线，燕大的师生感到时局危急，组织抗日会，推顾颉刚担任宣传工作。顾颉刚考虑到知识分子自己能看报，用不着宣传，就主要宣传民众，这就要考虑合适的宣传方式。当时大鼓书在北方农村最流行，顾颉刚就决定出大鼓书词，在报上登一些题目如“胡阿毛开车入黄埔”、“宋哲元大战喜峰口”等，征求稿子。结果有赵伯庸等二十三人投稿，选出优秀几篇，每种印小册子几千，发给书摊，竟然几天就销完了。这说明这种方式的启蒙民众是有很大市场的。1937年，七月二十九日顾颉刚抵太原，看见牺牲救国同盟所印的鼓词，即是顾颉刚等人所编的，牺牲救国同盟所印的鼓词统制太原市的鼓书场，不许唱旧词而必唱新词，证明了顾颉刚等人所编的歌曲已在山西很流行了。
顾颉刚先生在编印大鼓书词宣传抗日的实践中，认识到只有民众自立才能御辱，须扩大宣传内容，并要顾及农、工业、医药卫生等行业。在上述认识的推动下，他改印小册子的“三户书社”为“通俗读物编刊社”，到1936年时，通俗读物编刊社有写作、绘图、弹唱二十余人，每星期能编出小册子八本，报纸副刊六、七种，图画数张。编刊社的发行组织遍及华北边防各省，主要依靠各村镇小学教师。此外，为求所编读物的通俗流行，顾先生在编写方面特请了一位原业鼓书的盲目艺人翟晓屏来教授弹唱，还由他训练了九位大鼓书演唱者，每成一片新词，先由他校听，不顺口的改顺口，描写不够的加以渲染，以此所印的东西都能唱的好听，于是真成了民众的文化中 心，凡识字的都争相购买。1936年冬，顾颉刚又创办《大众知识》半月刊，是针对时局唤醒群众的综合性读物，办到1937年夏，共出十二期，在刊物上常有顾颉刚激励群众抗日斗志的短文。综计顾颉刚在这几年主持编印的这种重点在宣传抗日救国的通俗刊物，共出了六百余种，合计五千万册。这些通俗读物，对唤起民族的意识收到了不小的宣传效果，发生了可观的影响。
2．与民众互动直接启蒙民众
顾颉刚到西北后，与民众的互动更为直接。他到临洮后了解到当地男孩子大都能读完小学，但经费和设备均不足，只有教科书可读。所以就从兰州请些专家来，办了一个“小学教员讲习会”，使他们得到教科书以外的知识，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常识和农田水利、农村卫生、合作事业及抗战需要的国防教育等，激发他们的时代意识。他和王树民、杨向奎等抵达临洮开战时知识、教育、农村等二十四门课。由顾颉刚讲“精神讲话’，及“边疆问题”二课。还举办了精神讲话、小组讨论会、同乐会。而讲师与学员皆精神贯注，虽极劳顿而无倦容，其不宿会中者，恒未明而至，深夜始归。渭源县教育局知道顾先生在临洮扶住教育，也请顾先生去，顾先生就发现渭源最大的问题是师资不足，交通不便和生产落后，导致连外县的教员都请不到。所以就在这个县办了一个“师范讲习班”，以半年的功夫，初步给他们造就了一批小学教员。1938年1月他连续五天上边疆问题课，讲课内容涉及“帝国主义觊觎我边疆的事实与方法；种族与民族的分别；调协边民之方策；满洲、蒙古、西藏、新疆之关系。”他还在渭源临潭讲话，建议成立基础教育之小学校即民族馆、注意职业教育、调整种族间之关系，在卓尼禅定寺向全寺喇嘛讲演现代教育之重要，到小学讲演民族团结，还到临潭旧城讲演回汉一家之义，并调和回藏感情。这些与临洮、渭源民众的互动直接启蒙了民众。
顾颉刚还经常到回教促进会为伊斯兰学会讲演，宣讲民族团结。他出席马启西教主纪念会并讲演，该会参加者五六千人，远至临夏、西宁俱有至者，所以影响甚大。他有时与县长同到西道堂，与马教主谈调和回番感情事。有时帮助地方官处理回汉问题，以作碑文的方式把一些棘手问题表面上算是和解了。
顾颉刚在民国二十年前不曾注意过回教，直到东四省失掉，日本的大陆政策给中国以最严重的压迫，才使他注意到边疆，因注意边疆而连带注意到在西北各省最有力量的回教。这再一次证明危亡局势对书生报国之心的感召，也说明救亡活动对学术研究的影响。
(三)从救亡活动中果断抽身，重新开始纯粹学术研究
参加民众启蒙活动不仅加深了顾颉刚对各地真实情况的了解，也很大程度上促使顾颉刚反思自己才性和什么是真正应该追求的。反思之后，顾颉刚发现自己在开展民众启蒙实践的同时，仍然不愿放弃对读书研究的自由追求，他甚至有时以为追求纯粹学术比民众启蒙更为重要。如1932年10月14号顾颉刚就在日记写道“我研究历史，唤起民族精神之责任，实重于杀敌效果，其工作亦坚于赴汤蹈火。我尚以伏处为宜。”这种伏处尚且带有致用功利的色彩。到1938年7月4日，他的日记表露自己“本无世情，自九一八以来，为了爱国，益陷益深，今有此自拔之机，还是理我旧业为佳。”爱国之心既表，学问之志也将更加深刻的呼唤出来。这种求知欲、为学术而学术的信念开始使他回归学术研究。直到1947年民众教育及边疆工作的停顿才使顾颉刚从救亡活动中果断抽身，回归到纯粹学术研究。1947年他在致白寿彝信中述自己从事民众教育及边疆工作之经历以及由此导致与商界、政界往来。而复员以后，整个国家的经济日即于崩溃，政界商界自顾不暇，那里顾得到救人，我的志愿就更不能实现了。因此欲跳出此圈，回到学术园地中。
结语
自辛亥革命前至1947年，顾颉刚关注并积极参与民众爱国救亡活动，对其思想和学术转向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其学术研究也受到极大的影响，学术转向鼓舞了民众的爱国救亡热情。新民思想既要保其为学术而学术之本旨，又需对爱国救亡尽一份公民之责任，故学者有此困惑和转向。最终，顾颉刚从民众启蒙中果断抽身，重新开始纯粹学术研究。在民族主义的社会思想背景和民族救亡危机的契机下，顾颉刚这样的文史学者思想变化的轨迹，启示了救亡活动与学术转向的相互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