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晚上，我对妻子说:“我想念毛主席。”她好奇地看着我，我赶紧补充说:“只是开玩笑。”
　　我1972年访问中国的时候，横扫一切的革命似乎是个不错的主意。当然它不是一个好主意，而且多数中国人（包括那些仍然被称为共产党的领袖们）似乎也承认这一点。
　　诚然，这个国家普遍而且日益增长的贫富悬殊显示，并非每一个人都对那种向不可阻挡的资本主义的转向感到兴奋，而且他们当中无疑有人向往毛泽东强制性的激进平等主义，在这种平等主义当中人人都很穷。
　　而且，毫无疑问，许多中国人对毛泽东仍然抱有感激，感激他打败日本侵略者，统一中国，并以铁腕实现政治团结、基础教育、重建民族自豪感。（该国要达到目前的阶段，这种自豪感很可能是必不可少的）
　　但是，日益增长的中国城市中产阶级当中，肯定不是很向往那些灰蓝的着装、粮票、单调、老大哥的防范，以及对任何改善个人经济状况的意图的严厉镇压。
　　让我这个已经20多年不在北京生活了的人来表达一下对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北京的稍微滑稽的怀念吧。
　　那个时候经济爆炸式发展还没开始。在某种程度上，我的怀旧是个人的、自私的。我印象中的北京跟世界上其他首都不一样。早晨催你醒来的是田园诗式的声音，而不是3点的水泥搅拌机的轰鸣声。
　　在那些日子里，生活在这里的外国人过着特权生活。但对于中国人来说，北京是一座这样的城市:冬天裹在棉袄里的人们排着长长的队伍等待公共汽车，等到车来了，却发现车上太挤了上不去。母亲们手执粮票等待数小时买每月分配的奶粉或大米。
　　如果有人跟外国人联系，被居委会发现了，那他可能在安全警察夜间审讯之前就遭到严厉训斥。
　　我并不怀念这种风格。但我确实怀念那个似乎对其他事情都感兴趣的国家——除了当今中国特别强烈的猖獗的物质主义。似乎是因为改善生活的想法被压抑得太久了，过去10年左右的中国人急着弥补逝去的时间。
　　如今北京给人的印象是一个着迷于奢侈品牌的地方，Gucci的手袋、Fendi的鞋、Armani的裤子、黑色的奥迪、有着茶色车窗的奔驰。在任何一家购物中心，你都可以找到巴黎圣奥诺雷街或麦迪逊大街上可以找到的任何东西。
　　我的一位老朋友哀伤地评论道:“在当今中国，我们最关心的三件事就是钱、钱、钱。”和中国很多老一辈知识分子一样，他困惑于消费资本主义可怕的吸引力，他觉得那是浅薄的、模仿的、很俗气的。
　　另一位朋友表示，“一切都是赚钱，许多中国人已经失去了道德感。”
　　上周的一些新闻就可以支撑他们的观点。
　　其一是关于中国最高法院公布的“新腐败形式”的定义，这是起诉腐败官员的努力之一。另一个故事是湖南省近2000官员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这些官员的第二、第三，甚至第四个孩子往往是和情妇生的。这种旧式的“纳妾”做法已经在那些有能力负担的人当中回归。
　　可能最让人震惊的是，最近一名负责审批药品的官员被处决，因为他从医药公司那里收受贿赂，允许杀人的药物进入市场。
　　当然，贪婪的人性重新抬头并不足为奇。中国曾经特别的干净，扔掉一片用过的刀片都会有人跑出去把它捡回来还给你，但那只是一个人造的时刻。
　　总的来说那不是好时光，但至少在那个时代，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中国人确实试图走一条和世界不同的路。
　　（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