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89年后，世界风云变幻，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西方掀起“多党民主”浪潮，非洲受到猛烈的冲击，不少国家政局动荡，战乱频起，中非关系也经受了严峻考验。我当时先后在中国驻利比里亚使馆和驻索马里使馆工作，亲历了政局动荡中中非人民的深厚友谊。
“中国朋友，你们只当是一次休假，我们还是欢迎你们再回来的”
1989年9月30日晚，我驻利比里亚使馆举行国庆招待会，宾客如云，灯火辉煌。招待会快要结束时，利比里亚驻华大使突然到场，告知中国驻利比里亚大使，他已从北京被召回，利比里亚政府已决定同台湾恢复“外交关系”。他回来后曾几次约见多伊总统，想作最后努力改变这个错误决定，但多伊却拒而不见。果然，10月2日，正值我国庆假日，利外交部紧急召见我驻利比里亚大使，通知利政府已决定同台湾恢复“外交关系”。我驻利比里亚大使提出抗议，并希望利政府纠正错误，改变决定，但10月4日利台“复交”协议仍然签字。10日，我宣布同利中止外交关系。11日，我驻利比里亚大使即离利回国，我们在机场组织了盛大的欢送仪式。使馆全体外交官，驻利机构代表和华侨华裔朋友齐集机场，各国驻利大使或使馆代表也来送行。这实际上是对利政府背信弃义的一次抗议和示威。10月12日，我主持了闭馆仪式，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徐徐地降下了五星红旗。当时我们心中充满着悲愤，许多同志都流下了滚滚热泪。
利比里亚弃我就台，经过了一年多的犹豫，在当时的国际大气候和国内经济极度困难等因素的影响下，最后才在台湾当局重金收买下做出这一不智不义之举。此前，台湾当局通过一家美国公司老板同多伊政府搭上关系，然后相继邀请利外长、众议长和多伊的亲信秘密访台。台湾当局对这些人百般讨好，重金收买，并允诺给予巨额援助。但多伊等人慑于中国的大国地位和我国10年来在利的大量友好工作及有效援助，加之我反复交涉，晓以利害，多伊政府允许台在利首都设立“中华民国商务代表处”，迟迟不敢迈出这最后一步。随着利比里亚经济每况愈下，人民生活极度困苦，政府的雇员连工资都发不出。多伊政权越来越难以支撑下去，这给了台湾当局以可乘之机。台湾当局加强收买活动，答允给利2亿美元援助，并给多伊个人2500万美元，双方这才最后拍板成交。
中利中止外交关系后，大使离任归国，我作为使馆第二把手政务参赞，全权负起撤馆和撤离中方人员的工作。我国当时在利比里亚除使馆本部、经参处、商务处工作人员和新华分社记者处，还有大批的援利人员，包括体育场专家组、医疗队，正在援建的卫生部大楼的施工队伍。此外还有上海贸联、湖南国际公司的饭店以及农场等。国内指示：在一个月内把使馆和国家援助项目全部撤出;使馆资产除运回国内外全部转移到我驻邻国塞拉利昂使馆;留下来的民间的商业和互利合作企业的人员及新华分社记者要作好妥善安排。我驻利人员对这突如其来的事变普遍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因而惶惶不安，担心撤离过程中自己的生命财产安全，因为利1977年2月同台湾“断交”时，台湾人员的财产遭受过非法抢劫，故我留下来的人也因此担心今后无依无靠，政治上、业务上甚至人身安全都无保障。如何使走的人井然有序，留下来的人思想安定，撤离中保证使馆财产不致流失等等，无疑是一个十分艰难而复杂的任务。为此我和夫人昼夜工作，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去做工作，安定情绪，要求他们从中利友好的长远考虑作好交接工作。同志们都能识大体顾大局，认真作好交接工作，每个援助项目都同利方签署了书面文件。我医疗队是援外先进集体，他们与利方医护人员和当地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离开驻地时，利方派代表把他们送到首都，依依惜别。
为了我驻利人员撤离和留下来的人的安全，取得驻在国治安机构的帮助十分必要。为此，我带着礼物去见警察总局局长，他是我使馆的老朋友，我要求他设法保障我撤离和留驻人员的生命财产安全。他当即召集警察局各部门首长开会，并严正表示“支持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他气愤地说，他们反对“搞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他当场指定3个部门负责人组成保卫中国人员安全的指挥小组，然后由指挥小组的一名成员随同我查看了我驻利机构的位置和环境。他们采取了定时巡逻、安置暗哨等各种措施，使我人员和机构安然无损。多伊总统搞“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很不得人心，我们撤离时所办各种手续，外交部等部门都是尽量提供方便。外交部一位副部长向我表达了对多伊和外长的不满，说他相信，我们用不了多久即可再回到利比里亚。其他外交部的高级官员和国会议员等也向我们反映了政府和议会广大官员和利人民群众对多伊等少数人同台湾当局搞秘密交易的不满情况。我们离利时，在机场有许多相识和不相识的利比里亚人向我们道别，有的说：“中国朋友，你们只当是一次休假，我们还是欢迎你们再回来的！”使馆的3名当地雇员自己花钱乘出租车赶50多公里来机场同我们惜别。他们动情地说：“你们走后，我们用你们给的遣散费做点小买卖，我们等着你们回来。”
我们走后一个多月，即1989年12月，反政府武装在非洲某国的支持下从邻国攻入利国内，利比里亚内战爆发了。台湾当局承诺的援助实际上没有兑现，台湾当局的所谓“大使”也从未上任。1990年9月多伊政府被推翻，多伊受伤被捕最后被凌迟处死。1992年初，利比里亚临时政府派了3名代表到加纳首都找我谈复交问题，后转由我驻塞拉利昂大使就近同他们继续谈判。1993年8月，中利达成了恢复正常外交关系的协议。正如利朋友们所愿，中国外交使节又回到利首都蒙罗维亚。
“不要开枪，这是中国大使”
从利比里亚回国后不久，外交部有关领导找我谈话，说现在对索马里的局势有不同的估计，需要作出准确的判断。另外，我驻蒙古大使要离任，新大使要赴任，使馆内部关系也要理顺。你将来的工作部领导已有考虑，现在需要你先到索马里工作一段时间。我遵命于1991年春节刚过即赶赴索马里。到那里一看，形势果然十分严峻。经政变上台的西亚德总统依靠本部族进行统治已逾20年，索经济陷于崩溃的边缘。人民生活极度困苦，一般政府雇员的工资仅够一周消费，其余时间靠亲友接济。为了生活，军队、警察甚至总统卫队都变卖枪支武器，从街头小贩手里即可买到手枪，所以武器在民间广为散落，真可谓是“全民皆兵”。另外，索马里部族林立，许多部族都有自己的武装势力，部族仇杀、火拼时有发生。 在国际大气候影响下，从1990年下半年开始，局势逐渐失控，知名人士发表声明或公开信，要求成立民主政府，索政府大肆逮捕反对派。7月，首都摩加迪沙连续发生反政府示威并酿成流血惨案，北方反政府派别形成武装割据局面。西亚德政府被迫采取一些缓和矛盾的措施，但为时已晚，一场持久的残酷的内战爆发在即。显然，形势已很危急，我们抓紧时间统一思想认识并做了必要的应急准备：全面清理了文件;使馆临街院墙、铁门加高加固;除主楼一层的窗户原有铁栅栏，又在正门内侧加一层三角钢栏门;购置了多部对讲机和电台;采购的食品足够半年消费;还在院内打了一口水井等。后来在危急中，这些准备发挥了重要作用。
早在1991年新年前，反政府武装即陆续潜入首都，后来竟以干预部族矛盾为由公开进入市内。12月19日，内战正式打响，政府军和反政府军展开了巷战。元旦这天，战事急剧恶化，使馆上空子弹横飞，火箭弹穿墙而过，炮弹在使馆附近接连爆炸。我驻索机构纷纷告急：政府和反政府军在经参处大院激战;一伙武装匪徒闯入医疗队驻地，抢走了车辆和个人财物;商务处也几次遭到了匪徒骚扰，两辆汽车被强行开走。摩加迪沙战火纷飞，国际组织和外国使团都纷纷撤离。我驻索人员有246人，首都112人，南方费诺力农场134人。国内指示我率7人留守，其余人员全部立即撤离。
从陆路撤离已不可能。乘飞机，机场处在战火威胁之下，一切航班都已停飞。国内领导决断，令我正在回国途中行驶在红海和苏伊士运河上的两艘满载货物的远洋船“永门”号和“鞍山”号改航，日夜兼程赶赴索首都接人。“永门”号先期抵达，但办理进港手续成为难题。这时索政府业已瘫痪，港务局告知港口已由海军控制，需报国防部作战局批准。国防部的朋友对我大力支持，乘装甲车把批件送到海军司令部，他们还答允届时派军队护送我人员到港口。1992年1月6日凌晨，两个车队同时从使馆和经参处大院在索军人车队护卫下抵港上船，船刚刚驶离，炮弹就在船尾的海面上爆炸了。
次日，战争急转直下，武装匪徒冲开使馆大门，开走了使馆的全部车辆，储备的食品和物资也被洗劫一空，他们进而冲击主楼，开始用钢锯锯一楼窗户的铁栏杆。显然，使馆已很难守住，留守组人员的人身安全也面临严重威胁。怎么办？我决定用电台向南方农场喊话，叫在那里的使馆经参处二秘王粤带地方武装前来营救。王粤向农场警察大队要了10名武装警察，2辆吉普车，还特选了一辆救护车昼夜赶往首都，但在进首都入口处受阻，因为这时任何武装人员都不准进入首都。王粤无奈冒着枪林弹雨赶到国防部，得到的答复是调用部队必须部长批准，可是他忙于其他军务不在办公室。王又赶到民兵部队，向中国老朋友民兵总司令求援，他派出10名武装民兵，王只带了4名民兵绕行赶到使馆，我留守组在10分钟内即带着使馆贵重物品上车出发。救护车在较安全的街巷中穿行，经过政府军阵地时，士兵们从沙袋掩体后跳起，举枪就要向我们射击，车内的民兵举手高呼：“不要开枪，这是中国大使！”对方立即放下枪，高举双手向我们欢呼：“中国！中国！”车子驶过美国使馆，昔日威严豪华的建筑群已破败不堪，门窗皆无，一伙伙人进进出出，往外搬运东西。在首都入口处民兵与警察交接后，我们随着逃难的车流安全抵达我援建的农场。
我们刚到农场，有消息传来说西亚德总统在卫队的保护下已乘装甲车逃出首都，大量难民正向南方涌来。显然撤离我农场人员已刻不容缓。“永门”号在肯尼亚港口蒙巴萨卸下我第一批人员后又受命返回基斯马尤接我们。我们立即组成撤离领导小组，进行组织动员，连夜填写办理出港手续和车辆等物资准备。农场副经理卡西姆是20世纪70年代初留学清华大学水利系的毕业生，对中国有深厚的感情，他主动去落实警卫人员和所需车辆等各种事宜，为我人员撤离出了大力。我人员在茫茫的晨曦中乘坐12辆大巴并配一辆油罐车，在武装警卫车一前一后保护下平安有序地抵达基斯马尤港，终于顺利地登上泊在6海里外公海上的“永门”号，后平安抵达肯尼亚港口城市蒙巴萨。
在利比里亚和索马里两国历难过程中，由于这两个非洲国家人民的鼎力相助，我人员才得以平安脱险，无一人伤亡，无一人丢失。
“中国朋友，你们只当是一次休假，我们还是欢迎你们再回来的”
1989年9月30日晚，我驻利比里亚使馆举行国庆招待会，宾客如云，灯火辉煌。招待会快要结束时，利比里亚驻华大使突然到场，告知中国驻利比里亚大使，他已从北京被召回，利比里亚政府已决定同台湾恢复“外交关系”。他回来后曾几次约见多伊总统，想作最后努力改变这个错误决定，但多伊却拒而不见。果然，10月2日，正值我国庆假日，利外交部紧急召见我驻利比里亚大使，通知利政府已决定同台湾恢复“外交关系”。我驻利比里亚大使提出抗议，并希望利政府纠正错误，改变决定，但10月4日利台“复交”协议仍然签字。10日，我宣布同利中止外交关系。11日，我驻利比里亚大使即离利回国，我们在机场组织了盛大的欢送仪式。使馆全体外交官，驻利机构代表和华侨华裔朋友齐集机场，各国驻利大使或使馆代表也来送行。这实际上是对利政府背信弃义的一次抗议和示威。10月12日，我主持了闭馆仪式，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徐徐地降下了五星红旗。当时我们心中充满着悲愤，许多同志都流下了滚滚热泪。
利比里亚弃我就台，经过了一年多的犹豫，在当时的国际大气候和国内经济极度困难等因素的影响下，最后才在台湾当局重金收买下做出这一不智不义之举。此前，台湾当局通过一家美国公司老板同多伊政府搭上关系，然后相继邀请利外长、众议长和多伊的亲信秘密访台。台湾当局对这些人百般讨好，重金收买，并允诺给予巨额援助。但多伊等人慑于中国的大国地位和我国10年来在利的大量友好工作及有效援助，加之我反复交涉，晓以利害，多伊政府允许台在利首都设立“中华民国商务代表处”，迟迟不敢迈出这最后一步。随着利比里亚经济每况愈下，人民生活极度困苦，政府的雇员连工资都发不出。多伊政权越来越难以支撑下去，这给了台湾当局以可乘之机。台湾当局加强收买活动，答允给利2亿美元援助，并给多伊个人2500万美元，双方这才最后拍板成交。
中利中止外交关系后，大使离任归国，我作为使馆第二把手政务参赞，全权负起撤馆和撤离中方人员的工作。我国当时在利比里亚除使馆本部、经参处、商务处工作人员和新华分社记者处，还有大批的援利人员，包括体育场专家组、医疗队，正在援建的卫生部大楼的施工队伍。此外还有上海贸联、湖南国际公司的饭店以及农场等。国内指示：在一个月内把使馆和国家援助项目全部撤出;使馆资产除运回国内外全部转移到我驻邻国塞拉利昂使馆;留下来的民间的商业和互利合作企业的人员及新华分社记者要作好妥善安排。我驻利人员对这突如其来的事变普遍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因而惶惶不安，担心撤离过程中自己的生命财产安全，因为利1977年2月同台湾“断交”时，台湾人员的财产遭受过非法抢劫，故我留下来的人也因此担心今后无依无靠，政治上、业务上甚至人身安全都无保障。如何使走的人井然有序，留下来的人思想安定，撤离中保证使馆财产不致流失等等，无疑是一个十分艰难而复杂的任务。为此我和夫人昼夜工作，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去做工作，安定情绪，要求他们从中利友好的长远考虑作好交接工作。同志们都能识大体顾大局，认真作好交接工作，每个援助项目都同利方签署了书面文件。我医疗队是援外先进集体，他们与利方医护人员和当地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离开驻地时，利方派代表把他们送到首都，依依惜别。
为了我驻利人员撤离和留下来的人的安全，取得驻在国治安机构的帮助十分必要。为此，我带着礼物去见警察总局局长，他是我使馆的老朋友，我要求他设法保障我撤离和留驻人员的生命财产安全。他当即召集警察局各部门首长开会，并严正表示“支持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他气愤地说，他们反对“搞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他当场指定3个部门负责人组成保卫中国人员安全的指挥小组，然后由指挥小组的一名成员随同我查看了我驻利机构的位置和环境。他们采取了定时巡逻、安置暗哨等各种措施，使我人员和机构安然无损。多伊总统搞“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很不得人心，我们撤离时所办各种手续，外交部等部门都是尽量提供方便。外交部一位副部长向我表达了对多伊和外长的不满，说他相信，我们用不了多久即可再回到利比里亚。其他外交部的高级官员和国会议员等也向我们反映了政府和议会广大官员和利人民群众对多伊等少数人同台湾当局搞秘密交易的不满情况。我们离利时，在机场有许多相识和不相识的利比里亚人向我们道别，有的说：“中国朋友，你们只当是一次休假，我们还是欢迎你们再回来的！”使馆的3名当地雇员自己花钱乘出租车赶50多公里来机场同我们惜别。他们动情地说：“你们走后，我们用你们给的遣散费做点小买卖，我们等着你们回来。”
我们走后一个多月，即1989年12月，反政府武装在非洲某国的支持下从邻国攻入利国内，利比里亚内战爆发了。台湾当局承诺的援助实际上没有兑现，台湾当局的所谓“大使”也从未上任。1990年9月多伊政府被推翻，多伊受伤被捕最后被凌迟处死。1992年初，利比里亚临时政府派了3名代表到加纳首都找我谈复交问题，后转由我驻塞拉利昂大使就近同他们继续谈判。1993年8月，中利达成了恢复正常外交关系的协议。正如利朋友们所愿，中国外交使节又回到利首都蒙罗维亚。
“不要开枪，这是中国大使”
从利比里亚回国后不久，外交部有关领导找我谈话，说现在对索马里的局势有不同的估计，需要作出准确的判断。另外，我驻蒙古大使要离任，新大使要赴任，使馆内部关系也要理顺。你将来的工作部领导已有考虑，现在需要你先到索马里工作一段时间。我遵命于1991年春节刚过即赶赴索马里。到那里一看，形势果然十分严峻。经政变上台的西亚德总统依靠本部族进行统治已逾20年，索经济陷于崩溃的边缘。人民生活极度困苦，一般政府雇员的工资仅够一周消费，其余时间靠亲友接济。为了生活，军队、警察甚至总统卫队都变卖枪支武器，从街头小贩手里即可买到手枪，所以武器在民间广为散落，真可谓是“全民皆兵”。另外，索马里部族林立，许多部族都有自己的武装势力，部族仇杀、火拼时有发生。 在国际大气候影响下，从1990年下半年开始，局势逐渐失控，知名人士发表声明或公开信，要求成立民主政府，索政府大肆逮捕反对派。7月，首都摩加迪沙连续发生反政府示威并酿成流血惨案，北方反政府派别形成武装割据局面。西亚德政府被迫采取一些缓和矛盾的措施，但为时已晚，一场持久的残酷的内战爆发在即。显然，形势已很危急，我们抓紧时间统一思想认识并做了必要的应急准备：全面清理了文件;使馆临街院墙、铁门加高加固;除主楼一层的窗户原有铁栅栏，又在正门内侧加一层三角钢栏门;购置了多部对讲机和电台;采购的食品足够半年消费;还在院内打了一口水井等。后来在危急中，这些准备发挥了重要作用。
早在1991年新年前，反政府武装即陆续潜入首都，后来竟以干预部族矛盾为由公开进入市内。12月19日，内战正式打响，政府军和反政府军展开了巷战。元旦这天，战事急剧恶化，使馆上空子弹横飞，火箭弹穿墙而过，炮弹在使馆附近接连爆炸。我驻索机构纷纷告急：政府和反政府军在经参处大院激战;一伙武装匪徒闯入医疗队驻地，抢走了车辆和个人财物;商务处也几次遭到了匪徒骚扰，两辆汽车被强行开走。摩加迪沙战火纷飞，国际组织和外国使团都纷纷撤离。我驻索人员有246人，首都112人，南方费诺力农场134人。国内指示我率7人留守，其余人员全部立即撤离。
从陆路撤离已不可能。乘飞机，机场处在战火威胁之下，一切航班都已停飞。国内领导决断，令我正在回国途中行驶在红海和苏伊士运河上的两艘满载货物的远洋船“永门”号和“鞍山”号改航，日夜兼程赶赴索首都接人。“永门”号先期抵达，但办理进港手续成为难题。这时索政府业已瘫痪，港务局告知港口已由海军控制，需报国防部作战局批准。国防部的朋友对我大力支持，乘装甲车把批件送到海军司令部，他们还答允届时派军队护送我人员到港口。1992年1月6日凌晨，两个车队同时从使馆和经参处大院在索军人车队护卫下抵港上船，船刚刚驶离，炮弹就在船尾的海面上爆炸了。
次日，战争急转直下，武装匪徒冲开使馆大门，开走了使馆的全部车辆，储备的食品和物资也被洗劫一空，他们进而冲击主楼，开始用钢锯锯一楼窗户的铁栏杆。显然，使馆已很难守住，留守组人员的人身安全也面临严重威胁。怎么办？我决定用电台向南方农场喊话，叫在那里的使馆经参处二秘王粤带地方武装前来营救。王粤向农场警察大队要了10名武装警察，2辆吉普车，还特选了一辆救护车昼夜赶往首都，但在进首都入口处受阻，因为这时任何武装人员都不准进入首都。王粤无奈冒着枪林弹雨赶到国防部，得到的答复是调用部队必须部长批准，可是他忙于其他军务不在办公室。王又赶到民兵部队，向中国老朋友民兵总司令求援，他派出10名武装民兵，王只带了4名民兵绕行赶到使馆，我留守组在10分钟内即带着使馆贵重物品上车出发。救护车在较安全的街巷中穿行，经过政府军阵地时，士兵们从沙袋掩体后跳起，举枪就要向我们射击，车内的民兵举手高呼：“不要开枪，这是中国大使！”对方立即放下枪，高举双手向我们欢呼：“中国！中国！”车子驶过美国使馆，昔日威严豪华的建筑群已破败不堪，门窗皆无，一伙伙人进进出出，往外搬运东西。在首都入口处民兵与警察交接后，我们随着逃难的车流安全抵达我援建的农场。
我们刚到农场，有消息传来说西亚德总统在卫队的保护下已乘装甲车逃出首都，大量难民正向南方涌来。显然撤离我农场人员已刻不容缓。“永门”号在肯尼亚港口蒙巴萨卸下我第一批人员后又受命返回基斯马尤接我们。我们立即组成撤离领导小组，进行组织动员，连夜填写办理出港手续和车辆等物资准备。农场副经理卡西姆是20世纪70年代初留学清华大学水利系的毕业生，对中国有深厚的感情，他主动去落实警卫人员和所需车辆等各种事宜，为我人员撤离出了大力。我人员在茫茫的晨曦中乘坐12辆大巴并配一辆油罐车，在武装警卫车一前一后保护下平安有序地抵达基斯马尤港，终于顺利地登上泊在6海里外公海上的“永门”号，后平安抵达肯尼亚港口城市蒙巴萨。
在利比里亚和索马里两国历难过程中，由于这两个非洲国家人民的鼎力相助，我人员才得以平安脱险，无一人伤亡，无一人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