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线性”风格对西方绘画语言的解构与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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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线性特征是中国古代艺术表现方法的秘密和最大的形式特征,由此显示出典型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但随着东西文化之间的交流,中国的线性风格对西方绘画产生了重大影响,并且从辅助的一种艺术手段最后成为一种与色彩相平等的表现手法,从不成熟走向完美,这一切在古典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中都有重要的体现。
  [关键词] 线性风格 罗可可艺术 印象派 野兽派
  
  以家族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制的长期延续和在这种社会结构下的自给自足的农耕生产方式,决定了中国古代艺术的家族性和小作坊的传承模式,并由此规定了艺术继承多于创新的发展路线。“尚简”、“会意”、“重神”的审美趣味和巫术遗风、龙凤崇拜的社会风尚,使得原始艺术的根本创作方法——延迟模仿和“线”与“线性”的艺术表征获得了长期生存的土壤,形成了中国艺术完备的“线条语汇”体系。从中国古代人物画的“十八描”到山水画的种种皴法、从梁楷的减笔到文人画的情趣笔墨,同时中国独有的书法艺术不仅将“线”的艺术形式美张扬到极致,而且滋养和丰富了中国绘画的线条语言和线条表达力,而在西方艺术作品中,“线”却被色彩、明暗构成的“团块”写实造型和科学的理性分析与求真的审美倾向所淹没。
  
  一、曲线的韵味与华丽中飘逸
  
  自从希腊人将埃及艺术的写实风格发展成一种成熟艺术类型之后。东西方的艺术走上了各自独立的发展之路,彼此距离越来越远。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互不问津,而15、16世纪随着西方航海贸易的发达。当时的许多传教士、商人和旅行家。他们将中国的丝绸、瓷器和工艺美术带到了西方。正是这些中国的丝绸、瓷器和工艺美术品启发了西方艺术家的灵感,从此,西方艺术的血脉中植入了东方艺术和中国艺术的基因,并引发了西方艺术的一次“渐变”,形成了与欧洲传统的哥特式艺术和巴洛克艺术风格不同的演变思潮——罗可可艺术。
  在此之前的哥特式绘画是庄重、凝滞、严肃的直线艺术:巴洛克绘画是夸张、宏伟、执拗的曲线艺术,而罗可可绘画是优美、婉丽的曲线艺术,这种曲线韵味同样是与中国瓷器、丝绸的线条风格相通。罗可可艺术中无所不在的曲线韵味,是癖好谐调的法国人把中国工艺品的造型中获得的灵感。先用于壁饰、再扩展到墙面的款式,进而变化为绘画的韵律。在罗可可艺术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具有纤细、轻巧、华丽和繁缛装饰特性的C或S的弧线或游涡形。这种风格明显模仿中国工艺装饰所特有的唐草纹样,并吸收中国丝绸光泽工艺镀金、螺钢镶嵌等特色,我们看到的是精巧到做作地步的构图和曲线造型,那是灵巧的女性线条和宽裙、是曲折多变的林木和回环变化的布局。这种曲线美的意味,保留中国艺术的优雅。但是当时西方艺术家所看到中国艺术——丝绸、瓷器和工艺美术品等并不足以表现“线的艺术”的精髓,不过是“线的艺术”的末流而已。楚汉帛画、敦煌壁画、文人画。尤其是集“线的艺术”之大成的中国书法,对当时的西方人来说仍是陌生的,加之中西哲学的大相径庭,使得西方艺术家面对中国艺术不可能由“表”即“里”,同时作为外来艺术的中国线性艺术还没有成为西方艺术家的精神需求,那么它就不可能有生长的土壤。
  
  二、舞动的线条在光影中的交织
  
  在19世纪后期。当一批印象派大师们不满于自古希腊肇始,至文艺复兴时期大放异彩的西方绘画传统,企图寻找新的艺术语汇的时候,日本的“浮世绘”经由商业流通传到了欧洲,“浮世绘”源于中国的线描画。经过日本艺术家的改造,已形成自身的特色。西方艺术家正是在这种商品装潢和包装纸上随处可见的“浮世绘”中获得了灵感。此时。那些收藏于欧洲博物馆的中国书画引起了西方艺术家的极大关注和兴趣。如果说,日本的“浮世绘”为西方艺术家开启了一扇东方艺术的窗口,那么,中国书画、瓷器等,则使西方艺术家看到了一片“线的艺术”的汪洋大海。
  印象派画家的作品中,传统的三维空间的真实再现已让位于平面性。在艺术语言上则是对线条意蕴的自觉追求,在马奈、莫奈等人的作品中,线条尚嫌零碎。还没有形成独立的语汇,但到了惠司勒的大量作品中,轮廓的考究、线条的魅力已展示得相当充分。如他的《瓷器公主》颇具有中国画意蕴,画中的西方女子身着日本和服,手持团扇,背景是中国的花瓶和日本的屏风。线条简洁明快、韵律优美。无论从形式到内容都透露出十足的东方情调,到后印象主义画家,线条已上升到与色彩、构图等形式要素同等重要的地位。线条量的增加和丰富的变化。已使绘画挣脱了光影的束缚。从体块的“真空”中解放出来。在塞尚的景物画《厨桌、坛子、罐子、篮子和水果》中线条随意自然,似乎漫不经心,却又充满理性,厨桌上的那些静物。因线条的介入而简洁生动。高更的作品中线条舒缓畅达。富于装饰性。在《奇妙的泉》中。画面主体是两个女子席地而坐,画家用简约的轮廓线和平涂的色彩来描绘着两个女子,有意放弃对细节的刻画与雕琢,在有限的画面上展示画家无线空间里的梦,后印象派画家群体中。用线最具创造性的当属凡高。这个潦倒终生、深怀悲愤和忧郁的画家,用粗短、劲硬、扭曲、急促的线条群在表达生命的骚动与不平,在《鸢尾花》、《石竹花》等描绘静物的画中,线条单纯而变幻多端,用简单的线条摄取“花魂”,那幅著名的《向日葵》,简直就是线条的歌唱,奇妙流动的线条。将向日葵的飞动之姿、饱满沉重的质感。以及昂扬的生命活力诠释得酣畅淋漓,如一首激越的涛、一段响亮的乐章。正如迟柯在其《西方美术史论》中说得那样:虽然十九世纪以来,西方许多画家都汲取了东方艺术中以线为主的造型方法,但凡高的画却特别令中国的观众感到亲切,这除去他的线条本身强劲有力之外,恐怕更重要的还在于它的作品能在简约的线条中达到。传神“的运用之妙。”
  
  三、线条在色彩与立体中的“净化”之用
  
  当印象派以东方艺术的线条解构了延续了两千多年的西方绘画传统时,而真正让线条大行其道并蔚然而成风气的,则是“野兽派”的马蒂斯,马蒂斯在其艺术宣言中说:“如果手段已经那样用尽了,以致它的表白能力枯竭了,人们就须再回到基础上去,那就是那些原理,它们再度升了上来。它们有了生命并赋予我们生命,然后我们的画幅将净化,按层次的减损,不费力地和根基结合起来。……这是野兽派的出发点,重新寻得手段纯洁性的勇气。”马蒂斯的画的确能体现野兽派“重新寻得手段纯洁性的勇气”。在宁静平和的女性肖像画,如《绿色的女人》,其线条屈指可数,似乎漫不经心,而又准确传神,在裸体人物群体如《欢乐颂》中。绿色怜人的草地、浓荫如盖的树下、潺潺流淌的泉边、男男女女或褪去楚楚衣冠、或翩翩起舞、或吹管拨弦、或洗浴、或拥吻,一派欢乐、亲和,线条简洁的无以复加,没有了凡高用线的粗短、急促、劲硬,没有了中国画用线的考究和程式化,随遇而安,自由单纯,在简略、飘逸、流动、恣肆中带着几分天真与稚拙。
  沿着野兽派所开辟的道路走得更远、更激进、更叛逆、更革命的是毕加索。他为西方绘画购买了一张没有归途的单程票,唱出了一曲终结的挽歌。在毕加索艰难的艺术探索之路上。很难说得清有多少因素对他的画风的形成产生过影响,但可以肯定,他对中国“线的艺术”产生过浓厚的兴趣,在毕加索的画中,线条长驱直入。纵横驰骋,甚至肆意泛滥于毕加索的画中,而且还有水墨的氤氲,其意味完全是“中国化”的。但有不同于中国画的任何一种样式和程式,而成为毕加索式的,时而简到极致、时而繁到极致、至于曲直、长短、疏密、张弛等等,完全是一种想当然的信手挥洒,只有在毕加索的画中,我们才能领略线条的自由和自由的线条的无穷魅力。正如王林所言:“从线的运用开始,毕加索的素描就表现出潇洒利落,形神兼备的特点,他不仅能自如而又微妙地处理曲线和直线在轮廓上的变化和组接,而且善于富有韵味地安排线条的疏密、繁简所形成的节奏感,紧张度和舒展性,他的线条天真、朴素、自然而流畅,携带着童话般的幻想。像鸟儿一样出自本能的飞翔使人感到亲切、坦率、深刻并富有情趣。”毕加索正是以线条为主要语汇来建构他的艺术世界,并以此与人类心灵展开直接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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