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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 1912 and the selection of Nanjing as Nationalist government capital in 1927， the Chinese financial sector had two rapid development periods. In the first period， the financial sector laid the foundation towards modern banking system. In the second period， the government completed central credit system and financial regulatory system. During this period， the financiers supporting Sun Yat-sen’s cause， such as Liu Zijing， Shen Manyun， Yu Qiaqing， and Chen Guangfu， realized their dreams.
金融史专家们曾惊讶地发现，清末民初不少上海的大企业家、大金融家都全力支持孙中山的共和革命，除了出钱甚至还投身其中并为之牺牲。刘子敬、沈缦云、“宁波商帮”的虞洽卿、陈光甫等人，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刘子敬：革命党人的天然盟友
民国初年，整个湖广地区的首富叫刘子敬。其父是清末汉口最大的俄商买办，拥有资本300万两白银。他21岁时父亲去世，子承父业，成为当时汉口最年轻的洋行买办。清末的汉口是中国最大的茶叶集散地，刘子敬勤奋精明，在其中获利极大。他又兼任华俄道胜银行驻汉口买办，为俄国代理在长江中游的金融业务。仅仅用了五年时间，家族财富便由300万两白银增值至800万两白银。
一个非常有趣的史实是：几乎所有的华人巨富都是革命党人的天然盟友，刘氏也不例外。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他毫不犹豫地捐助家产以充作同盟会军饷。在革命军和清政府血战的七十天内，他自费设立野战医院，救助了1000多名伤员，没有拿军政府一分钱。辛亥革命以后，茶叶生意有所萎缩，刘子敬便转而投资房地产业，1915年租金收入每月达3万两白银。这是他的事业全盛期。
但进入1920年代后，受到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所有和俄商洋行进行的贸易只能终结。由于俄国成立了共产党政府，华俄道胜银行也宣告清盘结束。这导致了刘子敬家族企业失去凭借，资金链开始断裂。
1926年，广州的国民政府开始北伐，不久占领武昌，并由刘少奇、李立三等共产党员主导将汉口的外国租界收归国有。由于当时国民党执行“联俄容共”政策，因此北伐大军所到的区域，苏维埃式的工农运动风起云涌，租房住户纷纷展开革命运动，拒绝向房东缴纳房租。这时，拥有大量房地产的刘子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他丧失了现金收入渠道，而且租界的取消和工农运动使得汉口的房地产价格暴跌，他的房子租不出、卖不掉，也没有金融机构去抵押而寻求贷款。后来只能向高利贷借款以维持生产和生活，刘子敬最后欠下高达700万两白银的巨额债务郁郁而终，享年44岁。
刘氏个人的悲剧也是整个武汉工商界的悲剧。在国民革命过程中，中国政府收回外国租界的行为完全正常和正当。但这并不意味着，公权力不顾经济发展规律而对自由市场的政治干涉就是正常和正当的。反观同是租界的上海就没有这种遭遇。上海租界背靠的英、美、法等列强的国内政治风波并没有涉及海外租界，而且基于自由开放和公平法治的环境也导致经济交易只会产生经济问题，并不会产生行政和政治问题。就像中国金融博物馆理事长王巍博士所言，旧上海的市场中，契约关系和法律法治一直是超然而稳定的。因此，上海也会产生金融投机的失败者，但这只是个体崩溃而并非全体困境，金融从业者只要市场环境允许，总还有卷土重来的机会。
沈缦云：投身革命的金融家
众所周知，商团是上海富商们组织的自卫性团体，应该和现实政治无关，更加与共和革命无关，那么，为何上海商团会为同盟会戮力效命呢？这全因其中一位关键人物，他就是著名金融家、中国第一家现代化民营商业银行的创办者——沈缦云。
沈氏原名叫张祥飞，苏州人，因为“洪杨之乱”而全家逃难到上海。其母在基督教长老会举办的女校当老师，12岁那年，他奉母命皈依基督教并进教会书院读书。在他年近20岁的时候，无锡有一沈姓富商儿子早亡，膝下只有独生孙女，想招孙女婿入赘继承家业。经书院校长介绍，张祥飞遂攀得亲事，并从妻家改宗姓沈，名懋昭，字缦云，以字行。
20世纪初，无论是朝廷官员还是民间绅商，都逐渐开始意识到开立现代化银行的重要性。基于传统文明中政府不应过多涉及经济事务，清政府的监察部门对“官设银行”疑虑重重，认为“流弊宜防”，而民间显然没有那么多禁忌。1906年4月，也就是沈缦云37岁那年，他联合几位民间实业家在上海创办了信成商业储蓄银行，并自任协理（即副总经理），主持日常管理和业务流程。由于沈氏办事谨慎，经营得当，信成银行的发展非常顺利，第二年就获得了钞票发行权，南京、天津、北京都设立了分行。当时该银行存款高达700余万元，钞票发行额也达到100万元。金融史专家认为，信成银行的创办，是现代信用制度发展中的一个标志阶段，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同盟会成立后，党人于右任在上海办报鼓吹革命。沈缦云当时已经是名动上海的慈善家，为救助孤儿和创办学校等事宜捐款不计其数。1909年，当他通过报刊发现同盟会的主张，不禁心向往之，当即和于右任面谈，并捐助经费过万元，这是他用实质行动支持共和革命的开始。1910年，沈氏受上海商务总会委托进京向清廷要求迅速召开国会，但被庆亲王奕劻严词拒绝。从此，他认为要救中国除了革命已经没有其他途径，于是在该年年底正式加入同盟会。他也是上海上层富商中加入革命党阵营的第一人。在他的影响和鼓动下，上海滩许多大资本家也纷纷成为革命党。
此后沈缦云成为同盟会最大的财政来源之一，几个月之内他就捐款十万余元，办报馆、买枪械，准备根据陈其美制订的战略在长江流域发动反清起义。沈氏还以上海商团公会为基础成立全国商团联合会，并联合上海各界成立同盟会的外围组织中国国民总会，提倡尚武精神，进行军事操练，为即将而来的武装起义做准备。
1911年11月3日下午，上海革命爆发，为减少无辜伤亡，陈其美赤手空拳进入江南制造局劝说固守的清军放下武器，却被拘禁，危在顷刻。正在这群龙无首的当口，沈缦云痛哭陈辞，一时间群情激奋，士气高涨，千余名商团战士通宵猛攻江南制造局，终于在黎明攻克这个清军在上海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堡垒，上海光复，沪军都督府成立。
此后沈缦云主管革命党的财政事宜，信成银行简直成了都督府的财务科，没几天就垫款多达30余万两白银。金融史专家认为，“信成银行历史存在虽然只有短短几年，但它以第一家纯粹民间银行的色彩出现在中国大地上的史实，是不会因行龄短暂而被遗忘的”。
共和革命成功了，但沈缦云却厄运连连。1913年“二次革命”爆发，国民党惨败，其领袖人物孙中山和陈其美等人流亡日本，沈缦云也全家亡命大连。但他还是没有放弃共和主张，一直进行秘密反袁活动，最终被袁世凯派出的刺客暗杀，享年48岁。据说他弥留之际曾高喊：“孙中山先生和我都是不怕舍身的基督徒！”此景此情，现在想来令人感动。
民间和政府的金融博弈
金融家们为何纷纷投身于孙中山的共和革命事业？可能他们是被革命者的意志和人格力量所感动，可能他们非常赞赏孙先生的政治理念和未来设计，也可能他们仅仅是对满清政府充满了本能的厌恶……虽然现在已无法全面还原当时各人的心态和出发点，但从当时政府和金融界的关系之中或许能窥见某些缘由。
必须提及的是清末上海金融界曾遇到的三次崩溃性的灾难：第一次是1883年11月的金融风潮。据说为挤垮外商，“红顶商人”胡雪岩包下了当时中国所有的生丝囤积居奇，但恰好当年南欧生丝丰收，国际生丝价格大幅度下跌，胡氏为了挽回损失而紧急抛售，几天之内就损失了上千万两白银。
他转而向上海滩的外资银行求救，但外商出于对他的集体憎恶，也出于李鸿章的暗中授意，当时的外资银行非但不施以援手，反而加速将资金抽离阜康钱庄及其相关银号。于是胡雪岩只得将钱庄的存款挪用来填补资金窟窿，导致信用破产而引发挤兑风潮，他名下所有产业全部倒闭，和他有关联的金融机构也纷纷破产。他本人当然倾家荡产，两三年后抱憾离世。
第二次金融风潮是1897年11月的贴票风潮。何谓“贴票”？举例而言，客户向钱庄存入80元现金，钱庄当场开出面额100元的一月期远期庄票一张，到时客户就可凭票来钱庄提取100元现金。说白了，就是以高利吸纳资金。这些资金的用途一般是投资于鸦片商人，以求得短时间获取暴利。
由于滥用信用工具，这种赌博性质的投机活动最终总有崩盘的一天，于是当时上海所有专营贴票的钱庄全部倒闭，虽然蒸发的账面资本只有200万元，但骤然导致市面上银根紧缩，而且普通存户对金融机构的信用和能力产生严重怀疑和恐惧，因此大部分本分经营的健康钱庄也受到了挤提。
第三次金融风潮就是1910年7月的“橡皮股票风潮”。橡皮股票是以种植橡树、割取树胶为业的公司发行的股票。1909年发生了世界性的橡胶涨价，导致市场上橡胶业股票迅速看涨，票面额被翻炒至25倍之高。但是，随着美国政府对橡胶消费限制令的出台，国际橡胶价格又大幅度回落，橡皮股票的交易价也开始暴跌。当时清政府进行了紧急救市。但清廷内部的人事倾轧和政治斗争使得这次救市走向了反面。江苏巡抚程德全逼迫上海道台蔡乃煌去职，使得外资银行也开始对市场失去信心，拒绝收取钱庄开出的庄票，并停止拆借而收回欠款。这一系列举措使得上海53%的钱庄倒闭，损失总额超过2000万两白银。
由于当时中国国力衰弱，外资银行在中国的地位举足轻重。可以说，民国以前中国金融界的命运都由这些外国银行所摆布，中国金融家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民国建立后，1915年陈光甫创办上海银行，所提出的宗旨就是“服务社会，辅助工商实业，抵制国际经济侵略”，从这个“抵制国际经济侵略”中，我们可以领悟到很多血泪斑斑的金融往事。
政府及其官员不恰当地介入了金融运营。北方票号，尤其是山西票号真正的勃兴是在“洪杨之乱”之时，完全和当时的时局和政府有着密切关系。南方的钱庄虽然比起来稍微独立一些，但他们也依赖外资银行，并且受到某些朝廷高官的个人意志的控制，甚至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最重要的是制度问题。金融是现代社会经济活动的枢纽，需要严密的法律法规和清明的法治环境，这一切都是清末的政治体制所不能赋予的。清政府没有对金融行业进行过通盘的战略筹划，因此缺乏成体系的相关规则，也缺乏可以进行务实操作的金融人才，更没有依据法律和人才而进行实效管理的监管机关。虽然清末的官场上，许多有识之士从不同侧面提出过政府如何发展金融、管理金融的优秀建议，但始终没有形成有效的体制和机制，也从未真正做到过干预和调节，这就是最大的症结所在。
中国的金融事业在1911年共和革命告成以后逐步稳定、健康、有序、明确地向前发展，日渐繁荣。就此而言，那些支持孙中山革命的金融家们，如刘子敬、沈缦云、虞洽卿、陈光甫诸君当年投身共和革命时的政治梦想，也算是实现了吧。
金融史专家们曾惊讶地发现，清末民初不少上海的大企业家、大金融家都全力支持孙中山的共和革命，除了出钱甚至还投身其中并为之牺牲。刘子敬、沈缦云、“宁波商帮”的虞洽卿、陈光甫等人，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刘子敬：革命党人的天然盟友
民国初年，整个湖广地区的首富叫刘子敬。其父是清末汉口最大的俄商买办，拥有资本300万两白银。他21岁时父亲去世，子承父业，成为当时汉口最年轻的洋行买办。清末的汉口是中国最大的茶叶集散地，刘子敬勤奋精明，在其中获利极大。他又兼任华俄道胜银行驻汉口买办，为俄国代理在长江中游的金融业务。仅仅用了五年时间，家族财富便由300万两白银增值至800万两白银。
一个非常有趣的史实是：几乎所有的华人巨富都是革命党人的天然盟友，刘氏也不例外。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他毫不犹豫地捐助家产以充作同盟会军饷。在革命军和清政府血战的七十天内，他自费设立野战医院，救助了1000多名伤员，没有拿军政府一分钱。辛亥革命以后，茶叶生意有所萎缩，刘子敬便转而投资房地产业，1915年租金收入每月达3万两白银。这是他的事业全盛期。
但进入1920年代后，受到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所有和俄商洋行进行的贸易只能终结。由于俄国成立了共产党政府，华俄道胜银行也宣告清盘结束。这导致了刘子敬家族企业失去凭借，资金链开始断裂。
1926年，广州的国民政府开始北伐，不久占领武昌，并由刘少奇、李立三等共产党员主导将汉口的外国租界收归国有。由于当时国民党执行“联俄容共”政策，因此北伐大军所到的区域，苏维埃式的工农运动风起云涌，租房住户纷纷展开革命运动，拒绝向房东缴纳房租。这时，拥有大量房地产的刘子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他丧失了现金收入渠道，而且租界的取消和工农运动使得汉口的房地产价格暴跌，他的房子租不出、卖不掉，也没有金融机构去抵押而寻求贷款。后来只能向高利贷借款以维持生产和生活，刘子敬最后欠下高达700万两白银的巨额债务郁郁而终，享年44岁。
刘氏个人的悲剧也是整个武汉工商界的悲剧。在国民革命过程中，中国政府收回外国租界的行为完全正常和正当。但这并不意味着，公权力不顾经济发展规律而对自由市场的政治干涉就是正常和正当的。反观同是租界的上海就没有这种遭遇。上海租界背靠的英、美、法等列强的国内政治风波并没有涉及海外租界，而且基于自由开放和公平法治的环境也导致经济交易只会产生经济问题，并不会产生行政和政治问题。就像中国金融博物馆理事长王巍博士所言，旧上海的市场中，契约关系和法律法治一直是超然而稳定的。因此，上海也会产生金融投机的失败者，但这只是个体崩溃而并非全体困境，金融从业者只要市场环境允许，总还有卷土重来的机会。
沈缦云：投身革命的金融家
众所周知，商团是上海富商们组织的自卫性团体，应该和现实政治无关，更加与共和革命无关，那么，为何上海商团会为同盟会戮力效命呢？这全因其中一位关键人物，他就是著名金融家、中国第一家现代化民营商业银行的创办者——沈缦云。
沈氏原名叫张祥飞，苏州人，因为“洪杨之乱”而全家逃难到上海。其母在基督教长老会举办的女校当老师，12岁那年，他奉母命皈依基督教并进教会书院读书。在他年近20岁的时候，无锡有一沈姓富商儿子早亡，膝下只有独生孙女，想招孙女婿入赘继承家业。经书院校长介绍，张祥飞遂攀得亲事，并从妻家改宗姓沈，名懋昭，字缦云，以字行。
20世纪初，无论是朝廷官员还是民间绅商，都逐渐开始意识到开立现代化银行的重要性。基于传统文明中政府不应过多涉及经济事务，清政府的监察部门对“官设银行”疑虑重重，认为“流弊宜防”，而民间显然没有那么多禁忌。1906年4月，也就是沈缦云37岁那年，他联合几位民间实业家在上海创办了信成商业储蓄银行，并自任协理（即副总经理），主持日常管理和业务流程。由于沈氏办事谨慎，经营得当，信成银行的发展非常顺利，第二年就获得了钞票发行权，南京、天津、北京都设立了分行。当时该银行存款高达700余万元，钞票发行额也达到100万元。金融史专家认为，信成银行的创办，是现代信用制度发展中的一个标志阶段，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同盟会成立后，党人于右任在上海办报鼓吹革命。沈缦云当时已经是名动上海的慈善家，为救助孤儿和创办学校等事宜捐款不计其数。1909年，当他通过报刊发现同盟会的主张，不禁心向往之，当即和于右任面谈，并捐助经费过万元，这是他用实质行动支持共和革命的开始。1910年，沈氏受上海商务总会委托进京向清廷要求迅速召开国会，但被庆亲王奕劻严词拒绝。从此，他认为要救中国除了革命已经没有其他途径，于是在该年年底正式加入同盟会。他也是上海上层富商中加入革命党阵营的第一人。在他的影响和鼓动下，上海滩许多大资本家也纷纷成为革命党。
此后沈缦云成为同盟会最大的财政来源之一，几个月之内他就捐款十万余元，办报馆、买枪械，准备根据陈其美制订的战略在长江流域发动反清起义。沈氏还以上海商团公会为基础成立全国商团联合会，并联合上海各界成立同盟会的外围组织中国国民总会，提倡尚武精神，进行军事操练，为即将而来的武装起义做准备。
1911年11月3日下午，上海革命爆发，为减少无辜伤亡，陈其美赤手空拳进入江南制造局劝说固守的清军放下武器，却被拘禁，危在顷刻。正在这群龙无首的当口，沈缦云痛哭陈辞，一时间群情激奋，士气高涨，千余名商团战士通宵猛攻江南制造局，终于在黎明攻克这个清军在上海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堡垒，上海光复，沪军都督府成立。
此后沈缦云主管革命党的财政事宜，信成银行简直成了都督府的财务科，没几天就垫款多达30余万两白银。金融史专家认为，“信成银行历史存在虽然只有短短几年，但它以第一家纯粹民间银行的色彩出现在中国大地上的史实，是不会因行龄短暂而被遗忘的”。
共和革命成功了，但沈缦云却厄运连连。1913年“二次革命”爆发，国民党惨败，其领袖人物孙中山和陈其美等人流亡日本，沈缦云也全家亡命大连。但他还是没有放弃共和主张，一直进行秘密反袁活动，最终被袁世凯派出的刺客暗杀，享年48岁。据说他弥留之际曾高喊：“孙中山先生和我都是不怕舍身的基督徒！”此景此情，现在想来令人感动。
民间和政府的金融博弈
金融家们为何纷纷投身于孙中山的共和革命事业？可能他们是被革命者的意志和人格力量所感动，可能他们非常赞赏孙先生的政治理念和未来设计，也可能他们仅仅是对满清政府充满了本能的厌恶……虽然现在已无法全面还原当时各人的心态和出发点，但从当时政府和金融界的关系之中或许能窥见某些缘由。
必须提及的是清末上海金融界曾遇到的三次崩溃性的灾难：第一次是1883年11月的金融风潮。据说为挤垮外商，“红顶商人”胡雪岩包下了当时中国所有的生丝囤积居奇，但恰好当年南欧生丝丰收，国际生丝价格大幅度下跌，胡氏为了挽回损失而紧急抛售，几天之内就损失了上千万两白银。
他转而向上海滩的外资银行求救，但外商出于对他的集体憎恶，也出于李鸿章的暗中授意，当时的外资银行非但不施以援手，反而加速将资金抽离阜康钱庄及其相关银号。于是胡雪岩只得将钱庄的存款挪用来填补资金窟窿，导致信用破产而引发挤兑风潮，他名下所有产业全部倒闭，和他有关联的金融机构也纷纷破产。他本人当然倾家荡产，两三年后抱憾离世。
第二次金融风潮是1897年11月的贴票风潮。何谓“贴票”？举例而言，客户向钱庄存入80元现金，钱庄当场开出面额100元的一月期远期庄票一张，到时客户就可凭票来钱庄提取100元现金。说白了，就是以高利吸纳资金。这些资金的用途一般是投资于鸦片商人，以求得短时间获取暴利。
由于滥用信用工具，这种赌博性质的投机活动最终总有崩盘的一天，于是当时上海所有专营贴票的钱庄全部倒闭，虽然蒸发的账面资本只有200万元，但骤然导致市面上银根紧缩，而且普通存户对金融机构的信用和能力产生严重怀疑和恐惧，因此大部分本分经营的健康钱庄也受到了挤提。
第三次金融风潮就是1910年7月的“橡皮股票风潮”。橡皮股票是以种植橡树、割取树胶为业的公司发行的股票。1909年发生了世界性的橡胶涨价，导致市场上橡胶业股票迅速看涨，票面额被翻炒至25倍之高。但是，随着美国政府对橡胶消费限制令的出台，国际橡胶价格又大幅度回落，橡皮股票的交易价也开始暴跌。当时清政府进行了紧急救市。但清廷内部的人事倾轧和政治斗争使得这次救市走向了反面。江苏巡抚程德全逼迫上海道台蔡乃煌去职，使得外资银行也开始对市场失去信心，拒绝收取钱庄开出的庄票，并停止拆借而收回欠款。这一系列举措使得上海53%的钱庄倒闭，损失总额超过2000万两白银。
由于当时中国国力衰弱，外资银行在中国的地位举足轻重。可以说，民国以前中国金融界的命运都由这些外国银行所摆布，中国金融家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民国建立后，1915年陈光甫创办上海银行，所提出的宗旨就是“服务社会，辅助工商实业，抵制国际经济侵略”，从这个“抵制国际经济侵略”中，我们可以领悟到很多血泪斑斑的金融往事。
政府及其官员不恰当地介入了金融运营。北方票号，尤其是山西票号真正的勃兴是在“洪杨之乱”之时，完全和当时的时局和政府有着密切关系。南方的钱庄虽然比起来稍微独立一些，但他们也依赖外资银行，并且受到某些朝廷高官的个人意志的控制，甚至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最重要的是制度问题。金融是现代社会经济活动的枢纽，需要严密的法律法规和清明的法治环境，这一切都是清末的政治体制所不能赋予的。清政府没有对金融行业进行过通盘的战略筹划，因此缺乏成体系的相关规则，也缺乏可以进行务实操作的金融人才，更没有依据法律和人才而进行实效管理的监管机关。虽然清末的官场上，许多有识之士从不同侧面提出过政府如何发展金融、管理金融的优秀建议，但始终没有形成有效的体制和机制，也从未真正做到过干预和调节，这就是最大的症结所在。
中国的金融事业在1911年共和革命告成以后逐步稳定、健康、有序、明确地向前发展，日渐繁荣。就此而言，那些支持孙中山革命的金融家们，如刘子敬、沈缦云、虞洽卿、陈光甫诸君当年投身共和革命时的政治梦想，也算是实现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