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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美国著名高等教育研究学者劳伦斯·R·维赛编著的《美国现代大学的崛起》一书，从学术思想体系的冲突和学院管理模式两部分记录、分析了1865年至1910年间美国大学的崛起历程。书中充分展现了美国高等教育的思想史与文化史，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主要从教育理念、大学目标与功能及学院管理三方面结合美国高等教育史对本书进行解读。
关键词：美国大学；崛起；高等教育改革
作者简介：冯琼（1986-），女，湖北随州人，沈阳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辽宁 沈阳 110034）
中图分类号：G64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079（2014）08-0010-02
二战以后，美国大学完全取代了德国大学的领先地位，但其基础早在南北战争之后约半个世纪就已经奠定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是美国现代大学发展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美国高等教育领域发生了重大变革，主要有：赠地学院的创办，鼓励了学院的兴起；研究型大学的设立，促进了学术自由的发展；初级学院运动的开展，促进了社会的发展；选修制的引入，加速了传统学院向现代大学的转变。美国大学一方面向德国学习，秉持着“为学术而学术”的理想主义大力发展研究生教育；一方面结合自己的国情，为工农业生产发展服务。最终两者殊途而同归，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美国高等教育体制。
美国著名高等教育研究学者劳伦斯·R·维赛（Laurence R.Veysey）的著作《美国现代大学的崛起》是针对这一时期编写的教育著作中比较重要的一部。该书第一部分对1865-1910年流行于美国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的概念进行了分析。这些概念包括“智力训练与宗教虔诚”、“实用”、“研究”与“自由文化”。第二部分分析了新式大学的组织模式，指出新大学模式的形成与发展经历了多种管理模式及理念的融合。此外，维赛还分析了新大学中的一些不协调问题。其结论是：美国的大学在经过改组创新及吸收新的因素之后，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正式出现。
一、理念的冲突与融合：两种哲学观相互交织
维赛认为：“美国大学形成时期最突出之处，就在于促进大学发展的人们所表现出的思想的多样性。”对多样性的教育思想，美国高等教育领域表现了它的宽容。“这种情况最终造成了宽容——每个人都不会干涉别人，除非出现特别的涉及管辖权的争吵。大学同时尝试几条不同的路线，成为各不相同的观念的集合，这些观念通常互不干涉，一般不相互交流。”[1]从哲学的观点来看，美国高等教育主要理念可以分为两种：认识论为基础的高等教育哲学和以政治论为基础的高等教育哲学。认识论的教育哲学以“闲逸的好奇”精神追求知识作为目的，探讨深奥的知识；持政治论观点的教育哲学认为探讨深奥的知识不仅出于闲逸的好奇，而且还因为它对国家的进步与发展有着深远影响。
殖民地时期，高等教育存在和发展的主要哲学依據是政治论的高等教育哲学观。学院和大学的职责在于为社会培养大批的牧师、教师、律师和医生。“智力训练”和“宗教虔诚”思想就是政治论高等教育哲学观的展现，这些传统的教育思想在学术革命中逐渐消亡。1862年《莫里尔法》的颁布带动了一批赠地学院的兴起，建立实用性高等教育机构的呼声得到回应。政治论的高等教育哲学已成为支配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理念，“康奈尔计划”与“威斯康星观念”是赠地学院教育理念的具体体现。19世纪下半叶，认识论的高等教育哲学开始承担起规范高等教育存在与发展的职责。该哲学观在1828年的《耶鲁报告》中已初见端倪，强调大学与学院实施“心智训练”的重要意义。洪堡创立的柏林大学实施“洪堡原则”，成为德国现代大学观的基础，对政治论高等教育观形成了冲击。这种现代大学观强调了许多新型大学理念，如：“教学自由”、“学习自由”、“教学与科研并重”等。在这种理念的影响下，美国成立了第一所研究型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该校以及随后成立的芝加哥大学和克拉克大学都是受认识论高等教育哲观影响的具体表现。认识论高等教育哲学观与政治论高等教育哲学观在美国高等教育领域内交互作用，成为美国研究型大学诞生的理论基础。
虽然上述两种高等教育哲学观在理论上的差别较大，但在19世纪下半叶，这两种哲学观在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实践中结合起来，显示出了美国教育的包容性。正如布鲁贝克所说：“贯穿19世纪的不断加速的工业革命的力量，赋予学院和大学所发现的知识以越来越现实的影响。学术知识，特别是占优势地位的研究性大学所提供的知识，发展了工业生产上的奇迹，与此同时，也被用来减轻发展生产时所引起的弊端。”[2]最终是认识论的高等教育哲学观与政治论的高等教育哲学观并驾齐驱，二者共同指导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形成了19世纪下半叶美国高等教育既注重实际效用又注重学术研究的特征。
二、大学目标、功能的演变：从单一到多种
在19世纪人们对大学功能的认识还局限在单一功能上。19世纪中期以前的美国学院，如耶鲁、哈佛等，在创办初期本质上是宗教的场所，其教育目标是培养具有虔敬的道德品质的牧师，传播宗教信仰。主张单一目标和功能的代表人物包括红衣主教纽曼（教授知识）、弗莱克斯纳（纯粹研究性大学）、赫钦斯（人性）等。19世纪中叶，传统教育者们中间爆发了一场争论：学院的唯一目的仅仅是训练智力和道德能力，还是知识的积累（思想的完善）也应占有一席之地。[1]传统教育者在自由教学和基督教义的关系上采取保守立场。
南北战争以后，美国高等教育目的发生了重大转变，相应功能也增加了。“莫里尔法”带动了一批农工学院的建立，并随之出现了综合性州立大学，这些大学把自由教育与实用教育结合了起来。美国高等教育注重服务于国家发展与社会进步这一特征逐步确立。第一是以康奈尔大学为代表的“通用课程”计划，该校首任校长怀特在就职演说中称“教育的真正目的将是促进个人的发展，促进社会的进步”。第二是以威斯康星大学为代表的“威斯康星观念”，强调大学要服务社会，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为社会服务开始被公认是现代大学的基本职能之一。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兴起推动了高等教育目标与功能发展。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校长丹尼尔·吉尔曼声称研究生教育和高一级教育是大学最重要的使命，大学的目的是最自由地促进一切有益知识的发展。大学开始成为国家基础科研的中心。19世纪末初级学院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一是高等教育的延伸阶段。初级学院刚刚诞生的时候只是作为大学的基础部而设立，目的在于向高中毕业生讲授大学一、二年级的文化课程内容，帮助他们顺利转入大学相应年级后的继续学习。二是多职能快速发展阶段。为满足广大青年的需要，初级学院开始增设各种职业课程。使初级学院的职能更加丰富和多样化，从单一的转学教育职能向职业教育、职业培训和补偿教育多种教育职能并行不悖的发展。教育目的和功能多样化，提供的课程和服务大众化，使初级学院成为20世纪以来发展最快的一类高等教育。 综上所述，从南北战争到20世纪初这段时期是美国高等教育发生深刻变革的时期。一方面，这一时期的美国高等教育以英国学院模式为基础，进一步仿效德国模式并结合美国本土的实际初步形成，极具美国特色。另一方面，高等教育的目的和功能也发生了变化。在目的上从过去单一的自由教育发展到培养从学士到哲学博士各个层次多种学科的不同类型人才；从单一的传播已有知识到探索新的知识，并应用知识推动社会的发展。[3]在功能上由单一的教学增加了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
三、学院的管理问题
南北战争后，美国通过法律手段设立了适应农业与工业的现实社会需要的赠地学院；效仿德国现代大学模式创办了研究型大学；引入与推广选修制。这些措施将部分传统学院改造为现代大学。而初级学院运动的兴起，使美国高等教育发展服务社会需要与追求学术卓越相结合。至20世纪初，美国已成功确立了现代高等教育制度；高等学校职能也得到逐步完善，形成大学教学、科研及社会服务三大职能；形成了由初级学院、学院与大学组成的高等教育结构；确立了由副学士、学士、硕士和博士构成的完整的四级学位制度。[4]维赛在书中并未描述完整的大学模式，而是通过分析新大学内部学术团体之间的一些冲突以及学术自由问题来展现新大学的模式。
1.学生与教师之间的鸿沟
“19世纪末，本科生与其教授之间的隔阂极深，完全可以称之为‘可怕的深渊’。对于学生和導师来说，学术经历的含义大相径庭，在极大程度上，他们的思想仅仅在暂时、偶尔的压力下才相互吻合。”20世纪初，学生群体开始多样化，不同宗教、种族及阶层的学生被学校接纳，女性学生数量也不断增加。这些学生怀着社会抱负进入大学，为了获得几乎等同于社会地位的学位而学习，对其教授的思想缺乏热切的兴趣。此时本科生的特点是对抽象思维和教师工作有着强烈的抗拒，具有实用性、享受性的特点。学校采取强制性考试来管理学生，使师生之间的矛盾更加严重，“1866年的迪金森学院，学生把教师看作是必须存在的邪恶物种，而教师对待学生就像他们是无法避免的麻烦。”[1]选修制的引入只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种紧张的关系，并未根本改变这个问题。学生与教授在价值观上的悬殊是造成这种鸿沟的根本原因。
2.教职员与管理层之间的冲突
美国大学的结构自上而下包括理事、校长、学院院长、系主任、教师和办事员、研究生助理、研究生、本科生、保洁人员。一般而言，权力是由上至下遍及整个组织的。除了耶鲁大学（教授治校）以外，大多数重要大学的校长在学校日常事务上拥有很大的权力。校长为了学校利益更多地采用官僚手段，真正拥有权力的只有少部分高级教授。好的管理者努力与自己的学院保持和谐，其秘诀在于实行铁腕统治的同时又不表现出明显的独裁。对于激烈到具有威胁性的争论（包括基于不同学术理念的争论），必须将其最小化或是对其进行压制。因此，在这些被称为“理想主义者”的教授看来，管理代表着已经“攫取”了大学领导权的怪异而非法的力量。1890年之后，大学的基本模式是以成功为导向的企业模式。美国学术界形成了三个利益核心：个人，与报酬和声望有关；系部，希望提高相对于其他系部的地位；学院，与其他同类院校竞争。三个层次的利益核心表现出相同症状，同时每个层次的要求又很容易与其他两个产生冲突。
3.学术自由的僵局
自德国的洪堡原则引入美国以来，学术自由思想便在美国高等教育领域生根、发芽。大学管理中新学术官僚主义的出现，对金钱、学生、教师和名誉的竞争要求大学必须在所有基本方面符合标准的结构模式，创新性不能逾越既定体制规定的路线。比如说美国的大工商业者，他们通过向大学捐赠的方式，逐步取得了大学董事会的控制权，于是学术官僚主义产生了。这些大工商业者对一些他们看来是“异端”的学术思想和言论进行打击和压制；教授的政治言论若招致大学董事会中工商业者的不满，将会被迫辞职、免职或受到起诉。这样一来，大学教师的学术自由权利遭到了粗暴的践踏。由此看来，学术自由摆脱不了与安全、地位、薪水和权力等问题的联系。
四、结语
《美国现代大学的崛起》是对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这一时期的美国现代大学史的描述和分析。这一时期的美国大学虽有不尽如人意的方面，但总的来说是美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次飞跃。为美国大学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奠定了基础，确立和完善了围绕教学、科研、社会服务三大职能建立起来的现代大学制度，形成了典型的“美国模式”。在宏观管理上，大学具有较为广泛的大学自治；具有较强的适应社会的能力和较为完备的大学竞争制度。在内部管理上，董事会享有裁决学校事务的全权，由董事会任命的校长具有管理实权，系级的中层管理人员拥有很大的自主权；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相互制衡。总的来说，具有兼容并包特点的美国大学制度被认为是目前世界上最完善、最主流的现代大学制度，也是众多国家模仿和学习的典范。
参考文献：
[1][美]劳伦斯·维赛.栾鸾，译.美国现代大学的崛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1，22，59，311，312.
[2][美]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M].王承绪，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15-17.
[3]陈学飞.试论美国高等教育的目的与功能[J].外国教育资料，
1996，（6）：72-78.
[4]王保星.南北战争至20世纪初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与变革[D].北京：北京师范大学，1998：1.
（责任编辑：刘辉）
关键词：美国大学；崛起；高等教育改革
作者简介：冯琼（1986-），女，湖北随州人，沈阳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辽宁 沈阳 110034）
中图分类号：G64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079（2014）08-0010-02
二战以后，美国大学完全取代了德国大学的领先地位，但其基础早在南北战争之后约半个世纪就已经奠定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是美国现代大学发展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美国高等教育领域发生了重大变革，主要有：赠地学院的创办，鼓励了学院的兴起；研究型大学的设立，促进了学术自由的发展；初级学院运动的开展，促进了社会的发展；选修制的引入，加速了传统学院向现代大学的转变。美国大学一方面向德国学习，秉持着“为学术而学术”的理想主义大力发展研究生教育；一方面结合自己的国情，为工农业生产发展服务。最终两者殊途而同归，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美国高等教育体制。
美国著名高等教育研究学者劳伦斯·R·维赛（Laurence R.Veysey）的著作《美国现代大学的崛起》是针对这一时期编写的教育著作中比较重要的一部。该书第一部分对1865-1910年流行于美国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的概念进行了分析。这些概念包括“智力训练与宗教虔诚”、“实用”、“研究”与“自由文化”。第二部分分析了新式大学的组织模式，指出新大学模式的形成与发展经历了多种管理模式及理念的融合。此外，维赛还分析了新大学中的一些不协调问题。其结论是：美国的大学在经过改组创新及吸收新的因素之后，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正式出现。
一、理念的冲突与融合：两种哲学观相互交织
维赛认为：“美国大学形成时期最突出之处，就在于促进大学发展的人们所表现出的思想的多样性。”对多样性的教育思想，美国高等教育领域表现了它的宽容。“这种情况最终造成了宽容——每个人都不会干涉别人，除非出现特别的涉及管辖权的争吵。大学同时尝试几条不同的路线，成为各不相同的观念的集合，这些观念通常互不干涉，一般不相互交流。”[1]从哲学的观点来看，美国高等教育主要理念可以分为两种：认识论为基础的高等教育哲学和以政治论为基础的高等教育哲学。认识论的教育哲学以“闲逸的好奇”精神追求知识作为目的，探讨深奥的知识；持政治论观点的教育哲学认为探讨深奥的知识不仅出于闲逸的好奇，而且还因为它对国家的进步与发展有着深远影响。
殖民地时期，高等教育存在和发展的主要哲学依據是政治论的高等教育哲学观。学院和大学的职责在于为社会培养大批的牧师、教师、律师和医生。“智力训练”和“宗教虔诚”思想就是政治论高等教育哲学观的展现，这些传统的教育思想在学术革命中逐渐消亡。1862年《莫里尔法》的颁布带动了一批赠地学院的兴起，建立实用性高等教育机构的呼声得到回应。政治论的高等教育哲学已成为支配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理念，“康奈尔计划”与“威斯康星观念”是赠地学院教育理念的具体体现。19世纪下半叶，认识论的高等教育哲学开始承担起规范高等教育存在与发展的职责。该哲学观在1828年的《耶鲁报告》中已初见端倪，强调大学与学院实施“心智训练”的重要意义。洪堡创立的柏林大学实施“洪堡原则”，成为德国现代大学观的基础，对政治论高等教育观形成了冲击。这种现代大学观强调了许多新型大学理念，如：“教学自由”、“学习自由”、“教学与科研并重”等。在这种理念的影响下，美国成立了第一所研究型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该校以及随后成立的芝加哥大学和克拉克大学都是受认识论高等教育哲观影响的具体表现。认识论高等教育哲学观与政治论高等教育哲学观在美国高等教育领域内交互作用，成为美国研究型大学诞生的理论基础。
虽然上述两种高等教育哲学观在理论上的差别较大，但在19世纪下半叶，这两种哲学观在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实践中结合起来，显示出了美国教育的包容性。正如布鲁贝克所说：“贯穿19世纪的不断加速的工业革命的力量，赋予学院和大学所发现的知识以越来越现实的影响。学术知识，特别是占优势地位的研究性大学所提供的知识，发展了工业生产上的奇迹，与此同时，也被用来减轻发展生产时所引起的弊端。”[2]最终是认识论的高等教育哲学观与政治论的高等教育哲学观并驾齐驱，二者共同指导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形成了19世纪下半叶美国高等教育既注重实际效用又注重学术研究的特征。
二、大学目标、功能的演变：从单一到多种
在19世纪人们对大学功能的认识还局限在单一功能上。19世纪中期以前的美国学院，如耶鲁、哈佛等，在创办初期本质上是宗教的场所，其教育目标是培养具有虔敬的道德品质的牧师，传播宗教信仰。主张单一目标和功能的代表人物包括红衣主教纽曼（教授知识）、弗莱克斯纳（纯粹研究性大学）、赫钦斯（人性）等。19世纪中叶，传统教育者们中间爆发了一场争论：学院的唯一目的仅仅是训练智力和道德能力，还是知识的积累（思想的完善）也应占有一席之地。[1]传统教育者在自由教学和基督教义的关系上采取保守立场。
南北战争以后，美国高等教育目的发生了重大转变，相应功能也增加了。“莫里尔法”带动了一批农工学院的建立，并随之出现了综合性州立大学，这些大学把自由教育与实用教育结合了起来。美国高等教育注重服务于国家发展与社会进步这一特征逐步确立。第一是以康奈尔大学为代表的“通用课程”计划，该校首任校长怀特在就职演说中称“教育的真正目的将是促进个人的发展，促进社会的进步”。第二是以威斯康星大学为代表的“威斯康星观念”，强调大学要服务社会，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为社会服务开始被公认是现代大学的基本职能之一。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兴起推动了高等教育目标与功能发展。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校长丹尼尔·吉尔曼声称研究生教育和高一级教育是大学最重要的使命，大学的目的是最自由地促进一切有益知识的发展。大学开始成为国家基础科研的中心。19世纪末初级学院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一是高等教育的延伸阶段。初级学院刚刚诞生的时候只是作为大学的基础部而设立，目的在于向高中毕业生讲授大学一、二年级的文化课程内容，帮助他们顺利转入大学相应年级后的继续学习。二是多职能快速发展阶段。为满足广大青年的需要，初级学院开始增设各种职业课程。使初级学院的职能更加丰富和多样化，从单一的转学教育职能向职业教育、职业培训和补偿教育多种教育职能并行不悖的发展。教育目的和功能多样化，提供的课程和服务大众化，使初级学院成为20世纪以来发展最快的一类高等教育。 综上所述，从南北战争到20世纪初这段时期是美国高等教育发生深刻变革的时期。一方面，这一时期的美国高等教育以英国学院模式为基础，进一步仿效德国模式并结合美国本土的实际初步形成，极具美国特色。另一方面，高等教育的目的和功能也发生了变化。在目的上从过去单一的自由教育发展到培养从学士到哲学博士各个层次多种学科的不同类型人才；从单一的传播已有知识到探索新的知识，并应用知识推动社会的发展。[3]在功能上由单一的教学增加了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
三、学院的管理问题
南北战争后，美国通过法律手段设立了适应农业与工业的现实社会需要的赠地学院；效仿德国现代大学模式创办了研究型大学；引入与推广选修制。这些措施将部分传统学院改造为现代大学。而初级学院运动的兴起，使美国高等教育发展服务社会需要与追求学术卓越相结合。至20世纪初，美国已成功确立了现代高等教育制度；高等学校职能也得到逐步完善，形成大学教学、科研及社会服务三大职能；形成了由初级学院、学院与大学组成的高等教育结构；确立了由副学士、学士、硕士和博士构成的完整的四级学位制度。[4]维赛在书中并未描述完整的大学模式，而是通过分析新大学内部学术团体之间的一些冲突以及学术自由问题来展现新大学的模式。
1.学生与教师之间的鸿沟
“19世纪末，本科生与其教授之间的隔阂极深，完全可以称之为‘可怕的深渊’。对于学生和導师来说，学术经历的含义大相径庭，在极大程度上，他们的思想仅仅在暂时、偶尔的压力下才相互吻合。”20世纪初，学生群体开始多样化，不同宗教、种族及阶层的学生被学校接纳，女性学生数量也不断增加。这些学生怀着社会抱负进入大学，为了获得几乎等同于社会地位的学位而学习，对其教授的思想缺乏热切的兴趣。此时本科生的特点是对抽象思维和教师工作有着强烈的抗拒，具有实用性、享受性的特点。学校采取强制性考试来管理学生，使师生之间的矛盾更加严重，“1866年的迪金森学院，学生把教师看作是必须存在的邪恶物种，而教师对待学生就像他们是无法避免的麻烦。”[1]选修制的引入只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种紧张的关系，并未根本改变这个问题。学生与教授在价值观上的悬殊是造成这种鸿沟的根本原因。
2.教职员与管理层之间的冲突
美国大学的结构自上而下包括理事、校长、学院院长、系主任、教师和办事员、研究生助理、研究生、本科生、保洁人员。一般而言，权力是由上至下遍及整个组织的。除了耶鲁大学（教授治校）以外，大多数重要大学的校长在学校日常事务上拥有很大的权力。校长为了学校利益更多地采用官僚手段，真正拥有权力的只有少部分高级教授。好的管理者努力与自己的学院保持和谐，其秘诀在于实行铁腕统治的同时又不表现出明显的独裁。对于激烈到具有威胁性的争论（包括基于不同学术理念的争论），必须将其最小化或是对其进行压制。因此，在这些被称为“理想主义者”的教授看来，管理代表着已经“攫取”了大学领导权的怪异而非法的力量。1890年之后，大学的基本模式是以成功为导向的企业模式。美国学术界形成了三个利益核心：个人，与报酬和声望有关；系部，希望提高相对于其他系部的地位；学院，与其他同类院校竞争。三个层次的利益核心表现出相同症状，同时每个层次的要求又很容易与其他两个产生冲突。
3.学术自由的僵局
自德国的洪堡原则引入美国以来，学术自由思想便在美国高等教育领域生根、发芽。大学管理中新学术官僚主义的出现，对金钱、学生、教师和名誉的竞争要求大学必须在所有基本方面符合标准的结构模式，创新性不能逾越既定体制规定的路线。比如说美国的大工商业者，他们通过向大学捐赠的方式，逐步取得了大学董事会的控制权，于是学术官僚主义产生了。这些大工商业者对一些他们看来是“异端”的学术思想和言论进行打击和压制；教授的政治言论若招致大学董事会中工商业者的不满，将会被迫辞职、免职或受到起诉。这样一来，大学教师的学术自由权利遭到了粗暴的践踏。由此看来，学术自由摆脱不了与安全、地位、薪水和权力等问题的联系。
四、结语
《美国现代大学的崛起》是对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这一时期的美国现代大学史的描述和分析。这一时期的美国大学虽有不尽如人意的方面，但总的来说是美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次飞跃。为美国大学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奠定了基础，确立和完善了围绕教学、科研、社会服务三大职能建立起来的现代大学制度，形成了典型的“美国模式”。在宏观管理上，大学具有较为广泛的大学自治；具有较强的适应社会的能力和较为完备的大学竞争制度。在内部管理上，董事会享有裁决学校事务的全权，由董事会任命的校长具有管理实权，系级的中层管理人员拥有很大的自主权；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相互制衡。总的来说，具有兼容并包特点的美国大学制度被认为是目前世界上最完善、最主流的现代大学制度，也是众多国家模仿和学习的典范。
参考文献：
[1][美]劳伦斯·维赛.栾鸾，译.美国现代大学的崛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1，22，59，311，312.
[2][美]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M].王承绪，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15-17.
[3]陈学飞.试论美国高等教育的目的与功能[J].外国教育资料，
1996，（6）：72-78.
[4]王保星.南北战争至20世纪初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与变革[D].北京：北京师范大学，1998：1.
（责任编辑：刘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