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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30年勤劳的中国人积累的血汗财富，要更多地用于加速促进7亿农业劳动者的解放和富足，而不是流向少数私人利益者手中，更不是用于解救美国金融家
2008年可能没有哪个词如同“救市”一样在全世界深入骨髓地流行：保尔森自辱式地单膝跪地请求国会救市，德国财长施泰因布吕克骂完美国“救市”后史无前例地为德国所有私人银行储蓄提供无限担保，英国财相达林更是提出了可以刷新英国金融史纪录的5000亿英镑救市计划“老师”们精彩纷呈的行为艺术，令这厢边的中国“学生”也坐不住了，中国财经圈也开始言必“救市”。
无论是9月19日保尔森7000亿美元B计划鼓舞下中国决策层的“三箭齐发”，还是10月8日美联储、欧洲央行、英格兰银行等西方央行联手降息“盛邀”下中国央行的“双率齐降”，都暗示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救市大家庭”中的新成员。
国内市场，救市的呼声更是此起彼伏。股市不用说了，套在4000点以上的数千万股民，和众多接了外资投机“最后一棒”的机构，通过媒体反复论证救市的合情合理，热眼期盼中国版“B计划”；房地产商们则从过去的“政府调控一次涨一次”的霸道式“空调论”，转变到上半年恐吓式“银行先死”论，现在终于发出了哀求政府“不惜代价”的“救市”论。
美国政府不负责任地搞出全球金融“天下大乱”，现在看来中国政府也难逃“救火员”的命运。但现在的问题是，其一，金融市场救得出来吗？其二，即使救，中国救的是什么市？救的是全球市场的稳定还是美国金融的残喘？救的是股市、房市这样的虚拟经济还是事关民族长远发展的实体经济？这两个问题搞不清，何敢轻言“救市”？
对于金融市场，卓著的金融史学家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早就反复论述过，在由信心垒起来的金融市场中，没有比大众心理更重要的驱动因素了。尤其是在金融危机的释放过程中，金融市场波动印证的并不是事件本身，而是人们对危机的反应，是全球数十亿人对这场浩大风险将会如何影响其未来的认识。这其中反映出来的原理最直接的操纵着这个变幻无常的市场。
首先，市场总走在你前面。也就是说，金融市场是对经济的提前反映，这个提前量不是很远，但比任何有资格的经济学家和政府监管者所希望的都要远。所以，无论是战胜金融市场还是驾驭金融市场，要比自己把自己举起来还要难。
其次，市场是非理性的。一个公认的事实是，人们的思维喜欢合群。他们会集体发疯，但醒悟过来时却慢得多，一个接着一个。任何一个人，作为个体都有足够的理智和通情达理，但是如果他作为群体中的一员，立刻就成为白痴一个。所以，金融市场的非理性要远远大于理性，涨一定要涨过头，跌一定要跌惨。
这个条件下，“拯救市场”意味着可以数清楚的少数决策者与全球数十亿不同民族、不同个性和文化的市场参与者对垒，这与其说是“现实理性”的选择还不如说是“人定胜天”的神话。而且，现在西方世界所谓的“救市”计划，公开地说是“不顾一切”的“十全大补”，事实上不过喝的是“阿司匹林药水”。要知道，保尔森和伯南克注入的3万亿美元流动性，面对的是140多万亿美元金融衍生市场的崩溃。所谓的“救市”更像是“心理安慰”。从这个意义上讲，稳定市场要比拯救市场更为理智。尤其是要认识到“稳定”二字后面“力所能及”和“适时而至”的政策含义，才能不被意味着“不顾一切”的“救市”所忽悠。这一点，中国的决策者不能不看清楚。
比如，保尔森放下尊严上演单膝跪求一幕的后面，谁也无法保证其中没有华尔街利益的驱动。过去13年的6年里，财政部长一直是高盛出来的人担任。所以，其B计划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用美国纳税人的钱和美国国债债权人的资产为华尔街的不负责任、商业道德沦丧“买单”。而且，还不能不看到，美国为“救市”滥发数万亿美元注入市场，无疑于迅速让美元贬值以合理合法地赖账。
现在，面对美国金融危机全球性的蔓延，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担负起自己应该担负的责任，积极参与全球市场的稳定，发挥力所能及的作用，责无旁贷。但要牢牢把握住自己的原则，中国政府所有的工作针对的是围绕着中国长远利益的全球市场稳定，而不是救济美国华尔街利益。
回到国内，“救市”更是不能轻言的政策选择。不论多少利益把股市和房市的力量渲染到多么危险的地步，都不能掩盖掉中国仍然是拥有7亿多农村人口的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国家发展赖以成长的基础仍然主要是实体经济。我们欠的更多的不是股市投资者和房地产商，而是广大的农村市场发展和农民的财富增长，和民族制造业为主体的国家现代化。这才是中国政府需要花费大力气去“救”的领域。
现在，十七届三中全会已经闭幕，出台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政策被誉为“第四次土地革命”。这次会议召开在美国金融危机深化期间，无论是巧合还是意有所指，我们希望未来看到的是，过去30年勤劳的中国人积累的血汗财富，因此而更多地用于加速促进7亿农业劳动者的解放和富足，而不是流向少数私人利益者手中，更不是用于解救美国金融家。
2008年可能没有哪个词如同“救市”一样在全世界深入骨髓地流行：保尔森自辱式地单膝跪地请求国会救市，德国财长施泰因布吕克骂完美国“救市”后史无前例地为德国所有私人银行储蓄提供无限担保，英国财相达林更是提出了可以刷新英国金融史纪录的5000亿英镑救市计划“老师”们精彩纷呈的行为艺术，令这厢边的中国“学生”也坐不住了，中国财经圈也开始言必“救市”。
无论是9月19日保尔森7000亿美元B计划鼓舞下中国决策层的“三箭齐发”，还是10月8日美联储、欧洲央行、英格兰银行等西方央行联手降息“盛邀”下中国央行的“双率齐降”，都暗示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救市大家庭”中的新成员。
国内市场，救市的呼声更是此起彼伏。股市不用说了，套在4000点以上的数千万股民，和众多接了外资投机“最后一棒”的机构，通过媒体反复论证救市的合情合理，热眼期盼中国版“B计划”；房地产商们则从过去的“政府调控一次涨一次”的霸道式“空调论”，转变到上半年恐吓式“银行先死”论，现在终于发出了哀求政府“不惜代价”的“救市”论。
美国政府不负责任地搞出全球金融“天下大乱”，现在看来中国政府也难逃“救火员”的命运。但现在的问题是，其一，金融市场救得出来吗？其二，即使救，中国救的是什么市？救的是全球市场的稳定还是美国金融的残喘？救的是股市、房市这样的虚拟经济还是事关民族长远发展的实体经济？这两个问题搞不清，何敢轻言“救市”？
对于金融市场，卓著的金融史学家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早就反复论述过，在由信心垒起来的金融市场中，没有比大众心理更重要的驱动因素了。尤其是在金融危机的释放过程中，金融市场波动印证的并不是事件本身，而是人们对危机的反应，是全球数十亿人对这场浩大风险将会如何影响其未来的认识。这其中反映出来的原理最直接的操纵着这个变幻无常的市场。
首先，市场总走在你前面。也就是说，金融市场是对经济的提前反映，这个提前量不是很远，但比任何有资格的经济学家和政府监管者所希望的都要远。所以，无论是战胜金融市场还是驾驭金融市场，要比自己把自己举起来还要难。
其次，市场是非理性的。一个公认的事实是，人们的思维喜欢合群。他们会集体发疯，但醒悟过来时却慢得多，一个接着一个。任何一个人，作为个体都有足够的理智和通情达理，但是如果他作为群体中的一员，立刻就成为白痴一个。所以，金融市场的非理性要远远大于理性，涨一定要涨过头，跌一定要跌惨。
这个条件下，“拯救市场”意味着可以数清楚的少数决策者与全球数十亿不同民族、不同个性和文化的市场参与者对垒，这与其说是“现实理性”的选择还不如说是“人定胜天”的神话。而且，现在西方世界所谓的“救市”计划，公开地说是“不顾一切”的“十全大补”，事实上不过喝的是“阿司匹林药水”。要知道，保尔森和伯南克注入的3万亿美元流动性，面对的是140多万亿美元金融衍生市场的崩溃。所谓的“救市”更像是“心理安慰”。从这个意义上讲，稳定市场要比拯救市场更为理智。尤其是要认识到“稳定”二字后面“力所能及”和“适时而至”的政策含义，才能不被意味着“不顾一切”的“救市”所忽悠。这一点，中国的决策者不能不看清楚。
比如，保尔森放下尊严上演单膝跪求一幕的后面，谁也无法保证其中没有华尔街利益的驱动。过去13年的6年里，财政部长一直是高盛出来的人担任。所以，其B计划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用美国纳税人的钱和美国国债债权人的资产为华尔街的不负责任、商业道德沦丧“买单”。而且，还不能不看到，美国为“救市”滥发数万亿美元注入市场，无疑于迅速让美元贬值以合理合法地赖账。
现在，面对美国金融危机全球性的蔓延，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担负起自己应该担负的责任，积极参与全球市场的稳定，发挥力所能及的作用，责无旁贷。但要牢牢把握住自己的原则，中国政府所有的工作针对的是围绕着中国长远利益的全球市场稳定，而不是救济美国华尔街利益。
回到国内，“救市”更是不能轻言的政策选择。不论多少利益把股市和房市的力量渲染到多么危险的地步，都不能掩盖掉中国仍然是拥有7亿多农村人口的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国家发展赖以成长的基础仍然主要是实体经济。我们欠的更多的不是股市投资者和房地产商，而是广大的农村市场发展和农民的财富增长，和民族制造业为主体的国家现代化。这才是中国政府需要花费大力气去“救”的领域。
现在，十七届三中全会已经闭幕，出台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政策被誉为“第四次土地革命”。这次会议召开在美国金融危机深化期间，无论是巧合还是意有所指，我们希望未来看到的是，过去30年勤劳的中国人积累的血汗财富，因此而更多地用于加速促进7亿农业劳动者的解放和富足，而不是流向少数私人利益者手中，更不是用于解救美国金融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