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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怀念；胡耀邦；往事
[中图分类号]K8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07)08－0088－03
我已经八十二岁了，在这漫长岁月中，内心深处始终深深怀念着两位同志，一位是胡耀邦同志，一位是当时他直接领导下的余建亭同志。胡耀邦同志不幸早已离世，余建亭同志仍然健在，他是国务院的一个部级离休干部，我称他为老师，并经常同他保持联系。他们曾经平反了我的政治冤案，热情地帮助我走上参加革命工作的正确道路。
这个政治冤案的根由还要从1938年说起。我的家乡是山西省岢岚县，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军队侵占了我们的县城，但很快就被贺龙领导的八路军一二〇师赶出去，成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一个中心地区。一二〇师的民运部长罗贵波，进步的山西省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的共产党员南汉宸，抗日进步将领暂编一师师长续范亭，都驻在这里。接着第二战区长官闫锡山的旧的统治势力也来了，他们成立了专员公署，成立了民族革命中学。我在小学参加过进步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组织的儿童团，十三岁那年就进入民族革命中学学习，我们全校同学都参加了闫锡山的反动组织民族革命同志会。但是主持学校工作的教务长那润舟比较进步，常请续范亭、南汉宸等进步人士讲话，课程除闫锡山的按劳分配和物产证券的理论外，还讲国际政治、时事等进步课程，我们还能看到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等进步读物。所以，我的头脑里已经有一些进步思想的萌芽。当时新旧两种势力的斗争是很激烈的。我们的学校被闫锡山专员公署专员郭挺一的武装力量包围起来，强行调走那润舟，解散了学校，改为闫锡山的随营总校七分校，不久我们就从山西临县的碛口镇坐两条大木船，从黄河顺流而下，到陕西宜川县的官亭镇随营总校学习，以后又到闫锡山的大本营宜川县秋林镇参加短期集训。集训后要分配工作，我和郭作离、王承基、李阳明、高越等五、六位年龄小的同学商议，最好继续学习深造，就坚决要求到驻在宜川县官亭镇的民族革命大学学习，得到学校同意，我们就离校步行，中途夜宿一小客栈，不记得那位同学拿出队上指导员写给民族革命大学一个人的一封信，说我们12个人都是民族革命同志会的会员，请联系等话，我看了就说，民族革命大学是山西的进步组织牺牲救国同盟会领导的。我们到那里求学，不应该带这样的信，最好把它烧掉，大家都同意我的意见，就把这封信烧了。从此我们就自觉地正式脱离了民族革命同志会这个反动组织，进入民族革命大学高中部学习。
经过几个月的学习，由同学郝惠民介绍我参加了进步组织牺盟会，并认识了学校的组织科长共产党员温映奇同志，由他带领我们于1940年春季奔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三分校学习。当时我是一个十五岁的少年，因为是队上的时事报告员，要向同学们报告国内外的时事，在学校就有一点小的名气。不料学校闹起审查民族革命同志会派遣到抗大的特务组织的问题，一些同学互相拉扯串供，并说我是抗大同志会的一个小组长，我坚决不承认此事。学校的组织科长张健就把我关押起来，并进行拷打逼供，我被迫承认了，然后就把我送到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的干部招待所。当时的组织部长是胡耀邦同志，同我接触的是他直接领导下的余建亭同志，还有招待所所长王建同志，他们对我的态度既严肃又友好，根本不象对待一个敌对分子。事后我才知道总政组织部会同总政锄奸部正在重新审查抗大三分校那桩牵扯几十个人的大冤案。余建亭同志为给我平反冤案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还经常找我谈话，亲切教育我要永远做一个革命的好青年，要经得起各种历史考验。最后，胡耀邦同志找我谈过一次话，他勉励我要永远做一个革命的好青年，不要因为受一点挫折就悲观失望。他说无数革命青年为中国革命事业都贡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我们比起他们，受一点挫折，吃一点苦头，根本算不了什么，要坚定革命的理想和志气。我只是流着眼泪哭泣，对他表示感激之情，再也说不出什么话来。以后就把我分配到军委会后勤部的经济建设部总务科当文书，走上了参加革命工作的道路。这段刚参加革命的曲折经历，让我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第二次见到胡耀邦同志是1964年。我当时任陕西省政府农业办公室副主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任陕西代表团的秘书长，负责起草李启明省长在大会上的发言稿，到北京后在北京饭店见到刚担任陕西省委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同志，他显然对我写的发言稿不大满意，拿着一个青海省向人代会的发言稿，称赞这个稿子写的好，让我们参考，并委托刚从山东调来陕西任省委书记处书记的舒同帮助修改。我看了青海省的发言稿，用生动的文笔全面介绍了青海的美丽风光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及其发展潜力，把工作简要地穿插在其中做了阐述，非常引人入胜。听说这是中央下放到青海的一位大秀才写的。相比之下，我们陕西省的发言稿，只是单纯地讲做了一些什么工作，从文字到内容都没有吸引人的地方。舒同书记虽然做了一些文字修饰，但无补于大的不足。我正在为难之际，李启明省长的秘书刘颖找我，说中央叫李省长揭发习仲勋的问题，叫他去抄回习仲勋的五条罪状，我们就把它写在大会发言稿里面，胡耀邦同志当然也再不好说什么话了，这才勉强完成最后一个大会发言的任务。这是一个从上面压下来的被迫的错误发言，对已经被打倒的习仲勋同志加以莫须有的罪名，根本颠倒了历史事实。
回陕西后，我还参加过一次由胡耀邦同志主持的省委常委会议，主要讨论农业生产问题，当时在西北局的直接领导下，正是全省大搞社教运动，大抓阶级斗争的时候，胡耀邦同志仍然很重视全省的农业生产和经济建设，他强调要一手抓社教一手抓生产，不可偏废，而他更多地是抓生产，并大力纠正社教运动中打击大批干部的“左”的错误。听说他曾经在湖南兼任过地委书记，所以他对农业和农村情况的熟悉程度令人惊讶。在会上，他对陕西农业的各种数字问的很详细，有些数字我们都回答不上来，我觉得很惭愧。同时对胡耀邦同志这样关怀生产、关心民生的态度也很敬佩。
十年文革中，我先被批斗审查，后被下放到农村劳动，以后任成阳地委党校校长。我们原来的校址被军队一个后勤单位用很低的价钱买去占用，里面只住一些家属，大部分房产闲置。为此，于1977年，我和学校的办公室副主任王仲春同志到北京中央党校去见胡耀邦常务副校长。各地来找他谈话的人很多，他都一一热情接待，等到接见我，已过了开饭时间，他仍然坐在那里谈话，没有丝毫倦意。经过这么多年，他已经完全不认识我了。我把要求军队归还成阳地委党校原校址的意见书交给他，他飞速地看了一下，就用红铅笔写上“请小平同志阅处”，下面写上他的名字，就交给秘书处理去了。然后他把椅子倒过来，两腿骑在椅座上，两手托在椅背的上面，把下巴放在两个手背上，笑咪咪地看着我说话。他是那样的可亲可敬，又是那样的率真活泼，没有任何一点领导干部或老前辈的样子。他说，你们是搞理论工作的，请研究一下产生“四人帮”的社会基础，它不是一个孤立的社会现象，而是 有它的社会基础的。上海这个地方，过去地痞流氓、瘪三很多，帮会势力和封建买办势力很大，这些势力的残余和影响是不是他们的社会基础，请你们注意研究一下。我对他说起1940年延安时期给我平反冤案的事，刚想对他说感谢的话，他只淡淡地说了一句：可见冤假错案任何时候都有啊!就陷入片刻的沉思之中，使人再也说不出感谢他的话来。他真是一个大功不显色，大德不言谢的高尚的人啊!我们还谈起陕西党政界一位有名的笔杆子，我说他在文革中几次自杀，经不起历史的考验。以后我才知道他曾活动要到胡耀邦同志身边和中央研究室工作，没有如愿。因为有胡耀邦同志转请邓小平同志的批示，以后，军队就把进驻的咸阳地委党校归还给我们了。没有胡耀邦同志的有力帮助，这件事是根本办不到的。
最后一次见到胡耀邦同志是在1980年1月国家农委主持召开的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上，我作为陕西省委、省政府农工部和农业委员会的副部长、副主任参加了会议。会议的民主气氛浓厚，大家能够畅所欲言。会上已有关于包产到户一些议论，讲什么话的人都有。一位长期搞农村经营管理工作的负责同志说，包产到户是书生之见，亡国之谈。国家农委的主要负责同志杜润生在参加我们的小组讨论时说，包产到户是党对农民的一种让步。这话本来也没有什么大错，当时在高级干部中也很少有人说这样的话，可是我们小组的甘肃省农委的一位军队支左转业下来的年青干部说，包产到户不是什么对农民的让步，而是一种历史的进步。我当即附和他的意见，认为应当正面肯定包产到户的积极意义。杜润生同志连忙说，以后我再不说什么让步了。他是农业战线上的老前辈和权威人士，如此谦虚的态度，实在令人感动。他虽然年龄较大，很能够与时俱进，及时听取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又有很高的理论水平、政策水平和丰富的农村工作经验，所以成为新时期农村改革的有力的推动者和众望所归的领导人，他为中国的农村改革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现在，全世界都公认，中国的农村政策是中国整个改革中最早最大最成功的改革，它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次会议公开争论的是，会议主持人说，胡耀邦同志(当时担任党中央的秘书长)要求会议讨论修改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简称“新六十条”，准备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把它法律化。会议上有不少同志赞成这样做，我在大会发言中不赞成这个意见，并给党中央政治局写了书面建议，陈述我的意见：第一，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发展农业的决定，已经把农业上的主要问题初步解决了，慢一点把新六十条法律化，亦不影响当前工作。第二，现在农业上还有不少重大问题需要进行实践和调查研究，才好把它规范化和法律化。如人民公社的性质和政社分开问题，公社的体制和过渡问题，农业生产的计划管理体制问题，粮食征购任务一定五年不变的问题，社员口粮的按劳分配问题等。第三，农业上十七年来路线是非并未澄清，我们还缺乏搞农业现代化的经营管理的实践经验。实践要发展，认识需提高，不如经过一段学习和实践为好。现在不定型化、法律化，有利于广大群众和干部进行创造和发展，否则，还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起束缚群众和干部手脚的作用。第四，我们考虑问题应从实际出发，不应从那个领导同志谈了什么，或者许下口愿要在那一次会议上通过出发。如果条件不成熟，就是会议通过了，还得回过头来修改，不久以前搞的国民经济十年发展规划，就是一例。这次会议结束时，中央领导同志华国锋、邓小平、胡耀邦接见了我们。是大家坐在一起，座谈的形式。杜润生同志简要地汇报了会议情况，并说有些同志认为有了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的决定，暂时不需要修订新的六十条了，他也表示同意这种意见。然后就是华国锋同志说话了，他很内行地叙述了南方的种稻过程，说插秧需要多少人协作，收割稻谷又需要多少人协作，一个人是无论如何干不成的，所以一定要坚持集体经济和集体劳动，不能实行包产到户的单干。接着，邓小平同志说了一段话：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地方也会巩固起来。关键是发展生产力，在这方面为集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具体说来，要实现以下四个条件：第一，机械化水平提高了；第二，管理水平提高了；第三，多种经营发展了，并随之而来成立了各种专业组或专业队，从而使农村的商品经济大大发展起来；第四，集体收入增加而且在整个收入中的比重提高了。这种转变不是自上而下的，不是行政命令的，而是生产本身必然提出的要求。邓小平同志的如此深刻、如此高瞻远瞩的谈话，使与会同志非常受益。胡耀邦同志在这次会议上没有说话，只是全神贯注地听大家说话。以后，党中央没有把新六十条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
1989年，我已经六十多岁了，从陕西省委党校校长的岗位退了下来，任陕西省政协常委。胡耀邦同志担任党中央总书记的去职和他的去世，极大地震憾了我，我感到非常悲痛，非常惋惜，这两种感情交织在一起，使我的悲痛更加悲痛，惋惜更加惋惜。他的音容笑貌经常浮现在我的脑际。
责任编辑：黎 峰
[中图分类号]K8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07)08－0088－03
我已经八十二岁了，在这漫长岁月中，内心深处始终深深怀念着两位同志，一位是胡耀邦同志，一位是当时他直接领导下的余建亭同志。胡耀邦同志不幸早已离世，余建亭同志仍然健在，他是国务院的一个部级离休干部，我称他为老师，并经常同他保持联系。他们曾经平反了我的政治冤案，热情地帮助我走上参加革命工作的正确道路。
这个政治冤案的根由还要从1938年说起。我的家乡是山西省岢岚县，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军队侵占了我们的县城，但很快就被贺龙领导的八路军一二〇师赶出去，成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一个中心地区。一二〇师的民运部长罗贵波，进步的山西省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的共产党员南汉宸，抗日进步将领暂编一师师长续范亭，都驻在这里。接着第二战区长官闫锡山的旧的统治势力也来了，他们成立了专员公署，成立了民族革命中学。我在小学参加过进步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组织的儿童团，十三岁那年就进入民族革命中学学习，我们全校同学都参加了闫锡山的反动组织民族革命同志会。但是主持学校工作的教务长那润舟比较进步，常请续范亭、南汉宸等进步人士讲话，课程除闫锡山的按劳分配和物产证券的理论外，还讲国际政治、时事等进步课程，我们还能看到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等进步读物。所以，我的头脑里已经有一些进步思想的萌芽。当时新旧两种势力的斗争是很激烈的。我们的学校被闫锡山专员公署专员郭挺一的武装力量包围起来，强行调走那润舟，解散了学校，改为闫锡山的随营总校七分校，不久我们就从山西临县的碛口镇坐两条大木船，从黄河顺流而下，到陕西宜川县的官亭镇随营总校学习，以后又到闫锡山的大本营宜川县秋林镇参加短期集训。集训后要分配工作，我和郭作离、王承基、李阳明、高越等五、六位年龄小的同学商议，最好继续学习深造，就坚决要求到驻在宜川县官亭镇的民族革命大学学习，得到学校同意，我们就离校步行，中途夜宿一小客栈，不记得那位同学拿出队上指导员写给民族革命大学一个人的一封信，说我们12个人都是民族革命同志会的会员，请联系等话，我看了就说，民族革命大学是山西的进步组织牺牲救国同盟会领导的。我们到那里求学，不应该带这样的信，最好把它烧掉，大家都同意我的意见，就把这封信烧了。从此我们就自觉地正式脱离了民族革命同志会这个反动组织，进入民族革命大学高中部学习。
经过几个月的学习，由同学郝惠民介绍我参加了进步组织牺盟会，并认识了学校的组织科长共产党员温映奇同志，由他带领我们于1940年春季奔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三分校学习。当时我是一个十五岁的少年，因为是队上的时事报告员，要向同学们报告国内外的时事，在学校就有一点小的名气。不料学校闹起审查民族革命同志会派遣到抗大的特务组织的问题，一些同学互相拉扯串供，并说我是抗大同志会的一个小组长，我坚决不承认此事。学校的组织科长张健就把我关押起来，并进行拷打逼供，我被迫承认了，然后就把我送到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的干部招待所。当时的组织部长是胡耀邦同志，同我接触的是他直接领导下的余建亭同志，还有招待所所长王建同志，他们对我的态度既严肃又友好，根本不象对待一个敌对分子。事后我才知道总政组织部会同总政锄奸部正在重新审查抗大三分校那桩牵扯几十个人的大冤案。余建亭同志为给我平反冤案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还经常找我谈话，亲切教育我要永远做一个革命的好青年，要经得起各种历史考验。最后，胡耀邦同志找我谈过一次话，他勉励我要永远做一个革命的好青年，不要因为受一点挫折就悲观失望。他说无数革命青年为中国革命事业都贡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我们比起他们，受一点挫折，吃一点苦头，根本算不了什么，要坚定革命的理想和志气。我只是流着眼泪哭泣，对他表示感激之情，再也说不出什么话来。以后就把我分配到军委会后勤部的经济建设部总务科当文书，走上了参加革命工作的道路。这段刚参加革命的曲折经历，让我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第二次见到胡耀邦同志是1964年。我当时任陕西省政府农业办公室副主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任陕西代表团的秘书长，负责起草李启明省长在大会上的发言稿，到北京后在北京饭店见到刚担任陕西省委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同志，他显然对我写的发言稿不大满意，拿着一个青海省向人代会的发言稿，称赞这个稿子写的好，让我们参考，并委托刚从山东调来陕西任省委书记处书记的舒同帮助修改。我看了青海省的发言稿，用生动的文笔全面介绍了青海的美丽风光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及其发展潜力，把工作简要地穿插在其中做了阐述，非常引人入胜。听说这是中央下放到青海的一位大秀才写的。相比之下，我们陕西省的发言稿，只是单纯地讲做了一些什么工作，从文字到内容都没有吸引人的地方。舒同书记虽然做了一些文字修饰，但无补于大的不足。我正在为难之际，李启明省长的秘书刘颖找我，说中央叫李省长揭发习仲勋的问题，叫他去抄回习仲勋的五条罪状，我们就把它写在大会发言稿里面，胡耀邦同志当然也再不好说什么话了，这才勉强完成最后一个大会发言的任务。这是一个从上面压下来的被迫的错误发言，对已经被打倒的习仲勋同志加以莫须有的罪名，根本颠倒了历史事实。
回陕西后，我还参加过一次由胡耀邦同志主持的省委常委会议，主要讨论农业生产问题，当时在西北局的直接领导下，正是全省大搞社教运动，大抓阶级斗争的时候，胡耀邦同志仍然很重视全省的农业生产和经济建设，他强调要一手抓社教一手抓生产，不可偏废，而他更多地是抓生产，并大力纠正社教运动中打击大批干部的“左”的错误。听说他曾经在湖南兼任过地委书记，所以他对农业和农村情况的熟悉程度令人惊讶。在会上，他对陕西农业的各种数字问的很详细，有些数字我们都回答不上来，我觉得很惭愧。同时对胡耀邦同志这样关怀生产、关心民生的态度也很敬佩。
十年文革中，我先被批斗审查，后被下放到农村劳动，以后任成阳地委党校校长。我们原来的校址被军队一个后勤单位用很低的价钱买去占用，里面只住一些家属，大部分房产闲置。为此，于1977年，我和学校的办公室副主任王仲春同志到北京中央党校去见胡耀邦常务副校长。各地来找他谈话的人很多，他都一一热情接待，等到接见我，已过了开饭时间，他仍然坐在那里谈话，没有丝毫倦意。经过这么多年，他已经完全不认识我了。我把要求军队归还成阳地委党校原校址的意见书交给他，他飞速地看了一下，就用红铅笔写上“请小平同志阅处”，下面写上他的名字，就交给秘书处理去了。然后他把椅子倒过来，两腿骑在椅座上，两手托在椅背的上面，把下巴放在两个手背上，笑咪咪地看着我说话。他是那样的可亲可敬，又是那样的率真活泼，没有任何一点领导干部或老前辈的样子。他说，你们是搞理论工作的，请研究一下产生“四人帮”的社会基础，它不是一个孤立的社会现象，而是 有它的社会基础的。上海这个地方，过去地痞流氓、瘪三很多，帮会势力和封建买办势力很大，这些势力的残余和影响是不是他们的社会基础，请你们注意研究一下。我对他说起1940年延安时期给我平反冤案的事，刚想对他说感谢的话，他只淡淡地说了一句：可见冤假错案任何时候都有啊!就陷入片刻的沉思之中，使人再也说不出感谢他的话来。他真是一个大功不显色，大德不言谢的高尚的人啊!我们还谈起陕西党政界一位有名的笔杆子，我说他在文革中几次自杀，经不起历史的考验。以后我才知道他曾活动要到胡耀邦同志身边和中央研究室工作，没有如愿。因为有胡耀邦同志转请邓小平同志的批示，以后，军队就把进驻的咸阳地委党校归还给我们了。没有胡耀邦同志的有力帮助，这件事是根本办不到的。
最后一次见到胡耀邦同志是在1980年1月国家农委主持召开的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上，我作为陕西省委、省政府农工部和农业委员会的副部长、副主任参加了会议。会议的民主气氛浓厚，大家能够畅所欲言。会上已有关于包产到户一些议论，讲什么话的人都有。一位长期搞农村经营管理工作的负责同志说，包产到户是书生之见，亡国之谈。国家农委的主要负责同志杜润生在参加我们的小组讨论时说，包产到户是党对农民的一种让步。这话本来也没有什么大错，当时在高级干部中也很少有人说这样的话，可是我们小组的甘肃省农委的一位军队支左转业下来的年青干部说，包产到户不是什么对农民的让步，而是一种历史的进步。我当即附和他的意见，认为应当正面肯定包产到户的积极意义。杜润生同志连忙说，以后我再不说什么让步了。他是农业战线上的老前辈和权威人士，如此谦虚的态度，实在令人感动。他虽然年龄较大，很能够与时俱进，及时听取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又有很高的理论水平、政策水平和丰富的农村工作经验，所以成为新时期农村改革的有力的推动者和众望所归的领导人，他为中国的农村改革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现在，全世界都公认，中国的农村政策是中国整个改革中最早最大最成功的改革，它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次会议公开争论的是，会议主持人说，胡耀邦同志(当时担任党中央的秘书长)要求会议讨论修改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简称“新六十条”，准备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把它法律化。会议上有不少同志赞成这样做，我在大会发言中不赞成这个意见，并给党中央政治局写了书面建议，陈述我的意见：第一，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发展农业的决定，已经把农业上的主要问题初步解决了，慢一点把新六十条法律化，亦不影响当前工作。第二，现在农业上还有不少重大问题需要进行实践和调查研究，才好把它规范化和法律化。如人民公社的性质和政社分开问题，公社的体制和过渡问题，农业生产的计划管理体制问题，粮食征购任务一定五年不变的问题，社员口粮的按劳分配问题等。第三，农业上十七年来路线是非并未澄清，我们还缺乏搞农业现代化的经营管理的实践经验。实践要发展，认识需提高，不如经过一段学习和实践为好。现在不定型化、法律化，有利于广大群众和干部进行创造和发展，否则，还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起束缚群众和干部手脚的作用。第四，我们考虑问题应从实际出发，不应从那个领导同志谈了什么，或者许下口愿要在那一次会议上通过出发。如果条件不成熟，就是会议通过了，还得回过头来修改，不久以前搞的国民经济十年发展规划，就是一例。这次会议结束时，中央领导同志华国锋、邓小平、胡耀邦接见了我们。是大家坐在一起，座谈的形式。杜润生同志简要地汇报了会议情况，并说有些同志认为有了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的决定，暂时不需要修订新的六十条了，他也表示同意这种意见。然后就是华国锋同志说话了，他很内行地叙述了南方的种稻过程，说插秧需要多少人协作，收割稻谷又需要多少人协作，一个人是无论如何干不成的，所以一定要坚持集体经济和集体劳动，不能实行包产到户的单干。接着，邓小平同志说了一段话：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地方也会巩固起来。关键是发展生产力，在这方面为集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具体说来，要实现以下四个条件：第一，机械化水平提高了；第二，管理水平提高了；第三，多种经营发展了，并随之而来成立了各种专业组或专业队，从而使农村的商品经济大大发展起来；第四，集体收入增加而且在整个收入中的比重提高了。这种转变不是自上而下的，不是行政命令的，而是生产本身必然提出的要求。邓小平同志的如此深刻、如此高瞻远瞩的谈话，使与会同志非常受益。胡耀邦同志在这次会议上没有说话，只是全神贯注地听大家说话。以后，党中央没有把新六十条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
1989年，我已经六十多岁了，从陕西省委党校校长的岗位退了下来，任陕西省政协常委。胡耀邦同志担任党中央总书记的去职和他的去世，极大地震憾了我，我感到非常悲痛，非常惋惜，这两种感情交织在一起，使我的悲痛更加悲痛，惋惜更加惋惜。他的音容笑貌经常浮现在我的脑际。
责任编辑：黎 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