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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现实主义文学思潮贯穿于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过程的始终。“人”的发现与人的意识的觉醒是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形成的必不可少的条件。现实主义文学思潮注重以人为本位，通过人道主义的情怀，以人道主义的立场对人们的隔膜与对立进行批判。鲁迅“清醒的现实主义”、文研会“为人生”的主张、问题小说、乡土文学等成为现实主义文学思潮中的一抹亮色。
关键词：五四时期;现实主义;文学思潮;人生意识
作为思想流派意义上的中国现实主义文学，可以追溯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它以《新青年》的发表为主要标志，重视宣扬民主和科学。“在思想流派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其完整的内涵本就不只是客观写实的艺术表现方法，更有正视现实和批判现实的精神。”[1]陈独秀指出只有尊崇现实主义才能够做到“人治兴焉，迷信斩焉”，对于文学家不管是注重“写实主义”还是“自然主义”，都是以现实为基础的。“见之文学美术者，曰写实主义，曰自然主义。一切思想行为，莫不植基于现实生活之上。”[2]立足于现实，扎根于实际，才能够进一步发展。
一、中国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兴起的背景
现实主义文学思潮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产物，具有共时性的发展特点。五四时期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兴起与西方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发生有着相似的历史背景。人们都生活在矛盾尖锐和激化的年代里，生活动荡。文学家对现实人生进行了较为深刻的关注，积极投入到揭示社会矛盾，暴露社会弊端，谈论社会问题之中。“人”的发现与人的意识的觉醒，是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形成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作家们通过直面人生现实，来反映具有普遍性的大众人生。
此外，民主与科学的广泛传播使中国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发展有了理论基础。五四时期的科学不是指科学的系统理论知識，而是科学的思想方法，是敢于质疑一切的理性批判精神。胡适用怀疑的眼光进行审视，用实用主义的精神和态度来看待社会的发展，用文学进化论的方法来看待中国文学。胡适指出文学的改良，要注重“历史的文学观念”[3]，通过文学的发展关注历史的变化发展，同时又在历史的不断发展变化中生成不同文学类型。胡适还特别指出“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4]不同的时代会产生不同类型的文学体裁，不同的作家会写出不同体裁的文学，作家、时代、环境、文学是处于一种紧密联系的状态之中。
二、社会历史层次中的人生意识
人生意识体现在社会历史层次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便是鲁迅。鲁迅“将中国人的生命过程，置于中国历史文化体系中去思考和表现，具体的人的生命过程的展示与文化生存环境的联系，自然构成对现实社会和文化传统的批判。”《药》是一篇具有双重悲剧性的小说。小说突出了革命者毫无价值、毫无意义的牺牲。革命者为唤醒麻木、愚昧的民众做出的牺牲并没有达到唤醒民众的目的，牺牲的先驱者们终究是被庸众疏远和虐待的孤独者。《明天》中单四嫂子是不幸的，她的不幸更在于无助、孤独与空虚，并没有人对她真正关心，所谓的关心也只是满足看客们“看”的那份欲望。
鲁迅注重文学作品的高度、深度以及广度。在高度上，鲁迅立足于“国民性”或“国民精神”的改造;在深度上，关注现实社会生活;在广度上，对世界历史和文化进行思考。他在《我怎样做起小说来》中明确指出了写作素材的由来及写小说的目的：“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鲁迅写小说是为了表现病态的社会，揭露现实社会以及生活在社会中的人们的苦难、无知、麻木与愚昧，挖掘出“灵魂的深”。
同时，鲁迅还呼吁作家关注社会实际，创作出具有人生意义且符合实际的作品，而不是充满隐瞒和欺骗的艺术。“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中国人固有的弊病便是不敢正视现实，所以才陷入瞒和骗的循环中。更重要的是那些被隐瞒和欺骗着的人，陷于泥淖中，处于浑然不自知的状态。基于此，鲁迅才极力呼吁作家们要取下虚假的面具，真实诚恳、放心大胆地抒写现实人生，通过文学影响社会。
此外，文学研究会“为人生”的文学主张也表现出生活社会的腐朽与人生的灰色。譬如叶圣陶的《这也是一个人？》《隔膜》《一个朋友》《校长》等作品集中表现出人们的陈腐可笑以及令人无法呼吸的社会现状。通过揭示社会现实表现社会对人生的玩弄与挤压，从而呼唤人们对社会，对人生进行深刻的体察、感悟与认识。以人的生命状态为中心，以小见大，在人的生命状态的基础上，反思社会和时代的发展。
三、国民精神层次中的人生意识
在五四时期，作家们都注重深入刻画“国民精神”。只有国民的思想与精神品格产生了进步，才能够创造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才能够“刻画出沉默的灵魂”。而要想改造国民精神，就要改变人们麻木的“看客”行为，改变人们不自知的“吃人”本质，唤醒人们的良知。实现这一切的首要前提在于“立人”。鲁迅曾在《文化偏至论》中强调了“立人”的重要性：“人立而后凡事举。”但鲁迅要立的是“超人”，这种“超人”具有独立的思想，具有敢于反抗社会不公的意识，他们是真正的勇猛之士。
“立人”的思想与反抗的精神在鲁迅的《野草》中表现尤为突出。《秋夜》中的枣树、小青虫;《过客》中知道前方充满艰难依旧勇往直前的过客，《这样的战士》中不怕牺牲的战士等等，他们都是具有敢于抗争精神的战士形象。正如鲁迅在他的《摩罗诗力说》中提到的“凡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而为世所不甚愉悦者悉入之。”他们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以及坚忍不拔的意志正是“人”的意识的高度觉醒。同时《野草》也体现出“人生即荒原”、“人生即怪诞”的人生意识。《过客》中前方未知的坟地，《墓碣文》中的阴森可怖的坟墓，都将人们呈现在了一种怪诞的荒原里。“当人们背弃了灵性并对自身的苦难境状麻木冷漠时，荒原就产生了。”除却外部环境表现出来的荒凉萧条景象之外，还有人内心中的、精神层面的“荒原”。《颓败线的颤动》中子女对母亲的厌烦，表现出一种人性的冷漠，亲情的丧失。《希望》表现出绝望与希望的相互碰撞。《死后》一文中表现出世人内心世界的荒凉，灵魂深处已经被所谓的迂腐、庸俗、麻木、顽固的世俗所填充。
四、结语
通过个人的生命及存在价值去看待整个社会以及社会群体的发展与变化，是一种个体群体化的角度。通过这种角度在发现个体人生价值意义、察觉人生意识的同时，能够在“人”的根本点上，重新构建符合中国文化内在要求的文学观。“五四”作家通过个性化的特点来表现人性，注重典型化的要求，让个性化与作品相互补充结合，进而实现“为人生”的目标。鲁迅作品中的农民及知识分子的个体形象都是群体形象的代表。透过他们可以看出当时的民众及社会的状态，从而唤起民众人生意识的觉醒及不懈的抗争。五四时期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潮从人生中出发，对现实生活进行审视。在历史文化、社会以及国民精神层次的体系中进行思考，激发人们意识中人文主义式的激情。
参考文献
[1] 王福湘：《“五四”时期现实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28卷第11期，第72页。
[2] 陈独秀：《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43页。
[3] 胡适：《中国文学过去与来路》，《胡适文集》卷3，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255页。
[4] 胡适：《中国文学过去与来路》，《胡适文集》卷3，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255页。
作者简介：李雪，天水师范学院文学与文化传播学院现当代文学研究生。
关键词：五四时期;现实主义;文学思潮;人生意识
作为思想流派意义上的中国现实主义文学，可以追溯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它以《新青年》的发表为主要标志，重视宣扬民主和科学。“在思想流派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其完整的内涵本就不只是客观写实的艺术表现方法，更有正视现实和批判现实的精神。”[1]陈独秀指出只有尊崇现实主义才能够做到“人治兴焉，迷信斩焉”，对于文学家不管是注重“写实主义”还是“自然主义”，都是以现实为基础的。“见之文学美术者，曰写实主义，曰自然主义。一切思想行为，莫不植基于现实生活之上。”[2]立足于现实，扎根于实际，才能够进一步发展。
一、中国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兴起的背景
现实主义文学思潮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产物，具有共时性的发展特点。五四时期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兴起与西方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发生有着相似的历史背景。人们都生活在矛盾尖锐和激化的年代里，生活动荡。文学家对现实人生进行了较为深刻的关注，积极投入到揭示社会矛盾，暴露社会弊端，谈论社会问题之中。“人”的发现与人的意识的觉醒，是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形成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作家们通过直面人生现实，来反映具有普遍性的大众人生。
此外，民主与科学的广泛传播使中国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发展有了理论基础。五四时期的科学不是指科学的系统理论知識，而是科学的思想方法，是敢于质疑一切的理性批判精神。胡适用怀疑的眼光进行审视，用实用主义的精神和态度来看待社会的发展，用文学进化论的方法来看待中国文学。胡适指出文学的改良，要注重“历史的文学观念”[3]，通过文学的发展关注历史的变化发展，同时又在历史的不断发展变化中生成不同文学类型。胡适还特别指出“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4]不同的时代会产生不同类型的文学体裁，不同的作家会写出不同体裁的文学，作家、时代、环境、文学是处于一种紧密联系的状态之中。
二、社会历史层次中的人生意识
人生意识体现在社会历史层次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便是鲁迅。鲁迅“将中国人的生命过程，置于中国历史文化体系中去思考和表现，具体的人的生命过程的展示与文化生存环境的联系，自然构成对现实社会和文化传统的批判。”《药》是一篇具有双重悲剧性的小说。小说突出了革命者毫无价值、毫无意义的牺牲。革命者为唤醒麻木、愚昧的民众做出的牺牲并没有达到唤醒民众的目的，牺牲的先驱者们终究是被庸众疏远和虐待的孤独者。《明天》中单四嫂子是不幸的，她的不幸更在于无助、孤独与空虚，并没有人对她真正关心，所谓的关心也只是满足看客们“看”的那份欲望。
鲁迅注重文学作品的高度、深度以及广度。在高度上，鲁迅立足于“国民性”或“国民精神”的改造;在深度上，关注现实社会生活;在广度上，对世界历史和文化进行思考。他在《我怎样做起小说来》中明确指出了写作素材的由来及写小说的目的：“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鲁迅写小说是为了表现病态的社会，揭露现实社会以及生活在社会中的人们的苦难、无知、麻木与愚昧，挖掘出“灵魂的深”。
同时，鲁迅还呼吁作家关注社会实际，创作出具有人生意义且符合实际的作品，而不是充满隐瞒和欺骗的艺术。“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中国人固有的弊病便是不敢正视现实，所以才陷入瞒和骗的循环中。更重要的是那些被隐瞒和欺骗着的人，陷于泥淖中，处于浑然不自知的状态。基于此，鲁迅才极力呼吁作家们要取下虚假的面具，真实诚恳、放心大胆地抒写现实人生，通过文学影响社会。
此外，文学研究会“为人生”的文学主张也表现出生活社会的腐朽与人生的灰色。譬如叶圣陶的《这也是一个人？》《隔膜》《一个朋友》《校长》等作品集中表现出人们的陈腐可笑以及令人无法呼吸的社会现状。通过揭示社会现实表现社会对人生的玩弄与挤压，从而呼唤人们对社会，对人生进行深刻的体察、感悟与认识。以人的生命状态为中心，以小见大，在人的生命状态的基础上，反思社会和时代的发展。
三、国民精神层次中的人生意识
在五四时期，作家们都注重深入刻画“国民精神”。只有国民的思想与精神品格产生了进步，才能够创造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才能够“刻画出沉默的灵魂”。而要想改造国民精神，就要改变人们麻木的“看客”行为，改变人们不自知的“吃人”本质，唤醒人们的良知。实现这一切的首要前提在于“立人”。鲁迅曾在《文化偏至论》中强调了“立人”的重要性：“人立而后凡事举。”但鲁迅要立的是“超人”，这种“超人”具有独立的思想，具有敢于反抗社会不公的意识，他们是真正的勇猛之士。
“立人”的思想与反抗的精神在鲁迅的《野草》中表现尤为突出。《秋夜》中的枣树、小青虫;《过客》中知道前方充满艰难依旧勇往直前的过客，《这样的战士》中不怕牺牲的战士等等，他们都是具有敢于抗争精神的战士形象。正如鲁迅在他的《摩罗诗力说》中提到的“凡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而为世所不甚愉悦者悉入之。”他们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以及坚忍不拔的意志正是“人”的意识的高度觉醒。同时《野草》也体现出“人生即荒原”、“人生即怪诞”的人生意识。《过客》中前方未知的坟地，《墓碣文》中的阴森可怖的坟墓，都将人们呈现在了一种怪诞的荒原里。“当人们背弃了灵性并对自身的苦难境状麻木冷漠时，荒原就产生了。”除却外部环境表现出来的荒凉萧条景象之外，还有人内心中的、精神层面的“荒原”。《颓败线的颤动》中子女对母亲的厌烦，表现出一种人性的冷漠，亲情的丧失。《希望》表现出绝望与希望的相互碰撞。《死后》一文中表现出世人内心世界的荒凉，灵魂深处已经被所谓的迂腐、庸俗、麻木、顽固的世俗所填充。
四、结语
通过个人的生命及存在价值去看待整个社会以及社会群体的发展与变化，是一种个体群体化的角度。通过这种角度在发现个体人生价值意义、察觉人生意识的同时，能够在“人”的根本点上，重新构建符合中国文化内在要求的文学观。“五四”作家通过个性化的特点来表现人性，注重典型化的要求，让个性化与作品相互补充结合，进而实现“为人生”的目标。鲁迅作品中的农民及知识分子的个体形象都是群体形象的代表。透过他们可以看出当时的民众及社会的状态，从而唤起民众人生意识的觉醒及不懈的抗争。五四时期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潮从人生中出发，对现实生活进行审视。在历史文化、社会以及国民精神层次的体系中进行思考，激发人们意识中人文主义式的激情。
参考文献
[1] 王福湘：《“五四”时期现实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28卷第11期，第72页。
[2] 陈独秀：《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43页。
[3] 胡适：《中国文学过去与来路》，《胡适文集》卷3，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255页。
[4] 胡适：《中国文学过去与来路》，《胡适文集》卷3，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255页。
作者简介：李雪，天水师范学院文学与文化传播学院现当代文学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