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敬之96岁了。与他相识40余年的老部下李正忠觉得，如今的他，“老延安”的信念和关怀，与诗人的浪漫和天真，都愈发明显。
　　“思想解放过了头”
　　 1977年，贺敬之进入文化部工作。在一次会上，李正忠见到了贺敬之。熟悉之后，李正忠发现贺敬之对认准的问题会格外坚持，哪怕看法和大家不同也很难动摇。而对人情世故，包括一些具体的行政工作，则不太敏感。
　　 1977年，胡耀邦任中央组织部长，几乎同时，中央决定改组文化部领导班子，贺敬之被任命为文化部四位副部长之一。
　　 当时文化部新班子的首要任务是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诗人周良沛回忆，粉碎“四人帮”后，他因为右派问题还在劳改队改造，甄别平反时查出他被打成右派没有任何材料，没有组织结论也没有文件，这意味着他不是“正式”的右派，不在这次改正之列。贺敬之得知后说：“人家当右派的罪全受了，怎么右派有点好处又把他扒拉开呢？先按对右派的政策把他调回北京再说！”周良沛的命运自此彻底改变。
　　 在贺敬之的建议下，文化部成立了政策研究室，贺敬之任主任，并举荐冯牧为实际主管工作的副主任。那一时期，贺敬之与冯牧配合密切。政策研究室成立两年多，受命调查过“样板戏”“文艺黑线”回潮等问题，促进了包括“反党小说”《刘志丹》在内的文艺界许多冤假错案的平反。
　　 政策研究室理论组成员郑伯农记得，在中央给“四五运动”平反之前，贺敬之看了上海话剧《于无声处》的剧本后，就提议调剧组进京演出。中央作出改正右派的决定之前，贺敬之就找有关负责人谈话，建议给错划为右派的人员平反，不留尾巴。为此，他一度被认为“思想解放过了头”，是“以右批‘左’”。
　　“左右为难”
　　 1980年2月，贺敬之调离文化部，担任中宣部副部长，开始了中宣部的风雨十年。
　　 当时文艺界有一种风气，总是要把文艺界有影响又比较活跃的文艺界人士，特别是被认为是“上层”的人物，分成保守派和思想解放派。贺敬之说，自己确实常感到“左右为难”。
　　 文化部主办的《中国文化报》的时任主编阎纲说，贺敬之就任中宣部副部长后，“一个诗人倒下去，一个官僚站起来”的声音四起，甚至说贺敬之是“左王”，这些说法，他并不赞同。当时的政治局面极其复杂，贺敬之在上情下达、下情上达之时总想将上上下下统一起来，却又常常统一不起来，因而时常陷于困境和烦恼之中。
　　 1986年，贺敬之查出肺病。他向中央打报告要求退休。1987年12 月 16 日，中央正式发文，免去他中宣部副部长的职务。然而1989年的一天，他突然接到文化部常务副部长高占祥和中宣部部长王忍之的来电，告诉他中央决定调他出任文化部党组书记兼部长。
　　 贺敬之感到很突然。他三个月后就要满65岁了，正想专心创作，而且这些年的文艺领导工作让他感到力不从心，可以设想现在情况更复杂、任务更艰巨。他在电话中明确提出了不愿受命的请求和理由，又连夜赶写了给中央的信。但他的请求没有被中央接受。1989年9月6日，中央正式发文，任命他为文化部党组书记、代部长，并再次任命他为中宣部副部长。
　　 然而，这次上任，他感到的左右之争有过之而无不及。1991年4月，他身体染病，向中央递交辞呈，未获批准。直到1992年10月十四大后，他才被批准辞去两部职务。
　　 1996年，贺敬之出版了《贺敬之诗书集》。他是以奔放热烈的新诗成名的，而晚年卻转向深沉凝练的旧体诗。他在序言中写道，这些诗多少反映了若干年来特别是这十多年来自己的某些经历。比起以往，他现在更为自觉地注意到不仅要见喜，也要见忧。
　　 如今，年过九旬的贺敬之对微信很感兴趣，喜欢看微信好友分享的链接，这是他获取外界信息的一个重要渠道。李正忠经常会分享几条自己认为重要的信息给他看，有时也转几条八卦新闻和段子供他娱乐，并提醒他这些都是假的。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第4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