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有个朋友去瑞典，站在路边观看游行示威。适逢大选前夕，愤怒的年轻人正在发表政治演讲，表达对现行体制的强烈不满。同样年轻的听众掌声不断。旁边一位中年人对这位远道而来的中国人说：“他们啊，生在自由社会，却想死在极权社会。”
　　这是一个愤青“泄愤”的场景。从这个场景中，我们可以定格出若干角色：站在舞台中央的演讲者，是慷慨激昂的愤青领袖；在他的身边，是持不同政见的年轻人，以及看热闹的围观者；更远一点，是对他们的言行不以为然的中年人；然后，是一个作为看客的国际人士；还有没有出场、却十分重要的一个角色，那就是当权者。
　　无论什么时代，也无论什么社会，都必然存在着愤青。青春的喉咙总是在大声疾呼，年轻的热血从来都容易沸腾。在很多社会里，像瑞典这样的场景，不过是生活中寻常的一幕。中年人尽管往往不理解，理解了也不一定赞同，但还是以一种包容的心态，用一种玩笑的口气，毫不见外地对一个外国人表达意见。外国人也并没有因此被吓住，惊呼洪水猛兽来也，而是觉得有意思和有趣。在这里，年轻意味着激情，愤怒代表着勇气。可以说，这是年轻人成长的一个过程，也是社会进步的一种方式。
　　但是近年来中国的愤青颇不寻常，受到国内外舆论的格外关注。他们让曾经也是愤青的中年人难以容忍，甚至认为他们玷污了愤青这个好词，要和他们划清界限，相当愤怒地称之为“粪青”。显然，这是一种既有别于中国愤青传统，也不同于西方愤青文化的独特现象。
　　愤青在中国成为一个专有的名词，并不是指所有心怀义愤的青年，而是指其中的这样一部分人：他们对腐败和不公深恶痛绝，但却语言粗暴以及粗鄙，令人反感，行为上也颇具攻击性和破坏性。如在攻击家乐福事件中所表现出的不理智言行。
　　我并不完全否定当代愤青的价值。他们和前辈或他国愤青共享一种意义，那就是展示了难以遏制的表达欲望，以及对参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决策的强烈冲动。他们的“仇官”、“仇富”甚至“仇专家”，在很大程度上对权势者起着警醒的作用。
　　让这些价值大打折扣的，是愤青们深刻的内在矛盾。首先，他们急于表达，却不会表达。愤怒并不等于粗暴，年轻也不等于无知。但是，很多愤青把这些东西混为一谈，或者说他们只能合而为一。无论屈原、李白，还是济慈、雪莱，其实古往今来很多诗人都曾是愤青。他们以忧时感世的愤怒心情，写下了优美而深沉的千古诗篇。奈何今日之中国，愤怒不再出诗人，而只生产脏话了，这实在是让人感到遗憾。
　　第二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愤青们缺乏反省的能力。举例来说，他们饱受诟病的，是言行中体现出来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其实他们从来没有思考过，民族主义本身就来自他们要反对的西方文化。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愤怒是一种高贵的品质，也是一种宝贵的资源。中外愤青的共同传统，都是首先对身边社会的质疑和反思。瑞典街头的愤青，并不一定真的是“想要死在极权社会”，但是他们知道，真正的“生活在自由社会”，随时都不要忘记面对权力的呐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