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发达国家，乞讨仍然很常见，但乞儿则几乎绝迹。我们从中是否应该学到些东西？现代市场经济从来都必须由政府来维持一个制度框架，乞儿问题，无法完全交给“看不见的手”。
　　
　　于建嵘教授春节前开设“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的微博，使乞儿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中心。我们需要面对一个基本事实：在发达国家，乞讨仍然很常见，但乞儿则几乎绝迹。我们从中是否应该学到些东西？
　　在我看来，乞儿问题难治的根源，在于缺乏全民性的儿童福利。有了全民儿童福利，乞儿也许照样无法绝迹，但问题会大大缓解，不至于像现在这样每天都刺痛着我们的心。
　　乞儿问题的第一个难点，在于很难区分被人贩子拐卖的乞儿，和那些为生活所迫、跟着父母出来乞讨的儿童。反对全面禁止乞儿的人，多认为跟从父母的乞儿占优，禁乞等于断了人家的生路。坚持这种立场的人，多属于自由市场派，对国家干预非常警惕，但是又很难将乞儿这一人间惨剧正当化，说话也只能吞吞吐吐，提不出任何有价值的建议出来。
　　自由市场派在这里回避了一个根本的问题：当儿童走投无路跟父母乞讨时，国家是否有责任为这些儿童提供另一种选择？国家是否有责任保护儿童的基本权利？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的做法各有不同，但是基本的原则很简单：父母有养育孩子的责任。当父母因为经济能力无法承担这种责任时，国家会出来帮助父母来承担，即给孩子提供基本的医疗和教育，并补贴一定的生活费用。我女儿在美国出生时，我们属于低收入，孩子因此领取食物券，享受免费医疗。因为我们没有车，去医院往返都是当地政府派车。孩子食物券的金额，足足够她一个人的食物费用。而当地政府对这种孩子的健康状况监测非常严格，领取食物券的地方就在医院，领之前要把孩子带去体检，并接受营养师会面的咨询。家长如果对孩子照看不周，或挪用了孩子的食物，很容易被发现。
　　中国受经济发展水平所限，很难建立如此复杂周到的救济制度。但是，如果有了基本的全民儿童福利，那么大家发现乞儿，就向有关政府部门报告，然后找到其父母，帮助他们就近在政府部门登记，为孩子领取足够的生活费，享受免费医疗，学龄儿童则就近免费注册入学。也只有在提供了这种普遍福利的前提下，才可以将乞儿列入非法。我相信，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父母哪怕自己仍不得不乞讨，也不会再让孩子乞讨。如果拿到福利还驱使孩子乞讨，并且屡教不改，那么父母的抚养权就可能被剥夺。
　　可见，禁止儿童乞讨未必要通过国家强制收容来解决。国家福利才是正道。大多数乞儿，在享受了这种儿童福利后，都还会享受正常的家庭生活。这些孩子的问题解决了以后，还会大大降低打击人贩子的技术难度。人贩子之所以如此猖狂，一大原因恐怕还是在于被贫困所迫随父母乞讨的孩子太多，人贩子得以将拐卖的儿童混杂其间，让人们很难辨认。如果儿童福利使随父母乞讨的儿童退出这一领域，则有水落石出之效，使那些被人贩子劫持的儿童清晰地暴露于公众的视野之中，治理起来就方便得多。
　　经济学者薛兆丰先生最近就解救乞儿一事频频呼吁冷静，切不可振臂一呼，轻率而为。他引用何镇飚“双市场论”假说指出：“一、被拐健康儿会被人收养，受到适当照顾，但在街头寻回的概率极低；二、在街头行乞的儿童，多是被亲父母放弃的残疾儿或被托付的健康儿，其中残疾儿会受到进一步残害，以博取更多施舍；他们即使被解救，都不存在更好的归宿。”所以，“即使禁止儿童行乞，但只要存在收养健康儿童的需求，就依然会有人拐骗健康儿童。”
　　这套“逻辑井然”的分析，隐含着的结论是什么呢？我粗陋的理解是：凡是存在的自有其合理之处，政府不要干预，最好把拐卖儿童当做一种普通的经济行为合法化。薛兆丰先生在呼吁大家冷静的同时，自己的理性则暴热起来，乃至根据某教授在舒适的书斋中想象的假说无限“推理”，没有任何经验事实作为支持。最终等于变相地捍卫起拐卖人口来。
　　我一向赞成市场经济。但是，现代市场经济，从来都必须由政府来维持一个制度框架，乞儿问题，无法完全交给“看不见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