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3月，蔡元培到北京就任唐绍仪内阁教育总长后，偶然在报上读到胡玉缙写的《孔子商榷》一文，连声叫好，他觉得胡玉缙对孔子很有研究，而且见解相当独到。当时正值教育部接收前清典礼院，很需要像胡玉缙这样的人才。于是，蔡元培就让教育部承政厅起草一封致胡玉缙的信，邀请他到教育部就职。哪知道胡玉缙接到邀请信后怒不可遏，第二天就给蔡元培发出了抗议信。
　　原来，承政厅的官员虽然在民国政府任职，却习惯于清朝官场用语。在给胡玉缙的信中，短短25字，就用了两个“谕”字。谕，“上告下”的意思，含有一种咄咄逼人的“官气”。这封信的全文是：“奉总长谕：派胡玉缙、王丕谟接收典礼院事务，此谕。承政厅谨传。”胡玉缙在信中质问蔡元培，“我胡玉缙曾经在前清学部任过职，前清学部与今天的教育部原无继承关系，不知从何‘谕’起？”蔡元培接信后，深感不安，立即给胡玉缙复信表示歉意。信中说：“无论专制、共和，一涉官吏，便不能免俗。曰‘谕’曰‘派’，皆弟所蹙然不安者。”最后，蔡元培希望胡玉缙能以大局为重，来教育部工作，为教育事业尽一份力量。蔡元培的话非常诚恳，胡玉缙感动之余欣然答应到教育部任职。
　　1916年底，蔡元培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他希望对北大进行大力整顿，改变学校制度混乱、学术气氛淡薄的旧有局面。因此，他非常想请一位有新思想的文科学长（相当于文学院院长）。这时，有人向他推荐了陈独秀，并送十余本《新青年》给他。蔡元培翻阅了《新青年》后，当即决定聘请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得知陈独秀为了合并群益书社和亚东图书馆的事，正在北京筹措资金，便立即去旅馆拜访陈独秀。
　　一开始，陈独秀不接受聘请，蔡元培也没有强人所难。这之后，他每天都来看陈独秀，来了也不说工作上的事，只是嘘寒问暖，体贴入微。那时，陈独秀白天四处活动，日程安排得很满，晚上写文章睡得晚，起得很迟。有时，蔡元培来得很早，陈独秀还没有起床，他就招呼茶房不要叫醒陈独秀，坐在门口等候陈独秀醒来。陈独秀见他如此诚心，不忍当面回绝，就推辞说要回上海办《新青年》。蔡元培满脸喜色，他马上建议陈独秀把《新青年》搬到北京来办。在蔡元培求贤若渴的急切心情感染下，陈独秀只好答应了。
　　蔡元培的眼光果然没错。陈独秀到北大后，帮助蔡元培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使北大的面貌焕然一新，“五四”新文化运动也因此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1917年，梁漱溟报考北京大学，可惜没有考上。但是前一年，梁漱溟曾经在《东方杂志》上发表《究元决疑论》一文，以近代西方学说阐述印度佛学理论，写得相当深刻到位。蔡元培读后，认为梁漱溟功底很好，前途无量。当他得知梁漱溟没有被录取时，甚为惋惜，经过慎重思考，他说：“梁漱溟想当学生没有资格，就请他到北大来当教授吧！”于是，梁漱溟被聘请来北京大学主讲印度哲学。
　　接到聘书的梁漱溟几乎不相信这是真的，他一方面感激蔡元培的知遇之恩，同时又害怕才疏学浅，不能胜任，所以不敢答应。蔡元培反问道：“你说你教不了印度哲学，那么你知道有谁能教印度哲学呢？”梁漱溟低头想了想，然后摇了摇头。这时，蔡元培鼓励他说：“我们也没有寻找到真正能教印度哲学的人。横竖彼此都差不多，还是你来吧！我此番到北大，定要把许多爱好哲学的朋友都聚拢来，共同研究，互相切磋。你不要当自己是老师来教人，你当是来合作研究，来学习的。”蔡元培的话深深地打动了梁漱溟，最后他答应到北大任教。1917年到1922年，梁漱溟在北大工作了五年。在校期间，他不仅很快胜任了教学工作，还写出了《中西文化》等重要学术著作，轰动了中外哲学界。
　　“天下无不可化之人，但恐诚心未至。”蔡元培广求贤才，以诚动人，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代学术宗师的博大胸襟。
　　
　　编辑 陈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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