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正在德里录制一个关于黄金的专题节目。我们告诉司机，两小时后在同一地点见面。
　　当然了，在印度做采访，我们花了比预期更长的时间。回去搭小巴，时针已经指向1点，超过了原来和司机约好的12：30。
　　路标、红绿灯，在印度司机的眼里，最多也就是个想停则停的“样子货”。反正，我是没有看到任何限制停车的标记。就算有，基本上也都被忽略不计了。所以，我们心想，小巴司机可能在原地等了半个小时。
　　但是，就在那半小时期间，一个路过的警察坚持说小巴违章停车，司机必须交钱。不能算是罚款，只能说是避免更严重后果的一点“买路钱”吧。
　　交的钱数目少得可怜，100卢比，大约也就是1.20英镑。但是，如果司机不给钱，谁知道会出什么事？所以，他乖乖地交了钱。他总不能拿生计去冒险吧。也许不久，他就会把这笔账算到我们的租车费中。
　　你看，最后，我们可能也成了无处不在的“印度诅咒”——腐败的同谋！
　　“当然不合法了”
　　不久前，印度两名政府部长涉嫌腐败在同一天宣布辞职。
　　5月上旬的一个星期五，铁道部部长帕万·库马尔·班萨尔（左）和司法部长阿什瓦尼·库马尔辞职。其中一名部长的侄子被指控收受贿赂、帮行贿者谋求升迁；另外一名部长被控篡改颁发煤矿开采营业执照的调查报告。两名部长都坚持说没做错事，但是两人都辞去了职务。
　　印度人抱怨腐败和英国人抱怨天气有着同样的宿命论。不高兴，但也没办法。
　　年轻人比上了年纪的人更加痛恨腐败。不过，最坚定者可能也会投降。
　　一位印度女郎告诉我说，考驾照。理论过了，但是路考没过。没人解释为什么没过，这在印度属于正常现象。女郎知道交点钱就能解决问题，但是，她拒绝参与她所说的“印度的耻辱”。
　　闲聊时，我们站在一条灰尘满布的街道上一家店面之外。门上的店名用印度语写着“宣誓书”，窗户上贴着的招贴提到了租房协议、电脑化文件等。
　　我问印度女郎，这家商店卖什么？她解释说，在印度，办什么事都要文件，不止一份文件，还要有另外一份文件证明第一份文件是真实的。
　　那么，在印度，出示证明、代理发誓其他文件是真实的也成了买卖？我问到，“这么干合法吗？”女郎笑了笑，说，“当然不合法了。”
　　与“宣誓书”商店也就隔着两个门儿是一间警察局。警察们坐在外面和路过的人聊天。一旁挂着一条有错别字的告示——“过去24小时逮捕人名单”。告示上，人名、犯罪行为等栏目全部是空白。
　　我瞧瞧告示、看看警察，突然醒过味儿来了。我说：“这么说，那家商店的生意是非法的，旁边不远就有警察局。有人肯定给商店开绿灯了。”
　　女郎回答说：“当然了，这个怪圈运转良好。在印度，国家都可以标价出售。”
　　我接着问她，你的驾照考得怎么样了？有没有再去路考？
　　她说，去了，又没过。这下子，爸爸不耐烦了，说要亲自出面解决问题。几天后，她收到了驾照。
　　我说：“那么，你让步了？交了贿赂？”女郎耸耸肩，回答说：“我需要开车。”
　　“行贿也不容易了”
　　后来，我无意间听到两位中产妈妈正在用英语讨论如何在德里给孩子找个好学校。好学校不好找，不好的学校，人家肯定想都不会想。
　　我插嘴问到：“为什么不去找人行贿，这难道不是印度解决问题的途径吗？”
　　啊，人家告诉我说，行贿也不容易了。没有明码标价，没有人承认行贿有用。中产阶级队伍壮大，中产家庭的孩子越来越多，可是，好学校就那么几个。这两位妈妈说，就算行贿还有用，她们也负担不起。
　　她们向我解释说，应该这么办，在孩子还不到上学年龄之前就开始向选定的学校提供赞助。不过，就是这么做，还是不能保证孩子一定进得去。
　　其中一位妈妈说，她认为，父母要给学校捐一辆新的小巴，孩子才有希望。不过，别人还是有可能比你送的礼更贵重。
　　我心想，也许，捐辆小巴，连带将来所有的停车“罚款”，也许就能成事？（编辑/唐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