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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千千万万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尽力的国际朋友中，新西兰的路易·艾黎是杰出的一位。他1927年抵达上海后，就与劳苦大众结下了不解之缘，六十苍黄，与中国人民风雨同舟、祸福与共。为了在非敌占区组织工业合作社，又在荒漠之地创办技工学校，他不怕艰辛，不计得失，奉献了满腔热情和全部精力。他定居北京后，不知疲倦地致力于世界和平与各国人民友好事业。邓小平在祝贺艾黎80寿辰时称呼他“我们的老战士、老朋友、老同志。”值此2007年纪念艾黎诞辰110周年、逝世20周年的时候，作为对外友协曾协助他工作的一员，缅怀这位在中国的新西兰伟人，记忆深刻，意味深长。
艾黎的出身教养和早年经历，对他到中国后传奇般的生涯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的父母亲都曾执教，一家兄弟姐妹长大后几乎全部从事与教育有关的工作。母亲曾积极参加妇女争取妇女普选权运动。父亲曾任小学校长，其后二十年为农业合作社和工厂农田工作，主张工农业结合，继而恢复城乡平衡。艾黎童年在严格的家庭教育下成长，周围是一派田园风光。然而，多年以后，同样是办合作社，艾黎却处身一个战火纷飞、民不聊生、光怪陆离的国度。同样是办学校，艾黎面对着真正“一穷二白”的荒原。他之所以能开辟新天地，成就一番事业，绝非偶然。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在欧洲战场经历过生死的考验，荣立战功。战后，他回国办牧场，在寂寞中奋斗六年，有时赤身裸体，披荆斩棘，锻炼了强健的体魄和坚忍不拔的毅力。他重新懂得了艰苦朴素的价值，终生受益。
来到所谓“冒险家的乐园”上海后，他在公共租界工部局消防处任职，同时考察社会。1929年，绥远（今内蒙古自治区境内）闹灾荒。艾黎利用假期为华洋义赈会打义工，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萨拉齐火车站站台上不期而遇，两人后来成为终生的朋友。斯诺因为向全世界宣传中国革命、对促进中美了解与友好关系作出独特贡献而著称。事实上，中美之间断绝往来很多年，斯诺在1960年作为艾黎的客人来访，恢复了与解放后中国的关系，导致了中美关系的正常化。
1929年，在亨利·巴林的影响下，艾黎开始半自觉地帮助中共地下党工作。1932年末，他认识了“天生的鼓动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并与进步分子建立联系。艾黎向她介绍了基层劳工的悲惨处境和非人生活，揭露反动政府残杀无辜工人。两人决心投身到一场根本的社会变革中去，把旧的制度推翻。艾黎同样启发了年轻的马海德医生，帮助他认识真理。马海德一直视艾黎为自己的革命引路人，成为艾黎最亲密的朋友，并亲自给予医护，直至最后的时刻。
经史沫莱特介绍，1933年艾黎结识了他毕生最敬重的宋庆龄。在宋庆龄的鼓励和支持下，艾黎等人与中共地下党组织建立了联系。艾黎参加了上海的国际性马列主义学习小组。当时，在白色恐怖、疯狂镇压进步分子的环境下，人们集合在一起，学习革命理论，讨论政治问题，只能是松散不定型的联系，不是严密的有形的秘密组织。艾黎称汉斯·希伯为政治指导，马海德则认为艾黎即其领导人。其完整的名单十几人，唯一的中国人是曹亮（1934年参加共产党）。该小组在1934、1935年较活跃， 1936年春天以后，史沫特莱和斯诺相继离沪，小组便不复存在了。这类聚会不定期在不同地点举行，但从不使用艾黎的家。这个住所是中共地下工作者的联络点和避难所。红军将领周建屏去沪治伤就住在那里。共产国际中国组曾在那处顶楼架设秘密电台。这段时期，艾黎不顾个人安危，为支持地下斗争不时进行勇敢机智的冒险。
宋庆龄的美国友人马克斯和格雷斯·格兰尼奇夫妇1935年到上海编辑出版中国第一份支持学生的呼声和民族解放运动的英文半月刊《中国呼声》（后来又增出部分中文版），艾黎经常为其撰稿。该刊遭查封前原定出版的那期（1939年11月15日）载有他用乔大琦为笔名写的题为“爱和平的我们必须争斗”的文章。他以炽热的爱国主义指出：除非日本法西斯主义被毁灭了，否则我们不能开始获得安居。
1937年沪战爆发后，宋庆龄最先听到艾黎说起准备建立自己管理自己的工业合作社的设想，赞赏它体现了孙中山的“民生”理念。在大后方兴起这样一个运动（即后来的“工合”），是尼姆·威尔斯（又称海伦·斯诺，即斯诺的第一位夫人）与艾黎和斯诺在谈论抗日的形势时提出的。她由此获得“工合之母”的声誉。艾黎早就设想要在内地搞工业。三人计议既定，他很快写出了一份建立合作社的原始计划，印成他所称失传的“黄皮小册子”。11月，在三人都参加的上海各界爱国人士“星一聚餐会”上成立了中国工业合作运动设计委员会，艾黎为召集人。所以，艾黎是名副其实的工合首创者。斯诺则是无名而功不可没的组织者。他利用《西行漫记》出版后取得震惊世界的效应，游说英国驻华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克尔爵士接受工合计划，后者又凭借自己的声誉说服宋美龄予以采纳，并由艾黎负责。1938年8月，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简称“工合”）在武汉正式成立。孔祥熙任该会理事长，任命艾黎为行政院的技术顾问。1939年6月，为了争取海外援助，筹集发展基金，保证外来援助的正常使用，斯诺应艾黎之召，在香港组成了以宋庆龄为首的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全称“促进中国工业合作社国际委员会”）。艾黎为委员，担任实地工作秘书，成为了唯一能长期参与工合实际领导工作的人。斯诺1941年2月8日在美国《星期六晚邮报》上撰文“中国的突击建设者路易·艾黎”，第一次向各国读者介绍艾黎及工合，引起广泛的国际反响。工合得到宋庆龄始终不渝的最宝贵的支持。
工合是组织失业工人和难民生产自救、支援抗战而兴起的一支独特的经济力量。艾黎领导下的设计班子提出了发展3万个工业合作社的目标。为了建立一个个合作社、进而把他们联系在一起，为了进行汇报和巡视工作以及出席没完没了的会议，艾黎利用一切可利用的交通工具，但往往是骑自行车或迈开壮实的双腿徒步，足迹遍及16个省，行程不下3万公里。他深入各地，边宣传工合，边了解风土人情，与老百姓建立了深厚感情。松潘藏民地区对这位外国人的款待，一时间使他简直出不来，他总算完成了购买织军毯用的羊毛的任务。他熬酷暑、忍饥寒，旅途艰险，遭敌机轰炸、患伤寒和疟疾，至少九次遇车祸，还三次被捕，二次被殴打。
1939年，艾黎两次访问延安，四次见到毛泽东主席。老年的艾黎仍清楚记得毛主席特别要求他设法为在西北作战的贺龙部队制造手榴弹。他在武汉时，已见到周恩来和博古，他们对办工合提出了一些希望和建议。王炳南被派去参加了工合早期的多次会议。
艾黎念念不忘与国民党军队斗争剧烈的新四军所在地区。1939年初，自兼工合东南地区办事处主任，1940年，他应斯诺夫妇邀请去菲律宾为工合、特别为新四军地区的工作筹措资金。其后，同原美国海军情报官员、美国促进中国工合委员会代表埃文斯·卡尔逊两次访问该地区，曾在皖南新四军军部同刘少奇晤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卡尔逊直接上书罗斯福总统并获批准，组建了美国海军陆战队突击营，他自己的儿子和罗斯福的儿子都参加了。这支特种作战部队以“工合”为训练口号，运用八路军的奇袭战术，在马金岛和瓜达尔卡纳尔岛大败日军，名震美国。
工合运动在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是开工生产的唯一途径。1946年，在薛暮桥主持下，山东解放区已有8000多个各种类型的合作社。在国民党统治区内从来不允许工合充分发挥潜力，还加以破坏。1941年出现转折，在官方的不断非难下，这个运动在1945年战争接近结束时萎缩衰落了。艾黎写道，“工合的主要工作其实是在1938年至1942年间做的，拉住蒋介石抗战是当时主要的存在理由。”这正是共产党帮助工合制定的政治方针。 据不完全统计：整个抗战期间，工合组织的工作区域涉及到全国17个省，所组织的工业合作社最多时达到1700多个，社员2.5万多人，援助了20多万失业者和难民。由工业合作社制造的纺织、榨油、印刷等机器和农具共12万余件；生产的帆布、军布及各种民用布匹8.2亿平方码；前后4批共完成军毯250多万条；制作各种军服、军鞋及日用服装1100余万件，以及皮件、烛皂、印刷、造纸、食品、土木等各种大量的日用商品。
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在国际红十字会以外，提供了另一条使战时中国获得国际援助、特别是通向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的渠道。其工作很快赢得各国正义人士和爱国华侨的热情支持。工合国际委员会秘书陈翰笙对该会的工作评价道：特别是1939年到1942年间，它尽了最大的努力成为海外各地的工合推进机构和国内各地合作社联系的桥梁与聚集点。截至1946年，来自美国、英国、菲律宾、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香港和澳门的捐助和物资总计价值约500万美元。许多外国技术人员来华无偿为工合工作。
在工合宗旨的感召下，一些中共地下党员和爱国知识分子在一起，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当时文化界和新闻界名人胡愈之领导了工合的第一个“促进委员会”（原“中国工业合作运动设计委员会”）。在各地工合的重要岗位上，还有日后杰出的经济学家、卓越的社会活动家，著名专家、学者和科学家。艾黎以其不凡的亲和力，吸引一批青年技术管理人才，带动社会弱势群体，不断取得鼓舞人心的生产效益和组织建设，但是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压制和破坏。工合打击了敌人的经济封锁，大力促进了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发展，为供应战时军需民用、特别是援助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游击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它迅速成为有着一定国际影响的社会团体，然而在规模上和经济上都没有达到预定目标。工合倡始时，艾黎和斯诺夫妇都视为一个社会经济运动；半个世纪以后，工合恢复时，艾黎仍然认为它是“五四”运动的继续。工合一词已被收入英语词典。
山丹学校是工合计划的一部分。1940年，艾黎在江西赣县创办了第一所工合学校。同年，又在陕西宝鸡双石铺建起了西北第一所培黎学校。“培黎”这个名称与他一位主张这种培训办法的美国友人约瑟夫·贝利的名字谐音，中文是“为黎明而培训”的意思。由于战乱，到1942年，只剩下双石铺这所学校，由校长、原英国记者乔治·何克与艾黎坚守，两人不断受到反动派的指控和监视。1943年夏天，艾黎搭当时中英科学合作馆馆长、著名英国科学家李约瑟的车来到了甘肃河西走廊，发现了一片绿洲中的小城镇—山丹。这是他在中国所看到的最穷的地方，但是拥有丰富的建校资源，而且地域偏僻、国民党统治较弱，与周恩来后来传递到的讯息相符。经征得何克同意后，艾黎在山丹租用了已经废弃的破庙和几栋房子，于是，1944年12月，60多个学生和27个难民工人，用马拉大车携带学校设备及其他物资，冒雪在零下40度沿着冰封的道路，艰难跋涉，进行了 “小长征”。他们分批到达山丹后，就开始边上课边建校。师生们显示不可抗拒的力量，修旧利废，气象焕新。原石油工业部部长、1949年奉彭德怀司令员派遣率小分队赶去保护艾黎和山丹学校的康世恩说：艾黎办校的条件比当年在大庆、新疆搞勘探时更艰苦。1945年，何克不幸病逝后，艾黎继任校长。一连八年，他带领全校师生员工战天斗地，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取得骄人的成绩，基本解决了生活和教学所需。据了解，艾黎在山丹办学时，学校占地108亩，实验实习农场1081亩（其中，苹果和梨基地150多亩），专业12个，实验实习室（车间）14个。专业教师58人，正式教职工90人，在校各类学历教育人数2000多人。艾黎先后邀请到了新西兰、美国、英国、加拿大、爱尔兰、德国、奥地利、葡萄牙和日本等国27位教职工支援学校的工作。学校还建起了一所小型医院为全校人员和当地劳苦大众服务。
艾黎以“创造分析”为校训，推行理论联系实际、手脑并用、半工半读的教育，强调技术培训之必要。唯有通过实践才能领会理论，未来的技术人员来自实践的人。山丹培黎工艺学校为新中国培养了一批能吃苦耐劳“会工作的人”，大多活跃在石油工业战线。艾黎亲自执教，主持校务，安排学生生活，更重要的是对付国民党军队和马步芳匪徒对学校的骚扰，并筹措经费。由于环境和形势的变化，学校一度发展到近600人的规模。学校的经费和设备，前期通过工合国际委员会主要来自英、美等国，1945年后主要靠新西兰对外救济团体联合会。在最困难的建国前夕，艾黎的80多岁的老母亲的退休金也捐给了学校。山丹解放前后，艾黎组织全校师生护校，师生组成的车队对解放玉门战斗的有力支援在校史上写下了最后闪光的一页。
1953年艾黎作为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的外宾，定居北京，开始了新的人生。他往后的岁月虽不若山丹时期富于冒险性，但同样功绩卓著。他参加了1952年召开的建国后第一次大型国际会议—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当选为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的新西兰委员。此后10几年，他出席了一系列国际民间会议，包括多次在日本举行的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世界和平理事会和亚非团结委员会有关的会议以及在朝鲜、越南等国举行的会议。他一贯坚持反对战争侵略政策、争取民族独立、维护世界和平的立场。同时，他与新西兰民间始终保持着一条纽带，并积极支持新中友好协会的工作。
国际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是世界和平的基础。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人，只有沟通才能消除隔阂和分歧。艾黎把帮助国外的人了解中国的今昔、了解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发展当作自己的职责。他的住所对远道来华访问的政治家、社会活动家、作家、记者、科学家等各种职业人士具有特殊的吸引力。他们乐于向这位在中国工作和生活时间最久的国际友人了解情况，交换意见，探讨问题。艾黎平易近人，尊重事实，在娓娓而谈中为他们释疑解惑。他熟谙中国的历史、地理、社会、文化等方面，不啻是一部活的中国近代史词典。因此，客人们往往高兴而来，满意而归。年复一年，10多个国家的来访者数以百计。
谣传艾黎在“文革”中受到审查，其实是由于他所居住的院子里一名勤杂工不负责任的行为所致。宋庆龄闻讯为艾黎写了证明信，其中将他比作当时国内家喻户晓的白求恩大夫，称“我觉得他是新中国的一位诚实、忠诚、不屈不挠的朋友。我极端相信他。”这份证明信保证了艾黎的安全。那些年，艾黎保持着平静的生活，对文化大革命逐渐加深理解。经政府特许，他是唯一能到国内各地旅游的外国人，每次出访后都写通讯在香港的《东方地平线》杂志上发表。有些通讯还结集出版，例如，写农业学大寨的《高原省—山西》。艾黎从不因为自己的这些报道难免虚假失实而怨艾。“文革”初期，他因无法继续英译中国古诗而迷茫时，周恩来总理建议他利用他在中国的亲身经历向国外读者介绍在中国发生的好事。他认真地照这样做了。 从1981年起，我在友协受命协助艾黎做英译中国诗的工作，其后又参与编辑他的自传。我每周定期与他见面，在北戴河度假时，一天见面两次，见面就工作，从不闲谈。当时，我并不清楚知道他学习中文经典的经历，但觉得他的中文功底颇深，译旧体诗能恰到好处。他思想敏捷，文字娴熟，知识广博，相与切磋，受益匪浅。后来出版的艾黎最后一部英译诗选《大路上的光和影》收录了“五四”运动以后400多首新旧体诗。其中几十首录自他最早的两本英语诗选《历代和平诗抄》（1954）和《人民的声音》（1954）。资深编辑、翻译家符家钦参与这两部诗集的审订。他在所著《流年絮语》中写道：艾黎“选译我国历代诗人歌颂和平、反对战争之作共万余首”，“译稿几十万字送朱光潜教授校订。”我不认识艾黎的这位首任编辑，但朱先生是我在北京大学的老师。1984年9月我把新出版的艾译诗选赠与他时，他显然是熟知艾黎的。一个外国人痴迷中国诗歌，三十多年不间断地翻译了如此大量的诗作和民歌，实属难能可贵。艾黎本人记述这个过程开始于学习中国经书，与老师一起译古诗，后来钟情于唐诗，翻译出版了《杜甫诗选》、《李白诗歌200首》《白居易诗选（200首）》和《唐宋诗选》。艾黎译诗有自己独特的风格，要用诗人的简洁清晰的语言把原作的精神传达给读者，通常是无韵诗。艾黎的老朋友、文坛巨擘茅盾先生“认为他（艾黎）的译作可以说是‘再创造’而又不失原作的神韵”。还有人评说，艾黎的写作，除了分行以外，散文与诗歌没有明显的区别，写诗歌比较更顺当。我知道，艾黎最后一次公开讲话稿，即他85岁生日庆祝会上的答词，其主体就是他早先的一首诗构成。在我的心目中，艾黎既是作家，又是诗人，又是翻译家。 艾黎著作等身，在国内外共出版了69种书籍，其中除13种英译中国古诗和现代诗选以外，包括许多种写解放前后他在中国各地旅行的经历和感受，如《公路上遇到的老中医》和《中国见闻（1966—1971）》，新旧对比，令他对新的现实感到惊喜；有论述工合和山丹的书；有早期纵观中国的《有办法》和《人道的中国》；有《从牛津到山丹—乔治·何克的故事》和《六个美国人在中国》；有《瓷国游历记》和《京剧》；有《三次国际会议》；有出国访问后写的《越南之春》和《清晨大地静悄悄（访朝日记）》等，还有许多部诗集和专题著作。
在艾黎身边工作，感受最深的是他为人谦虚，作风细致，生活朴素。他经济上并不宽裕，却从不思富。艾黎故居的面貌自1959年以来基本未变。他的日常起居和好客也一贯不变。他笔耕不辍。所写的诗总要多看几遍才定稿，往往还给每周例常晤面的马海德大夫和米勒大夫两位挚友看，征求意见。译诗也不厌修改。他从不介意、更不张扬自己拥有的名衔和称谓，不允许引用和发表他的信件所写的内容，自己出版的书不收录别人所写颂扬他的诗。1979年，新西兰的一个电影摄制组到中国各地拍摄了一部有关他在中国生活和旅行的纪录影片。电影剧本作者杰弗·查普尔写了题名《中国的路易·艾黎》的传记，艾黎写信制止这位传记作者给他评功摆好。他崇尚延安精神、洪湖精神和新中国精神，反对提“艾黎精神”。
鉴于对艾黎的宣传越益增多，出现了谬误失真，他被说服撰写自传。这项工作从1980年夏天在北戴河度假时做录音开始，经整理成文，1984年至1986年间三次修改定稿。这是他最有代表性的一本书，集历来对各个题目的写作之大成；不仅是他本人九十岁时的在华回忆录，也是对半个世纪以来在中国的一批国际友人的表彰。作者用他个人的经历折射中国社会的变迁，并论述当前国内各方面的发展。艾黎保持一贯的写作风格，取材翔实，爱憎分明。他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写了宋美龄在组建工合时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但他笔下对国民党政要是尖刻讽刺的，表现各种历史人物（包括朋友和同事）都掌握分寸。他衷心热爱中国，关心各种问题，有自己的看法，并向政府有关部门建言献策。如对修建长江三峡大坝之议，他也曾提出自己的异见。关于核问题，他私下里说：如果三分之一人类死于核战争，那么，其余的三分之二也就活不成了。限于历史条件，艾黎回避对政治上敏感的问题表态，是可以理解的。他认定自己全部写作的最高目标是让世界了解中国，使各国人民对中国友好。
艾黎是一位寓伟大于平凡的人物。他的睿智和魅力像星星般在夜空中闪烁。1938年4月，工业合作社促进委员会在上海成立后，他上街去订制徽章，灵机一动，创意“工合”两字，即“一起干”。这个三角形标志，中国人易懂易记，又近似基督教青年会和救世军的标志，在国内外都受欢迎。从1939年到1942年间，工合运动的领导权实际是属于国际委员会。1942年，艾黎被行政院解职后仍然可以待在重庆，照旧做实地工作秘书的工作，但是他毅然决定继续办学，走布满荆棘之路。他已经看到中国的希望在荒凉的西北，后来他认为活跃而坚毅的青年是自己在山丹时最富有的原由之一。他能干、苦干加巧干，勇于创新，善于理论总结，任何困难都挡不住他从容前进。他热爱人生，憎恶浪费，羡慕工作高于一切。从上世纪50年代起，他每年约有一半时间到国内各地边旅行边写作，在北京过着有规律的生活。《艾黎自传》仅在一处摘录了他的日记，揭示了他使自己闲不住的真情实感。1940年11月14日写的日记描述了他乘船去江西贡水途中的心境：“在船上的第二夜，我忽然感到非常孤独，这是一种很怕的感觉，总想用忙来避免——通常是很有效的。”“愿到宝鸡去一段时间，从那里重新获得热情。”我寻思，他坚持译诗是否也意欲排遣孤寂落寞之感呢？
艾黎终身未婚。在上海时，为了革命的利益，他甘愿牺牲个人的一切，他对被压迫人民爱得深沉，甚至感染了亲近的朋友。在山丹时，条件艰苦，他与大批苦孩子在一起，苦中取乐，感到是一生中最幸福的时期。他曾在日记中写道：结婚会影响他在山丹的事业，使他倾向过舒适的生活。在北京，他曾对长子段士谋说：若是结婚了，便不可能自由自在地到处旅行。他收养过七个无家可归的孩子。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亲眼看到他含笑抚孙子的欢乐，看到他最小的儿子聂广沛夜晚到家里来陪护他。他病情加重后，对外友协完善了接待工作班子，给予他无微不至的照顾。
艾黎生前看到工合组织的恢复和山丹学校的重生，以欣慰之情撰写了最后一篇长文“夙愿已偿”。晚年的他，喜欢以耕耘者自喻：“因为有了我，原先这里只生一片草叶，现在长了两片。”艾黎诚然像一个老农民，纯朴勤劳，沉默寡言。两三代认识他的人，无不景仰他是一个精明刚正的实干家，一个博学多识的“中国通”，一个德高望重、感情真挚而深沉的长者。他的一生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为国际进步事业无私奉献的典范。他不仅创立了极不寻常的业绩，还留下了为人师表的精神财富。艾黎脚踏实地、求真务实、艰苦朴素、开拓进取的精神必将在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弘扬光大。
路易·艾黎是新西兰人民的优秀儿子，是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他本身象征着两国民间友好，在两国都受到尊敬和表彰。他先后被授予“北京市荣誉市民”的称号和“甘肃省荣誉公民”称号。新西兰政府授予他“英国女王社会服务勋章”（1984）。1972年他的“故土”新西兰与他“居住的国土”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对他来说是极有意义的大事。他表示“能为建立这两国间友好关系的桥梁略尽微力，感到很荣幸。”我们将永志不忘这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新中友谊的奠基人，并世世代代学习他的光辉榜样。
（2007年9月5日） 作者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全国理事会特邀理事
艾黎的出身教养和早年经历，对他到中国后传奇般的生涯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的父母亲都曾执教，一家兄弟姐妹长大后几乎全部从事与教育有关的工作。母亲曾积极参加妇女争取妇女普选权运动。父亲曾任小学校长，其后二十年为农业合作社和工厂农田工作，主张工农业结合，继而恢复城乡平衡。艾黎童年在严格的家庭教育下成长，周围是一派田园风光。然而，多年以后，同样是办合作社，艾黎却处身一个战火纷飞、民不聊生、光怪陆离的国度。同样是办学校，艾黎面对着真正“一穷二白”的荒原。他之所以能开辟新天地，成就一番事业，绝非偶然。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在欧洲战场经历过生死的考验，荣立战功。战后，他回国办牧场，在寂寞中奋斗六年，有时赤身裸体，披荆斩棘，锻炼了强健的体魄和坚忍不拔的毅力。他重新懂得了艰苦朴素的价值，终生受益。
来到所谓“冒险家的乐园”上海后，他在公共租界工部局消防处任职，同时考察社会。1929年，绥远（今内蒙古自治区境内）闹灾荒。艾黎利用假期为华洋义赈会打义工，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萨拉齐火车站站台上不期而遇，两人后来成为终生的朋友。斯诺因为向全世界宣传中国革命、对促进中美了解与友好关系作出独特贡献而著称。事实上，中美之间断绝往来很多年，斯诺在1960年作为艾黎的客人来访，恢复了与解放后中国的关系，导致了中美关系的正常化。
1929年，在亨利·巴林的影响下，艾黎开始半自觉地帮助中共地下党工作。1932年末，他认识了“天生的鼓动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并与进步分子建立联系。艾黎向她介绍了基层劳工的悲惨处境和非人生活，揭露反动政府残杀无辜工人。两人决心投身到一场根本的社会变革中去，把旧的制度推翻。艾黎同样启发了年轻的马海德医生，帮助他认识真理。马海德一直视艾黎为自己的革命引路人，成为艾黎最亲密的朋友，并亲自给予医护，直至最后的时刻。
经史沫莱特介绍，1933年艾黎结识了他毕生最敬重的宋庆龄。在宋庆龄的鼓励和支持下，艾黎等人与中共地下党组织建立了联系。艾黎参加了上海的国际性马列主义学习小组。当时，在白色恐怖、疯狂镇压进步分子的环境下，人们集合在一起，学习革命理论，讨论政治问题，只能是松散不定型的联系，不是严密的有形的秘密组织。艾黎称汉斯·希伯为政治指导，马海德则认为艾黎即其领导人。其完整的名单十几人，唯一的中国人是曹亮（1934年参加共产党）。该小组在1934、1935年较活跃， 1936年春天以后，史沫特莱和斯诺相继离沪，小组便不复存在了。这类聚会不定期在不同地点举行，但从不使用艾黎的家。这个住所是中共地下工作者的联络点和避难所。红军将领周建屏去沪治伤就住在那里。共产国际中国组曾在那处顶楼架设秘密电台。这段时期，艾黎不顾个人安危，为支持地下斗争不时进行勇敢机智的冒险。
宋庆龄的美国友人马克斯和格雷斯·格兰尼奇夫妇1935年到上海编辑出版中国第一份支持学生的呼声和民族解放运动的英文半月刊《中国呼声》（后来又增出部分中文版），艾黎经常为其撰稿。该刊遭查封前原定出版的那期（1939年11月15日）载有他用乔大琦为笔名写的题为“爱和平的我们必须争斗”的文章。他以炽热的爱国主义指出：除非日本法西斯主义被毁灭了，否则我们不能开始获得安居。
1937年沪战爆发后，宋庆龄最先听到艾黎说起准备建立自己管理自己的工业合作社的设想，赞赏它体现了孙中山的“民生”理念。在大后方兴起这样一个运动（即后来的“工合”），是尼姆·威尔斯（又称海伦·斯诺，即斯诺的第一位夫人）与艾黎和斯诺在谈论抗日的形势时提出的。她由此获得“工合之母”的声誉。艾黎早就设想要在内地搞工业。三人计议既定，他很快写出了一份建立合作社的原始计划，印成他所称失传的“黄皮小册子”。11月，在三人都参加的上海各界爱国人士“星一聚餐会”上成立了中国工业合作运动设计委员会，艾黎为召集人。所以，艾黎是名副其实的工合首创者。斯诺则是无名而功不可没的组织者。他利用《西行漫记》出版后取得震惊世界的效应，游说英国驻华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克尔爵士接受工合计划，后者又凭借自己的声誉说服宋美龄予以采纳，并由艾黎负责。1938年8月，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简称“工合”）在武汉正式成立。孔祥熙任该会理事长，任命艾黎为行政院的技术顾问。1939年6月，为了争取海外援助，筹集发展基金，保证外来援助的正常使用，斯诺应艾黎之召，在香港组成了以宋庆龄为首的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全称“促进中国工业合作社国际委员会”）。艾黎为委员，担任实地工作秘书，成为了唯一能长期参与工合实际领导工作的人。斯诺1941年2月8日在美国《星期六晚邮报》上撰文“中国的突击建设者路易·艾黎”，第一次向各国读者介绍艾黎及工合，引起广泛的国际反响。工合得到宋庆龄始终不渝的最宝贵的支持。
工合是组织失业工人和难民生产自救、支援抗战而兴起的一支独特的经济力量。艾黎领导下的设计班子提出了发展3万个工业合作社的目标。为了建立一个个合作社、进而把他们联系在一起，为了进行汇报和巡视工作以及出席没完没了的会议，艾黎利用一切可利用的交通工具，但往往是骑自行车或迈开壮实的双腿徒步，足迹遍及16个省，行程不下3万公里。他深入各地，边宣传工合，边了解风土人情，与老百姓建立了深厚感情。松潘藏民地区对这位外国人的款待，一时间使他简直出不来，他总算完成了购买织军毯用的羊毛的任务。他熬酷暑、忍饥寒，旅途艰险，遭敌机轰炸、患伤寒和疟疾，至少九次遇车祸，还三次被捕，二次被殴打。
1939年，艾黎两次访问延安，四次见到毛泽东主席。老年的艾黎仍清楚记得毛主席特别要求他设法为在西北作战的贺龙部队制造手榴弹。他在武汉时，已见到周恩来和博古，他们对办工合提出了一些希望和建议。王炳南被派去参加了工合早期的多次会议。
艾黎念念不忘与国民党军队斗争剧烈的新四军所在地区。1939年初，自兼工合东南地区办事处主任，1940年，他应斯诺夫妇邀请去菲律宾为工合、特别为新四军地区的工作筹措资金。其后，同原美国海军情报官员、美国促进中国工合委员会代表埃文斯·卡尔逊两次访问该地区，曾在皖南新四军军部同刘少奇晤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卡尔逊直接上书罗斯福总统并获批准，组建了美国海军陆战队突击营，他自己的儿子和罗斯福的儿子都参加了。这支特种作战部队以“工合”为训练口号，运用八路军的奇袭战术，在马金岛和瓜达尔卡纳尔岛大败日军，名震美国。
工合运动在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是开工生产的唯一途径。1946年，在薛暮桥主持下，山东解放区已有8000多个各种类型的合作社。在国民党统治区内从来不允许工合充分发挥潜力，还加以破坏。1941年出现转折，在官方的不断非难下，这个运动在1945年战争接近结束时萎缩衰落了。艾黎写道，“工合的主要工作其实是在1938年至1942年间做的，拉住蒋介石抗战是当时主要的存在理由。”这正是共产党帮助工合制定的政治方针。 据不完全统计：整个抗战期间，工合组织的工作区域涉及到全国17个省，所组织的工业合作社最多时达到1700多个，社员2.5万多人，援助了20多万失业者和难民。由工业合作社制造的纺织、榨油、印刷等机器和农具共12万余件；生产的帆布、军布及各种民用布匹8.2亿平方码；前后4批共完成军毯250多万条；制作各种军服、军鞋及日用服装1100余万件，以及皮件、烛皂、印刷、造纸、食品、土木等各种大量的日用商品。
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在国际红十字会以外，提供了另一条使战时中国获得国际援助、特别是通向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的渠道。其工作很快赢得各国正义人士和爱国华侨的热情支持。工合国际委员会秘书陈翰笙对该会的工作评价道：特别是1939年到1942年间，它尽了最大的努力成为海外各地的工合推进机构和国内各地合作社联系的桥梁与聚集点。截至1946年，来自美国、英国、菲律宾、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香港和澳门的捐助和物资总计价值约500万美元。许多外国技术人员来华无偿为工合工作。
在工合宗旨的感召下，一些中共地下党员和爱国知识分子在一起，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当时文化界和新闻界名人胡愈之领导了工合的第一个“促进委员会”（原“中国工业合作运动设计委员会”）。在各地工合的重要岗位上，还有日后杰出的经济学家、卓越的社会活动家，著名专家、学者和科学家。艾黎以其不凡的亲和力，吸引一批青年技术管理人才，带动社会弱势群体，不断取得鼓舞人心的生产效益和组织建设，但是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压制和破坏。工合打击了敌人的经济封锁，大力促进了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发展，为供应战时军需民用、特别是援助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游击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它迅速成为有着一定国际影响的社会团体，然而在规模上和经济上都没有达到预定目标。工合倡始时，艾黎和斯诺夫妇都视为一个社会经济运动；半个世纪以后，工合恢复时，艾黎仍然认为它是“五四”运动的继续。工合一词已被收入英语词典。
山丹学校是工合计划的一部分。1940年，艾黎在江西赣县创办了第一所工合学校。同年，又在陕西宝鸡双石铺建起了西北第一所培黎学校。“培黎”这个名称与他一位主张这种培训办法的美国友人约瑟夫·贝利的名字谐音，中文是“为黎明而培训”的意思。由于战乱，到1942年，只剩下双石铺这所学校，由校长、原英国记者乔治·何克与艾黎坚守，两人不断受到反动派的指控和监视。1943年夏天，艾黎搭当时中英科学合作馆馆长、著名英国科学家李约瑟的车来到了甘肃河西走廊，发现了一片绿洲中的小城镇—山丹。这是他在中国所看到的最穷的地方，但是拥有丰富的建校资源，而且地域偏僻、国民党统治较弱，与周恩来后来传递到的讯息相符。经征得何克同意后，艾黎在山丹租用了已经废弃的破庙和几栋房子，于是，1944年12月，60多个学生和27个难民工人，用马拉大车携带学校设备及其他物资，冒雪在零下40度沿着冰封的道路，艰难跋涉，进行了 “小长征”。他们分批到达山丹后，就开始边上课边建校。师生们显示不可抗拒的力量，修旧利废，气象焕新。原石油工业部部长、1949年奉彭德怀司令员派遣率小分队赶去保护艾黎和山丹学校的康世恩说：艾黎办校的条件比当年在大庆、新疆搞勘探时更艰苦。1945年，何克不幸病逝后，艾黎继任校长。一连八年，他带领全校师生员工战天斗地，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取得骄人的成绩，基本解决了生活和教学所需。据了解，艾黎在山丹办学时，学校占地108亩，实验实习农场1081亩（其中，苹果和梨基地150多亩），专业12个，实验实习室（车间）14个。专业教师58人，正式教职工90人，在校各类学历教育人数2000多人。艾黎先后邀请到了新西兰、美国、英国、加拿大、爱尔兰、德国、奥地利、葡萄牙和日本等国27位教职工支援学校的工作。学校还建起了一所小型医院为全校人员和当地劳苦大众服务。
艾黎以“创造分析”为校训，推行理论联系实际、手脑并用、半工半读的教育，强调技术培训之必要。唯有通过实践才能领会理论，未来的技术人员来自实践的人。山丹培黎工艺学校为新中国培养了一批能吃苦耐劳“会工作的人”，大多活跃在石油工业战线。艾黎亲自执教，主持校务，安排学生生活，更重要的是对付国民党军队和马步芳匪徒对学校的骚扰，并筹措经费。由于环境和形势的变化，学校一度发展到近600人的规模。学校的经费和设备，前期通过工合国际委员会主要来自英、美等国，1945年后主要靠新西兰对外救济团体联合会。在最困难的建国前夕，艾黎的80多岁的老母亲的退休金也捐给了学校。山丹解放前后，艾黎组织全校师生护校，师生组成的车队对解放玉门战斗的有力支援在校史上写下了最后闪光的一页。
1953年艾黎作为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的外宾，定居北京，开始了新的人生。他往后的岁月虽不若山丹时期富于冒险性，但同样功绩卓著。他参加了1952年召开的建国后第一次大型国际会议—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当选为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的新西兰委员。此后10几年，他出席了一系列国际民间会议，包括多次在日本举行的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世界和平理事会和亚非团结委员会有关的会议以及在朝鲜、越南等国举行的会议。他一贯坚持反对战争侵略政策、争取民族独立、维护世界和平的立场。同时，他与新西兰民间始终保持着一条纽带，并积极支持新中友好协会的工作。
国际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是世界和平的基础。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人，只有沟通才能消除隔阂和分歧。艾黎把帮助国外的人了解中国的今昔、了解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发展当作自己的职责。他的住所对远道来华访问的政治家、社会活动家、作家、记者、科学家等各种职业人士具有特殊的吸引力。他们乐于向这位在中国工作和生活时间最久的国际友人了解情况，交换意见，探讨问题。艾黎平易近人，尊重事实，在娓娓而谈中为他们释疑解惑。他熟谙中国的历史、地理、社会、文化等方面，不啻是一部活的中国近代史词典。因此，客人们往往高兴而来，满意而归。年复一年，10多个国家的来访者数以百计。
谣传艾黎在“文革”中受到审查，其实是由于他所居住的院子里一名勤杂工不负责任的行为所致。宋庆龄闻讯为艾黎写了证明信，其中将他比作当时国内家喻户晓的白求恩大夫，称“我觉得他是新中国的一位诚实、忠诚、不屈不挠的朋友。我极端相信他。”这份证明信保证了艾黎的安全。那些年，艾黎保持着平静的生活，对文化大革命逐渐加深理解。经政府特许，他是唯一能到国内各地旅游的外国人，每次出访后都写通讯在香港的《东方地平线》杂志上发表。有些通讯还结集出版，例如，写农业学大寨的《高原省—山西》。艾黎从不因为自己的这些报道难免虚假失实而怨艾。“文革”初期，他因无法继续英译中国古诗而迷茫时，周恩来总理建议他利用他在中国的亲身经历向国外读者介绍在中国发生的好事。他认真地照这样做了。 从1981年起，我在友协受命协助艾黎做英译中国诗的工作，其后又参与编辑他的自传。我每周定期与他见面，在北戴河度假时，一天见面两次，见面就工作，从不闲谈。当时，我并不清楚知道他学习中文经典的经历，但觉得他的中文功底颇深，译旧体诗能恰到好处。他思想敏捷，文字娴熟，知识广博，相与切磋，受益匪浅。后来出版的艾黎最后一部英译诗选《大路上的光和影》收录了“五四”运动以后400多首新旧体诗。其中几十首录自他最早的两本英语诗选《历代和平诗抄》（1954）和《人民的声音》（1954）。资深编辑、翻译家符家钦参与这两部诗集的审订。他在所著《流年絮语》中写道：艾黎“选译我国历代诗人歌颂和平、反对战争之作共万余首”，“译稿几十万字送朱光潜教授校订。”我不认识艾黎的这位首任编辑，但朱先生是我在北京大学的老师。1984年9月我把新出版的艾译诗选赠与他时，他显然是熟知艾黎的。一个外国人痴迷中国诗歌，三十多年不间断地翻译了如此大量的诗作和民歌，实属难能可贵。艾黎本人记述这个过程开始于学习中国经书，与老师一起译古诗，后来钟情于唐诗，翻译出版了《杜甫诗选》、《李白诗歌200首》《白居易诗选（200首）》和《唐宋诗选》。艾黎译诗有自己独特的风格，要用诗人的简洁清晰的语言把原作的精神传达给读者，通常是无韵诗。艾黎的老朋友、文坛巨擘茅盾先生“认为他（艾黎）的译作可以说是‘再创造’而又不失原作的神韵”。还有人评说，艾黎的写作，除了分行以外，散文与诗歌没有明显的区别，写诗歌比较更顺当。我知道，艾黎最后一次公开讲话稿，即他85岁生日庆祝会上的答词，其主体就是他早先的一首诗构成。在我的心目中，艾黎既是作家，又是诗人，又是翻译家。 艾黎著作等身，在国内外共出版了69种书籍，其中除13种英译中国古诗和现代诗选以外，包括许多种写解放前后他在中国各地旅行的经历和感受，如《公路上遇到的老中医》和《中国见闻（1966—1971）》，新旧对比，令他对新的现实感到惊喜；有论述工合和山丹的书；有早期纵观中国的《有办法》和《人道的中国》；有《从牛津到山丹—乔治·何克的故事》和《六个美国人在中国》；有《瓷国游历记》和《京剧》；有《三次国际会议》；有出国访问后写的《越南之春》和《清晨大地静悄悄（访朝日记）》等，还有许多部诗集和专题著作。
在艾黎身边工作，感受最深的是他为人谦虚，作风细致，生活朴素。他经济上并不宽裕，却从不思富。艾黎故居的面貌自1959年以来基本未变。他的日常起居和好客也一贯不变。他笔耕不辍。所写的诗总要多看几遍才定稿，往往还给每周例常晤面的马海德大夫和米勒大夫两位挚友看，征求意见。译诗也不厌修改。他从不介意、更不张扬自己拥有的名衔和称谓，不允许引用和发表他的信件所写的内容，自己出版的书不收录别人所写颂扬他的诗。1979年，新西兰的一个电影摄制组到中国各地拍摄了一部有关他在中国生活和旅行的纪录影片。电影剧本作者杰弗·查普尔写了题名《中国的路易·艾黎》的传记，艾黎写信制止这位传记作者给他评功摆好。他崇尚延安精神、洪湖精神和新中国精神，反对提“艾黎精神”。
鉴于对艾黎的宣传越益增多，出现了谬误失真，他被说服撰写自传。这项工作从1980年夏天在北戴河度假时做录音开始，经整理成文，1984年至1986年间三次修改定稿。这是他最有代表性的一本书，集历来对各个题目的写作之大成；不仅是他本人九十岁时的在华回忆录，也是对半个世纪以来在中国的一批国际友人的表彰。作者用他个人的经历折射中国社会的变迁，并论述当前国内各方面的发展。艾黎保持一贯的写作风格，取材翔实，爱憎分明。他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写了宋美龄在组建工合时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但他笔下对国民党政要是尖刻讽刺的，表现各种历史人物（包括朋友和同事）都掌握分寸。他衷心热爱中国，关心各种问题，有自己的看法，并向政府有关部门建言献策。如对修建长江三峡大坝之议，他也曾提出自己的异见。关于核问题，他私下里说：如果三分之一人类死于核战争，那么，其余的三分之二也就活不成了。限于历史条件，艾黎回避对政治上敏感的问题表态，是可以理解的。他认定自己全部写作的最高目标是让世界了解中国，使各国人民对中国友好。
艾黎是一位寓伟大于平凡的人物。他的睿智和魅力像星星般在夜空中闪烁。1938年4月，工业合作社促进委员会在上海成立后，他上街去订制徽章，灵机一动，创意“工合”两字，即“一起干”。这个三角形标志，中国人易懂易记，又近似基督教青年会和救世军的标志，在国内外都受欢迎。从1939年到1942年间，工合运动的领导权实际是属于国际委员会。1942年，艾黎被行政院解职后仍然可以待在重庆，照旧做实地工作秘书的工作，但是他毅然决定继续办学，走布满荆棘之路。他已经看到中国的希望在荒凉的西北，后来他认为活跃而坚毅的青年是自己在山丹时最富有的原由之一。他能干、苦干加巧干，勇于创新，善于理论总结，任何困难都挡不住他从容前进。他热爱人生，憎恶浪费，羡慕工作高于一切。从上世纪50年代起，他每年约有一半时间到国内各地边旅行边写作，在北京过着有规律的生活。《艾黎自传》仅在一处摘录了他的日记，揭示了他使自己闲不住的真情实感。1940年11月14日写的日记描述了他乘船去江西贡水途中的心境：“在船上的第二夜，我忽然感到非常孤独，这是一种很怕的感觉，总想用忙来避免——通常是很有效的。”“愿到宝鸡去一段时间，从那里重新获得热情。”我寻思，他坚持译诗是否也意欲排遣孤寂落寞之感呢？
艾黎终身未婚。在上海时，为了革命的利益，他甘愿牺牲个人的一切，他对被压迫人民爱得深沉，甚至感染了亲近的朋友。在山丹时，条件艰苦，他与大批苦孩子在一起，苦中取乐，感到是一生中最幸福的时期。他曾在日记中写道：结婚会影响他在山丹的事业，使他倾向过舒适的生活。在北京，他曾对长子段士谋说：若是结婚了，便不可能自由自在地到处旅行。他收养过七个无家可归的孩子。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亲眼看到他含笑抚孙子的欢乐，看到他最小的儿子聂广沛夜晚到家里来陪护他。他病情加重后，对外友协完善了接待工作班子，给予他无微不至的照顾。
艾黎生前看到工合组织的恢复和山丹学校的重生，以欣慰之情撰写了最后一篇长文“夙愿已偿”。晚年的他，喜欢以耕耘者自喻：“因为有了我，原先这里只生一片草叶，现在长了两片。”艾黎诚然像一个老农民，纯朴勤劳，沉默寡言。两三代认识他的人，无不景仰他是一个精明刚正的实干家，一个博学多识的“中国通”，一个德高望重、感情真挚而深沉的长者。他的一生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为国际进步事业无私奉献的典范。他不仅创立了极不寻常的业绩，还留下了为人师表的精神财富。艾黎脚踏实地、求真务实、艰苦朴素、开拓进取的精神必将在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弘扬光大。
路易·艾黎是新西兰人民的优秀儿子，是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他本身象征着两国民间友好，在两国都受到尊敬和表彰。他先后被授予“北京市荣誉市民”的称号和“甘肃省荣誉公民”称号。新西兰政府授予他“英国女王社会服务勋章”（1984）。1972年他的“故土”新西兰与他“居住的国土”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对他来说是极有意义的大事。他表示“能为建立这两国间友好关系的桥梁略尽微力，感到很荣幸。”我们将永志不忘这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新中友谊的奠基人，并世世代代学习他的光辉榜样。
（2007年9月5日） 作者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全国理事会特邀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