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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由于种种原因，以往的媒体往往或多或少都有一种“名人依赖”，这些“名人”与媒体合谋有意无意剥夺了“素人”们应该享有的媒体传播权。如何让那些“素人”们享有他们应该享有的媒体传播权？《小小演说家》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它至少满足了不同行为主体的四种渴望，当然，节目如欲可持续发展，还要妥善处理好三种关系，并且做到五个延伸。
【关键词】满足；渴望；关系；延伸
一、《小小演说家》为什么会成功
《小小演说家》节目播出以来，社会反响热烈，在互联网空间更是受到了追捧。个人认为，之所以能够取得一定的成绩，是因为这档节目至少满足了以下四种行为主体的正当需求。
（一）满足了曾经相对“失语”的群体对话语权追求的“聚光灯下发声”的大众传播渴望。经典的大众传播学理论告诉我们，受众应该享有三种基本权利：传播权（the right to communicate）、知晓权（the right to know）和传媒接近权（the right of access to mass media）。法国学者达尔西（Jean d’Arcy）最早提出了“传播权”的概念。1969年，他在一篇题为《电视转播卫星与传播权利》的文章中指出：总有一天人们将会承认一种比《世界人权宣言》中阐述的基本人权更重要、更全面的权利概念，那就是“传播权”。①1967年，美国学者巴隆（Barron）在《哈佛大学法学评论》上发表了《接近媒介——一项新的第一修正案权利》一文，首次提出“媒介接近权”②的概念。“媒介接近权”在西方往往体现在多频道有线电视领域，一些国家基于接近权原理，在发放有线电视系统经营许可证时，规定必须开设允许受众自主参与的“开放频道”。这些权利虽然理论上早已有人论及，但是，真正把它们变成现实却并非易事，尤其是对于那些“素人”们来说，包括电视在内的大众传媒是高不可攀的。小品《不差钱》之所以能够走红大江南北，并不仅仅是因为小沈阳等人演得好，很重要的一点，是它折射了一个虽然有些冷酷但却非常真实的现实，不和电视台导演攀亲戚、认姥爷，普通人就难以有到电视台露脸的机会。《小小演说家》却不用搞这些弯弯绕，不用随便拉个导演“认姥爷”就可以堂堂正正地站到“聚光灯”下一展才华，正是由于满足了曾经相对“失语”群体对话语权追求的传播渴望，它才得以“一战成名”。
（二）满足了普通百姓对“去中心化”或者“去明星化”追求的审美期待或审美渴望。由于种种原因，近年来，号称“大众传媒”的各种媒体平台竞相“靠明星博收视”，把节目变成比拼明星的场所。平心而论，明星确实具有一定的影响力甚至号召力，但是，物极必反，大鱼大肉再好，天天吃、顿顿吃也会令人望而却步，对于明星的“过度消费”必然导致受众的“审美疲劳”。日前，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出《关于加强真人秀节目管理的通知》，要求对当前真人秀节目继续引导和调控，避免过度明星化，坚决抵制过度娱乐化和低俗化。③但是，由于对于明星影响力的“思维迷信”和“路径依赖”，许多媒体往往对于广电总局的相关要求执行得并不彻底，花了很大力气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殊不知，老百姓，尤其是在互联网“去中心化”语境中生活的老百姓却并不买账。而《小小演说家》则努力为“素人”提供展示才艺的舞台，从而满足了普通百姓对“去中心化”或者“去明星化”追求的审美期待或审美渴望。
（三）满足了主流话语层对专业教育电视媒体“角色扮演”心理预期的渴望。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在《媒介的延伸》中指出，电视不只是大众的娱乐工具，还是改变整个生活情境的新力量。美国传播学家威尔伯·施拉姆则认为，“所有的电视都是教育的电视，唯一的差别是教什么”。中国本土的教育电视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独立建制始于20世纪80年代，产生较大社会影响力是进入新世纪之后。无论是在哪一个历史时期，主流话语层的期许都是希望它能够通过自己的独特产品或服务区别于其他电视媒体。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就曾经指出，“教育部和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比如充分利用广播、电视，举办各种训练班、进修班，编印教学参考资料等，大力培训师资”④，这也是教育电视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之所在。制作并播出《小小演说家》这类节目正是包括但不限于中国教育电视台在内的专业教育电视媒体按照主流話语层要求进行“角色扮演”时的正确选择。
（四）满足了不同介质媒体相互融合、相互借力发展的渴望。2017年2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到中央电视台调研媒体融合发展情况时强调，要进一步增强紧迫感使命感，实现广播电视传播和网络新媒体传播此长彼长，进一步提升广播电视媒体的实力和影响力。⑤《小小演说家》借助多媒体融合，先后在人民网、新华网、中新网、腾讯网、网易、搜狐、凤凰、光明、新浪、中华网、中国网等在内的800多家网络媒体，3600多个网络论坛贴吧发布节目内容。还积极与爱奇艺等新媒体进行深度媒体资源置换合作，在爱奇艺的总播放量已达到1200万，微博热门话题曾进入全国话题榜第6名，话题阅读量990万。从某种意义上说，该节目在新媒体的影响力已经超越在传统电视媒体上的影响力，至少与后者并驾齐驱，这也是借船出海，积极开展相关融合的结果，《小小演说家》的跨媒体传播，满足了电视传播和网络新媒体传播“此长彼长”的渴望。
二、《小小演说家》还有哪些可以改进的空间
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小小演说家》还有不少需要加以改进的空间。具体说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如何妥善处理好“叫好”“叫座”与“变现”之间的关系。衡量文化产品至少有两把“尺子”，一把叫作社会价值，一把叫作经济价值，从理论上说，好的文化产品是应当既具备较高的社会价值，又具备较高的经济价值，前者人们一般称其为“叫好”，后者人们一般称其为“叫座”。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叫好”的文化产品往往不一定“叫座”，“叫座”的文化产品往往不一定“叫好”，既“叫好”又“叫座”的文化产品往往不一定能够很容易“变现”。《小小演说家》目前可能就面临着这样的窘境。主办方为了办好这档节目可谓殚精竭虑，但是仅靠传统的传播渠道和单一的“产品第二次销售”即广告回报模式恐怕难以实现投入与产出的平衡，所以，应当开动脑筋、打开思路，兼顾“线上”与“线下”两个市场，不满足于当只是提供“場地”的“沃尔玛”，而应向“前店后厂”的“肯德基”学习，用好电视这个“窗口”，然后将相当大的精力投入“线下”的培训与运营上，以“厂”养“店”，以“店”扬（宣扬）“厂”，“店”“厂”合谋，确保《小小演说家》的可持续发展。 （二）如何妥善处理好“好看”“耐看”与“好看”之间的关系。一档电视节目如果打分的话，“好看”是基础，相当于60分，做到这一点并不是很难，难的是如何在“好看”的基础上实现“耐看”，也就是让大家看了之后意犹未尽，能够从中感悟到一些东西，做到这一步，可以给80分，算是“良好”，如果想要“优秀”的话，就要想方设法养成观众的约会意识，让他们每到播出时间都坐到电视机前面去与节目约会，如果用一个短语来加以概括的话，就是“好看”——这里的“好”读第四声，是“喜欢”的意思。从第一个“好看”到第二个“好看”是艰难的一跃，要做到这一跃，关键是要想方设法提升节目的“黏性”，而要提升节目的“黏性”，就要想方设法提升节目与特定目标群体的关联性，而要提升节目与特定目标群体的关联性，就应想方设法提升节目的功利性和实用性，在这个媒体丰富得一塌糊涂的时代，如果没有很强的功利性和实用性，估计不会有自己的稳定受众。
（三）如何妥善处理好“都市”“城镇”与“乡村”之间的关系。从现有的节目看，充当“演说家”的孩子绝大部分都是城市里的儿童，顶多有一些小城镇的孩子，但是却很少有来自农村的“祖国花朵”，这一点对于其他电视媒体来说可能不算什么，但对于教育电视台来说却是一个致命的硬伤！作为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电视媒体，教育电视台应该而且必须以为包括广大农村儿童在内的所有受众服务为宗旨，农村儿童与城镇孩子一样，处在同一片蓝天下，都应成为我们关心与呵护的对象，为农村孩子服务乃是教育电视台天经地义该干的事情。其实，仅仅只从传播的角度加以考量，适度增加一些来自农村的小选手也会使节目变得更加生动，既可以满足“讲政治”的需要，又可以满足“讲传播”的需要，何乐而不为呢？
三、改进建议：做好五个“延伸”，以便做到“熟悉的陌生化”
（一）产业链延伸。如前所述，建议栏目主创团队做“肯德基”，不做“沃尔玛”，建立合适的演说培训机构，在彰显教育传媒特色的同时，为扩大再生产提供资金保障。据相关研究，中国演讲口才培训市场潜力巨大。如何提高学生的有效沟通能力是学校、学生、老师以及家长都非常關注的话题。虽然目前国内各级各类学校入学考试还没有与“演说”能力直接相关的考试内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演说”能力乃是“屠龙之术”。联合国MMUN机构主席Michael Jacobson认为，演说与表演应成为孩子必修课，⑥近年来，赴海外留学的趋势一直势头不减，许多国外名校都非常看重申请者的口头表达能力，即使是“雅思”这样的资格考试，如果具备一定的“演说”能力，也会使参考者如虎添翼。由此可见，做“肯德基”，通过建立合适的演说培训机构，延伸《小小演说家》的产业链是大有可为的。
（二）参与人员延伸。如上所述，鉴于目前参与节目录制的儿童多来自于城市和城镇，为确保节目的公益性和可持续发展，建议将参与节目录制的儿童尽可能从城市和城镇向农村延伸。据中央电视台的报道，在2016年11月9日召开的第二次农村留守儿童部际联席会上，民政部首次对外发布我国农村留守儿童摸底排查的数据。截止至2016年年底，我国16岁以下农村留守儿童有902万人，其中由祖父母、外祖父母监护的805万人，无人监护的36万人。⑦他们的喜怒哀乐应该得到关注，他们肯定有话要说，将那些农村留守儿童请到演播室现场，既彰显传媒人的温度，也凸显了传播机构的态度，同时，还可以为第二季寻找新的话题，何乐而不为呢？
（三）演说话题延伸。演说话题可以考虑从身边小事向国家大事延伸。2011年5月，媒体曾经关注过湖北省武汉市的“五道杠大队长” 黄艺博。《武汉晚报》对黄艺博事迹予以报道时称，黄艺博“两三岁开始看《新闻联播》，7岁开始坚持每天读《人民日报》《参考消息》，如今，黄艺博已在全国重要报刊上发表过100多篇文章，并将其近3000元稿费和变卖废品赚来的零花钱都用在资助与看望孤寡老人。”“他上网只关注国内外新闻大事，从不玩游戏。”“五道杠大队长”也随即成为网络热词。由于基于数字技术的新媒体，特别是移动新媒体的迅速普及，新闻资讯的可获得性大大增强。像黄艺博这样“年幼不敢忘忧国”的关心国家大事的儿童肯定会越来越多，所以，在进行话题设置时一定要考虑到覆盖的广阔性，不应也不该将生理上的儿童与心理上的儿童画等号。
（四）传播平台延伸。传播平台的广度与传播效果的力度之间是存在某种正相关关系的。在新媒体时代，凡是成功的传播者，其传播一般都是全媒体联动甚至是全媒体覆盖。因此，建议《小小演说家》尽快从电视、视频平台向全媒体（包括两微一端、纸介媒体等）延伸，在这方面还是有文章可做的：在比较了与《小小演说家》相类似节目的新媒体传播情况后，笔者发现，《小小演说家》的关注137、粉丝22089、微博242；而与之相类似的《超级演说家》关注204、粉丝602361、微博4414；北京电视台《我是演说家》关注235、粉丝458700、微博3834。与同类演说节目相比，至少在微博这个平台上《小小演说家》还有较大增长空间，因此，应尽快向微博平台拓展和延伸。
（五）评价团队延伸。建议适时适度更换“导师团队”，这一点，国内许多媒体都已经注意到了。笔者注意到，为避免审美疲劳，浙江卫视的《中国好声音》每一季的导师团队都不完全一样：第一季的导师团队是刘欢、那英、庾澄庆、杨坤；第二季的导师团队是汪峰、那英、张惠妹、庾澄庆；第三季的导师团队是那英、汪峰、杨坤、齐秦；第四季的导师团队是周杰伦、庾澄庆、那英、汪峰。一直充当“导师”的只有一个那英。有鉴于此，建议《小小演说家》保留一个有用户缘的导师，其他的适时适度轮换。
注释：
①杜晋丰：《对警方与媒体关系法律维度的思考》，《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
②“接近权”或者“受众传媒接近權” （The right of access to mass media）是指大众即社会的每一个成员皆应有接近、利用媒介发表意见的自由。
③《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关于加强真人秀节目管理的通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http：//www.sarft.gov.cn/art/2016/3/23/art_106_
30247.html，2016年3月23日。
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论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73页。
⑤《刘奇葆调研央视：推动深度融合取得突破进展》，凤凰网，http：//news.ifeng.com/gov/a/20170220/5399403_0.shtml，2017年2月20日。
⑥《联合国专家在宁建言：演说与表演应成孩子必修课》，中国江苏网，http：//jsnews.jschina.com.cn/nj/a/201706/t20170610_629498.shtml，2017年6月10日。
⑦《902万！中国首次农村留守儿童摸底排查数据发布》，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11/09/c_1119881414.htm，2016年11月9日。
（作者系中国教育电视台副总编辑兼《教育传媒研究》编辑部总编辑，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关键词】满足；渴望；关系；延伸
一、《小小演说家》为什么会成功
《小小演说家》节目播出以来，社会反响热烈，在互联网空间更是受到了追捧。个人认为，之所以能够取得一定的成绩，是因为这档节目至少满足了以下四种行为主体的正当需求。
（一）满足了曾经相对“失语”的群体对话语权追求的“聚光灯下发声”的大众传播渴望。经典的大众传播学理论告诉我们，受众应该享有三种基本权利：传播权（the right to communicate）、知晓权（the right to know）和传媒接近权（the right of access to mass media）。法国学者达尔西（Jean d’Arcy）最早提出了“传播权”的概念。1969年，他在一篇题为《电视转播卫星与传播权利》的文章中指出：总有一天人们将会承认一种比《世界人权宣言》中阐述的基本人权更重要、更全面的权利概念，那就是“传播权”。①1967年，美国学者巴隆（Barron）在《哈佛大学法学评论》上发表了《接近媒介——一项新的第一修正案权利》一文，首次提出“媒介接近权”②的概念。“媒介接近权”在西方往往体现在多频道有线电视领域，一些国家基于接近权原理，在发放有线电视系统经营许可证时，规定必须开设允许受众自主参与的“开放频道”。这些权利虽然理论上早已有人论及，但是，真正把它们变成现实却并非易事，尤其是对于那些“素人”们来说，包括电视在内的大众传媒是高不可攀的。小品《不差钱》之所以能够走红大江南北，并不仅仅是因为小沈阳等人演得好，很重要的一点，是它折射了一个虽然有些冷酷但却非常真实的现实，不和电视台导演攀亲戚、认姥爷，普通人就难以有到电视台露脸的机会。《小小演说家》却不用搞这些弯弯绕，不用随便拉个导演“认姥爷”就可以堂堂正正地站到“聚光灯”下一展才华，正是由于满足了曾经相对“失语”群体对话语权追求的传播渴望，它才得以“一战成名”。
（二）满足了普通百姓对“去中心化”或者“去明星化”追求的审美期待或审美渴望。由于种种原因，近年来，号称“大众传媒”的各种媒体平台竞相“靠明星博收视”，把节目变成比拼明星的场所。平心而论，明星确实具有一定的影响力甚至号召力，但是，物极必反，大鱼大肉再好，天天吃、顿顿吃也会令人望而却步，对于明星的“过度消费”必然导致受众的“审美疲劳”。日前，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出《关于加强真人秀节目管理的通知》，要求对当前真人秀节目继续引导和调控，避免过度明星化，坚决抵制过度娱乐化和低俗化。③但是，由于对于明星影响力的“思维迷信”和“路径依赖”，许多媒体往往对于广电总局的相关要求执行得并不彻底，花了很大力气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殊不知，老百姓，尤其是在互联网“去中心化”语境中生活的老百姓却并不买账。而《小小演说家》则努力为“素人”提供展示才艺的舞台，从而满足了普通百姓对“去中心化”或者“去明星化”追求的审美期待或审美渴望。
（三）满足了主流话语层对专业教育电视媒体“角色扮演”心理预期的渴望。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在《媒介的延伸》中指出，电视不只是大众的娱乐工具，还是改变整个生活情境的新力量。美国传播学家威尔伯·施拉姆则认为，“所有的电视都是教育的电视，唯一的差别是教什么”。中国本土的教育电视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独立建制始于20世纪80年代，产生较大社会影响力是进入新世纪之后。无论是在哪一个历史时期，主流话语层的期许都是希望它能够通过自己的独特产品或服务区别于其他电视媒体。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就曾经指出，“教育部和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比如充分利用广播、电视，举办各种训练班、进修班，编印教学参考资料等，大力培训师资”④，这也是教育电视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之所在。制作并播出《小小演说家》这类节目正是包括但不限于中国教育电视台在内的专业教育电视媒体按照主流話语层要求进行“角色扮演”时的正确选择。
（四）满足了不同介质媒体相互融合、相互借力发展的渴望。2017年2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到中央电视台调研媒体融合发展情况时强调，要进一步增强紧迫感使命感，实现广播电视传播和网络新媒体传播此长彼长，进一步提升广播电视媒体的实力和影响力。⑤《小小演说家》借助多媒体融合，先后在人民网、新华网、中新网、腾讯网、网易、搜狐、凤凰、光明、新浪、中华网、中国网等在内的800多家网络媒体，3600多个网络论坛贴吧发布节目内容。还积极与爱奇艺等新媒体进行深度媒体资源置换合作，在爱奇艺的总播放量已达到1200万，微博热门话题曾进入全国话题榜第6名，话题阅读量990万。从某种意义上说，该节目在新媒体的影响力已经超越在传统电视媒体上的影响力，至少与后者并驾齐驱，这也是借船出海，积极开展相关融合的结果，《小小演说家》的跨媒体传播，满足了电视传播和网络新媒体传播“此长彼长”的渴望。
二、《小小演说家》还有哪些可以改进的空间
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小小演说家》还有不少需要加以改进的空间。具体说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如何妥善处理好“叫好”“叫座”与“变现”之间的关系。衡量文化产品至少有两把“尺子”，一把叫作社会价值，一把叫作经济价值，从理论上说，好的文化产品是应当既具备较高的社会价值，又具备较高的经济价值，前者人们一般称其为“叫好”，后者人们一般称其为“叫座”。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叫好”的文化产品往往不一定“叫座”，“叫座”的文化产品往往不一定“叫好”，既“叫好”又“叫座”的文化产品往往不一定能够很容易“变现”。《小小演说家》目前可能就面临着这样的窘境。主办方为了办好这档节目可谓殚精竭虑，但是仅靠传统的传播渠道和单一的“产品第二次销售”即广告回报模式恐怕难以实现投入与产出的平衡，所以，应当开动脑筋、打开思路，兼顾“线上”与“线下”两个市场，不满足于当只是提供“場地”的“沃尔玛”，而应向“前店后厂”的“肯德基”学习，用好电视这个“窗口”，然后将相当大的精力投入“线下”的培训与运营上，以“厂”养“店”，以“店”扬（宣扬）“厂”，“店”“厂”合谋，确保《小小演说家》的可持续发展。 （二）如何妥善处理好“好看”“耐看”与“好看”之间的关系。一档电视节目如果打分的话，“好看”是基础，相当于60分，做到这一点并不是很难，难的是如何在“好看”的基础上实现“耐看”，也就是让大家看了之后意犹未尽，能够从中感悟到一些东西，做到这一步，可以给80分，算是“良好”，如果想要“优秀”的话，就要想方设法养成观众的约会意识，让他们每到播出时间都坐到电视机前面去与节目约会，如果用一个短语来加以概括的话，就是“好看”——这里的“好”读第四声，是“喜欢”的意思。从第一个“好看”到第二个“好看”是艰难的一跃，要做到这一跃，关键是要想方设法提升节目的“黏性”，而要提升节目的“黏性”，就要想方设法提升节目与特定目标群体的关联性，而要提升节目与特定目标群体的关联性，就应想方设法提升节目的功利性和实用性，在这个媒体丰富得一塌糊涂的时代，如果没有很强的功利性和实用性，估计不会有自己的稳定受众。
（三）如何妥善处理好“都市”“城镇”与“乡村”之间的关系。从现有的节目看，充当“演说家”的孩子绝大部分都是城市里的儿童，顶多有一些小城镇的孩子，但是却很少有来自农村的“祖国花朵”，这一点对于其他电视媒体来说可能不算什么，但对于教育电视台来说却是一个致命的硬伤！作为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电视媒体，教育电视台应该而且必须以为包括广大农村儿童在内的所有受众服务为宗旨，农村儿童与城镇孩子一样，处在同一片蓝天下，都应成为我们关心与呵护的对象，为农村孩子服务乃是教育电视台天经地义该干的事情。其实，仅仅只从传播的角度加以考量，适度增加一些来自农村的小选手也会使节目变得更加生动，既可以满足“讲政治”的需要，又可以满足“讲传播”的需要，何乐而不为呢？
三、改进建议：做好五个“延伸”，以便做到“熟悉的陌生化”
（一）产业链延伸。如前所述，建议栏目主创团队做“肯德基”，不做“沃尔玛”，建立合适的演说培训机构，在彰显教育传媒特色的同时，为扩大再生产提供资金保障。据相关研究，中国演讲口才培训市场潜力巨大。如何提高学生的有效沟通能力是学校、学生、老师以及家长都非常關注的话题。虽然目前国内各级各类学校入学考试还没有与“演说”能力直接相关的考试内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演说”能力乃是“屠龙之术”。联合国MMUN机构主席Michael Jacobson认为，演说与表演应成为孩子必修课，⑥近年来，赴海外留学的趋势一直势头不减，许多国外名校都非常看重申请者的口头表达能力，即使是“雅思”这样的资格考试，如果具备一定的“演说”能力，也会使参考者如虎添翼。由此可见，做“肯德基”，通过建立合适的演说培训机构，延伸《小小演说家》的产业链是大有可为的。
（二）参与人员延伸。如上所述，鉴于目前参与节目录制的儿童多来自于城市和城镇，为确保节目的公益性和可持续发展，建议将参与节目录制的儿童尽可能从城市和城镇向农村延伸。据中央电视台的报道，在2016年11月9日召开的第二次农村留守儿童部际联席会上，民政部首次对外发布我国农村留守儿童摸底排查的数据。截止至2016年年底，我国16岁以下农村留守儿童有902万人，其中由祖父母、外祖父母监护的805万人，无人监护的36万人。⑦他们的喜怒哀乐应该得到关注，他们肯定有话要说，将那些农村留守儿童请到演播室现场，既彰显传媒人的温度，也凸显了传播机构的态度，同时，还可以为第二季寻找新的话题，何乐而不为呢？
（三）演说话题延伸。演说话题可以考虑从身边小事向国家大事延伸。2011年5月，媒体曾经关注过湖北省武汉市的“五道杠大队长” 黄艺博。《武汉晚报》对黄艺博事迹予以报道时称，黄艺博“两三岁开始看《新闻联播》，7岁开始坚持每天读《人民日报》《参考消息》，如今，黄艺博已在全国重要报刊上发表过100多篇文章，并将其近3000元稿费和变卖废品赚来的零花钱都用在资助与看望孤寡老人。”“他上网只关注国内外新闻大事，从不玩游戏。”“五道杠大队长”也随即成为网络热词。由于基于数字技术的新媒体，特别是移动新媒体的迅速普及，新闻资讯的可获得性大大增强。像黄艺博这样“年幼不敢忘忧国”的关心国家大事的儿童肯定会越来越多，所以，在进行话题设置时一定要考虑到覆盖的广阔性，不应也不该将生理上的儿童与心理上的儿童画等号。
（四）传播平台延伸。传播平台的广度与传播效果的力度之间是存在某种正相关关系的。在新媒体时代，凡是成功的传播者，其传播一般都是全媒体联动甚至是全媒体覆盖。因此，建议《小小演说家》尽快从电视、视频平台向全媒体（包括两微一端、纸介媒体等）延伸，在这方面还是有文章可做的：在比较了与《小小演说家》相类似节目的新媒体传播情况后，笔者发现，《小小演说家》的关注137、粉丝22089、微博242；而与之相类似的《超级演说家》关注204、粉丝602361、微博4414；北京电视台《我是演说家》关注235、粉丝458700、微博3834。与同类演说节目相比，至少在微博这个平台上《小小演说家》还有较大增长空间，因此，应尽快向微博平台拓展和延伸。
（五）评价团队延伸。建议适时适度更换“导师团队”，这一点，国内许多媒体都已经注意到了。笔者注意到，为避免审美疲劳，浙江卫视的《中国好声音》每一季的导师团队都不完全一样：第一季的导师团队是刘欢、那英、庾澄庆、杨坤；第二季的导师团队是汪峰、那英、张惠妹、庾澄庆；第三季的导师团队是那英、汪峰、杨坤、齐秦；第四季的导师团队是周杰伦、庾澄庆、那英、汪峰。一直充当“导师”的只有一个那英。有鉴于此，建议《小小演说家》保留一个有用户缘的导师，其他的适时适度轮换。
注释：
①杜晋丰：《对警方与媒体关系法律维度的思考》，《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
②“接近权”或者“受众传媒接近權” （The right of access to mass media）是指大众即社会的每一个成员皆应有接近、利用媒介发表意见的自由。
③《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关于加强真人秀节目管理的通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http：//www.sarft.gov.cn/art/2016/3/23/art_106_
30247.html，2016年3月23日。
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论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73页。
⑤《刘奇葆调研央视：推动深度融合取得突破进展》，凤凰网，http：//news.ifeng.com/gov/a/20170220/5399403_0.shtml，2017年2月20日。
⑥《联合国专家在宁建言：演说与表演应成孩子必修课》，中国江苏网，http：//jsnews.jschina.com.cn/nj/a/201706/t20170610_629498.shtml，2017年6月10日。
⑦《902万！中国首次农村留守儿童摸底排查数据发布》，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11/09/c_1119881414.htm，2016年11月9日。
（作者系中国教育电视台副总编辑兼《教育传媒研究》编辑部总编辑，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