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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里被毛泽东点将，由将军转任石油部部长，上任半年，就组织了川中石油会战。但这场会战的结果并没有取得胜利，而是受到了重大挫折。而也正是这次挫折，让余秋里吸取了教训，受到了启发，搞石油就必须掌握第一性资料，要根据数据作出决策和工作部署。
仅过了一年，1959年9月在东北松辽平原，“松基三井”钻出了工业油源，找到了中国最大的油田。
川中传来喜讯：三口探井喷出高产油流
1958年3月中旬，四川石油管理局传来捷报，在6天的时间里，在川中地区先后有3口探井喷油。消息传开，石油部大楼一片欢腾。大家盼望已久的“大油田”，似乎就在眼前，有人说：这次可是抱了一个大“金娃娃”。
此时，余秋里来到石油部只有半个月，突然传来的喜讯，使他感到高兴、振奋，但心中又感到有些不踏实，他急于想了解更多具体的情况。
3月16日晚，余秋里主持召开部党组会，研究四川石油勘探形势及今后的工作安排。会上，勘探司的同志介绍说：3月10日，龙女寺2号井喷油，日产60多吨；12日，南充3号井喷油，日产300多吨；16日，蓬莱1号井喷油，日产100多吨。这3口井分处3个构造，相距40至100公里。
余秋里问：每个构造有多大面积？
回答：大约100平方公里。
勘探司的同志继续说：3个构造各有1口井几乎是同时喷油，这说明川中地区很可能是一个大油田。
勘探司汇报后，余秋里问石油部副部长康世恩：老康，你刚从四川回来，谈谈你的看法。康世恩说：我同意勘探司的看法。从现在掌握的情况看，四川大有希望，很可能是个大油田。
余秋里问：苏联专家有什么看法？
康世恩说：他们听到消息后，一改往日的沉寂和矜持，个个欣喜若狂，都说是发现了大油田，逼着我请他们喝酒。请他们吃饭时，他们每个人都喝了不少酒，把我都灌醉了。
康世恩说：为了尽快把川中的情况搞清楚，我建议加大川中地压的勘探力量，如果在现在出油的三个构造上再选定20口关键井，川中是大油田还是小油田就基本上可以搞清楚了。
余秋里听了大家的介绍和分析，心中感到比较踏实了。他感到开发建设大油田的愿望即将成为现实，国家紧缺原油的状况很快就能得到缓解。他高兴地说：如果能在川中找到石油，不仅对四川、西南，而且对全国的经济建设都有重要意义。现在国家急需用油，我同意老康的意见，要进一步加强川中地区的勘探力量，尽快把情况搞清楚。
经过讨论，石油部党组决定，在大力开展东北和华北、苏北等东部地区石油蕴藏战略侦察的同时，加强川中地区勘探，争取以较快的速度，拿下南充、蓬莱镇、龙女寺三个构造，探明一定面积，得到工业储量，以便开始生产原油。
为了加强领导，决定成立川中矿务局，调玉门石油管理局的秦文彩、李德生到川中工作，分任矿务局局长、总地质师。
会议还决定，余秋里、康世恩于4月份去南充进行调查研究，并主持召开石油工业现场会议，传达中央成都会议精神，促进石油工业发展。同时，对加强川中石油勘探作出部署。
赴南充，部署进一步加强川中石油勘探
4月2日，余秋里、康世恩和勘探司司长唐克乘小型飞机离北京去南充。中午，飞机在西安加油，发现飞机有故障，需要进行维修，次日才能起飞去南充。
在宾馆住下以后，随行工作人员请示余秋里，下午怎么安排，是否可去参观一些名胜古迹？余秋里不高兴地说：现在哪里有时间去看什么名胜古迹！他转身对坐在旁边的康世恩说：党组决定撤销西安地质调查处，人员全部调到松辽去。下午，我们去看看他们是否行动起来了。康世恩说：好！
余秋里、康世恩、唐克来到西安地质调查处。接待他们的是工会主席关耀家和总地质师张传淦。
余秋里问：你们处长呢？
关耀家答：宋世宽处长和地质师杨继良到松辽去了。
余秋里满意地点点头，又说：我看到院子里还有不少人在走来走去，他们什么时间走？
张传淦答：他们是刚从外地回来的技术人员，正在做去松辽的准备工作。
余秋里问：你们俩去松辽吗？
关耀家答：去！
余秋里把手一挥说：好！要去就马上去。松辽是一块肥肉，我们钱少，要先吃肥肉。青年人要干大事。我们不是常说，要建功立业嘛，松辽就是我们建功立业的地方，要到那里去大显身手。你们要赶快上去，要抢时间，国家缺油啊！
关耀家、张传淦把双腿一并，齐声回答：是！
4月3日中午，余秋里等乘飞机抵达南充。四川石油管理局局长张忠良等到机场迎接。张忠良说：请余部长先到市委招待所休息一中午，市委、市政府领导同志请你吃饭。余秋里说：吃饭不急，我要到井队去看一看。张忠良只好吩咐车队：去充9井。车队在公路上急驶。不久，从车窗中看到在绿色原野上耸立着的高高的井架，余秋里问：那就是钻井吧？同车的康世恩回答：是的。
汽车来到钻机前，余秋里不顾劝阻，登上了钻台。康世恩对工人说：余部长来看大家了。余秋里伸出右手想和工人握手，工人看到自己油污的双手，腼腆地说：太脏了！余秋里说：不脏，不脏，工人阶级最干净、最高尚。余秋里问了司钻是什么地方人、多大年纪，然后就一直默默地观察司钻的操作。康世恩则问了钻速、日进尺、地层情况等技术性问题。余秋里看到司钻紧握刹把，钻杆飞速地旋转。刘少奇曾说：搞石油的人，要正确处理好人、机器和石头的关系。此时此刻，余秋里确切了解了少奇同志谈话的含义。工人操纵钻机，钻头穿透岩石，探明地下是否有油。在人、机器、石头之间，人是第一位的，要多找石油，就要注重做人的工作，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张忠良见余秋里看得那样专心，有些着急。他对余秋里说：今天中午，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同志要陪你吃饭，他们在招待所已等候多时了。在一再催促下，余秋里才离开钻机，他对工人说：我还没看够，我还会再来。 现场会定于4月5日召开，参加会议的有管理局、厂矿的负责同志共70多人。4月4日，余秋里主持召开预备会议。他说：这次会议，主要是传达中央成都会议精神，参观了解川中石油勘探的大好形势。这是一次鼓劲的会，一次促进的会。希望通过这次会议，进一步鼓舞士气，加快石油工业发展。他宣布：这次会议由康世恩同志主持。他看到大家有些疑惑，解释说：我要利用这段时间，到下面跑一跑，在基层作些调查研究。会议结束时，我讲一次话。
会议开始后，余秋里乘坐一辆吉普车，在以南充为中心的川中矿区范围内奔波。他视察了南充、龙女寺、蓬莱镇3个构造的喷油现场。俗话说：眼见为实。他看到黑褐色的原油从管道中喷涌而出，非常兴奋，对这里是大油田的说法深信不疑。他对随行人员说：这下子，真的可能是一锄头刨出了一个‘金娃娃’。
余秋里从一个钻井队到另一个钻井队，上钻台，进帐篷，同工人谈话，嘘寒问暖，谈工作，聊生活。看似漫无边际的闲聊，实际都是围绕一个中心，即：基层工作中存在什么问题，怎样才能加强基层建设。
每天晚上，余秋里都和康世恩、唐克等开碰头会。开始时，一般都是康世恩向余秋里汇报会议情况。后期，余秋里谈了他在基层进行调查研究的情况。他说：
“钻井队是石油系统的基本生产单位，相当于解放军的连队。我们多次强调要加强队伍建设，首先要加强钻井队等基层单位的建设。基层建设搞好了，就有了坚实的基础，完成各项任务才有保证。
钻井队远离领导机构，分散在野外，条件艰苦，任务繁重。我们提出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像钻井队这样的单位，尤其需要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现实情况是：钻井队只有一个队长，一个副队长，每天忙于组织生产、安排生活，根本无暇顾及思想工作。因此，在井队中，职工闹不团结，打架斗殴，到老乡家偷鸡摸狗等现象时有发生。
钻井队有五六十人，麻雀虽小，肝脏俱全，井队除钻井工人之外，还有地质员、技术员。地质员、技术员、井队各搞一套，有问题分别找各自的上级，工作不协调，步调不一致，矛盾很多。
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加强基层建设，我考虑，我们要学习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在钻井队建设党支部，设立指导员。党支部对钻井队实行统一领导，把各项工作都置于党的领导之下。指导员主要负责钻井队的思想政治工作。我们宁肯少打几口井，也要这样做。”
康世恩赞叹余秋里工作抓得细，问题找得准，提出的解决办法切中时弊。
会议期间，余秋里主持召集四川石油管理局及参加会议的局、厂负责人开会，研究加强川中石油勘探的部署。会议决定，从玉门油田抽调45个钻井队、一个试油处、一个运输大队，共3400人，支援川中勘探。
4月20日，康世恩在现场会议上作了大战川中的动员报告，决定在这个地区摆68部钻机进行勘探，其中在喷油的南充、蓬莱镇、龙女寺选了20口关键井，作为主攻目标。康世恩雄心勃勃地说：“大油田、小油田，就看这20口井出油情况了！”
21日，会议结束时，余秋里讲了话，主要讲了两个问题，一是石油勘探方向；二是加强基层建设。
在谈到石油勘探方向，时说：我们所以要集中力量投入川中，原因有两条：一是条件好，二是价值大。这里交通方便，修路容易，人口众多，用水不难，对经济建设所起作用、产生的价值都是突出的。苏北、松辽也是价值和条件问题，在经济发达交通便利的工业区里找到油，自然要大力发展。每一个地区的勘探工作者，必须根据经济价值和条件来选择钻井方向，来确定钻井任务。我们钱少，要吃肥肉，骨头待有条件时再啃，反正它跑不了。花好树矮，伸手可摘的，我们就先干。
在谈到加强基层建设时说：井队是我们石油工业的基本生产单位，各个地区工作做得好不好都集中反映在井队工作上。各级领导必须特别注意井队工作。毛主席早就讲过，红军之所以艰难困苦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加强钻井队的建设，我们要学习解放军的光荣传统，每个井队都要建立党支部，设立政治指导员。
南充会议后，全国石油厂矿的基层生产队（车间），普遍建立了党支部，设立了政治指导员。历史证明，这一决定，对我国石油工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石油系统的老同志在接受我们采访时说：在上世纪60年代，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石油工人饿着肚子，坚持大庆石油会战，建成了大庆油田；在十年动乱中，大庆油田实现了稳产高产，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党支部发挥了战斗堡垒作用，共产党员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
进一步调集力量，展开川中石油会战
1958年10月，石油部在新疆克拉玛依召开现场会，总结推广克拉玛依油田开展社会主义竞赛，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经验。参加会议的有局、厂负责同志和先进代表，共500多人。
会议期间，余秋里、康世恩专门听取了四川石油管理局关于川中勘探情况的汇报，研究了下一步的工作部署。
四川石油管理局汇报说：经过半年的奋战，共打井70口，其中5个构造上的23口井喷出了原油。原定的20口关键井中，钻完了19口，其中6口井在钻井过程中发生井喷，但喷油量相差悬殊。经过试油投产的一些井，产能产量大不相同。实际产量下降很快。有一口井喷了28天，一天喷50到80吨。因为舍不得把油白白流掉，就把井关上了。奇怪得很，过了一个星期再打开，它却不出油了，喊它老子也不出来了。到底是什么原因，搞不清楚。当时还怀疑是井下面堵了。没有办法，就在这口井旁边100米的地方，又打了一口井，结果还是不出油。原来喷油的龙女寺2号井、南充3号井，也先后停止了喷油。这说明油在地下可能是一窝一窝的，地下情况很复杂，不像我们原来想的那样简单，那么乐观。
在讨论下一步怎么办时，大家纷纷发言，多数同志认为，川中虽有情况复杂的一面，但已有一批井打出了工业油流，与全国其他探区相比，仍是可能找到大油田最有利、最现实的地区。大家主张，应该进一步集中力量，尽快拿下这个油田。玉门石油管理局局长焦力人建议，由油田主要领导带领本单位的先进钻井队到四川参加会战。 在众口一词的情况下，惟有川中矿务局总地质师李德生独排众议，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说：
我到川中矿务局以后，和同志们在华莹山西麓观察了凉高山砂岩和大安寨灰岩储层地面露头，又详细研究了南充、龙女寺、蓬莱镇已完钻探井的岩心和实验室分析化验资料，加上几口探井试油时产量、压力变化曲线，我觉得不宜如此大动干戈搞会战，最好再等等已经出油的几口井，观察一下，再大规模布井。
李德生的发言，立即改变了会场上的气氛，好像是给一盆熊熊燃烧的火焰，泼上了一盆凉水。
李德生温和、文静，说话语调平缓，字字句句有理有据。但是，一心急于拿下大油田的余秋里、康世恩根本听不进这些逆耳的忠言。
康世恩站了起来，指着李德生说：你再说一遍。
李德生不慌不忙，他说：我还是坚持地质情况弄清楚再大干也不迟……不能蛮干，要干也得等地质资料都收集齐了才好决定怎么干嘛！
余秋里强压怒火，指着李德生问：那你说要等到什么时候？
李德生不温不火地回答：这个我说不准，或许半年……也可能一年、两年……
余秋里猛地把桌子一拍，大声吼道：“扯淡！等你把资料收集齐了，人家钢铁大王都已经把英国美国赶超了，我们还干个鸟！你说要收集资料，你要的是什么资料？川中的石油都喷到天上去了，这就是最好的资料！亏你还是个总地质师呢！”
余秋里喝了一口水，又一字一句地放下一狠话：你这是动摇军心！
当时，全国各地已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8月份，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正式决定1958年钢产量要比1957年翻一番，达到107万吨。当时有一句流行语，叫做“形势逼人”。对石油部来说，何止是逼人？国家严重缺油，石油人在毛主席和全国人民面前立下誓言，要实现“一吨钢一吨油”，这些都像千斤重担压在余秋里和石油部党组一班人的肩上，使他们寝不安席、食不甘味，争分夺秒地干，还唯恐赶不上形势，怎么能再等一年两年再大干？
李德生理性的建议没有被采纳。石油部党组经过讨论，决定在前一段工作的基础上，集中一部分力量，进行一次会战。
10月26日，余秋里在克拉玛依现场会议的总结中，宣布了关于在川中进行会战的决定。他指出：我们要集中力量，在今年最后两个月，拿下川中油田，这项任务，只准成功，不准失败。为了完成这项任务，余秋里要求四川石油管理局要全力以赴，玉门石油管理局、新疆石油管理局和青海石油管理局各选调一两个优秀钻井队和试油队，由一位局长级干部带领，于11月中旬到达川中，参加会战。在“拔白旗”活动中，保护了反对在川中进行
石油会战的科技人员
1958年5月，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期间，毛泽东在讲话中，指责那些对高指标、“大跃进”抱怀疑态度的人是什么“观潮派”、“秋后算账派”，说他们举的不是红旗而是“白旗”，号召在各地区、各部门都要“拔白旗、插红旗”。随后，在各地区、各部门普遍开展了“拔白旗”活动。
在石油部克拉玛依现场会议期间，也开展了“拔白旗”活动。对那些对高指标、大跃进有不同看法的同志进行了批判。
李德生反对在川中进行会战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克拉玛依，他立即成了受到重点批判的“白旗头子”。在批判大会上，不仅批判他反对川中会战，玉门来的同志还把他在玉门工作时的一些言论翻腾出来，说他“一贯右倾”。批判的言辞越来越严厉，调门越来越高。
一天，余秋里主持开会，听取关于现场会议情况的汇报。当汇报到“拔白旗”活动情况时，引起了他的高度重视。
汇报的同志说：李德生的问题很严重，他不仅反对川中会战，而且一贯右倾，大量事实证明，他是一个漏网的“右派”。
余秋里听着听着皱起了眉头，他问：李德生在反对共产党吗？对方回答：没有。问：他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吗？答：也没有。余秋里说：他一不反党，二不反社会主义，怎么能说他是漏网‘右派’？对方辩解说李德生反对川中会战，就是反对“大跃进”，反对总路线。余秋里说：不能这么说，他不同意川中会战，是对工作的部署有不同意见，出发点是为了工作。如果因为对工作提了一些不同意见，就被打成‘右派’，以后谁还敢在工作中提出不同意见？
余秋里见对方不再讲话了，口气缓和了一些。他说：我们看一个人要看他的全面。我听康世恩同志说，1945年，李德生在中央大学地质系毕业后，就去了玉门油矿，从此就在大西北扎下了根，这对一个在上海长大的青年来说，是很不容易的。他在工作中一直表现很好。川中出油以后，为了加强川中矿务局的领导，经石油部党组研究，才调他到川中矿务局任总地质师的。
余秋里又进一步说：一个同志有缺点、错误，我们应该批评教育，批评得严一些，调子高一些，也可以。但是对组织处理一定要慎之又慎。发现一个人才不容易，培养一个人才更不容易，但是要毁掉一个人才，是很容易的，作为领导同志一定要注意。
在关键时刻，余秋里保护了李德生，使他躲过了一劫。
会战受挫，感叹：川中是“教师爷”
教训了我们，使我们学乖了。
1959年1月，石油部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中共中央武昌会议文件和毛泽东关于“压缩空气”、“冷热结合”的讲话。
会议期间，余秋里、康世恩同四川石油管理局以及参加会战的玉门、新疆、青海局的负责同志开会，又一次专门分析了川中形势。大家谈到，从1958年11月会战开始以来，在钻井过程中，喷油和试油过程中出油的有37口井，其中出油情况较好的有9口井，根据钻井、试油试采结果和岩心、电测等资料综合研究分析，了解到出油地层——侏罗系凉高山层在川中分布很广，但是油层性质差，结构很致密，表现为不稳定、变化大；油层薄、夹层多；产量低，下降快。证明了含油部分基本上是石灰岩的裂缝和晶洞，属裂缝藏油。没有找到连片的、产量比较高、比较稳定的含油面积。 会战总指挥康世恩在会上提出：鉴于川中地质情况复杂，建议收缩队伍，集中力量研究地质规律。余秋里说：两个月的会战实践证明，川中地质情况很复杂，可以说，我们遇到了狡猾而顽强的敌人，再搞下去，一时也难以找到分布规律和高产地区，我同意康世恩的意见，收拢力量，继续侦察，持久作战，长期打算。
会后，康世恩去四川，又做了一些综合研究和试采试验工作。
3月份，康世恩回到北京，经石油部党组研究，决定结束川中石油会战。
3月末的一天晚上，石油部在北京电报大楼召开电话会议。余秋里宣布：川中石油会战结束，要求新疆、青海、玉门的勘探队伍撤离川中，归还建制。
电话会议结束，余秋里、李人俊、康世恩回到宿舍，3人来到余秋里的会客室坐了下来。往日，每天晚饭后，大家聚集在这里，交流情况，分析形势，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谈笑风生，气氛热烈。今天则有所不同，轰轰烈烈的石油会战结束了，会战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曾经抱有很大希望的大油田没有拿到手。三人的心情都有些沉重。
同往日泛泛而谈的“侃大山”不同，这一天的话题主要集中在川中石油会战方面。
康世恩说：这次会战的失败，我应负主要责任，当时主要是在油层情况没有彻底搞清楚以前，就做了过高的估计、判断。
余秋里说：不能这么说。进行会战，是经部党组讨论，一致同意的。另外，我不认为会战是失败了，我倾向于认为是一次挫折，是我们在前进道路上遇到的一次挫折。它告诉我们，在我们面前的道路，决不是像长安大街那样宽阔、平坦，而是充满了曲折和艰险。如果我们能从这次挫折中吸取一些教训，那么，在今后的工作中就可以减少一些失误，少走一些弯路，挫折将会成为一种前进的动力。
康世恩说：说到教训，通过川中石油会战，我真正懂得了搞石油必须要十分重视第一性资料，靠数据说话，决不能单凭主观愿望。
余秋里说：会战前，川中有3口油井喷出了高产油流，大家都认为，发现了一个大油田。但经过一段时间，三口油井相继停喷。会战中，在这3口井周围打的井，有的未出油，出了油的，也很快就停喷。回过头来看，当时我们对形势看得过于乐观了，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事实证明，一口井出油不等于整个构造能出油；一时出油不等于能长期出油；一时高产不等于能稳定高产。石油深埋地下，看不见，摸不着，搞石油必须要把油层情况搞清楚，掌握第一性资料，要根据数据做出决策和工作部署，决不能凭热情和主观愿望。否则，必然一事无成。
李人俊说：说到经验教训，我觉得还有一条，就是做工作一定要谦虚谨慎，深入细致。川中3口井出油以后，还没有做很多工作，有些情况还没有搞清楚，就匆忙说发现了油田，这个油田不错，吹了牛，给工作带来了被动。
余秋里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教训，今后在工作中，要多干少说、只干不说，等事情办成以后，用硬邦邦的事实说话。
李人俊有个习惯，一般都在夜里12点以前睡觉，他一看表已11点多，站起来说：我先走了。
余秋里、康世恩谈兴正浓，毫无倦意。余秋里说：最近一个时期，我反复想一个问题，在一般情况下，多数人的意见是正确的，但有的时候，真理却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因此，在工作中，我们不仅要听多数人的意见，也要注意听取少数人的意见，特别是和我们意见不同的那些意见。我们决定进行川中石油会战的时候，川中矿务局的总地质师，那个‘白面书生’是提了不同意见的。康世恩：哦！李德生。余秋里：对！李德生。他在发言前，是作了调查研究的，他的意见是符合科学的。但当时我们头脑发热，根本听不进他的意见，还狠狠批评了他。
余秋里接着说：我觉得李德生这个人不简单，他有文化，有专业知识，而且敢讲真话，这一点是很可贵的。我们部里很需要这样的人，他可以弥补我们专业知识和经验的不足，可以使我们听到真实的情况和不同意见，防止工作中出现大的失误。
康世恩表示同意。他说：明天一上班，我就让人事司下调令，把他调到部里勘探司。
余秋里看了看壁上的挂钟，时针已指向凌晨1点多，他笑着指着时钟对康世恩说：不是明天，是今天。康世恩笑了，对！是今天，今天一上班，我就去办。
李德生调到石油部以后，在一次石油部厂矿会议上，余秋里问：李德生来了吗？李德生站了起来说：来了。余秋里示意他坐下，然后说：去年，部里决定在川中进行石油会战，李德生同志提了不同意见。当时，我们头脑发热，一心想拿下大油田，根本听不进他的意见，还狠狠批评了他。实践证明，李德生的意见是对的，真理在他一边，我批评他是错误的。今天，我向李德生同志赔礼道歉。说罢深深鞠了一躬。
余秋里的道歉，体现了他对科学的尊重，体现了他对人才的尊重，体现了他知错必改的品格。
1959年4月2日至5日，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召开，余秋里参加了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问余秋里：四川的情况怎么样啊？余秋里心情有些沉重地说：报告主席，四川情况不好！经过勘探，发现那里油层薄、产量低、下降快，没有发现大的油田。毛泽东说：那里没有找到，就到别处找。‘东方不亮西方亮’，中国这么大的地方，总会找到油的。余秋里说：“我们遵循小平同志的指示，将石油勘探的战略重点从西部地区转移到了东部地区，我们将加强东北、华北、苏北等地区的勘探。毛泽东问：四川呢？余秋里回答：四川也不放弃，将由四川石油管理局继续勘探，有油要油，有气要气，有水要水，淡水浇田，成水熬盐。毛泽东说：好嘛！
时光流逝了几十年，在上世纪90年代，晚年的余秋里回顾往事，在写回忆录时，谈到川中石油会战，写下了这么一段文字：“川中石油会战，可以说是我刚到石油部后打的一场‘遭遇战’，也是转到石油工业战线后的第一次重大实践。在这次会战中，我们碰了钉子，也学到了不少知识，得到了有益的启示，对我以后的工作大有好处。……我曾对四川石油管理局的同志说：感谢你们四川，川中是‘教师爷’，教训了我们，使我们学乖了。”
（编辑 王世英）
仅过了一年，1959年9月在东北松辽平原，“松基三井”钻出了工业油源，找到了中国最大的油田。
川中传来喜讯：三口探井喷出高产油流
1958年3月中旬，四川石油管理局传来捷报，在6天的时间里，在川中地区先后有3口探井喷油。消息传开，石油部大楼一片欢腾。大家盼望已久的“大油田”，似乎就在眼前，有人说：这次可是抱了一个大“金娃娃”。
此时，余秋里来到石油部只有半个月，突然传来的喜讯，使他感到高兴、振奋，但心中又感到有些不踏实，他急于想了解更多具体的情况。
3月16日晚，余秋里主持召开部党组会，研究四川石油勘探形势及今后的工作安排。会上，勘探司的同志介绍说：3月10日，龙女寺2号井喷油，日产60多吨；12日，南充3号井喷油，日产300多吨；16日，蓬莱1号井喷油，日产100多吨。这3口井分处3个构造，相距40至100公里。
余秋里问：每个构造有多大面积？
回答：大约100平方公里。
勘探司的同志继续说：3个构造各有1口井几乎是同时喷油，这说明川中地区很可能是一个大油田。
勘探司汇报后，余秋里问石油部副部长康世恩：老康，你刚从四川回来，谈谈你的看法。康世恩说：我同意勘探司的看法。从现在掌握的情况看，四川大有希望，很可能是个大油田。
余秋里问：苏联专家有什么看法？
康世恩说：他们听到消息后，一改往日的沉寂和矜持，个个欣喜若狂，都说是发现了大油田，逼着我请他们喝酒。请他们吃饭时，他们每个人都喝了不少酒，把我都灌醉了。
康世恩说：为了尽快把川中的情况搞清楚，我建议加大川中地压的勘探力量，如果在现在出油的三个构造上再选定20口关键井，川中是大油田还是小油田就基本上可以搞清楚了。
余秋里听了大家的介绍和分析，心中感到比较踏实了。他感到开发建设大油田的愿望即将成为现实，国家紧缺原油的状况很快就能得到缓解。他高兴地说：如果能在川中找到石油，不仅对四川、西南，而且对全国的经济建设都有重要意义。现在国家急需用油，我同意老康的意见，要进一步加强川中地区的勘探力量，尽快把情况搞清楚。
经过讨论，石油部党组决定，在大力开展东北和华北、苏北等东部地区石油蕴藏战略侦察的同时，加强川中地区勘探，争取以较快的速度，拿下南充、蓬莱镇、龙女寺三个构造，探明一定面积，得到工业储量，以便开始生产原油。
为了加强领导，决定成立川中矿务局，调玉门石油管理局的秦文彩、李德生到川中工作，分任矿务局局长、总地质师。
会议还决定，余秋里、康世恩于4月份去南充进行调查研究，并主持召开石油工业现场会议，传达中央成都会议精神，促进石油工业发展。同时，对加强川中石油勘探作出部署。
赴南充，部署进一步加强川中石油勘探
4月2日，余秋里、康世恩和勘探司司长唐克乘小型飞机离北京去南充。中午，飞机在西安加油，发现飞机有故障，需要进行维修，次日才能起飞去南充。
在宾馆住下以后，随行工作人员请示余秋里，下午怎么安排，是否可去参观一些名胜古迹？余秋里不高兴地说：现在哪里有时间去看什么名胜古迹！他转身对坐在旁边的康世恩说：党组决定撤销西安地质调查处，人员全部调到松辽去。下午，我们去看看他们是否行动起来了。康世恩说：好！
余秋里、康世恩、唐克来到西安地质调查处。接待他们的是工会主席关耀家和总地质师张传淦。
余秋里问：你们处长呢？
关耀家答：宋世宽处长和地质师杨继良到松辽去了。
余秋里满意地点点头，又说：我看到院子里还有不少人在走来走去，他们什么时间走？
张传淦答：他们是刚从外地回来的技术人员，正在做去松辽的准备工作。
余秋里问：你们俩去松辽吗？
关耀家答：去！
余秋里把手一挥说：好！要去就马上去。松辽是一块肥肉，我们钱少，要先吃肥肉。青年人要干大事。我们不是常说，要建功立业嘛，松辽就是我们建功立业的地方，要到那里去大显身手。你们要赶快上去，要抢时间，国家缺油啊！
关耀家、张传淦把双腿一并，齐声回答：是！
4月3日中午，余秋里等乘飞机抵达南充。四川石油管理局局长张忠良等到机场迎接。张忠良说：请余部长先到市委招待所休息一中午，市委、市政府领导同志请你吃饭。余秋里说：吃饭不急，我要到井队去看一看。张忠良只好吩咐车队：去充9井。车队在公路上急驶。不久，从车窗中看到在绿色原野上耸立着的高高的井架，余秋里问：那就是钻井吧？同车的康世恩回答：是的。
汽车来到钻机前，余秋里不顾劝阻，登上了钻台。康世恩对工人说：余部长来看大家了。余秋里伸出右手想和工人握手，工人看到自己油污的双手，腼腆地说：太脏了！余秋里说：不脏，不脏，工人阶级最干净、最高尚。余秋里问了司钻是什么地方人、多大年纪，然后就一直默默地观察司钻的操作。康世恩则问了钻速、日进尺、地层情况等技术性问题。余秋里看到司钻紧握刹把，钻杆飞速地旋转。刘少奇曾说：搞石油的人，要正确处理好人、机器和石头的关系。此时此刻，余秋里确切了解了少奇同志谈话的含义。工人操纵钻机，钻头穿透岩石，探明地下是否有油。在人、机器、石头之间，人是第一位的，要多找石油，就要注重做人的工作，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张忠良见余秋里看得那样专心，有些着急。他对余秋里说：今天中午，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同志要陪你吃饭，他们在招待所已等候多时了。在一再催促下，余秋里才离开钻机，他对工人说：我还没看够，我还会再来。 现场会定于4月5日召开，参加会议的有管理局、厂矿的负责同志共70多人。4月4日，余秋里主持召开预备会议。他说：这次会议，主要是传达中央成都会议精神，参观了解川中石油勘探的大好形势。这是一次鼓劲的会，一次促进的会。希望通过这次会议，进一步鼓舞士气，加快石油工业发展。他宣布：这次会议由康世恩同志主持。他看到大家有些疑惑，解释说：我要利用这段时间，到下面跑一跑，在基层作些调查研究。会议结束时，我讲一次话。
会议开始后，余秋里乘坐一辆吉普车，在以南充为中心的川中矿区范围内奔波。他视察了南充、龙女寺、蓬莱镇3个构造的喷油现场。俗话说：眼见为实。他看到黑褐色的原油从管道中喷涌而出，非常兴奋，对这里是大油田的说法深信不疑。他对随行人员说：这下子，真的可能是一锄头刨出了一个‘金娃娃’。
余秋里从一个钻井队到另一个钻井队，上钻台，进帐篷，同工人谈话，嘘寒问暖，谈工作，聊生活。看似漫无边际的闲聊，实际都是围绕一个中心，即：基层工作中存在什么问题，怎样才能加强基层建设。
每天晚上，余秋里都和康世恩、唐克等开碰头会。开始时，一般都是康世恩向余秋里汇报会议情况。后期，余秋里谈了他在基层进行调查研究的情况。他说：
“钻井队是石油系统的基本生产单位，相当于解放军的连队。我们多次强调要加强队伍建设，首先要加强钻井队等基层单位的建设。基层建设搞好了，就有了坚实的基础，完成各项任务才有保证。
钻井队远离领导机构，分散在野外，条件艰苦，任务繁重。我们提出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像钻井队这样的单位，尤其需要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现实情况是：钻井队只有一个队长，一个副队长，每天忙于组织生产、安排生活，根本无暇顾及思想工作。因此，在井队中，职工闹不团结，打架斗殴，到老乡家偷鸡摸狗等现象时有发生。
钻井队有五六十人，麻雀虽小，肝脏俱全，井队除钻井工人之外，还有地质员、技术员。地质员、技术员、井队各搞一套，有问题分别找各自的上级，工作不协调，步调不一致，矛盾很多。
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加强基层建设，我考虑，我们要学习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在钻井队建设党支部，设立指导员。党支部对钻井队实行统一领导，把各项工作都置于党的领导之下。指导员主要负责钻井队的思想政治工作。我们宁肯少打几口井，也要这样做。”
康世恩赞叹余秋里工作抓得细，问题找得准，提出的解决办法切中时弊。
会议期间，余秋里主持召集四川石油管理局及参加会议的局、厂负责人开会，研究加强川中石油勘探的部署。会议决定，从玉门油田抽调45个钻井队、一个试油处、一个运输大队，共3400人，支援川中勘探。
4月20日，康世恩在现场会议上作了大战川中的动员报告，决定在这个地区摆68部钻机进行勘探，其中在喷油的南充、蓬莱镇、龙女寺选了20口关键井，作为主攻目标。康世恩雄心勃勃地说：“大油田、小油田，就看这20口井出油情况了！”
21日，会议结束时，余秋里讲了话，主要讲了两个问题，一是石油勘探方向；二是加强基层建设。
在谈到石油勘探方向，时说：我们所以要集中力量投入川中，原因有两条：一是条件好，二是价值大。这里交通方便，修路容易，人口众多，用水不难，对经济建设所起作用、产生的价值都是突出的。苏北、松辽也是价值和条件问题，在经济发达交通便利的工业区里找到油，自然要大力发展。每一个地区的勘探工作者，必须根据经济价值和条件来选择钻井方向，来确定钻井任务。我们钱少，要吃肥肉，骨头待有条件时再啃，反正它跑不了。花好树矮，伸手可摘的，我们就先干。
在谈到加强基层建设时说：井队是我们石油工业的基本生产单位，各个地区工作做得好不好都集中反映在井队工作上。各级领导必须特别注意井队工作。毛主席早就讲过，红军之所以艰难困苦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加强钻井队的建设，我们要学习解放军的光荣传统，每个井队都要建立党支部，设立政治指导员。
南充会议后，全国石油厂矿的基层生产队（车间），普遍建立了党支部，设立了政治指导员。历史证明，这一决定，对我国石油工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石油系统的老同志在接受我们采访时说：在上世纪60年代，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石油工人饿着肚子，坚持大庆石油会战，建成了大庆油田；在十年动乱中，大庆油田实现了稳产高产，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党支部发挥了战斗堡垒作用，共产党员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
进一步调集力量，展开川中石油会战
1958年10月，石油部在新疆克拉玛依召开现场会，总结推广克拉玛依油田开展社会主义竞赛，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经验。参加会议的有局、厂负责同志和先进代表，共500多人。
会议期间，余秋里、康世恩专门听取了四川石油管理局关于川中勘探情况的汇报，研究了下一步的工作部署。
四川石油管理局汇报说：经过半年的奋战，共打井70口，其中5个构造上的23口井喷出了原油。原定的20口关键井中，钻完了19口，其中6口井在钻井过程中发生井喷，但喷油量相差悬殊。经过试油投产的一些井，产能产量大不相同。实际产量下降很快。有一口井喷了28天，一天喷50到80吨。因为舍不得把油白白流掉，就把井关上了。奇怪得很，过了一个星期再打开，它却不出油了，喊它老子也不出来了。到底是什么原因，搞不清楚。当时还怀疑是井下面堵了。没有办法，就在这口井旁边100米的地方，又打了一口井，结果还是不出油。原来喷油的龙女寺2号井、南充3号井，也先后停止了喷油。这说明油在地下可能是一窝一窝的，地下情况很复杂，不像我们原来想的那样简单，那么乐观。
在讨论下一步怎么办时，大家纷纷发言，多数同志认为，川中虽有情况复杂的一面，但已有一批井打出了工业油流，与全国其他探区相比，仍是可能找到大油田最有利、最现实的地区。大家主张，应该进一步集中力量，尽快拿下这个油田。玉门石油管理局局长焦力人建议，由油田主要领导带领本单位的先进钻井队到四川参加会战。 在众口一词的情况下，惟有川中矿务局总地质师李德生独排众议，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说：
我到川中矿务局以后，和同志们在华莹山西麓观察了凉高山砂岩和大安寨灰岩储层地面露头，又详细研究了南充、龙女寺、蓬莱镇已完钻探井的岩心和实验室分析化验资料，加上几口探井试油时产量、压力变化曲线，我觉得不宜如此大动干戈搞会战，最好再等等已经出油的几口井，观察一下，再大规模布井。
李德生的发言，立即改变了会场上的气氛，好像是给一盆熊熊燃烧的火焰，泼上了一盆凉水。
李德生温和、文静，说话语调平缓，字字句句有理有据。但是，一心急于拿下大油田的余秋里、康世恩根本听不进这些逆耳的忠言。
康世恩站了起来，指着李德生说：你再说一遍。
李德生不慌不忙，他说：我还是坚持地质情况弄清楚再大干也不迟……不能蛮干，要干也得等地质资料都收集齐了才好决定怎么干嘛！
余秋里强压怒火，指着李德生问：那你说要等到什么时候？
李德生不温不火地回答：这个我说不准，或许半年……也可能一年、两年……
余秋里猛地把桌子一拍，大声吼道：“扯淡！等你把资料收集齐了，人家钢铁大王都已经把英国美国赶超了，我们还干个鸟！你说要收集资料，你要的是什么资料？川中的石油都喷到天上去了，这就是最好的资料！亏你还是个总地质师呢！”
余秋里喝了一口水，又一字一句地放下一狠话：你这是动摇军心！
当时，全国各地已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8月份，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正式决定1958年钢产量要比1957年翻一番，达到107万吨。当时有一句流行语，叫做“形势逼人”。对石油部来说，何止是逼人？国家严重缺油，石油人在毛主席和全国人民面前立下誓言，要实现“一吨钢一吨油”，这些都像千斤重担压在余秋里和石油部党组一班人的肩上，使他们寝不安席、食不甘味，争分夺秒地干，还唯恐赶不上形势，怎么能再等一年两年再大干？
李德生理性的建议没有被采纳。石油部党组经过讨论，决定在前一段工作的基础上，集中一部分力量，进行一次会战。
10月26日，余秋里在克拉玛依现场会议的总结中，宣布了关于在川中进行会战的决定。他指出：我们要集中力量，在今年最后两个月，拿下川中油田，这项任务，只准成功，不准失败。为了完成这项任务，余秋里要求四川石油管理局要全力以赴，玉门石油管理局、新疆石油管理局和青海石油管理局各选调一两个优秀钻井队和试油队，由一位局长级干部带领，于11月中旬到达川中，参加会战。在“拔白旗”活动中，保护了反对在川中进行
石油会战的科技人员
1958年5月，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期间，毛泽东在讲话中，指责那些对高指标、“大跃进”抱怀疑态度的人是什么“观潮派”、“秋后算账派”，说他们举的不是红旗而是“白旗”，号召在各地区、各部门都要“拔白旗、插红旗”。随后，在各地区、各部门普遍开展了“拔白旗”活动。
在石油部克拉玛依现场会议期间，也开展了“拔白旗”活动。对那些对高指标、大跃进有不同看法的同志进行了批判。
李德生反对在川中进行会战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克拉玛依，他立即成了受到重点批判的“白旗头子”。在批判大会上，不仅批判他反对川中会战，玉门来的同志还把他在玉门工作时的一些言论翻腾出来，说他“一贯右倾”。批判的言辞越来越严厉，调门越来越高。
一天，余秋里主持开会，听取关于现场会议情况的汇报。当汇报到“拔白旗”活动情况时，引起了他的高度重视。
汇报的同志说：李德生的问题很严重，他不仅反对川中会战，而且一贯右倾，大量事实证明，他是一个漏网的“右派”。
余秋里听着听着皱起了眉头，他问：李德生在反对共产党吗？对方回答：没有。问：他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吗？答：也没有。余秋里说：他一不反党，二不反社会主义，怎么能说他是漏网‘右派’？对方辩解说李德生反对川中会战，就是反对“大跃进”，反对总路线。余秋里说：不能这么说，他不同意川中会战，是对工作的部署有不同意见，出发点是为了工作。如果因为对工作提了一些不同意见，就被打成‘右派’，以后谁还敢在工作中提出不同意见？
余秋里见对方不再讲话了，口气缓和了一些。他说：我们看一个人要看他的全面。我听康世恩同志说，1945年，李德生在中央大学地质系毕业后，就去了玉门油矿，从此就在大西北扎下了根，这对一个在上海长大的青年来说，是很不容易的。他在工作中一直表现很好。川中出油以后，为了加强川中矿务局的领导，经石油部党组研究，才调他到川中矿务局任总地质师的。
余秋里又进一步说：一个同志有缺点、错误，我们应该批评教育，批评得严一些，调子高一些，也可以。但是对组织处理一定要慎之又慎。发现一个人才不容易，培养一个人才更不容易，但是要毁掉一个人才，是很容易的，作为领导同志一定要注意。
在关键时刻，余秋里保护了李德生，使他躲过了一劫。
会战受挫，感叹：川中是“教师爷”
教训了我们，使我们学乖了。
1959年1月，石油部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中共中央武昌会议文件和毛泽东关于“压缩空气”、“冷热结合”的讲话。
会议期间，余秋里、康世恩同四川石油管理局以及参加会战的玉门、新疆、青海局的负责同志开会，又一次专门分析了川中形势。大家谈到，从1958年11月会战开始以来，在钻井过程中，喷油和试油过程中出油的有37口井，其中出油情况较好的有9口井，根据钻井、试油试采结果和岩心、电测等资料综合研究分析，了解到出油地层——侏罗系凉高山层在川中分布很广，但是油层性质差，结构很致密，表现为不稳定、变化大；油层薄、夹层多；产量低，下降快。证明了含油部分基本上是石灰岩的裂缝和晶洞，属裂缝藏油。没有找到连片的、产量比较高、比较稳定的含油面积。 会战总指挥康世恩在会上提出：鉴于川中地质情况复杂，建议收缩队伍，集中力量研究地质规律。余秋里说：两个月的会战实践证明，川中地质情况很复杂，可以说，我们遇到了狡猾而顽强的敌人，再搞下去，一时也难以找到分布规律和高产地区，我同意康世恩的意见，收拢力量，继续侦察，持久作战，长期打算。
会后，康世恩去四川，又做了一些综合研究和试采试验工作。
3月份，康世恩回到北京，经石油部党组研究，决定结束川中石油会战。
3月末的一天晚上，石油部在北京电报大楼召开电话会议。余秋里宣布：川中石油会战结束，要求新疆、青海、玉门的勘探队伍撤离川中，归还建制。
电话会议结束，余秋里、李人俊、康世恩回到宿舍，3人来到余秋里的会客室坐了下来。往日，每天晚饭后，大家聚集在这里，交流情况，分析形势，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谈笑风生，气氛热烈。今天则有所不同，轰轰烈烈的石油会战结束了，会战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曾经抱有很大希望的大油田没有拿到手。三人的心情都有些沉重。
同往日泛泛而谈的“侃大山”不同，这一天的话题主要集中在川中石油会战方面。
康世恩说：这次会战的失败，我应负主要责任，当时主要是在油层情况没有彻底搞清楚以前，就做了过高的估计、判断。
余秋里说：不能这么说。进行会战，是经部党组讨论，一致同意的。另外，我不认为会战是失败了，我倾向于认为是一次挫折，是我们在前进道路上遇到的一次挫折。它告诉我们，在我们面前的道路，决不是像长安大街那样宽阔、平坦，而是充满了曲折和艰险。如果我们能从这次挫折中吸取一些教训，那么，在今后的工作中就可以减少一些失误，少走一些弯路，挫折将会成为一种前进的动力。
康世恩说：说到教训，通过川中石油会战，我真正懂得了搞石油必须要十分重视第一性资料，靠数据说话，决不能单凭主观愿望。
余秋里说：会战前，川中有3口油井喷出了高产油流，大家都认为，发现了一个大油田。但经过一段时间，三口油井相继停喷。会战中，在这3口井周围打的井，有的未出油，出了油的，也很快就停喷。回过头来看，当时我们对形势看得过于乐观了，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事实证明，一口井出油不等于整个构造能出油；一时出油不等于能长期出油；一时高产不等于能稳定高产。石油深埋地下，看不见，摸不着，搞石油必须要把油层情况搞清楚，掌握第一性资料，要根据数据做出决策和工作部署，决不能凭热情和主观愿望。否则，必然一事无成。
李人俊说：说到经验教训，我觉得还有一条，就是做工作一定要谦虚谨慎，深入细致。川中3口井出油以后，还没有做很多工作，有些情况还没有搞清楚，就匆忙说发现了油田，这个油田不错，吹了牛，给工作带来了被动。
余秋里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教训，今后在工作中，要多干少说、只干不说，等事情办成以后，用硬邦邦的事实说话。
李人俊有个习惯，一般都在夜里12点以前睡觉，他一看表已11点多，站起来说：我先走了。
余秋里、康世恩谈兴正浓，毫无倦意。余秋里说：最近一个时期，我反复想一个问题，在一般情况下，多数人的意见是正确的，但有的时候，真理却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因此，在工作中，我们不仅要听多数人的意见，也要注意听取少数人的意见，特别是和我们意见不同的那些意见。我们决定进行川中石油会战的时候，川中矿务局的总地质师，那个‘白面书生’是提了不同意见的。康世恩：哦！李德生。余秋里：对！李德生。他在发言前，是作了调查研究的，他的意见是符合科学的。但当时我们头脑发热，根本听不进他的意见，还狠狠批评了他。
余秋里接着说：我觉得李德生这个人不简单，他有文化，有专业知识，而且敢讲真话，这一点是很可贵的。我们部里很需要这样的人，他可以弥补我们专业知识和经验的不足，可以使我们听到真实的情况和不同意见，防止工作中出现大的失误。
康世恩表示同意。他说：明天一上班，我就让人事司下调令，把他调到部里勘探司。
余秋里看了看壁上的挂钟，时针已指向凌晨1点多，他笑着指着时钟对康世恩说：不是明天，是今天。康世恩笑了，对！是今天，今天一上班，我就去办。
李德生调到石油部以后，在一次石油部厂矿会议上，余秋里问：李德生来了吗？李德生站了起来说：来了。余秋里示意他坐下，然后说：去年，部里决定在川中进行石油会战，李德生同志提了不同意见。当时，我们头脑发热，一心想拿下大油田，根本听不进他的意见，还狠狠批评了他。实践证明，李德生的意见是对的，真理在他一边，我批评他是错误的。今天，我向李德生同志赔礼道歉。说罢深深鞠了一躬。
余秋里的道歉，体现了他对科学的尊重，体现了他对人才的尊重，体现了他知错必改的品格。
1959年4月2日至5日，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召开，余秋里参加了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问余秋里：四川的情况怎么样啊？余秋里心情有些沉重地说：报告主席，四川情况不好！经过勘探，发现那里油层薄、产量低、下降快，没有发现大的油田。毛泽东说：那里没有找到，就到别处找。‘东方不亮西方亮’，中国这么大的地方，总会找到油的。余秋里说：“我们遵循小平同志的指示，将石油勘探的战略重点从西部地区转移到了东部地区，我们将加强东北、华北、苏北等地区的勘探。毛泽东问：四川呢？余秋里回答：四川也不放弃，将由四川石油管理局继续勘探，有油要油，有气要气，有水要水，淡水浇田，成水熬盐。毛泽东说：好嘛！
时光流逝了几十年，在上世纪90年代，晚年的余秋里回顾往事，在写回忆录时，谈到川中石油会战，写下了这么一段文字：“川中石油会战，可以说是我刚到石油部后打的一场‘遭遇战’，也是转到石油工业战线后的第一次重大实践。在这次会战中，我们碰了钉子，也学到了不少知识，得到了有益的启示，对我以后的工作大有好处。……我曾对四川石油管理局的同志说：感谢你们四川，川中是‘教师爷’，教训了我们，使我们学乖了。”
（编辑 王世英）